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丰台区有关部门宣布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取缔的理由是这些学校未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属非法办学，而且学校师资素质差，办学条件不足。

丰台区政策公布伊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口，在浙江绍兴县，在全国很多地方，当地有关部门都以同样的理由，关闭了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本报曾经对此进行过关注)

9月19日，新浪教育，张琪岳文章对丰台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评价是，“这里只有无声的抗议。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轮回呢?．．．．．．这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城市管理者道德感和行为合理性的丧失的重要表证。这是严重时刻。”

而政府也并非是一位的取缔而不管这些孩子，于是，政策设计者给孩子和家长设计了出路：将大部分没有被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学校取缔后，或者将孩子送回老家，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或者转到当地公立学校就读，享受优质的和城里人同质的教育。

由于此事引起媒体和广大公众的关注，有关部门于是保留了6所打工子弟学校，作出了“规范和引导，不是一位取缔”的政策。

可是孩子和家长却没有按照有关部门先前确定的方向，到公立学校借读或者把孩子送回老家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而且留下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也不可能弥补原先几十所学校留下的真空。

于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家长有家长的办法。

学校有学校的办法。

自助者老黄

11月4日，北京丰台区，新发地。

“就是两条腿跑断了，我也要给孩子找个学校。”

从老黄的经历看，他和儿子似乎已经适应了到处流浪的学校和流浪的课桌。

老黄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有13年了，两个儿子都是这个城市的水养大的，他的儿子应该说就是学者们经常挂在口边的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学者们关注的第二代移民的教育问题。

就是这个被称作问题的事，折腾苦了老黄，儿子已经换了三个学校了，这次他把他的儿子送到大兴一所叫做“振华”的打工子弟学校。

“我希望我儿子比我强，我孙子比我儿子强。我没念几天书，但不能耽误孩子。那里能让孩子上学。虽然远点，但还是有学上的。”

“城里人知道让孩子将来上大学，俺农村人就不希望孩子成国家栋梁？”

大多数来城里孩子家长不同的是，老黄和他的打工者弟兄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我不想看到我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卖菜。”

老黄又和他的同伴们不同，还多了一点私心。他悄悄的指着他的儿子说，“我总感觉，这小孩将来能做大事，但先得让孩子学上。

既然这么希望儿子成才，为什么不送回老家，或者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老黄说，不是那么简单。

“孩子这么小，就和父母分开，谁让我们把孩子送回家，就让他试试把他孩子送到几千里外去接受那里的义务教育。”

没想到看起来老实的老黄也会很气愤，“在这里有的学校教的比家里的老师还好呢，再说，农村家里又挺乱的，孩子小，大人不在身边，很容易被坏孩子带坏了。”

在那里（振华学校）一个学期450元（还负责接送）还可以接受。”

老黄也承认公立学校教的好，儿子做梦都想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去博物馆，去看古观象台。而老黄却不能帮助儿子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他三证不全（身份证，工作证，务工证），“我没有证，可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再说600元半年的借读费我也交不起。因为要吃饭，要租房，还得给老爹寄钱。我能赚赚多少钱。”

而正是城里人很不起眼的600元借读费，和一些似乎离孩子很远的东西粉碎了相当多来京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梦，同时，也为打工子弟学校留下了生存空间。

没有学校的孩子

高小红，9月26日离开了她的学校，一直跟着妈妈在市场出摊。和老黄一样，高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让她回老家。但她却没有老黄那样幸运。

一开始高妈妈把小红送到一家附近的公立学校。好不容易凑够了借读费，但是没几天，她就回来了。

“那里的同学都是城里的，老师经常组织他们去城里的好地方玩，可爸爸没有钱给我，我不去，我总觉得同学们都是那样看着我。”小红低着头，“我就是不想在那里上学，我还想回原来的学校。”

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老师告诉记者，“一些家长也愿意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好不容易凑足借读费，但学校里的提供的素质教育机会，却不能承受，这个班，那个班，去不起。”不要忘了，“他们挣的钱太少。”

于是，小红就留在了妈妈身边，每天学着吆喝生意，“但这也不是长法，她爸爸一直在找一家可以上学的民工学校，我们知道，这么下去，孩子的学业就耽误了。”

而一位心理研究者对记者说，打工者孩子不愿意到公立学校上学除了费用方面的考虑外，更主要的是他们不能和城里孩子融合到一起。一般来说，打工子弟和城里孩子是两个世界长大的，当处于劣势地位的打工子弟到处于优势地位的公立学校读书自然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而且，一般情况，学校和班级都不把他们的成绩计算到班级、学校总成绩里，大多数评比没有他们的份，这还不包括孩子之间的歧视成分，打工子弟们不愿意到公立学校读书就是很正常的了。

飘到大兴的孩子

由于丰台地区将打工子弟学校取缔，使得相当一批人把孩子送到了邻近的大兴。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一所叫作“振华”的学校。

振华学校是专门为打工子弟们办的学校，有一千多名学生在就读。学校里有操场、教室，显然要比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好些。

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孩子们做游戏也很天真烂漫。

张杰校长对记者说，“我们学校本来就招了好多学生，但每天还是有许多家长打电话说要把孩子送来，但学校力量有限，只招了很少的学生。”至于没有来这里的孩子的去向，“我们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家长们找个学校很难。”

在学校并不大的校园里，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做着游戏。一位女老师给记者指着几个孩子，他们是从那边（丰台）过来的，我们每天会有车接他们，一个月收他们55元钱路费。

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一个家长领着一个小男孩向里张望。两个人足足站了半个小时，最后在家长的坚持下，孩子走了，眼神中可以看到只有孩子才有的伤感。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和家长，但学校太小，无法容纳。”一位老师对记者说。

和外边的孩子相比，里面的孩子是幸福的。

更为重要的是，丰台区的这种全部取缔的做法（父母有“三证”的而又想在北京上学的流动儿童少年可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去借读）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一是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利谁来保护的问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要区别对待。有没有“三证”是成人的事，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流动人口进行规范化的管理。成人的责任理应由成人来承担，而不应该由还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来承担。况且父母在京，把孩子送回家上学，就涉及到监护的问题。据有关报道和研究，“留守孩子”（即父母在城市打工，孩子在家里）由于没有父母的监护以及缺少父母的关怀而普遍成绩不好，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还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成为当地的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