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世纪来到中国的日本、朝鲜留学生及外交使节，曾经为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而惊叹；但同时期来到中国的波斯商人，窥测到中国皇帝的虚荣心和中国政府的自欺欺人。13世纪来中国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曾经记载了中国的繁荣和强盛；但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马可的同胞利玛窦教士更多地看到这个天朝大国的愚昧和落后。法兰西哲人伏尔泰18世纪还在大声赞颂：当我们还漫游在亚平宁原始森林之中的时候，中华帝国就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般；但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国人就伙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曾一度占领了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的都城北京。
其实，无论是日本、朝鲜留学生及马可、伏尔泰看到的和听说的中国，还是波斯商人、利玛窦及英法联军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它们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都是在一个皇帝和一大群官吏的统治之下，都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如果没有“野蛮”的“胡人”“洋人”的威胁，如果没有“该死”的“流贼”“乱民”的闹事，这个国家的君主永远是“伟大的”，因为在他们的统治下，这块东方大地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和灿烂的文明。即使这样，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只是习惯于日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关心的是居家过日子，因为当时的政府只让他们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但对国家事务，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参与权。
当西方还在神权统治下的黑暗时代，我们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普降甘露”而沾沾自喜；当西方摆脱混乱和愚昧，并建立起发达文明和民主政治之后，我们又不禁埋怨，为什么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和习惯势力竟是如此顽固，使我们改革的步履如此艰难，乃至兴一利出百弊，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层出不穷。于是比较研究之风蔚然而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有人豁然开朗：原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建立近代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中世纪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庄园林立，还有教皇和无数教堂在参与政治斗争和经济生活。于是有人进一步发现，原本作为古代中国繁荣昌盛三大基石的君主制、大一统、小农经济，竟然是阻碍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三大障碍。那么，中国是否应该退回去，退到那个曾经被诅咒过的西方中世纪，然后再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
中世纪的西方人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破碎，正如当代中国人不可能接受头上有一个至高无上、操持生杀大权的君主一样。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尽管黑暗中孕育着积极因素)和近代的进步，中国中世纪的繁荣(尽管繁荣下掩盖着愚昧痼疾)和近代的落后，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各自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不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横向比较，如果东西方不发生接触，只是孤立地从各自的发展轨迹来看，不仅仅西方在进步，中国同样也在进步。谁能不顾历史事实，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比汉唐或宋元时期的中国落后？但又有谁能够断定：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如果中国不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清王朝也必然是中国的末代王朝，明清时期也肯定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既然上帝把东方和西方安顿在同一个星球上，那就无法不让它们相互影响。我们诅咒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东方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方也曾经诅咒，东方的“黄祸”，把一个好端端的罗马帝国折腾得七零八落，从而导致了近十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如果没有“黄祸”的西进浪潮，也许就没有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产生的土壤；如果没有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全球一体化，或许就没有近五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因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政治生态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但是，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将随着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日益趋同。
