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种抽象的宏大叙事，但它在事实层面决定着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也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而决定着星球的未来。从进化的角度说，人类迄今仍是一个群居的物种，依靠不同层级的组织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并对抗残酷的大自然。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自然仍然以病疫、地震、飓风、洪水等灾难带来的伤害与破坏，显示出人类历史相比于地球的自然历史还是相当短暂的一瞬。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人类不同于地球其他物种的进化方式，庇佑着人类的繁衍。这是文明的现实意义，也是讨论文明这一宏大叙事的意义。
文明具有不同的内涵，是普遍性的物质元素与特殊性的文化元素的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升级，在空间与时间上对文明进行了特殊的限定。在进化维度上具有普遍性的工业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必然会为工业文明注入新的内涵。康震、陈金龙等学者在讨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都触及工业文明。然而，工业文明本身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文人到当代围攻特斯拉德国工厂的环保主义者，都将工业文明视为一个负面词语。这种思想传统甚至影响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某些讨论，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简单对立起来。诚然，工业文明存在诸多弊病，但对于需要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国来说，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很容易导向对作为国家现代化基础的工业体系的否定，这种理论上的混乱若影响经济发展的实践，会使中国重蹈某些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脱实向虚的覆辙。实际上，西方那种否定工业文明的思想传统，往往将工业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同义词，若一味袭用其思想资源，也将阻碍中华民族建设自己的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构筑现代文明物质基础的工具，具有普遍性，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需要利用这一工具来实现现代化的升级，但同时也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来为工业文明注入新的内涵，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对文明的两种界定：普遍性与特殊性
文明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个抽象概念。作为概念的文明，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讨论文明，尤忌从不同的内涵与界定出发鸡同鸭讲。当人们谈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对文明的界定与理解，显然与谈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时不一样。
如果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则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依恃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类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必然与一定的社会组织与文化相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这种体系便可以称为文明。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尽管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某些技术为某些地域所独有，有时候同一种技术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发生形式与要素上的变化，但这些技术作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工具，其适用性是普遍的。农耕、纺织、制陶、冶炼、排水、筑城，凡此种种，在被认定为文明的地方，是普遍存在的。飞机、互联网、卫星通信，对当代资本主义中心纽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但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样能够得到利用。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基础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将自身的历史划分为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演化阶梯，并标记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类社群踏上不同文明台阶的时间。这种对时间的标记，区分了“古代”与“现代”。
然而，正是不同地域的人类社群进入同一种文明阶段的时间不一致，昭示了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实际上是被地理分割为不同组成部分的。农耕、纺织、排水、筑城，在汉朝呈现出一种样貌，在罗马帝国呈现出另一种样貌，而其承载的文学、艺术、信仰、群体心态差异更大。很显然，汉朝与罗马帝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这就是文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文明是历史形成的，是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类社群在漫长的时间里相对独立创造出来的群体生活方式。物质与技术只是这种群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只有承认地理上的特殊性，才能去使用诸如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之类的概念。
