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欧洲文明连续性的叙事是19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构造的神话。该神话通过扩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等其他地中海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断裂性而弱化其关联性，遮蔽西亚北非文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夸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西欧或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通过贬低东方民族的文明，抬高古希腊罗马文明从而进行欧洲特性的构建，并进而将现代发展起来的欧洲特性描述成西方的普遍性特征。实际上，在中世纪之前，古希腊罗马与西亚北非等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共同性、近缘性和连续性要远远超过与西欧的文化联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古希腊罗马文明 地中海文明 文明连续性 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100875）。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前面有一座雕像，一个名为欧罗巴的少女骑在一头公牛背上。这座雕像是希腊克里特岛送给欧洲议会的礼物，意在说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作为欧洲文明起源的地位，毕竟欧洲是以欧罗巴的名字命名的。然而，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只是说明希腊文明的起点，甚至仅仅指米诺斯是克里特岛最早的统治者而已。将这个神话与整个欧洲联系起来，是近代以来叙事的结果。本文力图对这种叙事神话进行学术性分析与解构。毋庸讳言，在文中“神话”有两种含义：一是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二是欧洲文明连续性的叙事神话。在某种意义上，第一个“神话”按照现代人的思维来看似乎荒谬，却更能反映当时地中海地区人类童年的历史现实；第二个“神话”看起来有学理性支撑，反而起到了持续扭曲历史现实的作用。
一、“欧洲文明连续性”是近代以来的叙事构造）中的“智慧”（ 
）这个词来源于埃及。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叙述，毕达哥拉斯在年轻好学的时候，“离开了母邦，参加了一切希腊的和外国的神秘教派。他到了埃及……并且学习了埃及语言。他也到迦勒底人和波斯僧侣那里去过”。无论如何，古希腊罗马人留存下来的记叙是不应被忽视的。其一，它是希腊历史学家自己的记叙。其二，说明在这之前爱奥尼亚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探讨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哲学家，哲学这个名称是后来才有的事情。地处小亚细亚的早期哲学家就站在亚洲的土地上，他们与其他亚洲人的知识探索，在一开始并没有哲学与非哲学的界限。其三，哲学最初的意思就是“知识”，埃及与西亚文明要更早，因此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就有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四，希腊对哲学或知识的探讨是建立在西亚北非已有认识水平基础上的，譬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对死亡的探讨就在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思考，有了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古希腊人才能够实现思想上的革命性超越，即抽象理论的思辨。
所谓“欧洲文明连续性”，也就是认为欧洲作为一个文明单元，从古到今具有一个连续的过程，其叙事方式表现为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文明。“复兴”一词抹平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现代欧洲文明之间的断层，将希腊文明包括整个古希腊罗马文明与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欧洲人形成的叙事话语。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欧洲起源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显然“是一个现代产物”。我们看历史时，往往被现在所处的世界样态影响，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能忘记“古代和古典城邦的希腊属于并密切地联系于一个远为广阔的东部和中部地中海世界”，这就是笔者试图还原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具有的地中海文明属性。所谓地中海文明属性，体现在从早期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以克里特岛为代表的爱琴文明、面向海洋的腓尼基文明以及从西亚细亚开始哲学探索的希腊文明，再到开创了一个整体地中海时代的罗马文明，这些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甚至是扬弃式的继承关系。显然，古希腊人在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欧洲文明的先驱，古希腊哲学家们也绝对没有想到，两千年后的黑格尔将他们看作他的哲学体系的概念预演准备。
历史地看，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跃升，其哲学思想成为至今仍然启迪智慧的人类思想宝库，而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其社会法律制度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希腊、罗马文明无疑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特别表现在希腊化时期。在那个时代，希腊人显然把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东方与希腊本土看作更加广阔的文明单元，他们与西亚北非的联系要比与欧洲北部的联系紧密得多。按照历史地理的空间视野，希腊化时期地中海文明的重心仍然在地中海东部，这与亚历山大死后形成的三个王国有关：埃及和黎凡特的托勒密王朝、处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塞琉古王朝、以欧洲马其顿为基地的安提柯后裔的统治，文化中心似乎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亚洲的巴格达、大马士革。历史学家发现，“马其顿人没有和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利比亚和撒丁岛发生接触，对他们而言，欧洲的蛮族人是未知的存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后，地中海文明的重心只是稍微往西转移了一下。后来，才有了希腊、罗马文明逐渐展开的对整个欧洲的直接影响，最初是罗马帝国的扩张，其北部直达大不列颠的南部，到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再次发现了希腊文明成果的价值。可以说，在中世纪之前，古希腊罗马与西亚北非之间的文化共同性、近缘性和连续性要远远超过与西欧的文化联系。
