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是中华文明以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之姿，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象征。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说：“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在传统中国，货币制度与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共同支撑着经济运行。在这之中，货币产生于市场，且币财的变革多是自下而上的，有着多样化、多元化、地域化等特征，是观察经济史乃至古代史不可略过的锚点。再者，中国古代货币的铸造方式、货币制度和货币文化自成一派，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货币圈，以铜钱和纸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货币深切地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只有理解古代货币，才能理解古代中国。

古代货币与古代历史分期并非时时相侔，而是有其特性。若以大的历史时期来看，可略分为以贝币为代表的实物货币时期，以布币、楚币、刀币、圜钱为代表的战国铸形货币时期，以半两、五铢为代表的秦朝、汉朝至隋朝“重量”作为钱名时期，以通宝、元宝、重宝为代表的唐朝至清朝宝文钱时期。在此之外，还有服务于大额贸易、上层市场和赏赐等功用的黄金（战国—西汉）、谷帛（东汉—五代）、纸币（宋—明）、白银（明、清）等货币形态。

贝币与最早的中国

海贝、龟甲、珠玉、布匹、金属块等，都曾充当过实物货币。由于文献记载和青铜器中赐贝兑换成器的铭文，许多人认为海贝至迟在商末已成为货币，是最早的货币。

海贝本是天然之物，早已存在。华夏先民对海贝的追求源于其神秘性与稀缺性。海贝首先是饰品，与玉、龟甲等类似。考古材料证明，夏、商、周时期的海贝主要是货贝，还有一些少量的环纹货贝、拟枣贝。海贝多源自印度洋，海陆之遥让光洁夺目的贝成了可贵的珍宝。

海贝的货币化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期，玛瑙、龟甲、黄金、玉石、贝等因其奢侈品功用而大受欢迎，青铜铲、削刀则因其实用功能而流行于平民群体中。经过交换与市场的反复验证，贝、削刀、青铜铲等一批商品实物脱离了纯物品属性，一跃成为自然货币，具有了原始货币的内涵。而“贝”相较宝石更易得，相较青铜更易携带，属于贵族、平民皆用的装饰品，且称量原始布帛需要“度”，测量粮食多少依靠“量”，评估金属重量需要“衡”，贝具有“均质性”，仅需要数个数，故成了商品交换中的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自然货币如兽皮、玉石都充当过交换媒介，且具有一定价值，与贝类似，又无法判断它们的使用早晚，故不能简单地认为“贝币是最早的货币”。

贝的信史，也是国的信史，贝与最早的中国密不可分。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出土的何尊之上，出现了“宅兹中国”等金文，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二字。同时，何尊上还出现了“赐贝卅朋”等字样，昭示赐贝作器这一仪轨。这小小的海洋之物，却蕴含着华夏九州的宗法礼乐，葆有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根脉。万里同风，兼包并蓄，阴阳和合，这是货币的隐喻，亦是文明的隐喻。

战国四大货币体系与秦半两

我国最早的铸币产生于春秋时期。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市”大量出现。另一方面，交通尤其是以水路为代表的物流加剧了货币的变革，大量的物资意味着大额的货币支付，传统的动物、布、谷物等实物货币已不适合长途运输，储存的弊端制约了其跨区域流通。此时，金属货币的稳定性和高价值迅速弥补了实物货币的缺憾，青铜铸币逐渐成为先秦主流。

铸币产生了货币的大小等差和重量之异，早期铸币往往都标注重量，如釿、两、锱、铢等。其中，位于农耕地区的周王畿和晋地（韩、赵、魏）产生了由农具铲演变的铲形货币，即“钱”，后世称之为布币；有渔猎经济的燕、齐等地产生了由刀具演变的刀币。战国中期后，列国货币演变为更易流通的圜钱，有一种说法是圜钱产自于生产工具纺轮。这之外，楚国的蚁鼻钱、金版、钱牌等别具一格，可独称楚币。布币、刀币、圜钱、楚币合称战国四大货币体系。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秦“半两”钱统一了货币。这不仅是货币形制和货币文字的统一，还有货币材料、铸造方式和交易方式的统一。秦始皇开创了国家介入货币经济的先河，但也令六国贵族、工商业者手中的珠、玉、龟、贝、银、锡被逐出货币之列。这样一来，流通中的货币量极大减少，货币供给不足，战国时代形成的磅礴市场迅速萎缩，钱贵物贱、百业凋敝，财政难以为继。秦二世而亡，与货币制度或存在一定的联系。

最长寿的铸币“五铢钱”

中国古代铸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旧王朝的货币往往可以使用。这种新旧混用的模式维护了货币的存量。