在简单区分了文明的不同内涵后，再来回溯文明这个词语的历史，会更容易理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言说的指向性。与很多词语一样，今天汉语里的“文明”一词，就目前通行的语义而论，是一个近代形成的新词语。直率地说，它就是英语“civilization”一词的对应物，尽管事实上最早热衷于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文明一般可以指特定地域的高度发展的人类社群组织。文明的这种含义指的就是社会。当然，文明指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从其本义来说，该词展现了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阶梯状历史演化图式。文明的反面是“野蛮”，而世界各地的人类社群组织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后，都会产生一种“自视甚高、骄傲自满”的自我认知，宣称自己是文明的（civilized），以便将自身和“野蛮人”区别开来。古希腊、罗马人对“蛮族”的指认，古代中国人对“蛮夷”的划分，概莫能外。因此，尽管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文明就是一种包含地域、经济和集体心态在内的社会体系，但他认为文明一词不能与社会一词等同，因为一个社会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明之前，“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布罗代尔界定文明的标准系由该词在拉丁文中的起源而来。更为一般性地说，文明就是一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组织结构高度复杂化了的社会体系。
文明本身包含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通常建立在物质与技术力量的基础上，这一点，是文明与文化（culture）一词在西方语境下的重要区别。文化一词的多种含义中，也包含了对特定地域人类社群组织的指称，这与前述文明的含义有重合之处。不过，如果将文化也理解为社会体系，则其与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的发展程度更低。菲利普 · 巴格比（Philip Bagby）即称：“我试图用‘文明’这个术语将较大、较为复杂的文化与较小、较为简单的文化相区别，前者包含那些通常由历史学家研究的事件的领域，后者在传统上专属于人类学家。”这一区分标准在学术界具有某种共识性。
回溯思想史，文明一词在18世纪由法国主导的启蒙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到了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把文化与文明日益对立起来，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peuple）深层灵魂的表达，文明则被限定在与经济和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物质进步的层面上。此处的背景是德国与法国作为两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政治、军事层面的对立与竞争，思想争议成为物质世界的投射，概念的区别是为了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区别。特里 ·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区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时，亦指出文明一词更倾向物质层面，文化一词更侧重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作为工具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则因地理分割而具有特殊性，但这种文化实际上又作为布罗代尔所说的集体心态，包含于特定地域的文明之内，从而使不同地域的文明亦具有特殊性。可以合理地认为，文明既包含物质性的技术与基础设施，又包含精神性的文化。
回到政治经济领域来审视文明，又将看到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如果文明一词在西方语言里的词根是城市，那么，由城市发展起来的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亦与文明同源。文明必须由一定的政治组织来动员人力和分配资源，以维护其成本不菲的基础设施。这种政治组织一般而言便是国家。一个文明可以包含不止一个国家，但必然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国家。核心国家是文明的承载者，在一些场合，也是文明的捍卫者。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面向西方社会公众的政治学家，在21世纪即将到来时，他开始担忧文明间的冲突。他将文明视为“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换言之，他更重视文明所包含的集体心态部分。将文明指向身份认同，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则会变得模糊，且身份认同斗争之外的物质利益竞争也可能会被忽视。但亨廷顿至少强调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会由一些核心国家来代表。到了21世纪，同样面向西方公众的历史学家尼尔 · 弗格森（Niall Ferguson）声称自己被2005—2008年中国的发展所震撼，开始考虑文明这一宏大问题。弗格森对文明的界定很简单，称一个文明（a civilization）就是人类组织最大的单一单位，文明（civilizations）部分地是人群对他们所处环境的实践反应，同时也具有文化特质。弗格森的文明定义同时包含了物质与精神。无论是弗格森还是亨廷顿，以及前文提到的布罗代尔，都将文明视为复数的存在。简言之，地球上存在着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文明。
在讨论了文明的不同内涵以及各种定义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集合体。从空间上看，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种存在于特定地域的文明，这是一个常识。从时间上看，现代文明这一说法已经显示了文明是演化的，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复杂之处在于，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不同内涵都形成了认知上的纠结。对西方而言，他们自己的文明里包含着不止一个核心国家，而中华民族的文明与中国这样一个洲级大国在空间上高度重合，以至于中国可以被指认为某种文明型国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类。对中国而言，必须承认西方文明这种特殊的文明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阶段，而这又带来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重合的视觉效应，越是回溯近代历史，这种视觉效应越大。于是，对西方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主权国家间现实的政治经济竞争，在遇到他者文明中的超大规模国家时，便被渲染为文明的冲突。对中国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排除由历史产生的视觉效应干扰，将中华文明在自己的演化轨道上提升为某种现代文明。
