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炤院长，您好！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老校友。今天冒昧地给您写信，打扰您，是我很不情愿的。

先作一点自我介绍。我叫邓启元，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1968届本科毕业生，现为中国文联退休干部，中共党员。退休前先后任职于中国铁路文工团、中国杂技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文艺学校。

三十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发生过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意外地从几种报刊、文集中看到了有关这件事的报道。令我吃惊的是，报道所描述的情节不仅与事实完全不符，更有甚者，个别文章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编造假情节往本与此事无关的领导人脸上贴金。这使我感到，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件重要往事（为争取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而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并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支持）的来龙去脉，在音乐学院知道的人很可能是寥寥无几，见过此信原文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王院长，我很欣赏您一篇文章中的这样两句话：“尊重历史人为本，面向现实唯求真。”给您写信，我就是遵循这样的理念：“道出原委，还历史真貌”。同时，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应该（也有责任）把当时真实的情况以文字的形式反映给您，不能让那些臆想和编造掩盖了真相。

引发我给您写信的动因是这样的：

今年5月下旬，我很偶然地读到了5月18日《中国艺术报》第2版上的文章《吴祖强：音乐人生八十回响》。署名“解瑂”的作者在小标题为“金色光芒”的第三段中这样写道：“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按指吴)与学校其他领导及时将扩招意见反映给邓小平同志，得到邓小平同志‘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的批示，于是谭盾、陈怡等213名优秀考生得以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实际录取人数超过原计划招生105名指标的一倍多”。看完这段有关音院扩招的描写，真是令我愕然。一个新闻工作者，连起码的调查都不做，就公然将一件本与吴祖强无关的事，直接划归到文章的“金色光芒”之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见到这篇报导后，我曾电话联系《中国艺术报》负责人，询问他们这种写法的根据是什么？并在电话中简单介绍了音院当年扩招得到邓小平批示的事情经过。我明确地告诉他们，音乐学院部分老师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是由我叔父邓力群同志建议的，往返联络的组织工作则是由我来做的，这件事和吴祖强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文章这样堂而皇之胡乱编造，实在叫人吃惊。负责人当时答复我，说“文章作者‘解瑂’是一位资深记者，这样写定会有根据和出处”。并表示将尽快调查了解。

三、四天后（六月上旬），《中国艺术报》负责人给我的电话答复是：经过了解，作者这样写的依据来自一本为“庆祝吴祖强教授八十寿辰暨从乐从教六十周年”而出版的画册《八旬掠影》，画册的文字部分选用了一个名叫王安国的人写的文章《晚霞映朝晖——吴祖强八十岁音乐人生》，王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她在电话里逐字唸了下面这段文字：“1977年11月，吴祖强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党政合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抓学院的业务工作。面对学院恢复生机的大好形势，在他和学院其他领导及音乐界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情况得以及时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12月11日小平同志在学院招生情况汇报信上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之后，我要求她将该画册封面及有关文字段落复印后给我寄来，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遗憾的是，在等待了二个月时间里，我并没有收到上述影印件。我曾电话催问过，她同样爽快地回答“早就复印了，交待下面给你寄去了”。

为了尽快找到这篇文章，我与音院潘一飞老师（当年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的六位同志之一）取得联系，经过他从黄旭东老师（音院《学报》前负责人）处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二期，拜读了王安国教授大作的全文。

王安国文章里对音院扩招情况的描述，除我上面引用的段落外，还在这段文字前做了精彩铺垫。他如是写道：“由于考生中拔尖人才集中涌现，各方人士纷纷要求突破原定招收105名学生的指标。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专业院校学生长期实行‘包分配’政策，一个招生指标就等于一个‘国家干部’编制。要想突破计划下达的招生数额，哪怕是一名两名，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实际要突破的何止十名八名！就在这‘节骨眼’上，1977年11月……”。这段熠熠生辉的描绘，关键是为了烘托“节骨眼”这三个字。之后，作者还“有机”地将扩招与1978年夏天来访的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现场拍摄的记实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结合在一起，并说“从艺术教育复苏的角度，有效改善我国受‘十年动乱’影响的国际形象。这一在中央音乐学院院史和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应该说离不开吴祖强的努力。”

这段文字，说白了就是一定要把及时向邓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并得到小平同志批示这件事，生生与刚当上音院“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之一)的吴祖强硬扯到一起。

就在我给您写信的同时，我又看到另一本名叫《赵沨的故事——纪念赵沨诞辰九十周年》的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书中第282页，在“扩大招生”的标题下，有这样一段内容：“10月份报名开始，音乐学院只有100个录取名额前来报名的竟有25000多人。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应该争取扩大录取名额。于是我一边给教委打报告，一边带领有点社会影响的教师、干部四处游说，最后惊动了邓小平同志，经他批示招生名额从100名增加到213名。”

