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青少年的在学校教育中的行为是矛盾复杂的，他们厌恶教师的辱骂，却又理解其苦衷；他们痛斥学校的营利本性，却又赞扬校长是事业成功者。在“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的合力作用下，流动青少年在顺从和抗拒之间左右徘徊——在“勤奋决定论”的鼓舞下，流动青少年渴望能够弱化以素质为标准分化的阶层差异；在“素质评价”的灌输中，他们认识到勤奋可能是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可行方法。而实际上这两者却在在绿树学校教学实践中彼此协同作用，不断加剧着流动青少年的边缘化。
户籍制度形塑了城乡教育的机会壁垒，跟随农民工父母来到城市后，流动青少年因持有农村户籍很难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1990年初，打工子弟学校（又称民办简易学校）开始在中国城市地区雨后春笋般涌现，填补了这一教育市场的空白。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并未能获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处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但是，由于这些学校在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政府所默许，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扬。然而，以营利为终极目的的办学模式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害了流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性发展。在打工子弟学校利弊争议不休的背景下，近年来城市户籍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迫使公立学校不得不面对生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同时为缓和社会上日渐迫切的教育公平诉求，不断有新的教育举措出台，承诺将流动儿童安置到就近的公立学校中，结果使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被迫逐步退出流动人口教育的供给市场，少部分学校则通过政府购买学位而获得了合法办学资格。
在审视流动青少年的受教育经历时，以往研究多关注诸如打工子弟学校物质条件窘迫，师资力量薄弱等外显要素对延续学生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教育境况的助推作用，却极大忽视了贯穿于学校教学过程始终的隐性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流动青少年自己的声音也被社会再生产的宏大叙事所淹没，被界定为制度安排的逆来顺受者或盲目的反抗者。基于笔者对S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和持续关注，本文聚焦流动青少年日常学校教育经历中的文化要素，以及他们对受教育权利的认知与批判。通过细致剖析“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这两个学校文化的主线，笔者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社会阶层结构的再生产是如何经由社会、学校与个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得以实现的。
素质评价：社会阶层观念的灌输
1999年，基于对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市场供不应求的判断，陆校长与妻子创办了一所名为“绿树学校（化名）”的打工子弟学校。17年后，该校的学生人数已由创建初的十几人增长至800多人，教职工也由最初的“夫妻店”模式增加至40多人。在市郊，绿树学校紧挨着一个旧货市场，学校门口整日聚集着来往嘈杂的人群，周围是一排排外来人口租住的简易民房。伴随着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政策的调整与变动，绿树学校在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艰难角力中曾有五次被取缔和一次被关停的经历。精于变通陆校长用举校搬迁的办法成功化解了学校被取缔的危机，在面临被关停的考验时，他又借助多年积累的人脉注册了一所具有课外辅导资质的武术学校，并通过虚假宣传逐年扩大招生，将其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2014年，绿树学校终于告别了15年的非法办学状态，获得办学许可证，这个身份转变为学校带来了更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更丰厚的社会捐助。在接待各级领导和爱心人士的报告会上，陆校长曾多次动情地提及当年办学的初衷：提高农民工子女素质，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然而，他深知一纸办学许可证并不能确保打工子弟学校拥有一个平稳繁荣的未来——营利始终是他在各种现实考量和权衡利益之后的坚定选择。
在营利目标的驱使下，绿树学校实际上并没有为提高流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作出多少现实努力，相反，在学校教与学的过程中，弥漫着对流动人口低素质的歧视性评价。这种评价将流动青少年界定为“没法教”和“教不会”的顽劣学生。一方面，学生对此评价的反感和抗拒使“自我实现预言”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它催生了契合学生低素质的，量体裁衣式的教学模式和师生互动形式。笔者在调研中访谈了六名八年级教师——他们情绪激动地痛斥学生是不折不扣的“混混”，视学校为“幼儿园”和“收容所”。实际上，这些同样出身农村的民办教师大多离家多年，对今日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和心态所知寥寥。即便如此，他们无一例外的把流动青少年看作全国儿童素质评价体系中的最差生。在他们眼中，流动儿童不如城市儿童，缺乏城市中产式的家庭教育，道德败坏、纵容享乐、不思进取；他们也不如农村儿童，在城市不良风气的熏陶下不再单纯善良、知足感恩。谈到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陆校长笃定地说：“其实，来到这所学校以前，他们就只想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北京继续生活，有的跟父母去卖菜，有的走街串巷安装空调。他们没有上进的动力，整天想的都是那些‘男盗女娼’，这些孩子放在我这我也是没办法（管）。”
