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已经十来年了。苏联从80年代中期即开始出现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政治新思维”，进一步削弱了苏联作为美国意识形态主要对手的地位。当时国内外都有一种说法，一种希望，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将要淡化，各国将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些观察家的预想是，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国家间矛盾虽然不可避免，但主要将以经济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成为主导性的矛盾。美日、美欧之间的“经济战”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另一些观察家则预料世界将走向“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将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自己在国际上的远近亲疏，而是注重自身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为资源、领土而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是这种见解的佐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之处，在于都认为冷战时期那种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进入一种常态（国家间为经济利益而合作或竞争），或者恢复另一种常态（各国为维护自身安全而斗争，某些大国争夺霸权），因而有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将要“淡化”的期待。
然而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许多方面突出宣传其价值观。美国的思想库和学术界不断推出各种引起争论但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观点，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宣扬以推进各国“民主化”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等等。这些观点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但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社会条件改变了，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基础和行为改变了，反映这些条件和利益、指导行为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调整变化。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永远处于演变之中，但很难“淡化”，更不会消亡。
冷战时期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同当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营垒的利益之争相互配合，因此显得异常激烈。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其他历史时期阶级国家就不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极力宣扬“民主”和“民族自决”；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旗帜。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希特勒靠标榜“国家社会主义”（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更为恰当）起家。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同英美资本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决战。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常态，而非冷战时期所独有。
一、美国意识形态演变的全球化背景
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国家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是不同的。一些学者将冷战结束后的现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本文姑且接受这一说法，进而分析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首先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全球经济系统是比全球政治系统更为活跃、更为开放的系统。全球政治系统由主权国家组成，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封闭的系统。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领土疆域的政治划分，各国关税制度的设立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更是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巨大障碍。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形势走向缓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和动力的跨国公司，迅速抓住机遇，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跨国界流动，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全球经济系统愈加发达并逐渐走向有序。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系统的开放和活跃也有赖于全球政治系统的稳定和调节。从正面看，世界和平的局面基本稳定，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危险不大，保证了全球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国际组织对跨国经济合作的推动，各经济大国间已经和正在建立的协调机制，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反面看，巴尔干等部分地区战乱频仍，造成政治系统的紊乱，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有关国家和地区很难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国际政治冲突的解决。但是，以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或领土、侵占资源、奴役人民的方式来争夺地区或世界霸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毕竟得不偿失，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无此必要。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仍然以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仍然发生以武力相威胁甚至直接军事侵略的情况，但越来越多的政治斗争是在谈判桌旁、会议厅里、因特网上、传播媒体中进行的。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稳定、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生态平衡等等，都已列入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日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它们无一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关。
