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自10月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展览专设一个单元，以考古实证展现孔子和儒学诞生前中国的礼乐文明及教化实践，折射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深刻思考。

礼乐文化肇端于殷周之际。牧野之战一举推翻了昏庸无道的商纣王的统治，周公以道德理想作为核心“制礼作乐”，通过建立成体系的礼乐制度，为新政权筑起德治的栅栏，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由此开始了从“无德”向“有德”的转变。

道德与法，是国家治理的两大支柱。道德如空气，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嗅之无气味，但确实存在，若长时间缺失，会导致机体死亡。殷纣迷信鬼神与暴力，不敬厥德，以至一朝覆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周人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的道德成长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此意。法是底线，不容践踏，但不能以法治取代德教。成康之际，“刑措四十余年不用”，便是周人以德教预防犯罪的成功范例。

道德若不能真切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便只是一种美好的虚景，无补于世。周公将道德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典礼制度与行为规范，世称“礼乐教化”。礼是修身的器械，由学习与践行人际交往的规范入手，彼此尊重，和谐相处；乐是通过欣赏与唱诵德音雅乐，陶冶心性，涵养君子之德。礼乐教化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文化样态，即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大多数人能接受道德理性的教育，因而用温和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善化民性，提升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养。

对于幅员辽阔、风俗歧异的中国而言，礼乐教化还有齐一民风、加强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风俗，土地所生习也，即某一方土地在历史上形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关乎社会的治乱，切不可等闲视之。宋人楼钥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清人黄中坚说：“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汉书·地理志》曾详论各郡风俗的厚薄，发人深省。两汉政府有派遣风俗使巡视各地风俗的制度，并为走向“道一风同”而付出艰巨努力，如南阳号称“难制御”之郡，韩延寿、黄霸为任太守，“教以敬让，移其本而易其末”，教化大行，八年之内无重复犯罪之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先贤的礼乐教化理念，体现了宏大的胸怀与非凡的智慧。中国文化中的“礼”与域外文明之礼，有根本的差别。域外之礼，多是指人际交往的礼节。中国不然，《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是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与行为规范上的外化，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理无处不在，故礼也无处不在。钱穆先生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教我们内外兼修，做合格的社会人，进而成为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君子是大众的表率，礼乐文化的楷模，引领世风向上。顾炎武说：“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中国文化就是如此，通过礼乐教化，将个人的修身与社会层面的进步融为一体，不断提升，彼此认同。《礼运》中提出，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必然形成最优的价值观或方式，出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局面，最终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可以肯定，在将来的社会里，礼乐还将继续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

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守正创新，积极传承发展礼乐文化，助力塑造文明风范，涵养文化心态，培育文化自信。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印发，到“七一勋章”“共和国勋章”等荣誉颁授仪式的创设等，一系列实践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日益彰显古老礼乐文化的时代价值。新时代礼乐文化，定能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注入恒久动能。

（作者：彭林，系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