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经波折，我60年前写的一本英文小书《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的中译本，终于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5月出版了。感谢《书屋》刘文华编辑的关心，他在浏览了本书后，一再鼓励我对这本书的身世作一番交代，以便人们了解我为什么急欲出版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小书的拳拳之心。
我1913年出生在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读书成绩比较突出，除家人外，戚族朋友都对我寄予厚望，我自已也希望长大后事业有成。不过我知道，“朝内无人不做官。”我家无龙鳞骥尾可攀，入仕途很难，也不会有出息，我亦无兴趣。这样，30年代上半叶读高中时，通过阅读《独立评论》，颇幕胡适之为人，认为他忧国忧民，不畏强权，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很想有一天能像他那样当个大学教授，凭自已见识和良心著书立说。但我又想到，要想长期安静地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就需要民富国强，社会安定，而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专制、腐败政府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一直成为我知识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时不能太泛，于是我想探本索源，先寻求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并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作为我硕士论文题目。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是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的。
前汉初，在陆贾、叔孙通等儒生诱导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渐相援引，于是儒生逐渐得势，日益获取很多优惠。到武帝时，在董仲舒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徭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皇室和儒生阶层更从儒学中获得深厚的既得利益。后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两代，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稳固，于是建立以儒学作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宋代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朝，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浩荡”，儒生在解释、讲授、演绎儒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与强化皇权，使皇权神圣化。
皇室和儒生阶层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前汉时代起，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一般说都是如此。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基于上述原因，两千年来中国朝代一变再变，但都只改变了朝代姓氏，而建基于儒学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专制政治制度和为其服务的宗法制度以及它们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儒生阶层的旧家族和个人可能被排除了，新的家族和个人闯入了，但作为一个阶层，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加强、壮大。凡是不同或异化于儒家思想的事物，是很难甚至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思想禁止言“利”，商业和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抑和排斥。又比如，儒家思想鄙视奇技谣巧，侈淡玩物丧志，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也受到冷漠甚至压制。同样，对两千年来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虽有“外儒内法”的说法，但在公开场合，法学和法家比起儒学和儒家来，总是处于弱势的。
这种对不同或异化于儒家思想的事物的压制，是从汉代以来就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大约300年间，由于西风东渐，建基于儒学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秩序逐渐动摇，依附于此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压制往往变得更加强烈、更为典型了。这就是儒学在中国统治两千余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原因。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
(二)
我写这篇硕士论文花了较长的时间，仅仅收集资料就在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图书馆呆了一年。论文译成中文有17万多字，但它得到承认却经历了一番周折。当时我的好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俄语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m)，是个中国普通话说得很好、同情中国共产党并与某些中共党人和民主同盟盟员有联系的本科学生。他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完全同意论文的主题思想。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夫妇是我清华大学老师费孝通教授好友，由于这层关系，雷德菲尔德夫人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她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论文中某些对儒家文物制度的尖锐批评并不太同意，但她认为这篇论文很有份量，甚至可以作为博士论文，至少近于博士论文水平。但是，当论文交到导师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献不熟悉，将论文转交给芝大远东研究所实际负责人、颇有名气汉学家赫利·克里尔(Herlee G.Creel)夫妇评审。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克里尔在学术思想上是服膺儒学、反对进步思想的，他平时对我借阅中共学者吕振羽著作就表现出一种不屑和不悦的神态；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和当时美国众议员、美国院外援华(实际上是援蒋介石独裁政权)集团积极分子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为周以德)是好友，曾请贾德到芝加哥来向中国留学生宣传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感到克里尔夫妇很可能受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加上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只是一知半解，对我的论文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否定了我的论文。但是，我对自己论文怀有信心，而且也相信讲究学术民主、学术思想自由的我的导师沃思能听进我的申辩。我对沃思说：“我不是选读过你教授的《知识社会学》课程吗？知识社会学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个人和社会群体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关。克里尔夫妇是美国社会中保守派，他们相信儒学，深深同情提倡读儒家经典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我的论文则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并认为提倡读经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儒学统治的余孽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尔夫妇能对我的论文作出公正评价吗？”沃思教授听了我的申辩后笑了笑，而且点头认可了。他将我的论文寄给了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姓名)，这位汉学家不仅像马尔科姆·柏森一样完全同意我论文的主题思想，而且颇有赞美之词。这样，我就不仅战胜了颇有名气汉学家克里尔获得硕士学位，而且沃思教授还帮助我获得一笔小小奖学金。
(三)