二、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曾经的同义词
现代文明的基础与底色是工业文明，整个人类文明步入现代的标志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如果文明存在普遍性的内涵，在现代史上，也只有工业革命是可以被辨识的影响了所有地域的特殊文明的巨变，并使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此前数千年的模式具有极为不同的面貌。自1750年以来的全球文明史，如同一场不同地域的文明先后步入现代文明的竞赛，无论对此处的现代文明如何界定，工业文明在这场竞赛中都是重要的目标以及基本的手段。而任何特殊地域的文明也只有在实现了工业文明这一目标后，才能在更广泛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相对于传统文明的优势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明等级优越感，正是工业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所赋予的。
鸦片战争的历史反映了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明的力量优势，尽管在那场战争中，中国的传统文明站在道义正确的一方，却无力抵御英国的现代文明依靠工业文明所获取的物质力量。以鸦片战争的结果为代表，在19世纪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那些地域性的文明，产生了古罗马人对待蛮族式的文明优越感。这种纯粹基于物质力量的文明观是否能被称为“文明”，是大可质疑的。事实上，以物质力量强弱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起到了为强国粉饰其殖民侵略行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恽代英在年轻时便对这种由强权确立并以羡慕强权为底色的文明观诘问道：“夫今世所谓文明者，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御之战斗品也，凡此者皆仅以屠戮人类而著名。”现代文明诞生之初，其力量与道义是颠倒的，若以道义衡量，文明难称文明。恽代英后来成为鼓吹中国必须工业化的中国共产党青年领袖，这是因为要批判被颠倒的文明，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即掌握那种文明自身创造的物质力量，再倒转文明里所有颠倒的关系。当恽代英鼓吹中国应该工业化时，他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工业文化。工业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是其特有的价值观体系，但就文明的词意来看，此处更应侧重强调工业文明的物质性。创造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能力，是工业文明区别于同范畴其他文明如农业文明的突出特点。
从文明一词包含的历史图式看，工业文明这个概念是一种演化论的历史观的产物。用这种历史观审视人类历史，人类整体上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变迁，工业文明也就是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所到达的一个阶段。实际上，社会学家通常只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大阶段。用安东尼 ·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说：“如果我们将人类存在的整个跨度看作一天的24个小时，那么农业出现于这一天的23时56分——差4分钟到达午夜——而文明则出现在23时57分……现代社会的发展只是到23点59分30秒才开始。然而，可以说人类在这一天的最后30秒带来了比此前所有时代更为快速的社会及环境的变迁。社会学家称这一时期为现代性，它见证了社会生活的更为迅速的全球化。”吉登斯的比喻生动地展示了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从这一点来看，至少在20世纪后期所谓的“信息革命”兴起前，现代社会就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与现代社会几乎同义的现代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在吉登斯的表述中，“现代性”由工业文明承载。
在现代文明刚刚兴起时，生活于这一文明中的人已经能感知到与工业相关的机械、科学、实用主义价值观，是这一文明有别于传统文明的新特点。演化与制度经济学家托尔斯坦 ·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代文明特别注重事实……现代文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客观地、冷静地洞察人类必须去处理的那些具体事实。这也就是文化发展的顶点。”由于西方文明率先步入现代文明，而在1906年世界上看起来也没有其他地域性的文明实现了同样的演化，故凡勃伦的论说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他继续写道：“西方文明的这种特征在现代科学中达到了顶点，并且它在机器工业技术中找到了其最高的物质表现……注重事实的知识体是西方文明实质性的核心，文化结构聚集在这个核心的周围。”毫无疑问，凡勃伦在这里提到的西方文明严格来说只是一种“西方现代文明”，因为凡勃伦自己也清楚，在步入现代文明之前，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西方文明是不可能“特别注重事实”的。西方文明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演化，而在凡勃伦的时代，看起来作为西方文明专利的现代文明用科学置换了宗教在价值观层面所扮演的角色：“一如神灵园圃中那棵生命之树，一如神灵房舍中那道闪电之光，这就是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凡勃伦反复强调科学在现代文明中居于价值观的核心地位，但他也指出，科学从精神层面外化为物质后，是以“机器工业技术”为其表现的。这也等于在说，工业同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
