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1949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7年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中国的关键词是“改革”。

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下去了。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问题，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的，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渐进改革有其固有的特点，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触及其骨架；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东西，而不触及旧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中央认可，作为中央的决定层层贯彻下来；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积累和加速。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下一步的举措需要动结构。显然，中央现在还没有决定动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后，中国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

“改制”有几个尺度：第一是从命令走向市场，从国有企业走向私有。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从南方和广东关于油供应的报道可以看出，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中国的经济只是披上市场经济的羊皮罢了。第二是从专政到民主，中国宪法表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宪法上还写着坚持某种专政，无论是什么专政，我都觉得中国的制度转变没有成功，中国不能生活在一个专政之下。其三，中国要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走向以公民为本的国家。“人民”在很多国家是一般性的、没有特别明确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语，而且非常抽象，是集体本位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属于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30年，至少需要从以上几个尺度进行改制。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改制将是信仰驱动的。不是科学、制度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目前制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它能让信仰者获得一个更高的标准，信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有人认为决定国家差异的是经济、科技、政治，这只表面现象，事实上，制度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执政党认为，中国的优越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制度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同样认同制度差异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本文系作者2007年12月11日在南航ICON年度精英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