经过几十年的合作与摩擦，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规则和处理经济冲突的机制已经基本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全球性的规则和机制。经济一体化给各国带来的长期效益大于损失。以邻为壑的制裁或相互封闭市场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损人而不利己。自由化领域正在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继续快于世界生产，而外国直接投资又以快于国际贸易的速度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流速加快，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先导，虚拟金融资本超出实际经济交易几十倍，甚至完全脱离实际经济运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6月开始出现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后来更大范围的金融动荡，呼唤新的全球金融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新月异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信息和交易费用大大降低，所有产业部门都在运用新技术成果，技术革新和企业创新能力已取代传统的价格竞争力，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各国和国际组织内，掌握信息和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对资金、资源的分配和价值观的重塑享有发言权，即享有政治权力。在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和网络化的同时，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范围越来越大，用控制信息流量来维持政治稳定的传统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信息时代的到来削弱了主权的完整性和绝对性。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必然使相互的制约性加大。这种制约性将体现在本属一国主权范围的各个方面。从政策制定、法规设立等宏观决策，到金融、财政、贸易、人口等各行各业的微观管理，每个国家都不能不顾及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不得不相互作出妥协。
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面前，内政与外交的传统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美国如此，其他大国也是如此。同时，由于政府在应付全球性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有限，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许多跨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规模和作用非同小可，它们同政府间国际组织一起，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大、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民间组织既是对政府功能不足的补充，又表现了对政府作用的不信任，形成了对政府权威的牵制。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传统政党的影响削弱，政府普遍面临信任危机。绿色和平运动等新生政治力量大量涌现，而极端保守势力、种族主义、法西斯势力也在加紧活动。同这些政治震荡并发的，是不断揭出的政界丑闻，官员腐败，黑社会猖獗等政治问题，以及经济不景气、失业严重、社会福利负担沉重、道德观念混乱、犯罪率升高、移民难以融合消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世界人心思变，然而往哪个方向变，却缺乏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去引导。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国内凝聚力下降、腐败蔓延、地方分离倾向严重、道德失范、治安恶化的现象。在信息高度发达和跨国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各国政治、社会风气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各国的社会弊病也相互感染。国计民生问题，早已不局限于国民经济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社会公正、平等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与日俱增。
全球化的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加大、人口爆炸、粮食短缺、国际恐怖活动、吸毒贩毒、艾滋病、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等等，已构成对人类未来的重大威胁。这些问题对冷战后的美国造成严重的冲击。地区动乱和欠发达国家的贫困所造成的大批难民，穷国和富国经济差距扩大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移民，促使美国的难民人道主义援助政策和移民政策作出重要调整。层出不穷的国际恐怖活动震惊西方社会。毒品泛滥带来的危害健康、严重犯罪和吞噬社会财富等种种祸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出原有的“保护自然”领域，而膨胀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所谓“生态恐怖”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性焦点。
在西方政治思潮中，“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应运而生，强调市场经济不会自动产生社会公平，因而需要政府的政策调节。到1999年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五个西方大国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思想上都属于中间偏左。他们通过民选而上台，也反映了西方民意的倾向性。新一代西方领导集团认识到，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贫富悬殊过大，会引发国内不稳定和国际冲突。这种思潮从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中吸取了营养，也正在从俄罗斯经济停滞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
在新的社会矛盾中下，西方各国正在出台新的社会政策措施，企图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和社会公正平等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西方各国的政策调整方向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以下内容：关心社会的贫困阶层，特别是在信息产业革命时期处于竞争劣势的群体，大大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以解决再就业问题，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所得，刺激消费；适当改革移民法，控制非法移民，但维护新移民的权益以缓和社会矛盾；加强环境保护，征收生态税，强调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并重；适当分散和下放权力，使地方和社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中介功能，增加政府的“亲民”色彩。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企图纠正80年代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用欧洲左翼政党的话来说，就是要搞“软心肠的资本主义”，或者“给资本主义加上一张人性面孔。”