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书。由于我的言行受到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关注，致使我1949年初曾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摆脱了半封建(注：中国自秦至清社会是君主专制宗法社会，是对“封土建国”的周代封建社会的否定，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解放前中国社会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是受列宁影响，是一种误植。我们这里沿用此称，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并非同意这种误植)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在三年恢复时期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主义，使我心情愉快，感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再是遥遥无期，而是已经在望了。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如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所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革高潮中被掩盖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改革还不彻底时，过早过激地进行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如胡绳在同一书中所说：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未受到任何抵制，从1957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残余及其理论基础-----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经过三落三起，清醒地意识到1978年以前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号召大家要打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所造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而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还“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这个讲话虽未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邓小平深感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对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进一步指出许多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具体事例后，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由上所述，足见必须“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论点，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指导思想，但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提出的这个“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我们完成情况如何呢？看起来是很不理想的。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刊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王干才的文章。它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革”时期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已。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久而久之，它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1999年6月24日，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庙宇，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而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且把这种腐朽的算命叫做预测科学。2000年《半月谈》第8期刊发了记者采访资深革命学者任仲夷文章。任老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曾不止一次讲过，解放思想要过三关：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关，“文革”以前“左”的思想影响关，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封建思想影响关；现在看来，前两关还比较容易过，唯有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还须下很大力气去解决，因为对受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要彻底消除封建思想影响，的确阻力不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做到的。同年，中央党校杨春贵副校长在《半月谈》第17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20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主义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该文还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拉帮结派、培植亲信的宗派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说明，在当代中国，反对封建残余思想，仍然是一项十分严峻的历史任务。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并无好转，邓小平理论的贯彻实施是不完整的。
(四)
还应提到的是，不仅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远未完成，作为封建主义理论基础的儒学，却以现代新儒学的名义，不断跳出来兴风作浪。对于这个问题，方克立教授在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及其他一系列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据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已经失去了市场，只在香港、台湾延续其生命，“文革”期间发展比较迅速，其代表人物是由大陆流亡去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人，流亡美国的张君劢也参与了活动。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洗礼，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华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救亡图存也是一句白话；但是要现代化，就必须有科学与民主。因此，这些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活动便是“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之新；所谓以“内圣”开“外王”，即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然而，港、台现代新儒家虽然很努力，却未能实现其“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幻想，反而日益走向消亡。劳思光生生对他们提出了两点中肯批评：一是对传统儒学抱着一种宗教崇拜的心理，缺乏分析和批判；二是只重视内在的心性功夫，舍事而求理，但从事中显理，还未找到一条切实可行道路。
从1980年起，由于从西方开始出现了一场遍及全世界的反思现代化的思潮，认为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有损于人类幸福；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儒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流行；由于“四人帮”蛮横无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陆极少数知识分子与港、台现代新儒家声气相通，于是，现代新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影响有所扩大，出现了一批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方克立教授称为第三代的现代新儒家。杜维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推进现代新儒学最有影响人物之一，他不同意利文森(J.R.Levenson)在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中作出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已经死亡”的结论，认为作为政治化的儒家之代表的“儒家中国”死亡以后，被厘清了的、表现中国人文理想的真正的儒家传统不独不会死亡，而且可以获得新生，使儒学有第三期发展之光明前景。杜维明把“儒家中国”和“真正的儒家传统”区分开来，他所谓的“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什么呢？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也认为是一种身心性命之学，既有道德实践意义，也有深厚宗教内涵。我们则认为，这种身心性命之学，是从“儒家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儒家中国”决定的。