当然，作为欧洲南部的地理单元，一方面，希腊文明与罗马帝国在空间上处于与作为“近东”的西亚北非的航海联系网络之中；另一方面，希腊罗马与西欧、北欧是毗连的。正因如此，伴随着西欧或大西洋文明的崛起，西方人通过遮蔽希腊与西亚北非的直接关联性，而凸显希腊罗马与西欧、北欧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构建了从希腊罗马到现在以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连续性、一致性叙事话语。这种叙事话语的不断积累，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了其理论的普遍性表达，即把欧洲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特质作为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某种固有的“欧洲性”，从而把“东方”与“专制”“奴性”“迷信”，把“西方”与“自由”“理性”等特征联系起来。黑格尔提出：“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意志还没有从这种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也还不是自由的。”黑格尔还以其惯用的三段式概括了自由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即“自由在东方、希腊、日耳曼世界的不同”可以简洁地表述为：在东方只是“一个人自由”即专制君主的自由；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因为奴隶没有自由；在日耳曼世界（即后来人们说的欧洲文明或大西洋文明）则是“所有的人皆自由”。可以说，在黑格尔哲学中，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神话终于成型并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不过其后来者在贯彻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与立场上，似乎更加坚决而彻底。随后，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世界被这种叙事神话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严重扭曲。
实际上，从古希腊罗马文明留下的资料来看，古希腊罗马人认为自己曾经受惠于东方，并且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翻开希罗多德的《历史》，一开始就讲希腊人与波斯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的交往，感觉就像在讲与邻居之间的来往、矛盾甚至冲突。他写历史就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他说的这些异邦人就是当时地中海区域的民族。这就是马丁·贝尔纳说的“古代模式”，而19世纪之后形成的叙述结构就是贝尔纳说的“雅利安模式”。
所谓“雅利安模式”，就是西方历史叙事的现代神话，这个叙事神话有这样几种以学术方式展开的路径或话术：一是扩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等其他地中海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断裂性，似乎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有天壤之别。如19世纪德国黑格尔主义者策勒在贯彻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逻辑的时候，比黑格尔更加彻底。他断言：“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希腊人更公正地评价自己的天性和组织制度、道德和习俗。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比他们更清澈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凝视宇宙的深处。”可以说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即使是有全球视野的学者，也很难摆脱这种叙事结构，如麦克尼尔就断定，古希腊文明“在许多方面吸收了东方文化，但在本质上又有着深刻的区别”。二是弱化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等其他地中海文明之间直接的关联性，特别是弱化古希腊罗马文明对西亚北非文明的继承性，遮蔽西亚北非文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以抬高欧洲民族独创性。策勒就断定“古希腊哲学的东方起源和特征的不可能性”，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公然忽视古希腊人与地中海沿岸民族密切往来的历史事实，说：“哲学概念，特别是在哲学的童年，是同它们的语言表达紧密结合的，而且对外族语言的知识在古希腊人中间应该很少被碰到。”像策勒这样公然忽视东方文化资源的人目前已经很少，但是这种在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划一道鸿沟的叙事结构却深深影响着学术界，甚至已经成为“常识”。笔者曾向某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提问：“希腊文明是不是地中海文明长期累积发展影响的产物？”答道：“希腊文明不是地中海文明的产物，而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回答显然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叙事逻辑。大语言模型的回答基于大数据统计，可能更代表了当下学术界的某种常识。这种“常识”的要害就是否认希腊文明对西亚北非文明的吸纳，否认西亚北非文明对希腊的影响。这种话术的目的，无非是要遮蔽西亚北非文明在古代曾经对希腊罗马文明有显著的影响，从而证明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性。三是与弱化遮蔽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其他地中海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相反，欧洲叙事不断夸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西欧或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试图构成所谓“欧洲特征”或“西方性”的硬核观念。四是通过贬低西亚北非民族的文明，抬高古希腊罗马文明，从而进行欧洲特性的构建，并将其与现代发展起来的欧洲特性联系起来，描述成西方的普遍性特征。以“东方”与“西方”的划分，凸显西方文明高于任何其他文明的“现实性”，建立起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神话。
