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学里面有一门有趣的学科，叫做“微观法学”，专门研究那些在任何成文法例之外，最微细最日常的人类互动行为。例如排队，一般而言是没有什么法律专规管大家一定要排队上车排队买票的；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头，仿佛人人都晓得排队的规则，甚至还知道例外情况下最恰当的应对之道（比方说中途来了一个行动不便的人，队伍会自动让他插入）。法律以外，尚有一个广大的世界，看似无法可依，却有无数不需明言的隐形法规支撑，此乃社会运作的基石，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本质。
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最近派人到北京《法人》杂志社捉拿记者朱文娜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只因为这位记者写了一篇谈及西丰县县委书记“负面消息”的报道，西丰县居然就按“诽谤罪”的名义拘传她。大家首先注意到的是《法人》乃中央政法委所属的《法制日报》旗下刊物，区区一个“地方官”竟敢派员入京捉人，岂非“以下犯上”？更有法治精神的论者则依照国家法律，指出诽谤罪乃自诉案件，而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亲自提诉，另一方面其下属公安局却出动公权力拿人，分明就是非法行动，知法犯法。
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提一个假想的问题：如果张志国依法提出起诉，按正常程序去检控朱文娜的话，那又如何呢？假如西丰县公安的拘捕行动完全合法，大家的不平与愤怒是否又会因此消减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起码我自己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一位掌握政治资源和权力的官员受到媒体的监督是应有之义。如果他不满意媒体的报道，觉得舆论对他不够公正，他最该有的反应不是诉讼法律，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依循公共空间的游戏规则，或者写信去报刊，或者召开记者会，在媒体上平等地回应质疑批评。这种做法不是法律规定的，却是现代人都明白的隐形法规，每一位政治人物都该尊重公共空间的往来方式，尊重传媒的相对独立与自主。
其实这也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读者并不愚蠢，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资讯，给他们多方面的观点，他们自己会下判断明是非。张志国书记和西丰县的相关官员先是拒绝朱文娜的采访，平白丧失在媒体上替自己辩护的机会。等到报道出来了，又不在《法人》和其他媒体上回应澄清，反而直接动用法律和公权的武器，这岂不是在公共空间不战而败？在广大受众面前默默认错？放弃了还自己清白的良机（假如他是清白的话）？
所以在香港，台湾乃至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政治人物都不会轻易对传媒兴讼，因为他们晓得这不只不合现代社会的规则常识而且非常不智。假如所有的政客官员都动辄告人诽谤，恐怕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早就给人告个遍了。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方新加坡，当局每逢大选就告对手诽谤，于是反对派选都不用选就先输在法庭上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拿新加坡的“民主”当真。问题是我们想学新加坡吗？依法治国固然好，文明地依法治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