不少学者确实颇为随意地使用工业文明这一概念来指称现代文明或现代社会。例如，1945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岳（George Elton Mayo）出版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谓的“工业文明”指的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梅岳指出：“很少有旧的定型的东西遗留在现代工业里：着重的是变动和适应；变动的速度日增不已。我们的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超越了靠定型的日常关系来维持有效的互相来往和合作的阶段。这种变动是由物理化学的和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梅岳并没有专门对工业文明进行界定，他笔下的工业文明就是打破了传统关系的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这一社会是工业革命技术变革的产物，自然可以被称为工业社会或工业文明，从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异来看，也就是现代文明。
然而，在率先发展出工业文明的西方，从一开始，工业文明或者说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就是一个被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工业文明的思想传统最初将工业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创造了“后工业”的新概念与新理论，对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予以了适度切割。而在这一思想传统中，工业文明有时候又被视为资本主义文明。因此，工业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反对者所指称与界定的。这些反对者往往模糊了工业、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有些反对者也抓住了工业文明的某些特征。
使“工业革命”一词流行开来的英国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将竞争视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并对此进行批判。阿诺德·汤因比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他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借宗教来收拾人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有一批经济史学者与之相仿，如西德尼·维伯（Sydney Webb，也译“锡德尼·维伯”）与比阿特丽斯·维伯（Beatrice Webb，也译“比阿特里斯·维伯”）夫妇。西德尼·维伯是英国社会改良团体费边社的一员，他对1889年出版的《费边论集》（Fabian Essays）有不少贡献。这本书中有很多文章涉及“缔造了今日英国的18世纪工业革命”，其参考文献同时包含恩格斯与汤因比的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西方文明幻灭浪潮中，维伯夫妇撰写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一书。他们界定的资本主义文明是指“工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广大的工人群众被彻底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以致沦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毫无疑问，工业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资本主义文明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产过剩等，也与工业有直接关系。维伯夫妇倒没有将工业或工业文明指认为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看到了工业背后的资本主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知识分子，会更省事地给维伯夫妇所批判的同样的问题贴上一个“工业文明”的标签。这或许因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攻击工业文明比批判资本主义更为安全，又或者因为某些作者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所有制。约尔·杰伊·卡西奥拉（Joel Jay Kassiola）是批判工业文明的较为典型的学者，1990年时，他如同维伯夫妇一样，预告了工业文明的衰亡。卡西奥拉认为，经济价值成为主导价值是工业文明的核心，他将这一价值观追溯至霍布斯，称霍布斯是“为工业主义及其物质主义价值奠基的思想家”，因为霍布斯认为主权者为公民提供享受生活的必需之物的义务超过了使公民成为高尚品行实践者的义务。换言之，卡西奥拉以一种古希腊城邦全民参与式政治的立场，哀叹工业文明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了对物质的无尽追求，并使经济增长成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根基。卡西奥拉写道：“我们目前实行的是无限、持续的经济增长政策，这一政策的规范根基是工业物质主义，它产生出具有无限欲望的市民，而这些欲望恰恰是由被设想为可以满足但实际上不能满足它们的过程所创造的。”工业文明面临自己制造的危机：“当前工业社会的一个突出向度，是对于恰恰由于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文化所如此成功实现的价值和制度的热情。”卡西奥拉也是相对随意地切换工业文明与工业社会这类词语，他所说的工业文明，指的就是工业化了的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而他忽略了维伯夫妇对这种文明或社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敏锐观察。但卡西奥拉作为工业文明的批判者，却把握住了工业文明在价值观也就是工业文化层面的某些核心要素。多少在为工业文明辩护的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将西方现代经济的增长归因于思想家对增长本身的肯定。想要增长，必须在观念上先追求增长。增长、创新、发展与进步是工业文明的关键词，农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与此不同。
