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隆重举行。日本首相石破茂因前往日裔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墓地献花，错过了会议闭幕时的领导人合影环节，引发哗然，更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热议。与此同时，石破茂对藤森的悼念也揭开了日本与南美之间一段复杂而密切的交往史。位于辽阔太平洋两侧的日本与南美大陆相距遥远，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通过日裔移民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日本向南美移民的历史

日本向南美移民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1866年幕府解除《锁国令》后，放松海外移民政策。彼时日本国内人口过剩，资源短缺日趋严峻，为缓解国内压力，日本官方支持国民移民海外。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这一年有153名日本劳工被送往夏威夷的甘蔗田和制糖厂工作，拉开了日本近代海外移民的序幕。在1885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官方陆续组织26批移民共计29000多人前往夏威夷。由于这一时期的移民由官方负责组织招募，因此也被称为“官约移民”。1894年以后，日本政府逐渐退出移民事业，以吉佐移民会社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民间企业开始涉足移民业务，这标志着“私约移民”的出现。随后，日本移民先后进入北美、南美地区。1899年首批790名“私约移民”抵达秘鲁，后分散到利马、特鲁希略和伊卡省从事甘蔗园和棉花园的农业劳动，这标志着日本移民南美的开始。20世纪初，随着巴西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巴西种植园主和部分官员提议引进亚洲劳工。在与清朝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巴西与日本达成了移民协议，并于1908年开始招募日本契约农工。1908年4月28日，781名日本人乘坐“笠户丸”号从神户起航，同年6月18日抵达巴西桑托斯港，成为登陆巴西的第一批日本移民。根据当时日巴两国政府的协议，首批移民被送往圣保罗州政府的种植园种植咖啡，但第一年收成并不好，加上对于当地劳作方式不习惯、语言不通、文化习俗差异大等原因，移民与当地种植园主经常发生纷争。这一时期，日本移民的收入普遍较低，生活困苦。劳动合同期满后，首批移民中的大部分人离开种植园，前往圣保罗州其他地方谋求生计。这一时期的移民总体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是日本国内生活困苦的农民。

第二阶段是1924年美国颁布《移民法案》（又称“约翰逊—里德法”）到二战结束。该阶段是日本向南美大规模移民时期。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先后遭受了1918年的米骚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27年的昭和金融危机，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冲击，国内人口过剩与资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二是1924年美国颁布《移民法案》，明确不再接纳日本移民进入美国。因此，日本将移民重心由北美转向南美。1925年以后，日本政府向前往南美的日本国民补贴旅费，鼓励其移居南美。20世纪30年代巴西成为接受日本移民最多的国家，仅在1925年至1935年间，日本就将13.5万人送往巴西。但是随着日本移民大量涌入南美，接收国的压力也不断增大，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排日运动。其中，20世纪20至30年代，巴西先后出台了《雷斯法案》《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等限制日本移民过快增长。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秘鲁，日本移民与当地城市底层社会的职业竞争甚至引起了反日暴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南美移民的进程基本中断。

第三阶段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出现了罕见的生育高峰。1945至1950年的短短五年间，日本人口猛增了1200余万人。彼时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尚处在战后恢复期，就业困难以及资源短缺较为突出。面对国内困局，日本政府重启南美移民计划，设立了日本海外协会联合会、日本海外移居振兴株式会社。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陆续与玻利维亚、巴拉圭以及巴西签订移民协议，确保移民流程顺畅并加强对移民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向海外移居的日本人开始减少。70年代以后，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以外出劳务为目的的日本移民数量骤然下降。

时至今日，那些早期迁移到南美谋生的日本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早已稳定下来并融入了当地社会。

日裔在南美的分布现状与特点

一是南美成为全球日本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占日本海外移民总数的60%以上。根据日本外务省2023年10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移居世界各地的日裔约为500万人，其中，南美地区的日裔人数已突破300万人。从南美地区日裔分布数量来看，巴西的日裔最多，约为270万人；秘鲁排名第二，约为20万人；墨西哥约为7.9万人；阿根廷为6.5万人。智利、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地也分布着少量日裔。

二是日裔广泛活跃于各行各业，职业结构由原来的农业为主向多元化方向转变。据日本外务省与圣保罗人文科学研究所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当前在南美地区日本移民从事商业的人群占比最大，约为四分之一。其次是教育、工业、医疗和IT相关领域。曾经占比最高的农业，现在只占5%，不再是日本移民的主要职业。从职业种类来看，很多日裔已成为公司白领、教育从业者、医疗工作者或工程师等，其社会地位相较于早期日本移民来说，获得较大提升。甚至有像以阿尔韦托·藤森为代表的部分日裔人士还在移居的国家中担任总统等重要职务。

三是南美日裔的日语能力退化严重。据2022年日本外务省与圣保罗人文科学研究所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日语水平初级以下的日裔约占全体的80%，高级水平以上的日裔仅占10%左右，大部分人日语能力非常低，参加过日语能力考试的人也仅有2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语中级以上的日裔占受访者全体的70%左右。当被问及日语能力退化原因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主要是缺少日语学校和老师，家庭和身边也没有说日语的氛围。

南美日裔面临的困境

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美的日本移民后裔为了寻求更佳的就业机会，纷纷开始返回日本工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

一是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巴西经济不景气，日裔第一代和第二代以就业为目的开始重返日本。随着1989年12月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改，第三代之前的海外日裔及其配偶可以获得日本的“定居签证”，这使得在日本就业的移居者激增。据2022年日本外务省与圣保罗人文科学研究所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日裔认为自身对日本有无法割舍的情结，并对日本成功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感到自豪。然而，事实上，许多日裔前往日本工作后，常常会发现自己在移居地被称作日本人，而在日本却被视为外国人。身份认同困惑导致南美日裔在日本感到迷茫和不安。

二是面临就业和职业发展的困境。据日本官方相关调查表明，60%至70%的日裔表示，愿意返回日本就业，但是仅有20%的受访者表示熟悉日本的商业文化。在语言沟通方面，尽管许多南美日裔在家庭中使用日语，但他们的日语水平往往不足以应对专业或复杂的交流场合。这导致他们在求职和工作中经常遇到困难，难以融入日本的工作环境。此外，由于教育背景和文化差异，南美日裔往往难以在职场上获得与日本同事相同的晋升机会。法律保障的不足也使得南美日裔在遇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时，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不少南美日裔被孤立于日本主流社会之外。

三是南美日裔聚居区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裔社群正逐渐缩小。随着众多日裔年轻人前往日本工作并定居，南美日裔聚居区正遭受着年轻一代流失的“空心化”冲击。当地日裔青年数量的减少，导致日裔社群在经济活动中遭遇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一状况进一步导致聚居区整体的萎缩和衰退。

日裔回归日本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促进了日本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为帮助日裔尽快适应日本社会，日本政府也在积极实施语言培训、职业指导以及文化适应性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同时，鼓励日本企业积极招聘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员工，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的工作环境。尽管如此，要想帮助南美日裔彻底摆脱困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24期；

作者：卞显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