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重重，相互交叉，但对美国最大的国际挑战还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最担心的是核武器、核技术、生化武器和中远程导弹武器的扩散，特别要防范伊拉克、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掌握这些武器技术。在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生态环境危机、非法移民等方面对美国构成最大难题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金融危机风险最大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后果反应最强烈的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倡导的国际金融、贸易规则抵制最有力的还是发展中国家。
以上描述的现象，构成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国际背景。我们常说美国抱住反共的冷战思维不放，以“民主”和“人权”为工具推行霸权政策。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这是切中要害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发展的低潮，反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下降。在如此复杂的全球挑战面前，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之下，指导美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显然要发生变化，并非“冷战思维”的概念所能包容，更何况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
二、美国的社会趋势和意识形态中的新观念
近年来，美国国内呈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1）在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推动下，经济运转良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继续保持领头羊的优势地位。同时，股市泡沫，企业兼并，以及政府同大公司财团的关系（如司法部同微软公司的法律纠纷）日益引起关注。
（2）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对政党政治表示冷淡或反感；民主、共和两党政纲无根本冲突，两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局不变，第三党无力崛起。
（3）社会基本稳定并维持较强凝聚力，但随着非白人族群所占人口比例的增加，族群间矛盾突出，多元文化主义上升。
（4）美国政治议程十分零碎，主要包括适度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教育、贫富悬殊、族群间整合、制止吸毒和犯罪、枪支管制、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等。
（5）对外关系问题国内化。所谓中国通过美籍华人窃取美国核机密和进行政治捐款的指控和古巴男孩埃连·冈萨雷斯事件，就是外交问题国内化的典型。
美国历史上形成的上层建筑，仍能基本上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包括宗教传统、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民主意识、法治观念、限权政府、市场需求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自由贸易思想等等，仍然根深蒂固。与此同时，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中都衍生出一些新的特点或观念。
（一）宗教复归
美国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基础是美国人的宗教意识。所谓“天赋人权”中的“天”，是指上帝；所谓“人人平等”，是指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国价值体系中这些核心观念，离开了对神的信仰，简直就是无本之木。美国人里十个有九个相信上帝存在，可能比中国人里无神论者的比例还高。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美国是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在美国主流社会里，公开自称无神论者，无异于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或道德约束。在这个号称文化多元的社会里，与其说无神论者可以被“宽容”，不如说他们可以被“宽恕”。美国社会精英的潜意识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于不信神的人；换句话说，信神的人同无神论者在精神上并不平等。
虽然美国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渗透实际上是无孔不入的。历届美国总统和所有总统候选人毫无例外地表示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以争取公众信任和教会支持。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祈祷开始，国会有专职牧师为所有议员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要组织《圣经》研读小组，宣讲祷文。每一个美国军队单位都有随军牧师。1/12的美国电视台为“全时宗教台”，10%左右的广播节目是传教节目。
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同当前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暴力、堕胎、离婚、吸毒、自杀、精神颓废等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正因为存在如此多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美国的宗教组织日趋活跃，特别是基督教右翼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它们将社会弊端归咎于宗教信仰的失落，企图以各种各样的活动复兴宗教，“拯救灵魂”，恢复正统的道德观。
许多宗教人士认为，当代美国人为金钱、权力、享乐所迷醉，虽然表面上信教的人数没有减少，但在一些人当中真正的精神信仰已经被“掏空”，急需由教会和宗教活动来填补。一批知名的教会领导人在1994年签署了一份题为《福音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的宣言，其中写道：“我们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还有的宗教人士宣扬“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教会已经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之中，进行捐款、救灾、扶贫、慈善等项活动，这些活动对低收入和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有相当的吸引力。一些宗教团体开展反对吸毒、酗酒的活动，帮助无家可归者，起到了政府组织难以起到的作用。宗教保守势力还抨击堕胎、色情、同性恋等“离经叛道”行为。因此，宗教势力在当代美国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礼拜和传教活动。
根据各种调查，美国的许多教派，尤其是犹太教和天主教，近年来确实有复兴的趋势。五十岁上下的“婴儿潮”一代（即二战结束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宗教觉醒”尤为明显。白人、妇女、南方人、乡村和小镇居民对宗教的热情又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宗教复归也是对冲击美国社会的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应。由于美国的开放性和积累的巨额财富，全球性问题对美国社会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和美国公众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其他主要国家。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与冷战后全球范围内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同步发展，相互呼应，引起了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忧虑。美国虽然总的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非法移民和难民、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武器扩散、环境污染等全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了强烈的焦虑和反弹。新的排外情绪、反外来移民倾向、种族纠纷、贸易保护主义、宗教右翼势力回潮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反弹的表现。近年来美国种族矛盾的深化，同新移民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有密切关系。70年代以后入境的新移民，特别是来自拉美地区的移民，其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较早期移民要低得多。他们之中贫困、失业和依靠救济为生者的比例，较先前的移民高得多。他们的到来，一方面给美国带来了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的负担，加剧了原先就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构成了对美国社会凝聚力的挑战。许多人将犯罪率高、就业率低、平均教育水准下降等问题，归咎于新移民和非法移民。