对学生素质低下的评价指导着绿树学校的课堂教学、成绩考核和师生互动。既然流动青少年知识基础薄弱、学习动机不强、课堂纪律差，教师们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十分松散的授课方式，整天让学生们抄写板书或做习题，成绩考核也非常宽松。不仅允许学生作弊，甚至会在考试过程中泄漏答案。这样的授课和考核方式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相反，它们铸就了陆校长们眼中的“双赢”：好成绩让学生对家长有交代、免于责罚；也让家长满意，相信获得了与付出的学费相衬的回报。然而，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预设影响，实际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教师咒骂学生混吃等死，学生则情绪失控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会发生身体冲撞，这时总是以陆校长出面制止、威胁学生将被学校开除收场。
作为学生，流动青少年虽然也觉察到歧视性的“素质评价”正塑造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学校经历，但他们却也通过“素质评价”的逻辑来批评父母、教师和陆校长，并以此认识自己所身处的生活世界。外来务工者向绿树学校缴纳了在他们看来不菲的学费，购买义务教育机会，而基于此形成的家长与学校之间类似“顾客—厂商关系”的关系使前者对后者充满了敌视情绪。笔者经常听闻家长谴责教师不负责任，质问陆校长的所作所为能否对得起自己收的学费。在笔者调研时，曾目睹家长们由于对教学质量的不满，与同乡众人围堵校门威胁要殴打教师，并向陆校长讨要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学生们并不赞成父母的做法，他们经常用“他们素质低”这样的回答来应对笔者对类似事件的追问。家长对教师的指责也进一步加固了教师对学生素质低下的判断，而学生们却认为教师才是他们身边素质最低的人，因为他们承受着教师的歧视言语，有的学生甚至还遭受体罚。在这个市郊的破败社区里，精于人情、人脉众多的陆校长却是大多数学生公认的素质最高的人。尽管学生们曾向笔者透漏陆校长有侵吞公益捐赠的行径，但他们仍旧羡慕校长有车有房，比社区里的很多人有钱。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的所有经历都紧紧围绕着与其素质相关的评价。他们无奈地承受着强加的歧视，以及基于这些评价实施的课程教学和成绩考核。“素质评价”将人们按照素质的高低区分为优劣有别的不同群体，其实质是认同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并承认其合理性。绿树学校的教师们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将这种社会阶层分化的观念灌输给学生，并使他们学会了用素质标准评价别人，从而认识自己所处的阶层地位。当然，“素质评价”主导着绿树学校的日常实践逻辑绝非偶然——长久以来，提高人口素质是中国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用素质高低划分社会阶层是公众意识的核心。
美国学者安德鲁•基普尼指出，要理解中国社会，“素质”是无可替代的关键词。一方面，从控制人口数量到提高人口素质，对“质”而非“量”的强调说明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精英们促进了“素质”的世俗化，使它从政策领域进入了公众的日常话语，并跨越了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的二元对立，成为衡量一个人全部能力的神圣标准。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正经历着分化、重组和整合，素质为持续变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稳定的衡量标准。逐渐地，关于素质的意识形态控制了社会的全部领域，这种控制便于治理一个受不平等和高度竞争所困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工具，“素质评价”及其话语固化了阶层边界，规制着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并使社会流动日趋刚性和僵化。上文绿树学校的日常教学实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底层学校对素质提升无能为力。这样的学校教育彻底沦为了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底层青少年的向上流动。流动青少年对“素质评价”的顺从和认同更加剧了自身的困境，使其抗争难以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制。
勤奋决定论：社会流动的乌托邦
卡儿•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知识社会学意涵作了精当的分析。他指出，作为知识的两种特殊形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对现实的曲解：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护现存秩序，乌托邦则是为颠覆现存秩序时对未来的非理性憧憬。在绿树学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素质评价”合理化了社会上对流动人口的阶层定位，塑造了流动青少年的阶层观念并将其嵌入社会再生产的叙事逻辑中。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只要凭借自己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信念孕育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流动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不仅全然否定了外在结构要素的支配作用，而且，由于它过分强化了流动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实质上是认同和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必然会使他们陷入更加弱势的地位。