离开了“儒家中国”的社会制度，还会有什么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呢？所以我们认为杜维明的这种区分是不能成立的，他以此区分为立足点来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刘述先对现代社会弊病深有感触，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有效的医治之道是“恢复我们传统中已经开发的慧解”，即由内在仁心的亲切体证，建立生生而和谐的世界观，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心性泉源中“当下即是，不假外求”地找到自已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这就是人类走向未来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定盘针。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的传统中确已开发出这种“慧解”，这种人类走向未来唯一可依赖的定盘针，那当然是使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大好事，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传统儒学中有这种灵丹妙药吗？“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儒学受到的批判，刘述先当然是了解的，看来基本上也是认可的。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中过了时的纲常礼法、典章制度以及汉儒的阴阳五行等，进行解构，以便保住儒学的“最核心的本质”。但是，不把儒学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不以敬畏之心而以科学精神与方法研究儒学的人，一般都认为，两千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儒学，其“最核心的本质”是三纲六纪或三纲五常，而不是刘述先赞扬的“慧解”，更不是人类走向未来唯一可依赖的定盘针。
至于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论点，经过美国坦普尔大学傅伟勋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郭振羽教授和我国方克立教授等的有说服力的辩驳，已日益显示其虚妄。实际上，还有一个否定这种论点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在那里摆着。如果说儒学可以开发出资本主义，可以导致经济的迅猛发展甚至现代化，那么，作为儒学发源地、被儒学统治两千余年的中国，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前，从未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和现代化呢？
综上所述，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国际上找到少数共鸣者，但他们处境却如方克立教授所描述：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寂寞孤怀”的境遇，他们的学问在社会上甚至在学术界被视为“迂远不切事情”，也没有受到哪一个当权政府的直正重视。
(五)
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其所以处境可悲，当然是由于现代新儒学不合时宜，对现代化毫无助益，只能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人们提供某种安慰。但是，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虽然处于这种“花果飘零”的状态，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宏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些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逐渐被国内极少数学者所吸收。此后几年，许多学者关注并参与讨论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形成一种文化热；在这种文化热中，由于海外华裔现代新儒家杜维明等人回国讲学时的大力宣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内、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几位先驱的重整旗鼓，由于“四人帮”批孔批儒运动引起的逆反心理导致的孔子和儒学地位的上升，国内在思想感情和理论观点上和现代新儒家通声气的人，便日益多起来了。1989年，甚至有蒋庆其人在台湾《鹅湖》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的问题，而是“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的问题，表现为“儒家传统遭到普遍否定”、“中国大陆已经全盘西化”等等。文章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马克思主义，也指向祖国大陆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认为大陆当前最大任务是“复兴儒学”。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有识之士当然忧心忡忡。毕生研究儒学的蔡尚思老教授在上海《文汇报》著文批评后，资深革命学者李一氓给蔡老写信(注：该信发表于1990年12月26日上海《文汇报》)说：“我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一般来说，也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海的人，看见孔子哲学仍然具有官方哲学的味道，横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对”；“你反驳了他们，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很有真道理的。但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司马孺在读了这封信后，在1991年第3期《真理的追求》上著文说：“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学说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并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从先秦以迄明、清，孔子的学说虽然屡经变化，但是作为它的核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没有变，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本社会功能没有变。时至近代，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不可避免地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衰亡而趋向没落；它日益丧失了时代的活力，以至无力抗御西方的挑战和冲击。倘如孔子真的是‘道冠古今’的‘至圣先师’，他的学说果真是万古常新的真理，那么许多本来自幼曾受孔学薰陶的维新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们，为什么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为什么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把主攻的锋芒指向孔子及其学说呢？”
虽然这些论断极有说服力，但毕竟中国是个儒学统治了两千余年的国土，思想政治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远未肃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又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包含着对80年代文化热中激进主义和“五四”以来激进言论的反思，也和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思想反映具有密切关系。它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进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否定近代以来历次中国人民革命，发表不少翻案文章，褒扬曾国藩、洋务派和改良派，贬低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褒扬袁世凯，贬低孙中山。与此同时，有些人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口号下，打出了“复兴儒学”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宣称“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他们不仅完全认同港、台新儒学，还主张港、台新儒学反哺祖国大陆，在大陆全面复兴儒学。一时之间，简直令人感到乌烟瘴气。
