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杰斐逊和康德肯定对过去两百年时间内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变化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从自己宣扬的哲学原则中得出来黑人和白人平等，女性普选权等结论。这种想像中的惊讶表明了反基础主义者（the anti-foundationalist）的观点，即道德意识不像是数学一样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相反，它是设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观察把那个未来变为现实的尝试结果。上个月去世的理查德·罗蒂在《批评性思考杂志》（Kritika&Kontext）十周年纪念专版中简要描述了其哲学的反基础主义者前提。
哲学是西方政治思想攀登高峰的梯子，爬上去之后就一脚踢开了。从17世纪开始，哲学为创建西方民主机构扫清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能做到这点是通过把政治思考世俗化，把如何实现上帝的意志替换为人类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哲学家建议人们应该把宗教启示放到一边，至少为了政治目的，就好像人类是自己的主宰，人类的行为就像完全依赖自己，自由地确定法律和机构来满足自己感受到的需要，自由地重新开始。
在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政治机构和政治观点的运动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的哲学观点。那些同情旧政权的人不大可能像渴望革命性社会变革的人那样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但是现在启蒙思想和价值基本上被西方想当然地接受，这就不再是问题了。现在是政治在前面带路，哲学尾随其后。人们首先确定政治观点，然后如果一个人有这方面的兴趣，再去寻找哲学基础。但是这样的兴趣是偶然性的，很不普遍。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对哲学了解很少，关心哲学的人就更少了。在他们看来，认为政治建议反映哲学信念就像认为尾巴摇动狗一样荒谬。
我将用自己的话探讨哲学和民主无关的主题。我即将谈论的内容的一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国家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同样适合于欧洲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就像在美国一样，“民主”这个词已经逐渐具有了两个不同的含义。从狭隘的，最小化的意义上，它指一种政府管理体制，其中权力掌握在自由选举中获胜的官员手中，我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称为“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ism）。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指一种社会理想，机会平等的理想。在第二个意义上，民主是一种社会，其中所有的孩子都有同样的人生机会，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穷人、奴隶的后代、女性、同性恋者等。我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为“平等主义”。
比如，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你问全心支持布什总统连任的选民他们是否相信民主。他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本身感到惊讶，会回答说他们当然相信。但是他们这个回答表达的含义不过是他们相信符合宪法的政府。因为这个信念，他们愿意接受选举的结果，不管结果如何。如果约翰·克里（John Kerry）获胜，他们会愤怒和厌恶。但是他们不会梦想上街游行示威阻止他宣誓就职。他们会对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让布什继续留在白宫的建议彻底吓坏了的。
2004年那些认为布什是当代最糟糕的美国总统，迫切渴望克里成功的选民同样是宪政主义者。当克里失败后，他们伤心、愤懑，但是不会梦想发动革命。左翼民主党人和右翼共和党人一样对维护美国宪法是忠贞不贰的。
但是如果问这两组人他们是否相信民主，那么你得问他们所说的民主到底什么意思，你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布什的支持者通常都会满足于把民主仅仅看作自由选举的官员领导的政府。但是克里的很多支持者，尤其是知识分子会说美国尽管经历了多个世纪的自由选举和投票权逐渐扩展包括了所有成年公民，仍然不是完全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观点是虽然在宪法意义上它是民主国家，但是从平等的意义上，它还不是，它还没有实现机会平等。贫富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这些左翼民主党人会提醒你受到糟糕教育的美国人子弟的可能命运，那些在全职工作的父母每年只能获得四万美元收入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这听起来是一大笔钱，但是在美国父母只有这个收入水平的孩子被剥夺了很多优势，很可能上不起大学，很可能找不到好工作。对于自认为属于政治上的左派的美国人来说，这些不平等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表明即使美国已经有民主选举的政府，它仍然没有民主社会。
自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9世纪写了他的文章“民主主义憧憬”（Democratic Vistas）后，美国受到教育的公众舆论的一大部分使用“民主”来表示“社会平等”而不仅仅是“民选政府”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在进步时代成为常见现象，在新政时期就更常见了。这个使用促成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者运动，他们连续不断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企图“实现美国民主的诺言”。
到现在为止我根本没有谈到宗教和美国民主的关系。但是要明白宪政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的民主理解的背景，非常重要的是认识到政治左派的美国人倾向于不那么热心宗教，但是比政治右派在宗教上更加积极。作为宗教信徒的左派人士不是很努力要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结合起来，他们把宗教当作私人事务，认同杰斐逊式的宗教宽容传统，坚决支持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