关于音院扩招如何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一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

上述文字里，对赵沨如何“带领”？“有点社会影响的教师、干部”都是谁？怎么“四处游说”的？何以“惊动”了邓小平同志？这些涉及音乐学院扩招大事的关键性情节，作者就这样三言两语，含混不清地将一切功劳归到了自己的身上。无论是领导小组组长赵沨的自传（《赵沨的故事》是由赵本人亲笔撰写的自传），还是紧接着王安国于2007年2月对“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描绘，都巧妙地避过了如何“惊动”邓小平同志，从而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这一重要情节； 既明确点出了这一重要情节的“带领”人或策动人，却又不提出（哪怕一点点起码必需的）证据。(李春光同志在越洋电话里告诉我，他经电话向有关当事人人一一调查，众人清楚、一致的记忆是:因为信写得急、送得急，小平批示下得快,故在写信前后无一人有时间和机会将此事告诉赵沨同志;更不可能禀报吴祖强——当时和此后多年，没多少人知道、记得，在好几位 “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中有吴祖强之名。赵、吴是和大家一起,于听取小平批示传达时,才得知写信这回事的。)

王院长，事情已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里，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但现在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一段真实历史的有意歪曲，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打破沉默，说出真情。王院长，事情已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里，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但现在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一段真实历史的有意歪曲，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打破沉默，说出真情。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招生。十年的积淀，使报考的学生异乎寻常的踊跃。我当时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家住在大六部口街，学校的位置正好座落在我家与工作单位之间。当时我与学校青年教师储望华有着较好的个人关系，他住在学校老三号楼的一层。和我关系同样不错的青年教师杨峻和潘一飞也分别住在同一幢楼的一层和二层。他们三人都是钢琴系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又都留校当了教师，之间关系也相当不错。我常在下班路过学校时，去“小弟”（储望华的昵称）家串门，大家碰面聊天的机会很多。这期间议论的主题，最多的就是这次恢复高考后，报考的考生人数之多，专业水平之高，大大出乎各专业老师的预料。有音乐天赋、素质也好的可塑之材不是一个、两个或几个，而是成批涌现。如管弦系长笛专业的考生，考试成绩都很优秀，使主考的朱同德老师因不愿弃舍之中的任何一人而感到左右为难；有的专业考生的演奏技巧，已经达到国内难觅，国际也不多见的水平；作曲系一些考生水平已超过在校学习的毕业班同学的水平……等等。得知这种盛况，我们在激动与高兴的同时，也想到能不能将这些情况设法向上反映，使众多有才能的考生不致因受招考的名额限制而流失。

我的叔父邓力群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我向他说起音院招生盛况时，他十分重视，对我说，你尽快组织人将此情况写成材料，除反映情况外，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和解决办法，并明确地告诉我，要用写信的方式，直接写给邓小平同志。

我遵照叔父的意见，迅速赶到音乐学院，联络了储望华、杨峻、潘一飞三人，开始讨论如何起草致邓小平同志的信。大家商定此信必须有各方面实例，一定要真实生动。记得起草信件的执笔人是杨峻;分头收集材料时，左因老师和中层干部崔静媛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由潘一飞改定、誊清。起草过程中，我叔父又提议，考虑到当时李春光在文艺界的影响力，应邀请他共同参与信件起草，并署名在写信人的第一位。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12月9日晚，信件起草工作已是尾声，在老三号楼一层杨峻昏暗的北房，李春光边看材料边激动地说“写得真好！很感人！”（李正在校外参加人代会，被我们“紧急”召回）他对信稿作了一些修改与补充，经讨论后定稿。就这样，短短的几天，在大家勤奋的努力下，起草信件工作宣告结束。

信件末尾的署名，大家都尊重我叔父的意见，将李春光同志擺在了首位。有人提出我的名字也应署上，被我婉言谢绝。

信件抄写完，已是深夜。储望华迅速骑车将信送到我在大六部口的家，像接力赛跑一样，我在家门口接过他送来的信，马不停蹄地骑车直送给叔父邓力群。

没过几天，小平同志的批示下达(信于12月9日深夜写毕、送出;邓于12月11日批示)。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工作正式展开。

王院长，看完以上内容后，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怎么你能组织这些年青教师写信呢？我想以下几点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一．当时我们都年青、热情，都有打倒“四人帮”后思想得到解放的一种松快感；二．六位参与写信的同志都为人正直，热心音乐教育事业，责任心强，面对招生盛况，向上反映情况义不容辞；三．我和他们之间或在学生时代，或在文革期间，都有着极深的友谊；四．他们相信我能办好这件事。

