[摘要] “三反”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这主要有对反腐败斗争要高度重视，高度自觉，一抓到底；反腐败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与重调查证据、严密控制相结合，特别是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党内的腐败现象滋生是同资产阶级的腐蚀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反腐败斗争中，要紧紧把握斗争的正确方向，及时纠正各种偏差，保证运动健康顺利发展；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制度建设，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7)10-0056-07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弹”袭击而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开展“三反”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至1952年6月，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
这场反腐蚀、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反腐倡廉的严重斗争任务，虽然今天不必再采用过去那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但“三反”运动在严惩腐败、防止蜕变、从严治党等方面所提供的基本经验，以及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1、对反腐败斗争要高度重视，高度自觉，一抓到底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进城不久，毛泽东的警告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时离毛泽东上述讲话仅两年多时间。
1951年11月，东北局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干部中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高度重视。他深感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他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在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明确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及其纯洁性的高度，要求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
正如当时具体负责“三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所回忆的，他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反映了毛泽东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抓出成效，否则只能是走过场，摆花架子。毛泽东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这种对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薄一波举例说：中节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上天津调查。对于这场反腐败斗争，他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1951年12月30日收到谭政同志关于开展“三反”问题的电报后，毛主席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薄一波特别指出：“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在这次反腐斗争中受到严惩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一个影响至今的典型案例。刘、张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历经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严峻考验，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对于他们的量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严格依法办事。有同志考虑到他们过去的功劳，希望给他们两人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党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社会表明：我们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陈云在谈到党的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问题时强调：保证党的团结，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至理名言。应该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使高级领导人具有十分清醒头脑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一个典范。1959年，谢觉哉在井冈山参观时，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主席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和政治特权。毛泽东这种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他是用这样的革命精神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开国大典刚刚开过，毛家的一位亲戚托人来信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回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字句铿锵有力，说理透彻。而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这位年轻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朝鲜战场英勇献身了。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亲属的严格要求，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防腐拒变的伟大动力所在，是值得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
2、反腐败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与重调查证据、严密控制相结合，特别是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要把“三反”作为一次大的斗争来处理，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反”斗争的胜利。这是因为群众是真正了解情况的，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才能把那些隐蔽的贪污违法行为揭露出来，而且“三反”也是一场伟大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也才能对后来者产生强大的威慑和警醒作用。
“三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已揭发出的案件，深感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在批语中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又一次强调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潮早日停止”。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发表元旦祝词，他在祝我国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的同时，特别提出：“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句祝词，令全场振奋，也使不少人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团拜一结束，许多坐立不安的部长和副部长已无心欣赏晚会的精彩节日，纷纷离座赶回机关，布置召开号召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三反”运动就是在这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氛围中发动和开展起来的。
在“三反”运动中，发动群众的工作是做得十分认真和彻底的。当时，不但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坦白和检举，形成群众性的反腐败的威力：而且还通过报纸刊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舆论监督。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严肃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这看作是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步骤，也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决定》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开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如果批评的事实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事情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决定》公布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经常刊登党内外群众来信，揭露干部中贪污浪费、渎职枉法等违法行为，并刊登相关的处理意见。这种公开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做法，对于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和政府的优良作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但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贪污犯)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以至出现用逼供信的办法搞出了一些“假老虎”。这个问题一发现，毛泽东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他多次要求各地，如出现上述偏差，应予迅速纠正。他一再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所以，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注重调查相结合，是这场“三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保证了反腐蚀斗争的胜利。
“三反”是一次政治运动，但运动的实质在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败的斗争，虽然已不再采取过去搞运动的形式，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传统政治优势，是不能弃置不用的。
3、党内的腐败现象滋生是同资产阶级的腐蚀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
“三反”运动当时被看作是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腐蚀，还主要指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腐蚀。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都同不法资本家的拉拢行贿、互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资财有密切关系。各地向中央的报告都指出了这一严重情况，如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于1952年初又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种情况，充分证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有些人会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警告的正确性。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是由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而其中不法的资本家为获取暴利，就会不择手段地拉拢腐蚀国家干部。这是一种钱与权，权与钱的交易。这种拉拢腐蚀可谓无孔不入，并能像苍蝇一样准确地钉上有缝隙的鸡蛋。当时有人概括不法资本家腐蚀干部的手法：一吃二请三送礼，四吹五捧六殷勤，七拉八打九攀亲，十全大补送女人。像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宣称：“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此人就是利用这种卑鄙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并丧心病狂地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据薄一波回忆，还在“三反”斗争之初，他向毛泽东汇报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