此外，许多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移民，如果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裂痕、歧异以至仇恨带到美国本土，岂不是可能出现巴尔干半岛上波黑、科索沃那样的民族宗教冲突？为了避免美国的“巴尔干化”，宗教右翼强调美国文化的根基仍然应当是“瓦斯普”（WASP），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新教文化。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鼓吹西方文明扩张，不如说是表达对西方影响和内部凝聚力下降的危机感，呼吁白人基督教文明在全球其他文明冲击下巩固自身营垒。亨廷顿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更是直截了当地亮出保守派的宗教旗帜，反对自由派的世俗观。
同时应当指出，宗教势力的回潮不仅表现于白人主流社会，美国新移民中的宗教意识也同样处于上升趋势。拉美裔移民加强了美国天主教的势力，来自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新移民对新教情有独钟，而来自中东、非洲等地的新移民和不少美国黑人推动了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兴起，据称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已达500万之多。
（二）“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观念
站在宗教右翼对立面的，是高举“多元文化主义”大旗的政治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是美国种族构成的变化。从1985年到1995年美国社会接纳的外来移民，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十年都多，其中多数来自拉丁美洲。人口统计表明，到21世纪中叶，美国的欧洲白人后裔占据的人口比例将降低到一半以下，形成一个少数族体加起来占多数（minority majority）的局面。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步入美国社会，如何形成对美国的归属感、认同感，何以成为美国人？过去人们常说美国是一个民族“熔炉”，能把不同民族的人锻造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美利坚民族”。其实，黑人从来没有真正同白人融合在一起，而大批新移民的进入，虽然丰富了美国文化，但他们从生活习惯到价值观念都同原来的主流社会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同原来的国家和民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纽约、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人口大州的某些社区和城市，亚裔或拉美裔在已经占到人口的大多数，英语成了第二语言，新移民同主流社会的融合程度很低。于是人们开始把美国社会说成是一个文化“马赛克”或者“拼盘”，“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美国传统上推崇的自由主义民主原则，应当是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兼容的。“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包括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是相互平等的，他们应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也应当有权利珍惜和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殊性。一些自由主义者进而认为，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还应当意味着对某些特殊社会群体如同性恋者的尊重。
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美国传统的民主社会理想应当能够将不同种族、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人融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一个良好的先例。自由主义同多元主义在根本上是并行不悖的。每一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不应当把某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提升到排斥其他价值观的高度，强加给那些认同其他价值的人。在法治框架内，只要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没有妨碍他人的自由，就应当受到尊重。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不再仅仅指那些建立在统一的基本道德观（如基督教道德观）之上的社会。这种社会太理想化了，在今日美国是不现实的。他们进而宣传说，传统的白人新教文化不应继续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而应当以一种能够将各种宗教和文化的优点集中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把美国社会凝聚起来。必须在多元社会里建立一种共识，将有长久生命力的主要的宗教、哲学和道义原则包容在一起，这些原则是理性的，是能够相互沟通的。民主宪政下的社会统一和稳定有赖于此。
在美国社会里日益流行并受到推崇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多样性”(diversity)，如社会性别的多样性（gender diversity），族裔的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年龄层次的多样性、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等等。这种对多样性的尊重是从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所谓“政治正确性”。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大公司、一个非政府组织，或者一所大学，为自己族裔的多样性或领导层女性的比例高而感到骄傲。
同多样性的观念密切相联系的，是“宽容原则”。人们根据美国社会在宗教、哲学和道德观上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提出美国社会的稳定和统一，需要由对异己力量和观念的宽容来维系。“煽动性诽谤”，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扣大帽子”，则同自由主义原则决不相容。在产生纠纷和歧见时，应通过对话来寻求共识，不能达到共识时也要相互宽容。
（三）“全球化”