笔者在绿树学校的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以往对打工子弟的印象。在新闻镜头前，他们是勤奋学习、志向高远的学生，即使阻力重重也绝不放弃；在纪录片里，教室里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是一张张如花的笑脸。然而，这一切都很难在绿树学校中找到痕迹。七、八年级的学生们极度厌倦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只有在媒体采访时才会勉强配合、装装样子，平常都是混一日算一日的架势。几个学生抱怨到，要不是家长“威逼利诱”，根本没人愿意上学，早就想辍学去打工了，打工既能挣钱又能摆脱管束。被公立学校“下放”到绿树学校的一位支教老师对此嗤之以鼻。她列举了几个寒门出贵子的例子，总结道：“这样的家庭状况必须得自己努力，要不别想走出这垃圾堆（指社区）”。
“勤奋决定论”是绿树学校全体师生虔诚信仰的成功法则，其逻辑简单直接，按陆校长的话说：“在拼爹的社会无法拼爹，勤奋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绿树学校中也有勤奋用功的学生，但寻找这样的学生不能按考试成绩等显性指标。七年级的一个英语教师认为，绿树学校的考试纪律涣散，所以成绩好的未必是好学生；真正的好学生上课听讲，作业按时完成，虽然他们也会抄袭，但心态上起码是想要学些东西的。在校长办公室，笔者看到了几张学生与陆校长的合影。照片中的学生是各年级评出的学习奋进奖得主，其中有三个人还获得了国内外公益组织颁发的助学金。然而，随着年级的增长，越来越难评选出优秀生了，一方面，学生人数随年级上升急剧递减，一年级时的50多人到八年级时只剩下七、八个人。面对着无法在北京就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的残酷现实，很多学生无奈之下回到了农村老家，还有一些进入了北京地区的职业学校或干脆辍学打工。另一方面，对学业前景的悲观预见使留下来的学生早就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动力。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恋爱和结交朋友上，学习成绩说得过去就好。
陆校长和教师们坚称流动青少年们糟糕的学习状态与该校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水平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根源是学生的懒惰，这恰恰是流动人口素质低下的集中表现。有趣的是，在否定绿树学校对学生学业发展负面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一个教师情愿让自己的孩子在绿树学校上学。与公立学校屡次交涉均告失败后，大多数教师将孩子送回了农村老家，极少数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陆校长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入了北京的一所公立小学，为此还“自愿”缴纳了几万元的赞助费。
流动青少年们也将学业失败归因于自己不够勤奋。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了生活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家庭教育的缺失、绿树学校及其教师们的不负责任，以及来自辍学生的干扰，但最后他们都将主要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并为此感到失落和羞愧。久而久之，绿树学校对责任的推卸与学生的自我归因相互印证，将学校和社会对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了学生本人。
其实，学习不够勤奋努力的自我归因并不完全导致流动青少年对现实的沮丧，相反，这种归因使他们更加坚信自己总有机会凭借勤奋获得成功。这种信念为他们编织了一个关于社会流动的乌托邦。即使在物质环境和教学水平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的绿树学校里，他们也能自由地畅想未来。学生们对笔者承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绿树学校都不如附近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在北京本地生源不足的压力下，近几年来，附近的公立学校开始接收流动青少年，但后者需提交五证［1］等诸多相关手续才能入学。由于入学手续相当复杂，加之相信勤奋是超越一切外在条件的成功要素，许多学生们主动放弃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认为无论在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在公立学校上学，只要勤奋学习，改变境遇的希望一直都在。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勤奋决定论付诸实施，这个学校和学生共同建构的乌托邦带给他们的仅仅是心理安慰和寄托。
与此同时，更多学生并不认为公立学校比绿树学校好。为争夺生源，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展开了恶性竞争。前者经常诋毁后者实力不足、徒有其表，这使很多流动青少年形成了对公立学校的不信任感。当笔者问到不选择公立学校的原因时，学生们摆出了几条陆校长经常挂在嘴边的理由：公立学校硬件好、软件差；教师不负责任、作业多、为了芝麻大点小事就找家长。在一次电话访谈中，陆校长概括了他对公立学校的看法：“在接收打工子弟这件事上，公立学校跟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满腹牢骚，就像下嫁了一样。他们不愿意收打工子弟，可又没办法，就像后妈养继子。我们（打工子弟学校）才是亲妈！”