策勒断言，希腊人与东方民族有很大的差别。在古希腊，“人不是像在东方那里一样整个儿地是外部感觉的奴隶，以致于他在自然强力下失去了他自己的独立性……也没有在粗鲁而半野蛮种族的放纵的自由中寻求他的满足”。策勒还进一步把野蛮和半野蛮种族与东方民族画等号，在他看来，“正像古希腊人在其诸神中崇敬世界的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并不需要因此为了它们抛弃他自己的价值和自由，同样，古希腊的道德处于野蛮、半野蛮种族的无法无天与奴隶般的服从之间一个幸福的中道，后者使东方民族臣服于另一个人的意志、臣服于一种世俗的和精神的专制”。这样，“东方与西方”“专制与自由”“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就建立了起来。因此，“我们无需寻求外族的先驱者：古希腊人的哲学科学通过古希腊各部族的天才、思想来源和文明状态就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如果曾经有过一个民族善于创造自己的科学，那么，古希腊人就是这个民族。在他们最古的文化记载荷马的诗歌中，我们已经遇见了精神的自由和明晰，清醒和节制，对美与和谐的感觉，它们使这些诗歌的地位确定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英雄传说之上，而没有任何例外”。“东—西”对峙的二元划分，是欧洲或西方文明观在方法论上的完成，这种划分成为西方历史观和世界观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如果从民族和语言起源看，古希腊罗马人与东方各民族是很难完全分开的。譬如，古语言学家研究表明，古印度梵语、古波斯语与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等欧洲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最初应该有着同样的起源，那么民族和文明特性上的差异又从何而来呢？对此，18世纪的欧洲学者从地理环境上加以解释，如法国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持这种观点，后来还有其他学者加以细化阐释和论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对西方历史观有过一次反思和讨论，这次反思思潮在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等论著中达到高潮，但其中某些论断被认为过于情绪化、极端化，如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与埃及人的殖民活动有关。除去这些过于情绪化、极端化的观点，学术界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对原来19世纪形成的历史认识应该是有所平衡的。但是，破除一种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叙述结构并非轻而易举。历史学家发现，在欧洲历史知识的语境中，“在传统上，公元前第一千年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是从希腊的视角来看的”。就像《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作者引用考古学家所说的，西方关于地中海文明的论述，更多的是依据现代意识形态而不是古代的陶器等遗存来叙述，这种不可原谅的话语导向，“将地中海的非希腊民族看作是‘等着有趣的、希腊的事物到来的民族’”。叙事结构是有价值预设的，人是通过历史知识去理解过去历史的，当人们用一种叙事结构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去理解时，也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该叙事结构预设的价值观。而且，这种知识结构会成为今后理解其他知识的前理解结构，从而让这种叙事结构不断地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进行增殖性编码。
二、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累积发展的产物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不过，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被认为欧洲起源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时期，与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即现在所谓的“近东的先进国家”）相比，“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和米诺斯宫殿社会显得无足轻重”。麦克尼尔也提出，爱琴海世界与“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中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常常可以依据由中东输入的物品确定希腊考古发现的年代。……正是这些中东参照物，而非希腊人自身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公元前二千纪的希腊历史具有相对精确的纪年”。通过考古发现的器物遗存，在迈锡尼时代，希腊就与埃及、黎凡特等地有来往。由此完全可以推测，希腊文明的发展应该是站在两河流域及北非文明发展基础之上的，正如神话中所说，欧罗巴被劫持到克里特岛之前生活在亚洲的海岸。也许，当时现实中确有国王或贵族抢娶或迎娶了黎凡特地区某国王或贵族的女儿，从而演绎出宙斯劫持欧罗巴的神话，以强化王权的神圣性。可以说，近东文明是克里特岛乃至整个希腊文明的母体，正像神话中来自黎凡特的欧罗巴是克里特岛米诺斯的母亲一样，历史上泛地中海文明的曙光也是从所谓“近东”逐渐向西延展的。
古希腊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明的影响，特别是西亚赫梯文明、北非埃及文明和闪米特文明等。既然希腊与东方没有截然分开的地理边界，那么在文化上也不可能有截然分开的界限；再加上希腊历史上一度出现殖民运动，与东方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就更为频繁了。1980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奥斯温·默里最早提出希腊的“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概念，但是，对这个东方化持续多长时间似乎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指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这一个世纪的时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期”至少有两个世纪，即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在这个历史时期，“受近东和埃及的影响，希腊精英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腊人物质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一变化”。
问题是，有些西方历史学家似乎更注意西亚北非对希腊物质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们不吝提出“高傲的石制金字塔宣告了人类战胜物质的无穷力量”等，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一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密不可分，物质交流必然引起思想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能够触动人们心灵的东西，才能产生新的物质需要的冲动，从而真正产生物质文化的影响。没有精神状态的触动，就不可能理解物质状态的文化，物质文化是客观化了的精神，是精神的对象化。因此，认为近东对希腊的影响只是物质方面的，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这个时期，东方文明的特点在希腊文化中留下了许多痕迹，如希腊神话、宗教信仰、建筑风格、字母及数学等都可以在东方文明中找到其更早的形态。实际上，西亚北非文明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
