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有了重大转变。但是，“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 我国的理论工作者还没有提出完全令人满意的、适应新现实的理论思维框架。从长远来看，这个薄弱环节将影响我国争取长期和平环境的努力及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必须迎接世界范围内的新思维和新现实的挑战，认真研究并借鉴各种传统的流派观点，进行严肃的理论再思考。
一、新思维的出现
在80年代的中国、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一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新观点，值得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1．我国领导人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对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这一论断是对“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这一观点的重要修正。
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是不同的。霸权主义是一种对外政策的内容及其指导思想；而按照我们的定义，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特征是对资本的垄断，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种政治制度。事实证明，处在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总是执行霸权政策，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的建立和巩固，并不能自动保证该国不推行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今天，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标准来决定对其他国家的亲疏、好恶，也不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其他国家是否推行霸权主义。
显然，“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这一命题，已经不能成为逻辑上的全称判断。那么，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搞霸权和扩张？社会主义国家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走上霸权主义道路？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理论问题。
我国认为，通过各种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这突破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说，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东西欧、日本、加拿大、大洋洲各国也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在这些维护和平的力量中，有处在各种社会形态（包括帝国主义）的国家，它们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对之一时时的理性认识，既不能用“国家阶级性质决定其基本对外政策”的简单因果关系来解释，也不能沿着“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传统思路寻找答案。新的事实判断呼唤着新的观念和理论框架。
2．苏联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为我们所熟知。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能否带来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变化尚有待观察，但他执政后苏联观点的转变，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第一，关于战争的性质，苏联明确否定了从列宁时代以来一直坚持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即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因为核战争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同时，苏联已经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苏共党章新修订本删去了“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将埋葬它”[3]的提法。
第二，关于战争的根源、苏联在重新考虑帝国主义是否一定要搞军国主义，一定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当代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强调一国的安全有赖于国际普遍安全，包括其竞争对手的安全。关于地区性冲突，戈尔巴乔夫认为，发展中国家陷入灾难境地是亚非拉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4]这些观点的提出，说明苏联理论界相当熟悉并且注意借鉴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关于核时代战争性质及战争根源的新看法，导致对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否定。苏联理论界还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
第四，关于争取和平的途径，苏联不再强调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应取得军事优势，而是认为均势体系是国际安全的客观基础，是避免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均势论已被引为苏联进行外交谈判的理论依据。苏联声称它现在将防御作为其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
在有关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帝国主义的本质等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不成熟、不彻底的。但他们所否定的，正是被许多马列主义教科书长期奉为圭臬的一些观点，因而形成对我们的理论挑战。
3．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论出多门，几乎都可以从西方先哲的思想中找出理论渊源。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正统官方观点却是相当简单化的：民主国家爱好和平，极权主义国家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被消灭后，“共产主义”的苏联便成为对和平的主要威胁。美国前总统里根关于苏联是“罪恶帝国”、“世界万恶之源”的说法，是西方保守派的典型论调。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要维护和平，首先需要遏制苏联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则需要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式民主。
按照上述思想，维护西方安全即是维护世界和平。西方的安全有赖于核威慑，因此，美、英、法甚至联邦德国等国都坚持核武器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同美苏相比实力上的差距，英法等西欧国家更强调核武器对制约军事冒险的“根本作用”。核威慑理论成为西方学者在战争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但是，近年来，西方政界和理论界对上述理论也在进行重新思考。第一，传统权力政治理论受到相互依存理论越来越有力的挑战。后者认为，由于核武器能“确保摧毁”，一个超级大国的毁灭也意味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毁灭，两国于是“生死与共”，相互依存。有的学者指出，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大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可能会相应下降，在美苏之间尤其如此。衡量国家力量的标准开始从侧重军事转向侧重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从理论上说，当军事力量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时，美苏之间可能出现竞争状态下的合作。此外，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国家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西欧）和问题上，一国政府一般不会再企图使用军事手段达到目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可能趋向，是各国政府对国内发展的关注超过对外部军事威胁的关注。