因“三反”斗争而引发的“五反”运动，表现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彻底性。“五反”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削弱和铲除产生腐败的社会基础有重要意义。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就指出：“五毒(指“五反”的内涵——引者注)是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目前向国家和人民举行猖狂进攻的主要形式，而三害(指“三反”的内涵——引者注)在目前则主要是由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所引起的结果。当然，三害还有其他的历史来源，就是说它还是旧社会一切剥削者和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污毒，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则是目前承袭并且支持这些污毒的主要的社会阶级基础。”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使国家机关中的大贪污分子和社会上的大盗窃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受到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与国家人民背道而驰的倾向，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和纠正。同时，资产阶级自身，因为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监督，有自己内部守法的、进步的、积极的部分，对于违法的、落后的、消极的部分所开展的斗争，因而得到了一次普遍的教育”。这对于遏制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这里，毛泽东是把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同现行的经济政策作了严格的区分。“五反”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明确指出大盗窃分子(即最猖狂最恶劣的投机者)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虽然运动触及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但这种斗争仍是属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行为的斗争。根据各大城市的定案情况，在私营工商业的总户数中，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占5％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95％左右。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就要在社会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既不能因为对一部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而改变现行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因为当前的经济政策而放弃这种斗争，因为这样做都是错误的。在新的历史时期，20多年来反腐败的历史表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官商一体，是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重要根源。如果在反腐败斗争中忽视或无视这种特点，不在源头上对社会上那种严重违法的腐蚀势力进行必要的遏制和斗争，依法处置，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彻底和卓有成效的。那种借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特点，而否认现阶段剥削的存在，讳言资本的本性，甚至为那些盗窃、掠取国家资产者说项、辩护，要求宽容，这样做，不但不利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证国家的稳定，而且也不利于培育健全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在反腐败斗争中，要紧紧把握斗争的正确方向，及时纠正各种偏差，保证运动健康顺利发展
“三反”作为一场大斗争，在运动过程中曾有过右的和“左”的偏差，特别是后者，成为后人议论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当时对这些偏差的纠正是比较及时的，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三反”运动之初的主要障碍，是部分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意义认识不足，行动迟缓，顾虑重重。毛泽东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 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他指出，右倾是妨碍运动开展的主要障碍，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重点要反对领导干部中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对此的批评是严厉，尖锐的，措施也十分得力、有效。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巨大决心，使他对当时腐败问题的估计和对运动的要求，也存在过重、过严的问题。如他曾经有过“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的”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运动部署上，也抓得很紧很紧，雷厉风行，他以一种“除恶务尽”的心态，要求“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这样就使得运动开展之后，出现分配指标、层层加压等不恰当做法，致使运动一开始就提出的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及要“防止盲目性”、“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等要求得不到全面贯彻。运动一度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过火斗争、误伤好人的“左”倾偏差。问题出现后，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着力纠正。在运动高潮中，一再要求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不冤枉好人。在运动后期和处理阶段，集中进行了甄别工作，对那些因逼供信造成的假案，从事实出发予以甄别改正。这是“三反”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毛泽东坚持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以便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更多的人。他在定案处理阶段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据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中央在讨论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意见时，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由于对偏差的发现和纠正及时，处理得当，基本上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
如何处理反腐败与日常业务工作，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运动进入高潮后，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意见，同意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专搞业务，并要求随着运动的进展，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认为这点很重要。“五反”运动开展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一度造成生产下降，城乡交流停滞，失业人口增加，税收减少等紧张状态。毛泽东对各地此类报告极为重视，要求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他特别强调：“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使局面较快得到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三反”、“五反”运动作为一场大斗争，涉及面广，影响大，震动也大，但在工作部署上，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大体上都只经历了半年多时间便告结束。早在1952年4月初，毛泽东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而可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像这样大的斗争，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运动的周期掌握得当，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一般说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这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既取得了重大胜利，又保持了当时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大局。它在这方面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的。
5、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制度建设，使腐败现象得有效的遏制和治理
对于党内腐败的成因，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后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更加深刻的阐述，并把它作为现实的危险提到全党面前。这是党内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同时，由于一部分党员放松了自我改造，贪图享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失去了抵制诱惑的能力：也有的人是抱着投机的目的加入党内，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寻求好处，而党内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腐败滋生的主观原因。正因为这样，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下，有的却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浩然正气，拒腐蚀，永不沾；有的却追腥逐臭，陷入腐败的泥淖。这里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本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因此，反腐败不仅是一个惩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三反”运动一开始就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开展一场反贪污浪费、反腐化堕落的斗争。在这次运动中，各级干部都要深刻检查思想，开展认真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还专门有一个教育建设阶段，进行系统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思想认识，同时争取把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意志薄弱者”中的某些人改造成为新人。而对于受到惩办者，像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置，也同样寓教育于惩办之中，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正因为这样，“三反”运动又被称为“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现实的深刻的整党运动”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不但保证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完全胜利，而且也使斗争成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巩固。
在“三反”运动中，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的任务。运动后期，中央转发安子文关于中央机关“三反”处理阶段工作情况报告指出，下一阶段工作的基本关键在于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建设工作，从根本上杜绝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思想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组织建设，是按精简组织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普遍进行一次整编。制度建设，“主要是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强调了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把这种反腐蚀的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相结合，力图通过探索能够找到一条保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他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指导思想偏离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往往事与愿违，造成了不幸。但即使这样，他为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出发点，仍然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里还要指出，毛泽东在探索能够保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时，也同样重视制度建设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当有人提出现在工厂有工会，农村有农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他特别提出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
“三反”运动己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保持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