他们对我的信任是有根据的。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及：1975年8月8日，学校青年教师李春光在学校贴出了一张针对电影《创业》的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一时轰动全校。我读过大字报后，深受感动，当晚即将此事告知我叔父邓力群。他让我第二天把大字报抄来给他。第二天我去学校抄写时，却遭到当时的一位人事保卫干部的蛮横制止，我们为此还吵了起来。我无奈，只好到李春光家将大字报全文抄下。大字报经过邓力群、胡乔木迅速呈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立即呈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大字报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交邓小平保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8.8.]》）。

上述的这些条件，使我们有了聚在一起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的基础。

三十年前，我在前面所说的事情里，仅起过穿针引线、往返跑腿的作用。而我的叔父邓力群，据我所知，在他任职期间，关心中央音乐学院的事业和发展，对学校的事，直接过问并使之得到解决的,起码有过三件。但不知何故，学校方面在任何时侯都从不提及。这样对待一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恕我直言，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该的。

王院长，给您写信的目的，并不针对学院的某些老领导，他们都曾是我的师长，也都为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扩招批示而辛苦地做过许多工作。仅是希望让这件事的经过及真情，在音乐学院内明白昭示，避免今后出现更多的以訛传訛的荒谬事情，真正做到“道出原委，还历史真貌”。

顺便说及，李春光也看到了《学报》上刊载的王安国的文章，给我打来越洋电话。他十分愤慨，并表示也将撰文以澄清事实。

三十年前，我所经历的这件事在学校发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和满意的结果。三十年后，又是在学校，事情被人为地随意歪曲，在许多同志(不仅我们这几个当事人)中引发了理所当然的非议，这是我极不愿看到的。如果经过您的调查了解，证明我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以何种方式“还历史真貌”？希望同样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这是学校的事情了。但我期待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要遵守党的纪律的。给您送上这封信的同时，我向中国文联党组寄去同样的一份复制件。因为此中涉及到中国文联的著名人物，应该向组织汇报，以取得组织的理解与支持。

今年7月23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北京电视台播发虚假新闻发出通报。现引用其中两段文字作为这封信的结束。

“这起虚假新闻之所以能够播出，甚至被一些媒体转载转播，进行炒作，暴露出一些新闻从业人员马克思新闻观淡漠、政治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缺乏应有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新闻媒体的管理存在严重疏漏、缺乏责任意识和把关能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报道是新闻工作的大敌。少数新闻从业人员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新闻纪律，置新闻报道社会效益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于不顾，捕风捉影炒作负面新闻，甚至胡编乱造虚假新闻，追逐卖点；少数新闻单位放松管理，片面追求收听收视率，发行量，给虚假新闻提供了可乘之机。”

“通报”在给您写完信的前一天在报上发表，真是巧合。

最后，附上给邓小平同志信件的打印件（根据潘一飞老师保存的底稿复写件），请一閲。

顺致敬礼！

邓启元 2007.8.30.

又及：

前些天，见到我叔父邓力群，向他报告了以上情况。他说：“你们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音乐学院扩大招生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件事和吴祖强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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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央音乐学院六教师致邓小平信*（1977年12月9日）

邓小平对此信批示全文：

“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邓小平 12月11日”

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由于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我院是今年全国高考最早的院校之一。在发出报名通知的短短的几天内，来自祖国各地的一万七千余名考生踊跃报名，是建国以来历年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一些兄弟民族的青少年，由父母带领，穿着节日盛装赶来应试；有的公社社员卖掉自养的小猪作为路费前来报考。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立的四个考区，这些天都象过节一样，热闹极了。不少考生手捧着刚刚领到的准考证热泪滚滚，激动地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啊！这是华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权利啊！”

经过几天的初试、复试，已经充分显示了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优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招考所不可比拟的。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喜不胜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音乐事业即将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蓬勃发展的动人情景。

下面我们举一些最突出的例子：

在小提琴考生中，有14岁的蒋逸文（北京），他目前的程度和演奏水平已经超过过去我院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来自东北的小提琴考生刘畅，年龄16岁，但他所掌握的某些高难度技巧，据主考教师们反映，不仅在国内未见，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

不少作曲考生，水平很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考试中显示了突出的才华。如上海的胡咏言（21岁），曾成功地创作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锦州曹家韵（23岁）入学考试的作品是已经公演的一部舞蹈音乐。如天津邵恩（23岁）曾创作过小提琴协奏曲《南海儿女心向北京》。而刘索拉（23岁，刘志丹同志的孙女）则已是创作过几十首群众歌曲和钢琴曲的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创作人员了。正像主考作曲的教师们说，如果让今年从我院毕业的作曲系学生来参加这次考试，他们恐怕一个也考不上。