如果说冷战后美国自由派思想家在国内主要精神支柱之一是“多样性”，那么他们在国际上全力宣扬的就是“全球化”。克林顿政府也是全球化的不遗余力的鼓吹者。1996年克林顿本人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新一代的卓绝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所经历的那个世界上的壁垒、障碍和边界正在被打破。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每天使用手提电脑、调试解调器、CD存储器和卫星，在几秒钟内将观念、产品和财富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全球化”首先标志着美国资本对前所未有、无限广阔的海外新市场的憧憬。无论是墨西哥金融风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俄罗斯的经济萧条，都没有真正阻碍美国经济的扩张，因而也没有动摇美国人对全球市场持续扩张的信念。美国资本集团相信本国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同时，全球化对美国决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趋势。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说：“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的出现，也看到了一个文化和知识的全球村。”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当今美国外交声明中宣传的“全球化”，同冷战初期宣传的“自由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美国建立“领导地位”服务的。其含义是美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哪一个国家不向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不在购买美国商品、利用美国资金的同时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哪一个国家就是保守、落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美国领导人在宣扬全球化的时候，总是要强调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和运行规则 。克林顿在1998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美国的责任在于“帮助人们为21世纪的康庄大道撰写规则，保护那些已经加入了国际大家庭的国家，孤立那些不肯加入的国家”。他在1998年9月访问莫斯科时也说得十分露骨：“如果你们想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那么除了遵守其规则之外别无出路。”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急剧扩张，其在高新技术中的领先地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同时在国际上也更加傲慢自大。
一位美国学者描绘了美国人眼中的全球文化的“四张面孔”。第一张面孔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穿着西服革履的经济界巨头或新秀拿着手提电话，用英语谈生意经。第二张面孔是“教授俱乐部文化”，各国知识精英以现代西方观念为本，聚首议论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的话题，大多以不吸烟或已戒烟为荣。第三是“麦当劳文化”，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普通百姓特别是青年一代爱去美国快餐店，欣赏摇滚乐，在圣诞节、情人节相互寄送印着英文的纪念卡。第四是“福音派新教文化”，许多亚洲人越来越被比较轻松开放的美国新教所吸引，以上教堂、唱圣歌为时尚。毫无疑问，这四张面孔都是美国化的面孔。许多美国人确实把全球化视为“美国化”。
另一方面，对全球化潮流和观念进行抵制批判的，在美国也大有人在，其代表者就是所谓“新孤立主义者”。新孤立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有的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有的要求实行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有的反对援助发展中国家。不少美国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是美国贫富鸿沟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纺织等传统产业迅速萎缩。新经济大大拉开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业增加，多数美国人确实比过去更为富有，但两极分化的趋势还在发展。美国劳工组织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调整收益分配政策，保护美国的传统产业，限制跨国公司向海外扩展。这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弹。
（四）“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一译“市民社会”）本是政治社会的同义词，在19世纪的欧洲则主要指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控制以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公民社会”的概念非常流行，泛指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广泛空间。人们通过社区、专业、志趣、族裔群体、商业往来等形式的社会联系，结成非政府组织或进行协调行动，促进自身利益。
美国意识形态的信条之一是限权政府，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政府对于个人自由权利及合法的财产权尤其不能侵犯。共和党同民主党、保守派与自由派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府权力的大小、范围，以及干预经济的程度应当如何把握。
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国家相比，美国公众对政府作用的怀疑一直是最深的。而自70年代初水门事件以来，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大降低。在1964年的一份民意测验中，76%的人表示“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里信任”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在1994年所做的同样一项民意测验中，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25%。近一二十年来所揭露出来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使美国老百姓对政治领导人的疏离感和反感进一步加深。克林顿的性丑闻案，把美国政治舞台搅得一度天昏地暗；而总统选举中的政治酬款，更突出显示了体制缺陷和政治过程中的不公。金钱为地位铺路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之一。2000年的总统竞选尚未全面展开，就传出了竞选费用可能要再创历史新高的消息。已经开始的地方选举在金钱游戏方面也不甘落后。
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全球化浪潮中政府作用的有限性更为充分地暴露出来。“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培育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社会，以补充和部分替代政府的功能，解决政府难以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社区凝聚力的下降，家庭解体、无家可归、吸毒等等。美国的许多志愿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兴办社区企业、再就业训练项目、托儿所，还发放小额贷款。一种新的观念认为，政府同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应当相互协作，相互监督。
美国社会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发展趋势令人眼花缭乱，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上述几种趋势有的相互重叠，有的相互矛盾，各个思想派别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常常激烈交锋。因此，很难做出美国政治是向保守主义还是向自由主义偏转的简单归纳。可以判断的是，当前以克林顿、戈尔为代表的民主党中坚力量正在将共和党人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张移花接木，掺揉到自己的政纲中去；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宣布自己信奉“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表明保守派也在自己的政策思想中揉进部分自由派的观点。