讽刺的是，当卡西奥拉这类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在批判工业文明时，西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当政者却开始焦虑其工业经济的衰退，这种衰退的部分原因又在于现代工业扩散到了非西方文明，打破了西方文明核心国家长达一百多年的对现代工业的垄断。卡西奥拉对非西方文明的工业化追求不以为然：“地球上其余不幸的、被剥削的大多数人，事实上的确也在徒劳地热望加入工业社会的精英行列，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社会秩序的危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它确实体现出一种西方特有的视角，即西方文明总是将自己等同于工业文明或现代文明。毕竟，不仅西方文明率先步入现代文明，而且目前地球上完全实现了工业化与所谓现代化的国家，也主要集中于西方文明。这种先发优势赋予了西方文明一种天然地将自身界定为现代文明的视角，不管在这种视角下是像莫基尔那样讴歌现代文明的伟大，还是像卡西奥拉那样开始展望一种“后工业”或“后现代”的新文明。然而，西方文明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历史，也是其凭借物质力量尤其是工业力量在地球上确立政治优势地位的历史。一旦这种物质力量的根基被削弱，西方文明是否还能像在过去几百年中那样一枝独秀？正是这种疑问或者焦虑，促使移居美国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分析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起源。
弗格森的答案是一种典型的大杂烩，综合了各种学说，他认为有六种因素使西方文明实现领先地位：竞争、科学、私有产权、医药、消费社会以及工作伦理。这六种因素都能找到经典性的研究文献予以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种因素在那些批判工业文明的文献里，也都被指认为工业文明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弗格森实际上操心的是，当非西方文明看起来也要发展出现代文明时，西方文明如何继续保持其优势与领先地位？从逻辑上说，这需要西方文明继续借助工业文明这一工具。需要指出的是，弗格森对西方现代文明优势因素的提炼，既包含物质因素又包含精神因素，但这种优势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是物质性的。
工业革命与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无须多言，在《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解放了生产力的肯定性论说中，早已褒奖过现代工业对于提升人类文明的进步性。通过检阅工业文明批判者的观点，既可以强化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分水岭的基本判断，又可以从反面看到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联。在全球现代化的较早阶段，率先通过工业化步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文明的思考者，认为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工业文明，而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也容易将这种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散，尤其是现代工业在非西方文明中的扩散，将工业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已经在事实层面失效，但是否能将工业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则取决于各种层面的立场。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工业文明依然是现代文明的同义词，是必须革除的对象。站在为西方式现代化辩护的立场上，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几乎也是同义词，只不过由于西方文明核心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使用工业文明一词似乎已不太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站在维护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立场上，则不管工业文明是否能等同于现代文明，现代工业都是那种优势地位的物质基础，而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现代工业也不会只是零零散散的工厂，必然是可以被指认为某种文明的综合性体系。
总之，进入21世纪后，将工业文明完全等同于现代文明或许已不太合适，但如果认为现代文明仍然是值得建设的一种社会体系，则工业文明依旧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决定不同地域文明力量对比的最重要的砝码之一。
三、中华民族实业文明的升级：工业化
在文明的构成要素中，物质层面的力量是基石与底座。冈村秀典在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时，建立了一个文明的分析框架，其下层结构为生产与生活，其上层建筑为王权和礼制。他认为，正是农业和畜产的变革使商朝得以组织常备军，令派遣大规模远征军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商朝完善了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礼仪，构筑了为祭祀礼仪供给牺牲的畜产系统。换言之，农牧业生产所提供的物质产品丰富到一定程度后，王朝国家能养活更多的从事非生产职业的人口，进而创造一套从观念层面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再向四方辐射其控制力与影响力，而这个过程时常伴随武力。古代文明相对于“蛮族”所确立的军事优势，以物质性的技术为其基础。同时，文明生产出的五光十色的物质产品，以及打造的舒适便利的基础设施，也是吸引“蛮族”内附的最首要的诱惑。只有先被物折服，“蛮族”才会进一步去探索文明的精神、信仰、知识等文化。文化可以超越物质，但根据共识性的定义，文明不能。物质为文明提供了最基本的向心力，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中国古人所总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一种唯物主义的现实感分析了文明的发展逻辑。古希腊的部分公民能够专心于政治，是因为有奴隶、雇工和外邦人替他们承担了凡俗的物质性的劳动。任何地域性的文明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而这种经济基础本身会演化，随之也带来文明的演化。文明的衰落有着多种成因与表征，但生产系统、武器装备、基础设施等物质力量的衰败，总是肉眼可见的要因与病痛。
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域性的文明一样，有自己的物质基础作为巩固和拓展文明的工具，其物质基础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化。地域性文明的物质基础必然是一种包含生产、运输、分配、消费等环节的体系。为了维持这种体系，在物质性的劳动之外，也需要观念上的认同感，即某种与产业相联系的文化。当中华文明步入全球史的现代时刻后，其物质基础及其配套的观念体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要动力正是工业化，其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工业化。