第二，什么样的国际结构更为稳定？美国的传统观点认为两极国际体系比多极体系稳定。因为在两极体系中，只要美苏之间维持均势，又能控制住自己的盟国，世界便可无核大战之虞，而多极体系中会出现破坏均势的游离力量，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西欧的理论家，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鼎足之势或三个以上的支撑点所维系的国际结构比两极结构稳定，而两极理论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第三，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已不能适应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即从过去注重“核报复”转向通过战略防御体系来屏障对方进攻的“防卫”战略。
世界各主要政治大国在战争与和平上都出现了一些有现实政策涵义的新观念，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例如，在关于战争根源的思考中，意识形态色彩普遍淡化了。又如，各方都看到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谁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时，各大国是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的，因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出发点首先是本国的安全。正如宦乡同志所说：“当今所有国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仍然是本国的利益，并不是从整个世界形势，世界大局来考虑。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为了世界大局的利益而牺牲本国的利益。”[5]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力量愈强大，世界和平就愈有保障。各国之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分歧，反映的主要是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加强自身力量的愿望。诸如“两极论”同“多级论”之争等问题，不可能找到纯学术性的答案。
二、新现实的挑战
新思维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现实。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交叉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盟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激烈的经济竞争同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安全关系的发展；社会制度上的共性无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军事对抗；共同宗教信仰未必能成为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宗教的号召力却往往是国家间战争的催化剂。由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变化，各国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都会根据各自所面临的新现实，进一步进行调整。那么，我国理论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哪些新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呢？
1.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国理论家需要解释的新现实是：
第一，在过去的40多年中，虽然战争的危险一直存在，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爆发。军备竞赛的升级与战争危险的增长看来不是同步的。美苏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从陆地、海洋到外层空间，正在不断扩展和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继续压缩国防开支。
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今天对我国领土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其他类型的国家。
第三，战后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虽然有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问题、超级大国争夺等因素，但战争频繁并持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外部干涉。超级大国有时反而需要通过对话或默契以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在地区性民族或种族冲突中，阶级斗争的因素不明显。
第四，战后在西方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些战争及出现的战争危机，例如，美国进行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美国同利比亚、伊朗的冲突，英国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都不是（或不能引发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垄断资产阶级为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进行的战争。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
第五，在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是必然趋势，统治阶级不再靠暴力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也不存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也不直接反映阶级对抗。
2. 当代苏联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必须回答上列事实中的大部分问题。与中国面临的不同现实是，苏联的主要军事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的观点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戈尔巴乔夫等人回避了关于社会国家之间战争的理论说明。
但是，苏联在对外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它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带来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阿富汗的侵略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及国内人民的反感和抵制，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政策调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种种事实向苏联领导人证明，单靠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武力的运用，既不能换来自身的安全感，也不能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更不能换取国际威望。相反，战争手段的使用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代价。
3. 关于使用武力的教训同样适用于美国。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迫使美国对自己使用战争手段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西方国家在国外长期卷入军事冲突，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遭到驻在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抗议。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日本的和平运动，不能不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
西方过去一贯宣传说，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来自“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煽动的叛乱”。这一论调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面前站不住脚。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它们安全的威胁，反而企图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但中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次，近年来给西方造成严重麻烦的地区性冲突和危机中，许多事件都没有看得见的“莫斯科之手”，更不是当地共产党活动造成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无法归罪于苏联及其同情者。再次，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威胁的程度和方式。