简言之，“勤奋决定论”是流动青少年寄希望于凭借刻苦学习就能实现向上流动的美好憧憬，但现实情况极大地偏离了这种社会流动的理想类型。素质话语和素质评价构筑了一个充斥着阶层差异的现实世界，单独个体的成功流动难以逾越其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障碍。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在“勤奋决定论”的鼓舞下，流动青少年渴望能够弱化以素质为标准分化的阶层差异；在“素质评价”的灌输中，他们认识到勤奋可能是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可行方法。而实际上这两者却在在绿树学校教学实践中彼此协同作用，不断加剧着流动青少年的边缘化。
权利意识的萌生：顺从抑或抗拒？
在近期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以北京市为例，已取缔和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有100多所，其目的是“改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环境”。据粗略统计，北京约40多万名流动儿童（约占北京市流动儿童总数的80%）被分流至公立学校，而仍有近9.5万名儿童在1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打工子弟学校将继续为流动人口提供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机会。当学者们纷纷为公立学校吸纳流动青少年献计献策时，笔者却在调研中发现：即便有机会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很多学生仍选择继续留在打工子弟学校。绿树学校的学生将勤奋决定论奉为精神寄托，坚信逆境不碍出人才。但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认识到了教育经历中的消极方面，这些反思促进了其教育权利意识的萌生。
在班会上，流动青少年针对“受教育权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历数到：教师们上课心不在焉、辱骂甚至体罚学生；陆校长吞占公益组织和好心人募捐的财物；学费和伙食费持续上涨；学校和教师帮助学生考试作弊，不过是自欺欺人……绿树学校为他们提供的教育是要付费的，而教学质量远远比不上城市公立学校和乡镇地区学校。深究原因，学生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绿树学校的营利性质和此类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的管理混乱现象。据此，他们断定自己并未享有课本上所说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然而，因教育权利丧失产生的不满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情绪，“勤奋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青少年因被剥夺感衍生的负面情绪。笔者追问学生们对公立学校入学难的看法，很多人淡然地说已经“想开了”，只要踏实勤奋，无论是通过学业成功还是在市场上打拼，都能在城市中立足。当得知农村户籍身份学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时，几个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坦言自己起初非常忧郁，决心辍学打工。但是，当他们听说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们回到农村后刻苦学习，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又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面对学校和社会加诸的重重障碍，流动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回应是顺从还是抗拒？美国学者Solorzano和Bernal归纳了教育场域中弱势群体学生的四种行为类型，包括反动行为（reactionary behavior）、顺从型抗拒（conformist resistance）、自食其果型抗拒（self-defeating resistance）和变革型抗拒（transformational resistance）。虽然这四种行为类型无法涵盖全部学生行为，但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说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生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据Solorzano和Bernal的解释，反动行为指学生因一时的乐趣得不到满足或受冲动驱使而抗拒学校中的一切，但这种行为本质上不会对权力格局构成威胁。当学生通过学业成功等顺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方式实现向上流动时，这种行为结果颠覆了社会再生产的刻板印象，因此被称为顺从型抗拒。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反动行为还是顺从型抗拒，这两种行为都不以对教育边缘化社会根源的反思和批判为前提，也就无法对社会再生产的整体进程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文化研究经典著作《学做工》描写了一群英国工人阶级白人学生的“反学校”行为，属于自食其果型抗拒。这些英国学生反抗教师权威、讽刺学业成绩好的同龄人、贬低脑力劳动的价值，终日游荡在学校里混日子和找乐子。他们部分地洞悉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与社会合谋再生产底层阶级，而不是帮助寒门子弟出人头地，因此选择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也因为他们选择了自暴自弃，所以无力扭转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只有当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教育的再生产本质，并以改善自身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而奋力实现向上流动时，才有希望改变不平等的境况，这种行为即变革型抗拒。
