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1]次日早7时，毛泽东即致函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指出：“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2]据此结论，过去史学界一般认为，用“跃进”之词代替“冒进”一词始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
1996年第9期《党史研究资料》发表的张志辉文章：《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根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有关记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辨析，说明“跃进”一词最早出现于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实际上比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早了近5个月。对此，笔者就所掌握的材料再做一些补充。
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发出上述那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3]彭真此时之意似在于要向毛泽东说明“跃进”与“冒进”两词的替换并非出自《人民日报》社论；“跃进”口号的发明者还应是周恩来。当天夜里，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送上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单行本。在信中，周恩来于注明该报告“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之后，迅即转入回顾和检讨自己在使用此词时的思想认识。周恩来写道：“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的会上发言，说那时是‘开始觉醒’，经过了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接着，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后，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地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是立的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大旗，破的反‘冒进’而‘促退’的歪风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价值和功劳。”[4]
由此，周恩来通过写信的方式，谨慎、委婉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关于“跃进”一词来源结论的支持，以及对这个“伟大口号”发明权的辞让；同时也继续申明了自己对毛泽东反“反冒进”立场的心悦诚服。可谓用心良苦。周恩来何以如此谨慎小心？要理解他的这种做法，还须对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作一番简要回顾。
1955年冬季，毛泽东抓住国际形势出现缓和趋向的机遇，决定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伐。但在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下，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部在计划和预算指标的拟定与执行上产生了冒进倾向。此后1956年初至1957年初，周恩来领导了反冒进的工作。由于毛泽东当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上，故对反冒进一事暂时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针对社会上关于“1956年是全面冒进”的指责，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但此时毛泽东还未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因此，周恩来做出的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估计，其出发点还只是建立在对右派的批驳上，而不是对自己进行反冒进工作的反省上。
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反冒进”主张的序幕。毛泽东在10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称：1956年来了一个右倾。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是促进委员会。他指出：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此后，11月13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上述那篇社论，指责：“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进而把对“反冒进”的批判予以公开化。1958年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明确否定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应该批评右倾保守。并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即之，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将批评“反冒进”的活动推向了高潮。1月19日晚，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应对这一错误负主要责任。此后经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8-26日的成都会议等几次会议的继续批判，至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时，就批评“反冒进”一事进行了总结。会议期间，周恩来再次检查了他的所谓“反冒进”的错误。[5]对“反冒进”的批判至此方告一段落。
长达半年之久的反“反冒进”活动，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继此而出的“大跃进”运动已是势在必发。特别是当毛泽东把反冒进工作与右派的进攻联系到一起时，这种压力就显得更加强大。1958年3月19日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的说明中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6]在此气氛之下，屡受批评，反复作检讨的周恩来自然不敢居大禹之功，只有极力表白其报告中选用“跃进”一词，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精神相比，存在着立旗破邪问题上的巨大差距，以此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地紧跟毛泽东的步伐，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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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45-646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54页。
[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6页。
[4] 周恩来同志的信——“跃进”一词的来源，1958年5月26日夜。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75，第9页。
[5]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6-64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20、143页。
[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