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在时间中演化的复杂体系。姜义华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原生巨型文明，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由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历经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这个文明就必然跨越了工业革命这一分水岭，从而使其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变化。姜义华对此历史演变概括为：“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在这一表述中，农耕文明及其周边的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围绕农业建立的产业体系是其显著特点。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这一判断符合绝大多数时间里的事实。在另一处论述中，姜义华指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按照这一逻辑，工业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提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手段，是这一古老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新的经济与物质基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严重对立，这一点在中国尤甚。但实际上，如果抓住文明在价值层面的内核，那么这种对立则是没有必要的。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务实，追求现世的繁荣发展与人间的和平秩序。潘岳指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较早走出了由‘巫’主导的时代，而特别重视和尊重人自身的历史传承和历史联系，重视人的俗世化即人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在经济层面，这种现实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实业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物质基础。尽管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长期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将农业视为“本”，将工商业视为“末”，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绝对性地排斥工商业。相反，在手工业领域，从战国时代直到清朝晚期，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于能够满足军国大计的制造业向来是积极介入的。从秦国“物勒工名”的武器制造作坊，到明朝打造下西洋宝船的大船厂，这些受国家支持的事业表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并不能说完全轻视或抑制手工业。而且，一直到清朝，地方官都以劝导棉、丝、麻等纺织业发展作为涵养民生的重要举措。所以，中国古代的“重本抑末”意识形态及其政策虽然不能被过度美化，也应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对近代的工业化构成过阻力，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对工商业并不是绝对否定的。“重本抑末”背后所体现的逻辑，实际上是对劳动生产、基本需求、资源节约的重视，以及对背离生产、过度投机与资源浪费的否定。换言之，满足军国大计与民生涵养的工商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不是被王朝国家政策抑制的对象，只是文人士大夫群体所普遍轻视的对象。但这种对工商业轻视的非生产性知识分子心态，在农业文明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使同样务实而发展出了高度技术成就的古罗马文明也不例外。而中华文明务实的根性，在经济伦理层面，衍生出“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核心价值。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包含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实业文明，其价值观体系崇尚劳动生产而排斥投机与浪费。要之，中国古代的实业文明是一个生产系统与政治理念的结合体。
表1剖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实业文明的结构：
从实业文明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化，不是一种断裂式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是其原有实业文明从以农业为生产力基础转向以
工业为基础的生产系统升级，其包含的政治理念则从贬斥功利的传统伦理转化为一种寻求富强的工业文化，但政治理念转换背后的家国情怀即终极政治目标是始终一致的。
升级意味着变化中包含延续。传统的延续性有很多具体的体现。当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的洋务派大臣以仿造西方坚船利炮的形式开启中国的工业化时，清朝对于引进和仿制西洋武器
并不陌生，新的变化只在于西洋武器已经升级了，而仿制西洋武器所需要的制造业基础也不得不升级，这又会带来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连锁性变化，不会再如清朝开国时那样设置相对独立的枪炮作坊就能解决问题。换言之，为了应对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国际竞争压力升级，中华文明必须升级。但升级具有起始性的原点，这种原点便是中华文明所积累形成的传统。当左宗棠在福州办理船政以仿造西方轮船时，“船政”这一概念是现成的，指向的就是朝廷为了满足用船需求而采取的措施。与之相似，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动机与利用海运新技术替代传统漕运有密切关系；各地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往往打着民生与就业的旗号，实际上与过去地方官员劝导纺织业的行为一脉相承。规模宏阔如张之洞办钢铁厂，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铁政”的先例，明朝中期的遵化铁冶厂被当时的人评价为：“今国家著令，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以充军国之用，余利捐于民，不复有禁，真非汉宋所及。”