宗教情感起源于最深邃的人类灵魂，是人类灵魂深处的超越性体现。考古和历史研究发现，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形象和故事，很多都源于地中海西亚北非的神话传统。例如，赫西俄德“《神谱》中很多故事和赫梯、巴比伦和近东其他地方的智慧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根据李永斌的研究，被认为最具希腊人特点的阿波罗崇拜，人们也发现了其深厚的东方文化渊源。由此足以证明，正如历史学家所说，希腊历史上存在“东方化”时期。宗教方面的影响显然属于心灵和精神上的深刻影响。譬如，伊什塔尔是古代两河流域众神中最流行的女神，很多城市为其建神庙。有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对伊什塔尔的崇拜经地中海东岸传到塞浦路斯岛，进而传入希腊和罗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女神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裸体雕塑艺术，都有两河流域的源头。西亚的神话是原始宗教形态，它们叩动了希腊人的心灵，正像后来同样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征服了整个欧洲人的心灵。
在文明的时空发展上讲，西亚北非不仅比古希腊罗马文明更早繁荣，而且也在泛地中海区域得到了广泛传播。文化与观念不可能自己传播，而是由人们交往导致的。是谁扮演了这种传播者的角色呢？“现代考古学家强调腓尼基人十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腓尼基人在近代的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三大文化区之间“充当货物运输的中介人”，并且“迅速将他们的海上贸易范围向西扩大到地中海”。譬如，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期间，“有些腓尼基人可能已经到了地中海的最西边。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韦尔瓦[Huelva，古代的塔尔提索斯（Tartessos）]”，考古发现了很多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青铜器遗存，甚至公元前9世纪，在撒丁岛南部的诺拉建立了神庙。宙斯把欧罗巴劫持到克里特岛的神话，或许反映的就是腓尼基人把来自东方的文明带到希腊人面前，带来希腊人渴望得到的东西。对于来自东方的各种器物和观念，希腊人先是惊奇和赞叹，随后就是借鉴和创造，在宙斯对欧罗巴的“劫持”中既有爱恋的意思，也有化“他在”为“我有”的意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希腊人在与更为先进的“东方人”的接触过程中，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思想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启迪。这些启迪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体系，是希腊、罗马以及后来欧洲语言文字的奠基性根源。历史地看，没有腓尼基字母，后来的希腊语、拉丁语文字形态就可能不是目前的样式了。“希腊字母表是希腊世界从东方引进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腓尼基字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希腊字母表在腓尼基字母表的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希腊字母的名称依然沿用腓尼基的叫法，比如阿尔法（alpha）、贝塔（beta）和伽马（gamma）分别对应腓尼基字母里的‘aleph’‘beth’‘gimel’（意思分别是‘牛’‘房子’‘手杖’）。”当然，可以公正地推测，希腊字母在借用腓尼基字母的同时，更加体现字母本身的功能，抽象掉了其所指的外部存在。这种字母上的抽象，为哲学思维的酝酿、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哲学上，同样可以发现古希腊哲学中的西亚北非精神资源。实际上，希腊人借鉴来自近东的许多思想材料作为自己思维的前提。麦克尼尔提出，当古希腊人“开始到东方旅行和经商时，他们接触到深刻的神学体系和宇宙哲学，以及很多有益的知识。作为回应，希腊人对事物的属性尤为好奇，这就是创立哲学的过程”。另外，有哲学史著作也承认，希腊人的“广义的宇宙论和宇宙起源论作品是从近东各个民族那里被了解到的，它们的年代大致可被认为始于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或者更早”。古埃及已经构建了宇宙起源和宇宙秩序的神话，这种神话虽未走向形而上的思辨，但综合了各种对立要素和经验，形成了对宇宙结构和秩序的整体性思考。古希腊哲学从神话走向思辨，与埃及神话具有内在关联。古埃及的灵魂不朽、灵魂轮回等观念对古希腊哲学的灵魂论有深刻影响：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灵魂不朽、柏拉图的灵魂三分等学说，都与之有某种关联，亚里士多德也多次提到埃及制度与神话的意义。
古希腊哲学在起源上有近东的文化资源，这应该不难理解。正如策勒在1876年《古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的前言中所说，“任何人阐述一个哲学体系，都必须将它的作者所持有的各种理论再现于它们在这位作者的思想所具有的关联之中”。历史悠久的地中海文明就是古希腊哲学起源最为广泛的关联，而其中东方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策勒活跃在19世纪，仍然处在黑格尔以降构建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中，因而他强烈反对古希腊哲学有东方起源的观点，竭力贬低东方文化影响希腊人的某些历史记述。尽管他承认“希腊人很早就倾向于把他们哲学起源的一部分归于东方民族（只有这些民族的文化先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他更怀疑东方对于希腊早期哲学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来自东方，“东方人具有最强烈的虚荣心和自身利益来为古希腊科学与文化发明一个东方起源；另一方面，希腊人又是太过容易承认这类断言”。策勒比作为当事者的古希腊人更倾向于排除东方的影响，这本身更证明了所谓欧洲连续性神话是一种现代的构造，这种构造的目的就是为西方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奠定古代基础。
显然，古希腊哲学与西亚北非文明有着密切联系，希腊人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但近代以来的西欧人却对此闪烁其词。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生活在亚洲的米利都，甚至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中提到，“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泰勒斯“是卡德谟和阿格诺罗嫡系的腓尼基人特利德家族的一员……被接受为米利都的公民”。而且“据潘斐勒说，他向埃及人学习过几何学”。泰勒斯是否是腓尼基人，他是否向埃及人学习过，这是历史学应该探讨和考证的问题，而柏拉图的话也被西方人选择性忽视，而宁可拓宽希腊与亚非之间的文化沟壑，这明显就是问题了。神话说作为欧洲起点的米诺斯，其母亲欧罗巴是西亚黎凡特人；古希腊学者又说第一个希腊哲学家是来自西亚的腓尼基人，这些文献资料体现的肯定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希腊文明在起源上与东方的密切关联性。