但是在政治右派，宗教和政治信仰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布什的铁杆选民不仅比克里的铁杆选民更多上教堂礼拜，而且可能同情布什坚持有必要选举那些认真对待上帝的官员的主张。他们常常把美国描述为受到基督教上帝保佑的国家。他们喜欢说他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得罪了犹太人或者穆斯林美国公民。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不仅是历史的偶然，而且是上帝优待的证据。
因为对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立场，人们忍不住会认为政治左派和政治右派的对立反映了那些认为民主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人和日呢为民主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人之间的区别。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是让人误解的。除了少数神学和哲学教授，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美国知识分子都没有认为宪政主义的民主理解有任何一种基础。
如果问他们如何证明对于宪法政府的倾向，双方都可能诉诸于历史经验而不是他们的宗教或者哲学原则。双方可能都认可温斯顿·丘吉尔被广泛流传的名言“民主是除了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尝试过的方式外，可以想像到的最糟糕的政府管理形式。”双方都同意自由的报刊、自由的司法、自由的选举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的最好保证。权力滥用是古老的欧洲君主制、法西斯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
左派和右派关于平等社会立法需要的争论也是既不反对宗教信仰也不反对哲学原则的问题。那些认为对于民主的承诺是对于平等社会的承诺的人和那些认为福利国家没有用，或者旨在确保机会平等的政府规定没有用的人之间的分歧也不是基于哲学或者宗教原则。即使最狂热的极端主义者也不试图争论基督教圣经提供美国政府不应该通过使用纳税人的钱重新分配财富把穷人的孩子送入大学的原因。他们的左派对手也不主张需要使用纳税人的钱为了这个目的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的裁决”确定了的。
营的争论更加具有实用性。右派宣称为了帮助穷人实行高税收的政策将导致“大政府”、官僚统治和经济低迷。左派承认存在过分官僚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府的危险。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危险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不平等灾难更大。因为这样的经济制度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数千人失去工作，让他们无法养活自己，更无法接受教育或者养育儿女。右派认为左派太喜欢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强加到整个社会身上。左派回答说右派所说的“兴趣问题”实际上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这样的争论不是通过诉诸于普遍接受的道德义务而是诉诸于历史经验，一方面是过分管理和过分税收的经历，另一方面是贫穷和屈辱的经历。右派指责左派是多愁善感的傻瓜，心肠滴血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明白需要让政府规模小，以便个人自由能够发展繁荣。左派指责右派冷酷心肠，不能或者不愿意想像自己处在父母没有能力为女儿买衣服，不能送孩子上学的困境。这样的争辩和交流也是在实用层次上进行的，不需要神学或者哲学理论的基础。神学和哲学理论也不能为任何一方增加多少说服力。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当代美国政治争议立场，强调哲学对这些争议的无关紧要。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左派和右派关于保持宪法政府的智慧的协议还是他们关于究竟通过什么法律的争论都和宗教信仰或者哲学观点没有多大关系。即使你对于宗教或者哲学没有任何兴趣，你仍然可以在美国这样的当代民主社会的政治讨论中成为聪明的，提出有价值观点的参与者。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偶尔遭遇哲学家之间的辩论，关于民主是否有哲学基础，以及如果有的话，这些基础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辩论没有多大用途。为了明白为什么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辩论，记住我刚一开始就指出的观点是有帮助的：当18世纪的民主革命爆发的时候，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争吵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的重要性，因为那些革命对于过去没有了吸引力。它们不能指向民主和世俗的政权所享受到的成功。因为这样的政权很少存在过，那些确实存在的类似政权并不一定运行良好。所以他们唯一的手段是通过指代原则，哲学原则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说理性已经显示普遍人权的存在，所以需要进行革命把社会放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18世纪的“理性”应该是反对牧师者拿来弥补他们所缺乏的宗教称为“信仰”的东西。因为这个时期的革命者肯定是反宗教的。他们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宗教给予封建和君主制提供的帮助。比如，狄德罗非常有名地期待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勒死。在那个时期，世俗主义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都非常重要创造了有助于革命性政治活动的思想气候。康德指出即使基督的话语也需要经受普遍接受的人类理性的命令的评判。对于像杰斐逊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来说，理性是道德和政治探索的充分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是不必要的。