这类政府培育产业现象的延续性的背后，体现了中华民族实业文明的一大特质，即一种国家为了维系文明的秩序而积极介入经济发展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有了这种根本性的理念，作为文明承担者的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下，才能够去选择新的工具以捍卫和传承文明。中国的工业化由晚清洋务派以国家之力开启，有着深刻的文明根源。洋务派选择了“自强”这一传统概念来推动现代工业的创办，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内部的既有文化价值观对新的工业文明的滋养。
当然，肯定传承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巨变与创新。清王朝无法只靠仅办几家工厂就能追赶上列强，那些农业经济汪洋大海中如孤岛般的工厂甚至连最基本的坚船利炮也无法仿制好。这是因为新的现代工业技术的知识壁垒远远高于手工业时代，这种新知识扩展为一种体系后，一个文明或社会不进行某种相应的体系性变革，是无法掌握新知识的。这种体系性变革，便是工业化。工业化要求古老文明学习乃至创造新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要进行大量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与协作，而这种分工与协作的结果会带来社会组织、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形态的改变，也就是文明的变迁。换言之，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必须通过工业化演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掌握足以应对竞争的工具。不过，虽然工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但工业乃至工厂本身在其中还是扮演着先锋性与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经过工业革命时代生产技术的连锁性变化，工业具备了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强大生产力，也成为一个保存与创造新知识的创新综合体，还塑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协作模式并促使新的社会阶级与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例如，清朝创办的江南制造局虽然只是一家军工厂，但为了有效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家工厂不得不去翻译与学习数学、物理与化学等基础科学知识，并孕育出新的工程师与新的工人。这些新的科学知识、工程师与工人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不局限于江南制造局。一言以蔽之，工业成为现代文明的生产力的载体，并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巨变。这种生产力具有新的形式与新的内涵，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作为新型生产力的载体，工业充当了中华民族实业文明升级的推动力量，重构了该实业文明的生产系统，使其物质层面的内涵由以农业经济为主轴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轴，进而通过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连锁反应，带动中华文明成为一种现代文明。这种质变虽由文明承受的外部竞争压力所触发，但也符合文明内在演化的需求。
中华民族传统的实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其局限性亦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周期性的治乱循环，虽然触发原因很多，但传统实业文明的生产能力不足以供应充裕的基本产品给全体民众消费，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症结。文明越发展，从事非物质生产的人口越多，这些非物质生产性人口创造了文明的上层建筑，但也给文明的生产系统带来了提供越来越多物质产品的压力。毕竟，人作为一种物质世界的存在，还是得靠物质产品维系生命。中华民族的传统实业文明养活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却也容易跌入人口增长抵消生产剩余的“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盛世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实为常态，这里面虽然存在分配问题，但应该看到的是，同样存在巨大分配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西方现代文明，至少依托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跃升，暂时性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因此，中国传统的实业文明与19世纪前世界上各个地域的农业文明一样，存在难以化解的内部矛盾——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系统生产的物质产品的绝对数量，不足以满足文明内部人口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传统实业文明“重本抑末”的政治理念，正是在将农业生产力视为某种恒定的常数的前提下，试图压缩非物质生产性人口的规模，从而使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最大化，并使纯粹消耗物质产品的人口最小化。这是一种保守而非进取的治理思路。若要进取，就要使生产力由常数转化为可以持续增长的变数。这一转化需要技术革新，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一转化便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
从进化的视角看，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类进行生产的工具的系统化与产业化，故工业化的本质便是作为人类生产技术载体的工具系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变革力量，去改变人与物质世界的根本关系。工业化突破了物质世界对人的生产能力的桎梏，使人越来越自由地将物质材料变为自己需要的物质产品，这就化解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实业文明生产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因为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自身的变革，也包括依托于工业的技术变革对农业进行生产力层面的改造与提升。这是工业作为现代文明新型生产力载体的体现，也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经济基础的逻辑。中华民族的实业文明也只有将其生产系统由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即将其生产系统工业化，才能为打破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创造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从这一点来说，中华文明虽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军事压力下开始迈向现代文明，但工业化为中国传统实业文明解决其固有矛盾提供了工具，也就创造了一种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演化的内在动力与逻辑。