现代研究者发现，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很早就有万物起源于水的传说，如被古埃及人称为“努”的是“深不可测的地下水”，“努是地下之水……也是产生生命的原始瀛水。生命源自这些地下之水，因此太阳每天再生于努中，努把水灌注于洞穴之中，而尼罗河水就源自这些洞穴”。有学者认为，“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水的主观经验来看，这种力量具有产生新生命、新实体和新东西的神圣意志”。古巴比伦史诗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当上方的天尚未有名称，下方之地也未有名称，但是有阿普苏（Apsu），他是最初者和生育者，与他在一起的是提亚马特（Tiamat），她生育万物，这两位神灵不断将各自的水混合。”阿普苏是大地上的水流，而提亚马特则是大海，二者的混合产生了万物。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是冲积平原，是由两大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携带的淤泥在入海的河口堆积千百年而形成的，河里的淡水和海里的咸水在三角洲混搅在一起，这一景象启迪着古代的人类。另外，根据金字塔铭文，在埃及创世神话中，“宇宙的主宰——阿图姆”来自原始瀛水，它“被分解成空气和湿气。……空气和湿气被浓缩成大地和天空”。这种说法不仅很容易让人想到泰勒斯，也会让人想到那克西米尼关于万物源于“气”的哲学论断：不同形式的事物都是由气的浓缩和稀释产生的。法兰克弗特等提出：“古代埃及人对于他们本身和他们所生存的宇宙是自觉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创造了一个宇宙。……与其他的创世故事相比，古代埃及创世故事的一大进步在于，它们试图把创世与思想和语言，而不是与纯粹的生理行动联系在一起。”思想和语言在神话和哲学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
哲学脱胎于神话，从古希腊与西亚北非的关系上讲，就是人类文明从近东走向希腊的那段路程，但这种曲折路程对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在古希腊哲学摆脱宗教神话的形态上，我们也不能采取机械的线性理解。实际上，西亚北非也已经有高水平的理性萌动，如巴比伦史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当你事先计划时，神就是你的；当你事先不做计划时，神就不是你的。”这类似于现代人所说的“神助自助者”，而且事先计划就是深思熟虑，就是依靠自己的理智而不是本能的反应。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曾经提到，伊索克拉底说过，毕达哥拉斯在一次埃及的旅行中成为埃及宗教的学生，并且第一次把哲学带给希腊人。而后来罗马的西塞罗也说过，毕达哥拉斯自称是第一个philosohpos，有人甚至认为希腊语的“哲学”（
当然，希腊文明崛起之后，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高度发展，让希腊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鲜有的高峰，并且通过亚历山大的武力扩张和文化传播，形成了地中海地区甚至远至印度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之所以向东征伐，就说明东方对其更具有吸引力，而且他本身也非常乐意接受、吸纳东方文明的成果；与之相反，马其顿以北在他眼中仍然是荒蛮的文明化外之地，甚至“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上亚得里亚海所知甚少”，而在目前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一带活动的“伊利里亚人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向南仅几百千米处的新发展的影响”。这让现代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按照当代地理空间视野看，那应该是近在咫尺的地方。由此可见，虽然空间毗邻，但因为文化发展阶段相差太远，在古希腊人看来，其北方邻居还是化外之地，而其东方邻居却有值得交往的可能。这充分说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属于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当时还没有形成欧洲文明单元。
希腊文明的跃升，当然是古希腊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果，但也与其所处时空条件密切相关。那时地处西北欧的民族不可能实现这种跃升，因为在空间上它们远离文明的中心，古代交通手段还无法提供人们之间有效交往的便利。古希腊文明从克里特岛开始逐渐在希腊本土展开，古希腊哲学首先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孕育，也都证明了其与“东方”在空间与文明演化时间上的衔接性。古希腊在发展起来之前对东方是学习，宙斯把欧罗巴从亚洲劫持到克里特岛的神话就象征了希腊对东方邻居的爱慕、歆羡。古希腊发展起来之后，他们蔑视贬低的对象往往也是东方的邻居，因为一方面，希腊与当时的黎凡特地区、波斯和北非处在交往和竞争之中；另一方面，生活在其北方的人（即生活在西北欧地区的人）在希腊人心目中还处在蛮荒状态。由此可见，希腊文明是泛地中海文明圈中西亚北非文明的继承者和扬弃者，是地中海文明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另外，罗马文明的地中海属性也清晰可见。罗马文明不仅受希腊文明影响，也是整个地中海文明圈长期历史互动的产物。罗马人甚至曾认为，自己是地处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邦的后裔，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之后，埃涅阿斯逃到了意大利半岛。这个传说与宙斯劫持欧罗巴一样，显然不属于历史事实，甚至是荒谬的，但却恰恰反映了当时文明发展阶段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地中海文明整体单元内部互动的特征。埃涅阿斯离开小亚细亚被战争毁灭的特洛伊，经过北非的迦太基再到意大利半岛，这不是罗马帝国地中海文明属性的最佳文化意象或象征吗？正如亨利·法兰克弗特等人提出的：“古代人类在讲述这样一个神话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向人们提供某种茶余饭后的娱乐。……他们向人们讲述他们所亲身经历的事情。……真正的神话是用一种强制的力量，而不是用一种充满娱乐的幻想来表现它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和角色。”神话在现代人看来是虚构的，对古代人来说则是非常认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或语境下，如果质疑一个民族的神话，就等于贬损或否定这个民族的起源与族群认同。