中、苏、美等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取向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战略思想的基础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世界各种基本政治力量进行分析估量。不过，将世界各国按照某些标准（各国标准不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或者“朋友”和“敌人”，这种思维定势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政治进程。多样化的政治现象需要有多元化的政治理论来解释。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启迪
过去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过分强调战争危险，不重视对争取和平事业的宣传。这里不仅有指导思想及对客观形势判断的原因，也有理论基础薄弱、思想方法简单片面的问题。现在我国对外政策调整后，理论界尚未完全跟上形势，解放思想。国内现存教科书和一般理论著作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述，常常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针对特定历史现象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来诠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论点趋向于简单化、绝对化，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深度。第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系统了解，提不出多少有说服力的批评，更很少借鉴。第三，现存的论述与当代现实的战争问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能对后者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也不能对争取和平的实践活动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面对传统观点难以适应现实问题的理论困惑，由两种简单省力的论证方法。第一种是同义反复。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也不应该发动侵略战争。如果一个国家这样做了，他就决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种是改变原有论断中概念的适用范围，使老观点能套新问题。例如，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那么当进行侵略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就拓展“帝国主义”的概念外延；当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进行侵略时，就扩大“侵略”的定义域。显然，诸如此类的论证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应在理论的健康发展过程中得到清理。
我们需要的不是概念更换，而是概念更新。这种观念更新是以争取和平的新目标为基础的。尽管我国学者在时代问题上众说纷纭，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则很少有人怀疑了。
过去，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战争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革命，认为普遍和平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后才有条件实现。列宁说过，反对战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6]毛泽东在60年代末还设想，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然而今天我们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本目标研究战争，是在不具备世界革命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如何争取持久和平。
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战争，主要是与资本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扩张相联系的战争。实际上，当时有能力发动国际战争的，也只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新时代所研究的，是从局部冲突到世界大战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战争，因此更需要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下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应能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1、战争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表明，早在原始社会，“在没有明确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和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7]只有承认暴力和战争不一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才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当代不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和国内的战争。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运用这一基本原理，并不意味着坚持说任何战争都起源于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将和平问题同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只有把握当代世界政治日益经济化、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的特点，才能正确估计当代战略形势与和平前景。
2、国内民主是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批判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时，从来都把它的对外政策同它的国内专制统治、民族压迫相联系。恩格斯指出：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对外政策，目的是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专制统治者打着爱国主义招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发动战争以谋取私利。只有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实行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当国内民主倍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8]
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国内人民是反对统治集团发动和延长对外战争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巨大浪潮，对美国政府最终结束战争起过决定性作用。世界和平的事业，同时也是各国人民争取国内民主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事业。
四、不同传统观点的归纳和比较
要建立一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对古往今来一切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作出对比、分析和归纳，然后决定扬弃。在这里不妨借鉴某些西方学者的归纳法，先将历史上关于战争根源和防止战争的途径的理论分为三个基本的思维层次，然后确定我们的理论所处的位置。
1．探讨人的本性与战争的关系，是最低的思维层次。自古以来西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作为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其重要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和好战行为，研究战争应当分析人的自私、权欲和愚昧，以至人的心理素质和生理特点。因此，一些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方被认为是对战争与和平理论有重要建树的学者。