作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他阅读了很多的哲学著作，确实非常严肃地对待它们。他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很好的启蒙理性主义者，他赞同康德理性是这些真理的根源的观点，认为理性足以提供道德和政治指南。
许多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最杰出的，影响最大的活着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都认为启蒙理性中有很重要的合理性。哈贝马斯相信哲学思考确实能够提供道德和政治指导，因为它能揭露他所说的“普遍有效性”的原则。基础主义者哲学家如哈贝马斯把哲学看作康德和杰斐逊认为哲学在文化中发挥的同样的作用。仅仅去思考就能显示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交流的前提”，因此提供能够指导道德和政治选择的标准。
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般都同意民主有这样的基础。他们也认为某些核心的道德和政治真理如果不是真正不言而喻的，至少是超越文化差异和历史限制的，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某种次序。他们对于反基础主义哲学家比如我本人主张没有所谓的“人类理性”的著作感到恼火和不安。
但是，我们这些反基础主义者认为启蒙理性主义是用宗教自己的游戏打击宗教的不幸的尝试。这个游戏假定在人类历史之外或者之上存在一个东西，可以对这个历史做出判断。我们认为虽然有些文化可能比另外一些文化更好，但是没有超越文化标准的“更好”，我们可以诉诸于它的，当我们说现代民主社会比封建社会更好，或者平等社会比种族主义或者性别主义社会更好。我们可以肯定由能看书识字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选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的统治比牧师和国王的统治更好，但是我们不愿意试图现实这个主张的真理性给予神权统治或者君主制的支持者。我们怀疑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不能说服这样的支持者他的观点的荒谬性，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够做到这点了。
像我本人这样的反基础主义哲学教授并不认为哲学像康德或者柏拉图认为的那样重要。这是因为我们觉得道德世界并没有一个能够被哲学思考认真鉴别出来的结构。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因为我们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哲学是它的时代确定下来的思想”。我认为黑格尔的意思是笼统的人类社会实践，或者具体的政治机构是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它们的判断要根据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需要。脱离人类历史，以永久性的视角看待问题是不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是历史学的补充。哲学史应该在创造了哲学原则和体系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下研究，就像我们研究艺术史或者文学史一样。哲学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我说的是它不是不断积累持久真理的学科。
在黑格尔之前的西方多数哲学家都是普遍主义者和基础主义者。正如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在18世纪末之前，西方思想家把人类生活看作解决拼图游戏的尝试。柏林描述我已经指出的作为文化的普遍哲学基础的希望如下：
肯定有办法把这些图片组合起来。最聪明的人，无所不能的人，不管是上帝还是无所不能的地球生物，不管你会如何想像这样的人，在原则上说是能够把所有这些图片拼接成一个连贯的模式。任何人做到这点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事情是什么，它们的历史如何，将来会怎么样，支配这些事情的规律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和物的关系如何，以及人需要什么，欲望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1]
思想世界，包括道德世界就像拼图游戏以及哲学家是负责把所有这些图片拼接到一起的观点的前提是历史实际上并不重要：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这个假设被三个事件削弱了。第一个是18世纪末一连串的民主革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第二个是文学和艺术上的浪漫运动，这个运动现实诗人而不是哲学家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最大。第三个发生的稍微靠后些，是人们普遍接受达尔文对于人类起源的的进化论解释。
这三个事件的影响之一是反基础主义哲学的出现，即挑战拼图游戏观点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说西方哲学认为持久和稳定比新颖和偶然性更好的观点是错误的。尤其是柏拉图认为数学是获取知识的典范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这个观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人性，因为人类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创造了自己，就像诗人创造了诗歌一样。没有所谓的国家的本质或者社会的本质这类可以理解的东西，只有一个相对成功的或者相对不成功的企图达到秩序和正义的结合的尝试的历史顺序。
为了进一步说明基础主义者和非基础主义者的区别，让我返回到杰斐逊的主张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主张。基础主义者敦促这些权利的存在是普遍的真理，这个真理并不是特别和欧洲有关系而不是亚洲或者非洲，或者和现代史而不是古代史有关系。他们说这些权利的存在就像2的平方根的无理数的存在，一种东西，任何人只要仔细思考这样话题就可以认识到的东西。这样的哲学家同意康德的主张“普遍的道德意识”不是历史的产物儿时人类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指定我们必须不能把别人当作手段---不能把别人当作物品来对待---被杰斐逊和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作者翻译成具体的政治术语。这样的翻译不过是重新组织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认为不言自明的道德信念，就像现在认为的一样。哲学的责任就是提醒我们深藏在我们心底的我们一直认为确定无疑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是正确的，当他说道德知识是回忆的问题，一个先验的问题（a priori matter），而不是实证检验的结果。