在真实的历史中，罗马人最恐惧的民族竞争对象可能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最可怕的对手则是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彻底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则是后来的事情。无论如何，古代“在很长的时间里，推动古典时期发展的主要是爱琴海、巴尔干南部和意大利半岛的民族”。后来，罗马帝国的视野逐渐扩展到欧洲，那也主要是以地中海文明为特征的古代文明的传播，西欧当时仍然是一种潜在的文明主体，远远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公元后的前3个世纪，罗马西部各省的‘罗马化’导致其历史记忆的广泛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罗马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成为真正意义上‘没有历史的民族’”。征服了高卢之后的凯撒甚至认为，荒蛮的日耳曼“不适合罗马征服，因为他们的人口流动性太强，而且他们的政治习惯与那些地中海民族相差太远”。创造了“世界历史意义”一词的黑格尔所属的日耳曼民族，在那个时候还在世界历史叙事之外，按他的说法，日耳曼人当时根本就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当然，历史地看，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也与希腊神话和历史著作中对东方（实际上只是指当时人们眼界所及的近东）的轻蔑和敌视态度有关，至少欧洲中心论者利用了希腊罗马人对近东方面的批评性或蔑视性评价，强化其叙事。但是，这种民族傲慢与偏见也不是希腊人的专利，苏美尔人、埃及人、波斯人都会有这种情绪和记叙。例如，有学者就注意到，“古代埃及人把埃及当作世上唯一富饶国家的思想源于他们对毗邻国家的认识，这些国家在文化上皆落后于埃及”。他们似乎认为，“埃及人是‘人’；而外国人则不是‘人’”。另外，在人类文明史中不乏这样的实例，越是互动频繁，越是有相互藐视、贬低的倾向，如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民族自称华夏，而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另外，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近代崛起之后也曾经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下产生了贬低、轻视中国的意识。同样地，西欧长期作为古代文明的外围，对希腊罗马文化是歆羡向往的，但在崛起中实现了由外围变中心之后，对南欧也有了歧视的态度。但是，所有这些心态史都不能抹杀真实的文明历史足迹。
在曾经的历史现实中，地中海文明的纽带是非常密切的，这甚至延续到后来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东文明”，即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基础上形成的文明。英国历史学家巴格比提出：“在近东文明产生的区域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在其之先的古典文明所占据。基督纪元后的若干世纪中，那里发生了从一种文明的文化形式向另一种的渐变过渡。”巴格比由此阐明了地中海文明与后来的地中海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还提出：“近东的许多民族同享着相当数量的文化集结，因而享有一种共同的超文化，亦即一种共同的文明。”另外，“拜占庭宁可被享有同一文明的土耳其人所征服，而不愿为异己的西方基督徒所拯救，并不是偶然的。更近一些，约在19世纪前后，希腊人、犹太人以及巴尔干的各民族或多或少是成功地将他们自己改变为现代西欧式的民族，但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许多近东文明的特点，在这些国家仍继续存在。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烹饪仍相当类似土耳其或叙利亚的口味……”在此，巴格比至少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是地中海周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即有着共享的文明（或者说超文化），这就是巴格比所说的，拜占庭与其说与西欧享有“同一文明”，不如说与近代享有“同一文明”；二是西欧长期落后于近东并且模仿近东文明，就像基督纪元之前仰望或羡慕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内的地中海文明一样；三是在很长时期内，这个区域中包括希腊人在内的许多民族在文明共同性上更接近西亚人，而不是西欧人；四是在大西洋文明崛起之后，尽管希腊等国家在上层建筑上改造为欧洲文明，但在大众生活方面仍然与近东存在许多类似性，这种文明亲缘的藕断丝连是清晰可鉴的。
三、如何跳出西方中心论叙事的话语陷阱
毫无疑问，包括哲学在内的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但这座高峰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经历了人类文明的长期积累，更经历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融合与交流才得以产生。另外，人类文明发展是不平衡的，水平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快的可能慢下来，慢的可能快起来，但是绝对不能在文明性质上或明或暗地分优劣。然而，近代欧洲人制造了一种古希腊罗马文明与现代欧洲之间有共同欧洲特性的叙事结构，形成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滥觞。
欧洲关于文明历史的叙述结构，是一套几代人构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即“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的区别，这个区分不仅仅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而且蕴含着一种性质上的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性、民主与专制，进而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峙。这种二元划分的潜台词是：东方要么是西方的威胁，如波斯人入侵、蒙古人掀起的“黄祸”风暴、奥斯曼帝国的占领，要么应该被西方所控制，从过去的直接殖民到现在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欧洲人的叙事结构，不仅让西方人确立了其文化上的霸权，同时也在思想上驯化了非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就如萨义德所讲的，欧洲人通过近代的历史叙事使他们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即“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西欧近代以来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属性，而将自身描述成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人，并且越来越忽视他们从东方获得的精神上（包括基督教的起源与传播）的滋养，甚至忽视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的古代文明典籍，这既是为了掩盖西欧因文明晚起所显现的粗陋，同时也是为了确立欧洲整体上的优越性。