如果美国政治发展趋势既有分流，也有合流，那就证明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仍然保持不变。美国人标榜思想高度自由，其实他们的意识形态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些基本原则是不容动摇、不得攻击的。比如美国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对华盛顿、杰佛逊等建国元勋和林肯等领袖人物的神化，比如事实上不能亵渎任何一种宗教神灵，等等。美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和民族意识培养，潜移默化而又无孔不入。从冷战结束后的十年来看，全球化浪潮的撞击，尚未撼动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却是咄咄逼人。
三、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投射
美国意识形态的种种新发展，都要在它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成为制订外交政策的国内思想基础。
美国欲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这个在我们听起来荒谬可笑的想法，在美国人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批判美国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时候，应当知道这个观念并非自今日始，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传统。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惟有神权高于人权。美国教派林立，竞争共存，人们可以信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任何别的宗教。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直接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宗教保守势力在国内大造声势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又开始插手国际事务。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宗教势力不动声色地向前苏联东欧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扩展。向世界各地派出的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和平队等，有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宗教背景。因此，美国社会的宗教复归趋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展的主要国内基础之一。
“多元文化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也不甘寂寞。他们的推理是，既然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美国能够和平相处，为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族宗教问题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以至内战？于是他们得出结论：那些地区和国家缺乏美国式的民主和宽容，或者是由搞“种族清洗”的希特勒式人物所统治。他们既不愿考虑世界各地民族宗教纠纷的复杂历史背景（包括殖民主义统治的恶果），也不顾美国自己的种族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的事实，经常妖魔化其他国家，支持美国政府对外的“人道主义干预”和“人权外交”。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之所以在美国国内公众中得到一定支持，同西方媒体渲染科索沃发生了所谓“种族清洗”有直接关系。
所以，美国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在国内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在国外却各有其攻击对象，许多时候还出于不同的借口而一致对外。比如对于中国批判“法轮功”的政策，宗教右翼攻击的借口是中国“压制信仰自由”，而自由派反对的理由是中国政府不够“宽容”，不能容忍社会的“多样性”。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共和党右翼以“维护国际安全”为由要求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主张提供对台湾的“安全保障”，而民主党自由派则对台湾的“民主化”赞赏有加，攻击中国的统一主张是“以独裁政权压制民主社会”。
美国人提倡的“全球化”，面目比较容易认清。但有人以为，反对全球化的新孤立主义无非是主张美国固守国内阵地，反对在海外扩张干涉，岂不很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新孤立主义是几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杂烩。许多新孤立主义者主张一切都应是“美国优先”，其实是美国白人优先，排斥新移民。他们反对对外援助，反对交纳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但却不一定反对美国增加军费。
新孤立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主张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更反对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美国部分劳工组织在国际上的靶子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声称中国等国向美国低价倾销商品，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它们到国会竭力游说，反对同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去年11月西雅图爆发反对世贸组织的大规模示威，其组织者瓦拉什等被人称为左派而自称“进步派”。她在同记者谈话中，攻击中国“粗暴违反人权”，用“政治犯”制造的监狱产品到美国换取高额利润，声称一些发展中国家滥用童工，剥削妇女劳动力，是用牺牲人权来提高生产力的。瓦拉什竭力呼吁美国政府重视人权外交，说这样做同时也是对美国劳工权益的保护。
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丑闻本来应当引起美国人对本身制度的反思和改革，但有人却视美国为一块政治净土，捏造出所谓中国向克林顿进行“政治捐款”，将祸水引向中国。还有人宣称美国大公司大财团用它们在中国赚来的钱收买了美国政府，让它在贸易问题上替中国政府说话。
希望美国能够在外交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着眼于国家利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和今天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美国是绝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的，无论2001年入主白宫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治思潮的钟摆偏向的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地分析美国意识形态新趋势的社会影响和向外投射。美国人民对回归道德传统的呼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社区建设自觉投入的公民意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勇于面对信息时代的创新精神，都不无可借鉴之处。同时，中美两国面对许多共同或类似的全球性问题，除了经贸关系以外，可以而且应当扩大在科技、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打击恐怖活动和各种犯罪行为方面的合作项目，在交往与合作中探索共同的思想基础。
原载《美国年鉴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