现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从我们的祖先由野蛮时代迈入文明时代的这一步起，就决定了此后几千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家天下和君主制。中国几千年的光荣与耻辱无不与此相关。但如何走到这一步，先贤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宣传“性善”。他告诉人们，中国的家天下是温文尔雅地形成的：当年大禹东巡，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死前将天子之位授予自己的助手益。三年之后，益又主动将天子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则隐居于箕山之阳(又名许由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南)。启不但是禹的儿子，而且大贤大德，所以天下归心。(《孟子·万章篇上》)这是一个美好动听、令人感动的故事。而且，箕山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据称，当年尧要将天子之位让给许由，许由为了躲避，就隐居在这颍水之阳的箕山。孟子将益也“安置”在箕山隐居，是有深意的。当然，孟子并非第一个“性善论”者。最早讲述此类“禅让”故事的是《墨子》：“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贤上》)
与《墨子》《孟子》的看法不同，《战国策》的作者认为，启的王位是从益手中夺来的：禹在位时，不断委以儿子启重任，临死前却又宣布益为自己的接班人。益的威望不高，在禹身边的时间也不长，大小酋长不买他的账。在他们的支持下，启在禹死后不久即攻杀益而取其位。(《燕策一》)司马迁《史记》也持这一说法，并画龙点睛地加了一笔：“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燕召公世家》)《荀子》更完全否定有“禅让”之事：天子至高无上，没有“与让”的道理。(《正论篇》)《韩非子》更将舜、禹和汤、武并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说疑篇》)
但是，《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的说法不仅为后儒所忌，也不被当代历史教科书所采用。人们宁愿相信有尧、舜、禹温文尔雅的“禅让”，也不愿看到比比皆是的暴力和阴谋。这样既可以证明当时确实有“军事民主制”的存在，也有望为后世留下一个是非标准。但即使是所谓“军事民主制”，也是以军事实力为前提的。舜通过辅佐尧而积势，禹通过多年的治水，名望和实力大增。尧、舜年事已高，儿子无能，故舜、禹得以取而代之。在韩非子的眼里，这都是篡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可以视之为军事民主制的传统战胜了世袭制的萌芽。在对武力的迷信方面，禹更超过尧、舜。刘向《说苑》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教谕犹未竭也，究教谕焉。’而有苗氏请服。”(《君道》)就算刘向的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如果没有禹的用兵主张的威慑，光靠舜的“教谕”，不知有苗氏会请服否？又据《国语·鲁语下》，禹继位后，大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后到，禹即杀之，可见其独断的威势已有后世君主的风范。此后启断然攻杀益，实有其父之遗风。同时也说明，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私有意识的加强，世袭的观念已经在武力的支持下战胜了军事民主传统。
美国著名人类历史学家摩尔根，在他的那部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古代社会》中指出，世袭制的最初出现，最可能是由于暴力建立起来的，而不大可能是由于人民的心甘情愿。马克思在摘录这段话时，将其推向极致：“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许可。”看来，《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和《史记》的说法，比《墨子》《孟子》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更符合“国家”形成的规律。
如果将视野延伸，还可以从传说中进一步发现，华夏族的始祖轩辕氏黄帝也是以武力铲除异己的。黄帝和炎帝本为同胞兄弟，但性格各异，炎帝盛气凌人，黄帝将各方面关系处理得很好，并加紧训练军队。兄弟反目后，在阪泉连战三场。由于得到诸侯的帮助，黄帝大败炎帝，夺了他的部落，占了他的地盘。(《国语·晋语四》)后来，黄帝又带着中原各部落攻灭了三苗首领蚩尤，势力几乎扩大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不管经典文献如何说黄帝及尧、舜、禹、启的大仁大德，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的地位都是以实力为基础，或者直接通过战争而取得的。后来的汤伐夏桀、武王伐商纣也一样。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即使仁德如孔孟，也只能摇唇鼓舌敲边鼓。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乃千古至理。
既然是战争，就需要权威和专断，而一旦国家的形成由军事征服来实现，一旦部落联盟或军事集团转化为国家政权，一旦部落首脑或军事首脑转变为国家首脑，君主专制的局面就形成了。从全球范围看，早期城邦国家，可能有过国民自治的方式，但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上国家的雏形，大抵都是战争机器。在中国境内，有文献记载的全国性大帝国的建立，乃至地方性小朝廷的组建，无不通过战争的途径来实现，或者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因此，这些政权无一例外都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其权力结构，也是为维护这一体制服务的。
例外当然也有。秦亡后，项羽搞了大民主，分封十八位诸侯王，并且希望通过和刘邦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瓜分地盘，结果弄得身败名裂。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主张中国境内大小政权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但宋太祖赵匡胤则认为，这块大地上只能是一人高卧，其余的只能匍匐在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可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早已成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意识。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一旦出现十日，不是由其中一个召集会议，讨论如何轮流出来，以免祸害人类，而是干脆造出一位后羿，将多余的九个一一射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集权意识，在传说和神话中也得到体现。
——选自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