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居高不下。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报，8、9、10月份，全国的CPI均在6.2-6.5％之间。有关专家还预计，全年下来，中国的通膨率大致会在4.5个百分点以上。这还是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根据各地市场传来的实际信息，许多人都估计说，2007年中国的实际通胀率，可能远比这个数字为高。
近几天，《东方早报》头版头条接连发表了几篇“2007年物价调查”的特稿。据报道，最近，早报记者与上海财大的一些研究者一起，以猪肉、鸡蛋、蔬菜、食用油为调查样本，分兵四路，到黑龙江、河南、江苏等地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发现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在市场上一些食品供小于求。该报2007年12月4日发表的“追踪物价上涨之源”一文说，这轮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确实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以猪肉价格为例，在本轮肉价上涨过程中，养猪户的收益确实增加了不少。即使考虑到养猪的成本增加了，养猪户的利润仍然又很大的增加。他们的调查还给出了具体数字：猪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后，养猪的成本增加了200多元，但肉价上涨后，农户养只200斤的猪，能多赚500元左右。结果，目前农民养猪的利润率，能达到50％。在该报12月5日发表的“蛋价之谜破壳而出”一文中，也有养鸡户今年“赚翻了”了说法：养一只鸡，今年可以赚35元，“即便是中型养鸡户，今年一年就可赚十几万，大户赚几十万‘不成问题’”。这个研究小组的调查还发现，这轮物价上涨，中间商并没有像一些在网上搜搜信息就拍脑袋、想问题、找答案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攫取了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之利的大头。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在现在的农产品流通环节中，收购商、批发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利润空间基本上是固定的。这几篇报道，部分证明了我先前的一些直观判断：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最终会还是使一些农民部分受益。
不管农产品和消费品物价上涨最终会部分使农民收益，且我先前曾认为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对经历了十多年经济超高速增长而又缠绕在“流动性过剩”中的中国经济有某种“泄洪”效应，但是，在任何社会中的任何时期，通货膨胀从何种角度讲都不是件好事，尤其是对在城市生活的低收入家庭（包括农村进城打工的人和离退休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十分悬殊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的社会格局中，这样的通膨率，这样再涨下去，社会能否承受得了？这确实是个值得慎思的问题。年通胀率超高5个百分点，即是应该引起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注意和警惕的时候了。
然而，今天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问题，已不再是应该不应该反对和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遏制通货膨胀，而是目前的通胀势头是否反对得了，能否遏制得住。这里首先就要弄清，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到底是加速性的？还是一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暂时结构调整？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早报记者和上海财大的研究小组的实地调查追踪，固然提供了“第一线”的一些实际信息，且这些资料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决策可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但他们这次调查的研究思路设计就有问题——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因为，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宏观现象，而不是单个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微观现象。故仅从市场供求关系来解释目前出现的较普遍的物价上涨现象，如果说不是误入了歧途、找错了思路，也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道理说来简单。如果在整个社会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单个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了（如包括猪肉价格飞涨，甚至反过来包括今年上海市场上草虾、阳澄湖大闸蟹——这二者的价格在上海本地市场上今年都比较平，并可能较往年有所下降，而后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据说是阳澄湖大闸蟹今年不再或很少销售到台湾去了），那是可以把之归结为市场供求原因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综合物价指数上涨了，那就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只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事了，而是个宏观现象了。因此，从市场供求关系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
今年全国各地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较普遍上涨了，且从各地来的消息都说目前这一轮涨价的幅度不是甚小，那通货膨胀无疑就来了。通胀来了，就要找原因。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在理论上，目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有多种理论和多种说法，但笔者也还是只相信从休谟到弗里德曼的老、新货币数量论的说法：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简单说来，之所以存在通货膨胀，根源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流转中的货币太多，或用陈志武教授的话来说，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钱”太多。钱太多，用目前媒体中时尚话语讲，就叫“流动性过剩”。