然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是，现在所谓欧洲文明或大西洋文明有三个根源性基础，即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罗马法律建构以及基督教。但问题是，这些作为文明根源性的东西，对大西洋文明而言都是外来的，不是内生的。当然，大西洋文明通过罗马继承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文明要素，但在历史中这些要素已经更加日耳曼化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离基督教起源地更近的东正教与拉丁教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正因如此，我们说欧洲文明连续性是一个现代“神话”。实际上，古希腊哲学对于现代欧洲人而言，与对于阿拉伯人或其他什么人是一样的，都是外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和古典文明，而是他们通过阿拉伯人第一次认识了古希腊哲学和古典文明的价值。因此，我们断定：在古代，古希腊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之间的连续性要大于与西欧的连续性。近代欧洲学者认定西欧崛起突破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乌云，通过“东与西”的二元对立拉宽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地中海东方文明之间的缝隙，通过所谓“文艺复兴”的想象，抹平古代文明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沟壑，构建起西方重新延续古希腊罗马文明衣钵的话语系统，这套话术构建了从希腊罗马到西欧文明连续性以及欧洲独特性的叙事结构。如果缺少这种连续性，“欧洲特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际上，至少在16世纪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特性。历史本身是生成性的，是由人们的实际历史活动所形塑的，我们不能本质主义地理解历史过程。整体而言，欧洲当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文化特征。譬如，麦克尼尔就提出：“欧洲文化的不稳定性也没有由于基督教风格的文明的建立而结束，因为近现代西方文化社会与3到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的差异，至少在程度上不下于基督教文明与它的异教前身的差异。非常的不稳定源自一个到另一个极端之间的剧烈摆动，这实际上可能是欧洲风格的文明最突出最有决定性的特征。”另外，这时“欧洲文明明显不如亚洲文明社会稳定”。继希腊文明广泛扩张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欧洲则是文明的急剧倒退。到8世纪和9世纪初，文明的社会结构在地域上没有超出作为文明发源地的爱琴海摇篮”。麦克尼尔的论述比较符合历史，反映欧洲处在其后来文化创造性躁动的前夜。而把西欧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寻找欧洲特性的这种叙事结构，一方面掩盖了西方在古代与其他文明相比之下的粗陋，另一方面概括了其近代以来的文化兴起与成功，并且由此来证明西方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将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将西方文明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文明。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叙事是近代的或“文艺复兴”以来的产物。在这之前，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与现在西方叙述的是迥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文明更多的是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地中海其他文明的共同性要大于当时与西欧、北欧的共同性。正如历史学家西蒙·普莱斯等人认识到的，“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头几个世纪里，中欧、地中海西部、爱琴海地区和黎凡特这几个地区非常不同，最明显的差异不是东西之间的差异，而是这一时期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和以南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地中海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腓尼基、塞浦路斯、希腊本土、撒丁岛还是意大利半岛北部，都可以看到经济和政治腾飞的迹象。所有这些非常不同的社会都在经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复杂国家的成形。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中欧以及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类发展的迹象。”可见，在西亚北非的影响下，古希腊罗马文明得以崛起，这显然是“地中海城邦的时代”，“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决定性地领先于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当然，西欧在地理上与作为南欧组成部分的希腊、罗马，随着生产力发展和陆地交通手段改进，也逐渐有了文化互动的便利，而且因后起西欧文明在文化上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文字、宗教、艺术、思想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后来历史所塑造的共同性，而排斥、遮蔽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性，更不能将它归纳成一以贯之的欧洲特性。
西方的崛起属于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新文明，即大西洋文明。大西洋文明首先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继承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进而也是对更广范围的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腓尼基人、希腊人在地中海范围内的航海成就和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西欧人所弘扬。地中海文明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西亚、北非、古希腊罗马、闪米特、犹太等元素，宗教影响深厚，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而大西洋文明的文化特征则包括欧洲、美洲等地的文化，这种文明经历了欧洲殖民、美洲独立等历史事件，尽管基督教、哲学思想与法律深受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文明是西方在大航海和殖民拓展的历史中逐渐形塑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强调希腊的欧洲特性、西方特点，这是出于对欧洲文明独特性的关注。这种叙事显然忽视了希腊罗马所受西亚北非的影响，也忽视了希腊罗马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总体而言，现代希腊和意大利作为欧洲成员，它们与地中海亚洲北非的联系仍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被轻描淡写。近来西方史学界从法国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开始，逐渐把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如英国的霍登、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等。但是，西方学者更多谈的是西方的超越，一旦涉及希腊罗马受东方影响的问题，往往就开始犹疑，用似是而非的逻辑加以辩解。如专门研究埃及学的荷兰学者法兰克弗特，在讲了很多希腊与东方的关联之后却仍然断定：“以此说希腊文化受惠于古代近东文明，是不正确的。”