在分析流动青少年的行为特征时，学者们倾向于将其归入“自食其果型抗拒，”认为他们建构了类似于《学做工》中英国白人学生的“反学校文化”。笔者认为简单的套用西方概念难免有失偏颇。基于Solorzano和Bernal提出的行为类型学，判断流动青少年的行为模式需要考察两个前提：第一，他们是否洞悉了教育的再生产本质；第二，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是不是改善所属群体的边缘化境遇。
首先，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的批判从未触及教育的再生产本质。他们早已厌倦了单调无趣的学校生活，于是自发地批判周遭的一切：陆校长的唯利是图、教师的懈怠教学、学校管理的混乱和嘈杂无序的社区。在这种愤懑的情绪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出路：进入北京地区的职业学校，或者毕业后去打工。对此，他们感到灰心失望却又难以用行动改变现状。然而，即使高等教育对流动青少年来说遥不可及，他们仍确信学业成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方式。在访谈中，有些学生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例子来否定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但他们却都为自己的学业失败感到羞愧，这使他们的否定更像在寻找心理安慰。
其次，虽然流动青少年非常珍视与同辈群体的友谊以及由此获得的归属感，但他们谈论和评价社会问题时没有群体观念。更准确地说，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很难认同和界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个社会群体。据此，笔者认为流动青少年的批判和抗拒没有涉及教育的再生产本质；他们的群体意识薄弱，即使渴望向上流动，也主要是为了改善个体的生活境况。因此，Solorzano和Bernal归纳的四种行为类型都不足以概括中国流动青少年的行为特征。
根据笔者的调查，流动青少年的行为是矛盾复杂的、似是而非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透其教育边缘化的深层次社会根源。比如，他们厌恶教师的辱骂，却又理解其苦衷；他们痛斥绿树学校的营利本性，却又赞扬陆校长是事业成功者。在“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的合力作用下，流动青少年在顺从和抗拒之间左右徘徊。“素质评价”灌输了阶层观念，他们顺从于意识形态并使用它去认识社会结构，但却在此过程中遭遇了歧视和不公，并由此导致了不满和抗拒。“勤奋决定论”给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希望，使他们安于顺从制度的安排。因此中国流动青少年的行为可以大致概括为，顺从中孕育着抗拒，抗拒中潜藏着顺从。
余论：不在场的阶级意识与不可忽视的市场地位
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引导着我们对社会阶层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它将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视为劳动者被剥削和异化的根源，认为当劳动者拥有阶级意识时，他们即具有了与他者相区别的自我意识和群体凝聚力，进而能诉诸行动，改善自身境况。笔者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少年在顺从与抗拒之间左右徘徊，对事物的批判和反思多聚焦零散细碎的问题，没能看透教育的再生产本质，因此他们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由于不断变动的生活和户籍制度塑造的教育困境，流动青少年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社会群体，“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学校教育内容也直接瓦解了有望形成的阶级意识。关于素质的意识形态让学生认同社会阶层结构，同时，勤奋决定论又使他们追求向上流动的手段和方式被规制在了制度安排的框架之内。
调研结束后，笔者仍与绿树学校的流动青少年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2］，直接进入了京郊的劳动市场。出乎笔者意料的是，他们经常为了追求更优厚的薪资待遇、更便捷的交通，或者是更公平有序的工作环境而频繁跳槽，这恰恰是第一代农民工很难或不敢去做的。Woronov（也曾撰文指出，在用工荒普现各地之时，流动青少年的市场能力表现为能够对他们不满意的工作说不。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斯•韦伯对市场地位和市场能力的分析似乎更能解释这个现象。无论流动青少年是否具有阶级意识，他们的市场能力都是不可忽视的，这将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市场上的重要力量。至于市场过程将如何影响该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权利意识，则有待进一步关注和考察。
（文中人物、地点皆为化名）
［1］“五证”指家长或监护人在北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五种证件
［2］2014年以前，绿树学校没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因此无法为毕业生发放毕业证。很多学生、家长和教师们对此并不知情，这也是陆校长在招生时蓄意隐瞒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刊，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