如果说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那么，其问题又出在哪里？钱多，流动性过剩，那问题自然会追溯到货币发行机构，即央行。但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钱”太多，单是央行的问题吗？据周其仁教授最近讲，在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易纲曾道出了央行的难处：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他给出的理由是，由于中国多年的资本项目和经常性项目顺顺差，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汇率决定的。“结果，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但是因为流入中国的外汇太多，回收不及，结果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易纲这里的分析理路没错，但在我看来只是道出了中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一半。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显然并不仅是近些年来自国际上的资本项目和经常性项目的双顺差造成的。国内的政府体制（尤其是政府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在国内人们的钱多了？也旋即成了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面有许多原因。这些年的经济繁荣，显然是个主要因素，但是，更主要和更直接的原因是，在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一些人口袋中的钱来的太容易。除了农民和那些在制造业、建筑业打工的艰辛体力劳动者和小商小贩们，这年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没有些办法和渠道发钱？再加上王小鲁所说的4－5万亿的来自各种渠道的灰色收入，中国社会中的钱，还不会多？
多年的经常性账目和资本账目的双顺差，加上国内各行各业——尤其是政府部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行业和单位发钱多、人们赚钱容易，加上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热钱流入，还不会有流动性不过剩的道理？在几乎所有渠道都存在大量货币流入和“渗进”经济增长格局中，央行又能做得了什么？又能做多少？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这些在发达经济体中曾经工作且仍然工作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当下格局中，会有效？真令人怀疑。
这还不算完。在这些年来，像洪水一样积聚起来洪大流动性过剩中，政府的作用是什么？目前谁又想过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近年来宏观政策决策者确实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和严重性，也一再强调要谨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是，各级和各地政府在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什么？对目前的“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各级和各地政府就没有起到一个实际上的推波助澜作用？政府投资以及与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发动”和“促动”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难道不是这些年投资过热主发动机之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央党政各部门、各部委手中掌握着多少资源？目前钱最多的，不是私人部门和民营企业家，而是政府。别的不说，在这些年中国GDP每年都在10个百分点增长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以20％以上的年增长速率递增。2006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接近了4万亿。今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竟增长了31.5百分点！2007年全年政府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对我国的财税部门来说，估计只是“一碟小菜”。这又是一个多大的数字？这笔天文数字的财政收入，又是如何支出的？这掌控在政府手中的天文数字的“钱”，就不流动？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就与这天文数字的“钱”无关？中国宏观经济过热——如若有的话，难道与政府如何花掉这笔钱没关系？
因此，在此一轮有关“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中，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媒体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钱”最多的，是政府；“流动性”，不仅是“积聚”和“过剩”在企业和私人手中，也“积聚”和“过剩”在政府部门那里。一句话说完，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如果是这样的话，均与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及其体制脱不了干系。认识不到这一点，讲宏观调控，讲遏制经济过热，讲反对通胀膨胀，可能都只是说说而已。
基于上述判断，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外行，做一个制度经济学得研究者，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格局中，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不改，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虹吸口”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政府支出——尤其是政府投资——的“洪喷口”管不住，央行“发钞”的口子恐怕就永远关不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从而就消解不了。在此情况下，单凭一些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恐怕作用不会太大，但反过来对民营经济的成长乃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势头的负面作用，可能并不小。
概言之，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否如此，对此我仍然有保留）和流动性过剩，既是这些年放出市场后经济成长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的自然结果，也有着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原因。既然目前通货膨胀与有我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有关，要反对通货膨胀，欲遏制“经济过热”，要消除“流动性过剩”，那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的事了！好在这些年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已经不再短缺了。不然，在这样的流通性过剩“洪峰势头”下，中国这一轮通胀很容易演变成为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向何处泄这“不小的”流动性之洪，是应该值得宏观政策决策者和经济学界深思和慎思的问题。放闸泄洪向何处？股市？房市？海外？在此情况下，如果再打压股市，再控制房价，加上又怕通过QDII的渠道资金外流，那国内的消费品物价还能控制得了？洪水，积累起来的不小的洪峰，总要有它泄出的地方和河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