2. 着眼于国家或有能力左右国家政治的某些社会集团或个人，属于第二个思维层次。有人认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战争根源。者与第一个思维层次并不互相排斥。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等人以为社会冲突院与人的权力欲，而国家无限扩大自己权力的欲望，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战争。在研究国家行为以解释战争的思维层次下，更多的人视个别国家或个别类型的国家为侵略扩张国家，而另一类型的国家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于是和平能否得以维持，取决于两大类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判断国家是否爱好和平，根据往往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西方传统理论家多以政体为划分标准，即所谓民主共和制国家是和平国家，而专制国家的独裁者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长期所持的观点是：剥削制度是战争的根源，剥削阶级总是操纵国家机器，把战争作为他们解决内部困难，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扩大剥削范围，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是爱好和平的。消灭战争，首先必须消灭剥削制度。
3. 第三个思维层次从分析国际社会的特点人手分析战争根源。许多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必然发生战争。按照这种思路，要造成普遍和平的环境，必须有一个超越各国的权威机构，用以调节和制止各国特殊意志和利益之间必然出现的矛盾冲突。这一思维层次不排除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善恶区别，但是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国家可以动辄诉诸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最后手段。因此，不少西方思想家设想建立大一统的世界政府，以图实现全球法治社会。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建立，最初都与“世界国家”的设想有很大关系。
一些西方理论家不着中研究具体的战争根源，而是指出国际安全环境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所有国家都会感受到自身安全的威胁。一国不能指望他国保卫本国安全，国家之间承担的互不侵犯义务又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为保证，因此只有靠加强自身武装力量来维护本国安全。但即使一国是出于防御目的而备战，另一国也会认为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因而也扩军备战。这种观点认为，军备竞赛是正常的，为维护和平，重要的是保证各国力量的均势，不使任何国家感到发动战争有利可图。
从国际系统的高度进行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包括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关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有利于和平的看法，以及关于国家之间应相互协调利益、达到相互依存关系以避免战争的主张。
4. 以上三个思维层次都可以给我们开拓思路提供参考。用人性解释战争、用改造人性防止战争的想法，缺陷是明显的。它不能解释人类社会为什么时而发生战争、时而出现和平的局面，也找不到具体战争的起因和制止战争的有效途径。但它却提醒我们，和平教育是必要的，在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达到相当高度时，战争才能永远成为历史。
把国家及其社会制度或个别社会集团视为战争根源的理论，在解释具体战争的起因时是有说服力的，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却不够完整。在理论上，这一思维层次的观点难以说明为什么在被指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国家被消灭或改造后，在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后，战争仍然发生。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西方的战略家也并不完全以某国制度是“民主”还是“独裁”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
中、苏、美等国的战略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朝向第三个思维层次发展。在国际系统的观察高度上不至于见木不见林。如能将第二、第三个思维层次结合起来，在国家层次上分析国家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关系，又在国际系统层次上分析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分析各国国际性为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就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挖掘理论深度，作出较为完整的回答。当然，由深度的理论未必是正确的理论。一些西方学者曾以为使用系统论的方法可以建立“价值中立”的和平与战争理论。但当穿过他们的理论框架透视其具体观点时，便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仍未能跳出为本国利益服务的窠臼。
5. 将历史上和当前的战争和平理论加以归纳时，还可以发现第四个思维层次，即把战争根源归结为民族、国家或其他社会集团的某些思想动机（而不是这些集团本身），以及由这种动机产生的政策和行为。当然，动机也必须以物质力量为基础。
关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战争根源的看法，就属于这个思维层次。18世纪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马志尼认为，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不受外来控制，就会出现永久和平。但他同时又主张使用暴力取得民族独立。每一个民族都有权使用暴力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在当代世界上仍然具有号召力，它往往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动乱和跨国民族冲突的思想动因之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等人，更把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一历来受人推崇的思想信仰引向暴力，推向极端。他们说，对外战争可以使内部存在对抗的民族得到统一和复兴，战争有益于保持民族伦理生活的健康，而长期和平会使民族腐化堕落。这种思想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所继承，至今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仍有一定市场。
历史上和今天的某些神权政治理论主张教权高于俗权，教会高于国家，宣传为了维护宗教信仰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或“圣战”，这也是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
霸权政策和霸权行为的思想渊源，同民族利己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世界霸权主义的思想特点，是将本民族视为全人类一切活动的中心。它不以本民族的独立为满足，而是要使用强权手段，将本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推广到全球。当霸权主义者自以为有能力使用战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世界和平就受到严重威胁。 霸权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超过其他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存在决定意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相对实力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领导集团的基本外交思想，即对本国利益的判断。
我国领导人指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不仅体现了我国对外政策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而且在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发展中独树一帜，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再把推行霸权政策的一两个具体国家称为战争策源地或霸权主义国家，就能够站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观察世界形势，脱离单一因果关系的思维定势，为建立多元化的理论体系打下基础。