在这次报考长笛的考生中，有四名是相当出色的，虽然今年录取名额只有一个，但主考教师至今一个也舍不得刷掉。

报考钢琴专业的考生中，有好几个年龄刚过10岁而具有一定演奏水平和培养前途。有不少才十几岁，但比目前在校生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般大学生的水平都要高得多。有一个从内蒙牧区来的鄂温克族的小女孩，名叫纳克特•伊嘎，今年才10岁，她的学习条件极为艰苦，每天晚上往返步行三个小时，到一个文艺单位的排练厅去练琴，风雪无阻。在这次考试中，她的很好的音乐素质和朴素、生动的音乐表现力给主考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声乐考生中，专业条件好、演唱水平高的人很多。有不少声乐考生，今年才十七、八岁，但已能较好地演唱那些难度较大，内容深刻的声乐作品。

报考民乐的情况也很好。有一个从河南来的12岁的小孩，名叫刘月宁，报考扬琴专业，她考试时全场鸦雀无声，考完后主考教师们一片赞叹。杭州的吴蛮（14岁）来考琵琶专业，她的演奏是那样的引人入胜，教师们几乎忘记是在考场，听了之后还想再听下去。

面对这样的盛况，我们广大教师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是华主席、党中央的英名决策，是招生路线的正确，才发现了这些难得的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了继续深造的可能。如果仍按过去“四人帮”所谓“推荐”、“查三代”那一套去搞，只能是埋没人才，摧残艺术，毁灭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今天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我们高兴地感到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了！

但是，由于这次招生名额的限制，最后能被录取的将非常之少！

按我院招生简章规定，今年招考的28个不同专业总计招收135名（占报考人数的0.8％），其中钢琴专业全国只收六名。管乐的十个不同专业只收九名，就是说一个专业还不到一名！十天来，经过初试、复试，从一万七千名考生中留下了四百余名（约占考生的2.6％）。可以肯定地说，这四百余名考生的业务水平，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不用说这四百人，就连初试被刷掉的许多考生的水平，也有些超过目前我院在校学生。可是，由于名额太少，不但他们早已被刷掉，而且就连通过了复试的四百人当中的多数人，也不可能被录取。

从多年的工作中，我们深知，音乐专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是不容易的。象今年这样众多的音乐人才的涌现，真是难得啊！他们年青，有很好的音乐素质，应该对他们进行及时培养。对这些有才能的青少年来讲，不能被录取，无疑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很可能再也没有学习音乐的机会或失去继续学音乐的信心而改行，这对今后音乐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想到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十分惋惜和痛心！

招生名额之所以这样少，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校舍紧张。目前我院是由原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五七艺校音乐系五个单位组成，挤在原中央音乐学院一个院子里。教室、琴房、办公室、师生宿舍都拥挤不堪。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教学秩序也受到影响，招生名额只能逐年压缩。多年来，“四人帮”及其走狗于会咏之流，多次大批地调走我院的教师和器材。更不能容忍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曾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亲自批准我院扩建校舍，针对“四人帮”对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摧残，周总理愤怒地批示：“难道两万平米的任务也不能解决么！”在周总理批示之后，先念、谷牧、秋里副总理对此也都分别作了批示。但是，“四人帮”及其亲信竟然拒不执行，致使我院校舍紧张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有以下建议，热切期望邓副主席能在百忙中予以研究、批示：

1. 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将确有培养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学标准的青少年留下入学，以便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琴房紧张，我们再尽量克服，挤了再挤，并进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同时建议能否采取本市学生走读的办法。

2. 一些考生已有相当水平，能否考虑将他们留下成立学校附属管弦乐团、附属民族乐团、附属合唱团。目前声乐考生中有不少比入学年龄略大一、两岁的，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能把他们组成合唱团，加以训练，完全可以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合唱团。建立上述三个附属团，是我院师生盼望多年的事，它对于促进教学、创作、表演等，将发挥巨大作用。

3. 能否尽快地解决我院扩建校舍的问题。

4. 建议批准在新生入学后，立即组织新生音乐会。它定将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今年高考改革的正确，它定将大大激发现在在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校内、外各方面同志们也定将从这个音乐会上高兴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光明未来。我们热切地期望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能亲临我院观听。

以上意见妥否，切盼邓副主席给予支持和批示。

此致革命敬礼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李春光 杨 峻 储望华 崔静媛 潘一飞 左 因

1977年 12月9日

*此件据潘一飞、杨峻同志保存的原复写件打印。——邓启元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