这种极有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潮，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4年第6期《哲学研究》发表的罗卜的“国粹·复古·文化”一文，尽管人们可以批评它将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有些过激，但它认为：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当代中国还需要孔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儒学新体系，乃是一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予以理解和同情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解和同情很不够，也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十分脆弱、道德败坏风气普遍流行引起的逆反心理，此后报刊上鼓吹儒学的文章不断，直至20和21世纪之交，不独给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使在台湾始终无法堂堂皇皇宣讲其所谓“正理”于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主要学术机构的现代新儒家，却能在大陆的头等大学堂堂皇皇讲现代新儒学，还使有些人能像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某些军阀一样，提倡起读经来。报刊上不断出现儿童读经和经书出版的报道。《中华读书报》总第368期第8版还报道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使其“可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形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另一位北京大学教授还写文呼吁“领导重视”、“各界支持”。我无缘阅读这位教授对其倡议的详细论证，不知道他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的社区是否设立皇朝和皇帝，是否实行“三纲六纪”，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证明“儒家文化保护区”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我只知道，从1840年起，160余年来痛定思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它是妨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它使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丧失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处境。我只知道，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积极努力，直到而今也未开出科学与民主来。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即使把“儒家文化保护区”推广到全中国，难道我们能希望它、相信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吗？难道我们能不担心，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推动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它不会使中国失去竞争力，再次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吗？
道理在那里明摆着，事实在那里明摆着，然而，就是有极少数人把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屡屡败下阵来的儒学视若神明，捧到天上。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港、台现代新儒家的反哺下，经过10余年的酝酿准备，大陆逐渐出现了一小批新生代的现代新儒家，方克立教授称之为第四代现代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等，他们是在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称“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上集体亮相的。这一小批大陆新生代现代新儒家“新”在何处呢？大体上说，主要在于他们不满足此前现代新儒家只致力于心性儒学和形上儒学的研究，认为这样复兴儒学，既是片面的，又是不能成气候的。因此，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概念，他认为儒学实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传统，也就是内圣之学；一为政治儒学传统，也就是外王之学。在儒学发展中，这两大传统是相辅相成的。此前现代新儒学继承宋明新儒学余绪，将心性儒学推向高潮，把儒学改造成一种系统的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形上学，始终开不出新外王。因此，当代新儒学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只关注身心性命的极端倾向，积极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从社会、政治方面儒化中国。他用“三重(注：合乎天道、民意和历史文化)合法性”的理论来否定中国现行国体、政体的合法性，主张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具有三重合法性，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由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组成，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议员来源有二，一为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一为国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通过政治实习和考核的儒士。庶民院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从我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中指定。三院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法案必须在三院都通过才能成为法律。由此可见，这样组成的政体，乃是一种“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国体、政体，蒋庆就是要用这种国体、政体来代替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
大陆现代新儒家的另一新特点是不仅要复兴儒学，还要复兴儒教。蒋庆、康晓光、陈明对此都有所论述，康晓光尤为积极，简直是以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儒化整个中国社会为己任。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该拒绝祸国殃民的民主化，而选择儒化，也就是根据儒家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首先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基层儒化社会。要用孔孟之道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垄断性的制度化的联系。一旦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了儒士共同体，儒家的仁政也就实现了。关于儒化社会的问题，从短期来看，最关键的是将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国学课；从长期来看，最关键的是将儒教确立为国教，使之成为儒学强有力载体。康晓光说：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已载体，其最佳形态就是国教。
总起来说，大陆现代新儒家的新特点，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的、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儒化国家，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这是妄想，但他们积极造势：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促进儿童读经，的确骗了一些轻信的人，起着一定的干扰、妨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六)
综上所述，就是我要出版这本60年前写的小书的原因。这本小书的主旨，是论证儒学统治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主义阶段，难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比起其他论述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论著来，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它从社会学角度，运用“既得利益”这一概念证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同既得利益，这个社会就很难实行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皇室和儒士阶层都在儒学统治中具有深厚的既得利益，所以儒学统治就必然阻碍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一论点似尚未见其他类似论著系统利用过。第二，这本小书系统叙述了中国儒学长期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揭露西汉皇室和儒家阶层如何互相利用以使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此后历代皇室和儒士阶层如何相互利用以维护儒学统治的各种不光彩活动，有利于人们摆脱或免于产生对儒学不应有的盲目信仰和敬畏之情。第三，这本小书举了一些实例，证明儒学统治是如何阻碍科学与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的，有助于人们少受甚至不受各种现代新儒家的欺骗。
2007年8月29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