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师长，各位同辈朋友：

在这隆重的授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作为获奖者代表，请允许我先谈一点个人感想，然后根据校长的建议，交代一下个人打算。

我的感想是：“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会”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学的良师益友。

五年前，我从湘江之滨迁居钱塘江畔，正好赶上“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会”在我们美丽的求是园中独家创建。基金会所设的课题立项资助、出版资助和成果奖励，我都有幸获得过，其中接受成果奖励，这已是第二次。今天，我还高兴地看到，在前来领奖的学生代表中，还有我所谬导的研究生。

基金会既有课题立项资助，又有出版资助，还有成果奖励，这是一轮良性循环；基金会既面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教师，也面对可望青出于蓝却又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又是一轮良性循环！这些经费用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师长身上，那是如虎添翼；对我这样举步维艰的后学来说，那是雪中送炭。在我看来，无论是如虎添翼，还是雪中送炭，这两种学术行为对于我校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是至关重大的。我刚才说“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会” 是我的良师益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刚才沈校长在主题报告中清晰地介绍了董建华先生当年决定专为我校的人文学科解囊相助之初衷，使我感触良多。我也曾经有点纳闷和好奇：董建华先生是学理工专业出身，无论是他风雨兼程凡数十年的航运生涯，还是他后来使举世为之瞩目的香港特首位置，都与文史哲基础学科毫无对应关系，他为什么偏偏对我们的文史哲基础学科情有独钟？如果他很清楚大陆的人文学科需要“扶贫”，想把扶持大陆的人文学科作为自己慈善事业的一部分，那也是值得庆幸的。后来，随着他在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我从他的投足举手之间所展示的那份平实、从容、睿智与自信中，才感悟出更为重要的因果联系，才发现自己的猜测是那么肤浅。

此时此刻，遥望南国的紫荆花，我对董建华先生这样具有高度的人文素养并且友情赞助我校人文学科研究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深怀敬意，那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的许多学术成果都是浸透着他这位纳税人的汗水才得以问世，他是我们中间不署名的合作者。

我们知道，学术的探索是无穷的，但个人的学术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刚才沈校长顺便通报了我的年龄——41岁，这就意味着，如果上帝不把我提前请走的话，按照正常的退休年限，我在现有的教坛上所能守候的岁月还有19年。19年的时光对于一个“不惑”者来说，那也不过是弹指之间，再看看赵本山、陈佩斯们表演19次就差不多了。在这剩下的19个寒暑里，我打算在授课之余，除了抓紧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书和尽快完成自己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外，重点投入对近人梁任公的研究。在我看来，尽管中外学者已出版有关梁任公的学术著作多达20多种，但比照真实的梁任公来，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像他那样兼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研究对象，我们往往低估了研究难度。其实，无论是重新解读那些百科全书式的1500多万字已刊资料，还是重新收集与整理那些散失天涯海角的梁氏手迹，都是当务之急。

任何学术成果奖励都不可能改变学术成果本身，但数目不菲的学术奖金可望营造新一轮学术冲刺的起点。我想，我应该把今天领取的一等奖金一万元全部投入对梁氏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之中，然后写出一两本学术专著来。尽管我还不敢保证这些专著能达到什么水平，但我应当保证超越自我，力争与同事们一道，在研究梁任公的国际学术论坛上，让天下同行也适当听听来自钱塘江畔的声音。也许只有这样，才算是对基金创建者和基金会的最佳回报。否则，任何精彩的或不精彩的答谢辞都将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有可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南宋学问家朱熹曾经自问自答地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四校合并为契机，有“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会”和其它基金会作为发展我校人文学科的坚强后盾，那么，求是园中的人文学科必将重振当年“东方剑桥”的雄风。让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开辟自己的道路，托起明天的太阳。

谢谢各位！

谢谢！

1998．10

（原载《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转载高振宇主编《演讲精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