五、新思路的探索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国外交方针的一般性理解，不能也不应代替更深一层的理论探索。理论工作者应该善于独立思考，用于为我国安全环境的超前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上文对各种传统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反思和比较。为了抛砖引玉，最后再提出几条粗浅的思路。
1．世界大战的危险来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但正如宦乡同志所说，在今后若干年内，美苏都将忙于内部事务，外交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9]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进行分析，不应认为超级大国各有其发动世界战争的愿望和计划，只要和平力量“打乱了它们的战略部署”，战争才得以推迟。霸权政策不等于战争政策。推行霸权政策的国家只有在认为自己有较大可能在对外军事冒险中取胜，同时具备相应的国内条件时，才有发动战争的欲望。
2．对于战争危险的考察应该是分层次的。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会继续减小，但大战以外的战争危险不容忽视。据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来，局部战争已夺去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如果说世界大战和超级大国为直接卷入的局部战争不一定出自同一根源，那么对世界大战起制约作用的力量，就未必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力量。因此，防止局部冲突扩大的途径，应同防止世界大战的途径有所区别。当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小时，局部战争的危险却可能增加，即地区性军事强国或潜在军事强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可能增加。世界和平取决于东西方关系，局部地区的和平问题却不完全是东西方关系问题。就我国未来的安全环境而言，也应预防几种潜在的战争危险。
3．对霸权主义的研究必须紧紧抓住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有“权”才能“霸”。霸权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国内背景，需要考虑大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专制政治，以及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宗教、暴力传统等诸多因素，但这些一般都是静态因素。一个国家要搞霸权，最重要的条件是它在国际社会中所掌握权力的集中和膨胀。一国对外扩张的动力和野心随着其相对实力的扩大而增加，也会随着其相对实力的衰落而减小。
4．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世界和平力量对超级大国的制约当然是最重要的，但美苏之间的力量均势也是相互制约，防止战争的必要条件。抽象地谈论“人心向背”没有多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在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国家，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总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战与和并不以这种人心向背为转移。只有将“人心向背”问题同民主化程度相联系，才能真正认识各国人民对制约战争所起的作用。
5．道义原则同政治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崇高的国际道义原则，代表着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但这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没有其他原则可言。列宁曾指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前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而且在实际上已经运用过了”。[10]原则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当代世界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均势状态如果有利于和平，在外交政策中正确运用均势原则就是毋庸讳言、无可非议的。
6．既然当代的战争同革命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对战争的性质应有新的认识。列宁曾认为，殖民地向帝国主义宗主国宣战，不管是谁先进攻，这种战争都是进步的战争。[11]今天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民族独立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关于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进步战争、反动战争的观点，是否应参照国际法上合法战争、非法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侵略战争的概念，作出适当的改变？
7．实现永久和平的根本途径是消灭战争根源。然而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是在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如何避免战争。上文讨论过的都是宏观理论，涉及的是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对抗和紧张状态，而没有具体谈到这种对抗在何种条件下会引起战争的爆发。研究如何维护和平时，还需要找出从战争可能性到战争实际发生的临界点，以便尽量提高这个“门槛”。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危机，因此我们应研究危机理论、外交决策理论和其他一些有关战争的微观理论。如果说消除战争根源是“治本”，缓解战争危机便是“治标”。同时，我们也应密切注意高科技和最新军事手段的发展及其对战争危险的影响。
8．我国的外交方针已经指明主要的战争威胁来自何方，维护和平的力量是哪些国家。作为研究者应该更多考虑的是，从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看，哪些因素加剧战争危险，哪些趋势有利于维护和平。对核武器的作用应该进行辩证的分析。还可以看到，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边界、民族、种族纠纷问题，难民和大规模移民问题，人口超负荷增长和贫困问题粗暴践踏民主和人权的问题等等，都是潜伏的危机。国内动乱引起国际干涉，也是常见的冲突形式。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趋势，包括西方的经济一体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国的民主化进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都对世界和平的前景产生深远影响。外交谈判的逐步公开化，多种外交渠道的开辟，联合国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的活跃，也都有其积极意义。
9．当前美国和苏联在外交政策调整中，都注意抓和平旗帜。这是有一种形式的世界性竞争。从长远来看，要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形象，依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力量强大，更重要的是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为此，一反面我们要有更活跃的外交工作，培养更多更好的外交人才和宣传人才，另一方面在国内应加强和平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民族平等的教育，反对渲染暴力，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傲、自卑的民族心理。一个高度文明的中国，将永远是维护和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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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编：《政治研究》，1988年第3期。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67页。
[3]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86－187页。
[4]同注1，第221页。
[5] 《世界知识》，1988年第3期，32页。
[6] 《列宁全集》，第13卷，63-6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4页。参阅1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04-306页。
[9] 《世界知识》，1988年，第3期，34页。
[10]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