相反，像我这样的反基础主义者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康德的“绝对命令”是空洞的抽象，必须填充只有历史经验才能提供的具体的细节。我们对于杰斐逊声称的不言而喻的人权也同样看待。在我们看来，道德原则不过是对某些经验的总结方式而已。把它们称为“先验的”或者“不言而喻”等于是坚持使用柏拉图在道德确定性和数学确定性之间显然误导人的比喻。没有任何声明能既有革命的政治含义，同时又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们反基础主义者相信说一个声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不过是空洞的修辞上的姿态而已。18世纪革命家声称所有人都拥有的权利的存在在以前的千年中对多数欧洲思想家来说并非显而易见的。它们的存在对初次得到确认的两百年后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似乎成为显而易见的真理可以用特有的文化灌输来解释而不是人类思想和道德真理的某种同源性。
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反基础主义者指出下面让人不愉快的历史事实：独立宣言的文字被美国所谓的民主政府用来只适用于欧洲背景的人。美国的缔造者们只用在逃离欧洲君主政府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的移民身上。美国土著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部落拥有这样的权利的观点很少被认真对待，负隅顽抗的印第安人被屠杀。
而且，只是到了独立宣言公布一百年后，美国公民才开始认真对待妇女的权利，开始问自己美国的妇女是否也应该获得像美国男人一样的追求幸福的机会。又花费了几乎一百年的时间和代价高昂和残酷的内战，美国黑人才获得不被当作奴隶的权利。又过了一百年，美国黑人才被看作平等的美国公民，享有和白人一样的机会。
我的国家的这些历史事实有时候被引用来显示美国是个彻底虚伪的国家，它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自己提出的人权主张。但是我觉得对美国这样的谴责是不公平的，也是误导人的。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变得更美好、更公平、更体面、更慷慨的一个理由是民主自由，尤其是报刊自由和言论自由使得公共舆论有可能迫使具有欧洲祖先的白种男人考虑他们曾经的作为，以及正在对印第安人，女性和黑人所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公众舆论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权的逐渐扩展和延伸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最好的理由来说明民主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所能给予人民的更多。美国的历史说明一个主要关心拥有财产的白种男人的幸福的社会能够逐渐地、和平地改变成为这样一个国家，里面的贫穷的黑人女性可以成为参议员，内阁官员，高等法院法官。杰斐逊和康德可能感到纳闷在过去200年里西方民主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从自己阐述的哲学原则中引申出黑人和白人平等，女性投票权等结论。想像中的他们的惊讶说明了反基础主义者的观点，即道德观念和数学不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相反，它是想像美好的未来，观察把那个未来变为现实的尝试结果。道德知识像科学知识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验的结果，看看它们到底效果如何。比如女性普选权就运转良好，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由中央控制就不好等。
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进步的历史显示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的重要内容是言论自由和报刊自由，同样也是愤怒的公民有能力用更好地选举出来的官员代替糟糕选举出来的官员。一个国家可能有民主选举，但是不能取得道德上的进步，如果那些被虐待的人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苦难的话。在理论上，一个国家仍然保持宪政民主即使它的政府从来不采取措施增加机会的平等。但是在实际上，政治议题的自由辩论以及推出政治候选人就能保证平等意义上的民主成为宪法政府的民主的自然后果。
我一直在给你宣扬的反基础主义者的道德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实行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后果的世俗化的国家，或者那些只是现在看到宪法政府出现的国家，西方哲学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在众多国家进行的各种不同社会试验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也许有价值得多。如果我们反基础主义者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应该放弃寻找社会的哲学基础，转而进行从历史纪录中学习的尝试。
本文选自理查德罗蒂（）2004年4月在德黑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稿。该演讲是雷敏·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组织的在德黑兰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演讲系列之一。除了罗蒂外，演讲者还包括哈贝马斯，乔姆斯基，阿格尼丝·赫勒（Ágnes Heller）。雷敏·亚罕拜格鲁2006年3月20日被伊朗警察拘留，尽管有国际舆论的攻击。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在2006年8月被迫承认与西方外交官勾结策划在伊朗实行企图推翻现行政权，用西方式民主取而代之的“天鹅绒革命”后获得释放。
注释：
·[1] 以塞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23页。
译自：“Democracy and philosophy” Richard Rorty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6-11-rorty-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