表2在表1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对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提升：
总之，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演化与其他地域性文明一样，是要为文明转换一种经济基础，使文明能够继续保持富强，实现物质丰裕与防御稳固的基本目标。就此而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对工业革命这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应的产物，与先行步入现代文明的其他地域性文明相同，也必须以工业文明为其新的物质基础。工业文明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升级为现代文明的一种工具。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发展了一种实业文明作为自身文明的物质根基，这种实业文明由生产系统与政治理念两部分构成。工业化将这一实业文明的生产系统由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并使其政治理念增加了以富强为价值导向的工业文化。这种变化并未改变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也没有改变中华文明务实的文明根性，但打破了中华民族传统实业文明内在的生产力桎梏，因此，工业化是对中华民族实业文明的提升，符合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演化的内在需求。简言之，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与基本逻辑。
四、小结
中华民族追求与创造现代文明的历史并非坦途，即使以中华民族为现代文明创造新的工业文明这一基础而言，也充满曲折。一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化史，包含着中国工业史，而这段历史尚在惊涛骇浪中展开，远未接近终结之时。然而，对中国人来说颇为尴尬的是，当本国最基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先行步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文明的各色人等就忙不迭在宣判工业文明的死刑了。这些可以统称为“后工业”的理论，包含着部分真理，但也不乏谬误，其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适用性，则更可质疑。不过，18世纪中叶率先诞生于英国的那种工业文明，显然也不适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求。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需要走一条新路，既创造工业文明作为物质基础，又克服西方那种工业文明的弊病。
否定工业文明，极易将作为文明繁荣之源与军力之基的工业体系一同否定掉，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然而，肯定工业文明，也不意味着要将工业置于一切之上，或对工业文明的弊病照单全收。就此而论，提出实业文明这一概念，或许可以化解部分矛盾。贾根良指出，历史上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兴起，本质上并不在于它们抓住了工业，而在于它们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即“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这一观点可以破解那种盲目崇拜一切工业或与工业有关的一切的迷思，但仅限于现代历史的规律，尚无法解释为何要将工业与其他产业整合为实业这一概念加以考虑。毕竟，工业革命前的农业恰是报酬递减的经济活动，这才凸显了18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靠抓住工业实现崛起的意义。从一种长期历史的视角看，能够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是人类进化的根本性动力，而实业正是生产劳动尤其是物质生产的体系化。没有粮食，人在物质世界无法生存，因此，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仍然是文明的根基。但历史也已经表明，没有现代工业改造农业，前现代文明的粮食生产能力也无法保障文明的持久繁荣和普遍富裕。工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为人类的进化直接提供工具的产业部门，这是工业能够决定不同地域文明间竞争力强弱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地域广阔的复杂经济体系中，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对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亦不可或缺。
故而，可以总结的是，文明需要物质基础，创造这种物质基础的部门便是实业。只有实业的运转不中断，文明才能绵延。在现代文明的实业各部门中，工业的地位之所以更突出，是因为近两百余年来，工业作为一种工具，全方位提升了文明的物质力量。而最先自命为现代文明的地域性文明即西方文明，也不过在于掌握了那种物质力量，看起来具有其他地域性文明难以企及的优势，于是连带掌握了给全球文明标记时间刻度与划分演化阶段的权力。因此，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仍然要以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实业文明作为经济基础，但在这一实业文明中，工业是一种使系统升级的力量，意义非凡。就对工业文明一词的某种通俗理解而言，它仍然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只不过，中华民族只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去革新工业文明，进而建设自己的现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