其理由是，“希腊在借鉴其他文化的同时，已经对它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假如东方学习了西方的东西，西方学者可能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去争辩了，也许反过来对东方未能“正确地”照搬西方而出现的“本土化”“民族化”“特色化”大加批评、嘲讽与贬损。关键是，这两种理论态度或立场往往是无意识的，学者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西方学术界的理论深层逻辑中，西方与东方就是“我与他”“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容易转化成“是与非”“高与低”的关系，即西方的文化和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文化和道路都是旁门左道。既然我就是“是”，那他就是“非”，而“是”只能镜鉴于“非”，不能受惠于“非”。尽管不再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公开说其他民族是“白人的负担”，但要他们承认西方曾经受惠于东方，仍然是羞于开口的。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跳出西方文明叙事的羁绊。首先，要破除“西与东”关系中“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逻辑。一方面要确证“西”也是“多”，其内部也有复杂的多样性（拉丁文化、日耳曼文化、凯尔特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多样的教派）；另一方面要确证西方也是“多”中之一，是作为特殊性的“之一”，而不是与多对峙的唯一的“一”。其次，要破除“西与东”关系中“是与非”与“高与低”的逻辑。在地理空间上，东与西是相对的，欧洲是亚洲的西方、美洲是欧洲的西方、亚洲又是美洲的西方；反之是另外一种循环。在时间维度上，古代东方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近代西方领先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未来的历史仍然是开放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相互激荡、携手共进的问题。最后，我们自身要在尊重特殊性、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从过往讲“特色”“特殊性”为主转向讲“共同性”“普遍性”为主。在一定阶段讲“特色”，是为了在强势文化面前寻找自身存在的理由，但这只是暂时的阶段性解决办法，因为只有“普遍性”才具有话语的真理力量。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才是“普照的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但需要符合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美。只有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目前，我们明确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于2021年、2022年、2023年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重要倡议，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历史性趋势的标志性体现。
为了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结构，在探讨古希腊罗马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角色时，应兼顾其与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元联系和多重关系。我们在研究欧洲哲学史时，应该意识到古希腊罗马与西欧之间非连续性的一面，而且要考虑东方特别是阿拉伯文明起到的作用。12世纪，阿拉伯的伊本·路世德和迈蒙尼德已经复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那时中东穆斯林学者拥有丰富的思想和广博的学识，是阿拉伯人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唤醒了欧洲人的好奇心。
结语
总而言之，遮蔽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文明特征而强调欧洲独特性，把希腊与地中海西亚北非地区的关系轻描淡写，强调古希腊罗马的欧洲特征和西方特点，无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而已。作为西方学者理解的一种整体文明观和历史叙述，其根本性后果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更说明了西方人对于文明形态理解的局限性：一方面将近代以来的欧洲现代性特征扩大为欧洲永恒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现代性特征与古希腊罗马联系起来，从而将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二元对立起来。这种叙事方式不仅缺乏历史感，而且也缺乏文明想象力，造成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循环论证，即西方由于有了现代性特性才能够实现现代化。这不仅限制了西方人文明视野的广度，而且他们依据其强势崛起的势头塑造了某种理论陷阱，引导其他文明的自我理解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陷阱，绝不能在反思西方中心论文明观过程中走向故意贬低甚至否定希腊罗马及欧洲文明贡献的路径。本文绝不是为了否定欧洲或大西洋文明的内在活力、创造性和文明价值，后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高度评价大西洋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性跃升，它因科学发展、工业革命和全球性扩张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我们必须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把西方阶段性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展道路转换为普遍性的文明原则，将其他文明降格成了为西方崛起而进行的历史准备，或者为显示西方霸权和支配地位的附庸和外围。实际上，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历史的步伐仍然不断往前迈进。当然，我们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并不是要建立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我们解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结构，并不是要构建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历史叙述结构；我们要破解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也要自觉防止构建一种“西方主义”。我们应该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史，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全球大历史观和大文明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平等对待世界各种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