刘邦建立汉朝后，继续行用“半两”钱。同时，刘邦放开铸币权，准许私铸。这是屈从当时低颓的经济形势所致，也是服从王侯封国林立、难以统一币权、默许地方与中央分权的政治现实。从深层次分析，刘邦对秦之亡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开放铸权，是对秦皇统一货币政策的调和。刘邦之后的高后、文帝、景帝和武帝初期继续行用半两钱，政策也由放开私铸逐渐演变为禁止私铸。随着经济的发展，汉半两实际重量与面文重量脱离，逐渐演变为“四铢”重。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颁行了“重如其文”的货币——郡国五铢，这是五铢钱制的肇始。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颁行“开元通宝”钱，五铢钱行用了整整739年，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铸币。

通宝钱与铜钱盛衰

开元通宝是唐代的主要铸币，五代时也有多国行用。开元通宝钱的面文脱离了钱币重量，使古代货币进一步符号化、规范化。同时，以开元通宝为代表的宝文钱影响了重量单位，即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十钱。

宋代钱基本都是年号钱，即以皇帝的年号冠以钱名。宋代钱文多由皇帝所写，故称御书钱。宋徽宗所书的瘦金体御书钱如“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是钱币书法艺术的高峰。与唐五代钱帛并用的情况不同，北宋主用铸币。据《中书备对》记载，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铜钱量超过506万余贯、铁钱量88万余贯，是我国古代铸币量最多的时期。同时，受课税用钱（两税法）、人口增加、私家藏匿、民间毁钱铸器、钱币流于境外等原因影响，宋朝产生了严重的钱荒。为了应对钱荒，纸币应运而生。

元朝通行货币以纸币为主，明朝前期以纸币为主、中后期以白银为主，清朝纸币、白银、铜钱并行。总体而言，元、明、清是古代铸币的衰落期。清朝末年，传统的白银和铜钱，逐渐演化为机器铸造的银圆和铜圆。

纸币实验

最早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诞生于四川。交子产生于四川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宋代四川是专属的铁钱区。铁钱笨重而难以致远，易仿造且轻重不一，价格低廉、易于磨损，催生了交子。二是信用票据的影响。早在交子之前西汉已有“皮币”，唐有“飞钱”“便换”，它们都是一种汇票性质的信用工具。宋初，产生了茶、盐券（交引），这些汇票所蕴含的信用机制，被交子继承。

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024年1月12日），北宋朝廷在今四川成都（益州）设立交子务，官交子诞生。官交子以三年为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每界发行125万贯，并以四川铁钱36万贯为准备金，有着较高的信誉。北宋后期，迫于财政压力，交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南宋会子的信用主要依靠以铜钱兑换会子、换届发行、钱会中半（纳税时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阴助称提（抛售专卖物资、行政许可等收回会子）等政策。然而，宋廷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会子超发，“称提”之策反而加剧了会子贬值。宋以后，金、元、明、清都发行过纸币，但由于财政赤字、战争军需等影响，最终都走向货币滥发、贬值乃至财政不支、加速灭亡的道路。

无论如何，北宋交子是一次伟大的货币实验。它本身蕴含的准备金制度、换界制度、通胀预期、通胀治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等内涵，对今天仍有巨大启示。

“白银帝国”

明承元制，成立之初即行纸钞。大明宝钞如同金钞、元钞一样，迅速走向衰落。同时，由于中西金银的巨大利差，世界白银涌入中国，浩浩荡荡的白银大潮，将大明变为白银帝国。大量涌入的白银，给晚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卷入商品经济，人们不再拘泥于本末之说，逐利思潮蔓延。货币白银化也推动了市场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晚明社会进入了一个迅速变动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因为没有管理银钱的制度和能力，所以在白银大潮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以17世纪为例，欧洲爆发30年战争，大明则爆发了严重的银荒。

清朝情况与明朝类似，只是流入境内的白银变成了更加制式化的银圆。清末“西学东渐”，也带来了“西钱东渐”，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们引进西洋机器，铸造银钱，本土化的银圆、铜圆诞生。宣统二年，橡皮股票风潮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迫于财政压力，清廷以湖南、湖北的商业税、盐税以及粤汉、川汉铁路部分权益作为担保，向西方列强借款，导致保路运动爆发，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危机。

纸币千年

今年是中国交子诞生1000周年，亦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1000周年。中国交子，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产物，对世界其他国家纸币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回望中国货币史，无论是早期铸造货币和西方打制货币的分野，还是中国铜钱对东亚乃至非洲的影响，抑或是创造性地产生纸币，中国古代货币总以其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创新性、灵活性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独有风华。

值得一书的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利益与金融安全、坚定金融创新。百年间，红色货币在革命根据地孕育生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成为主权货币。近年来，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投融资、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稳步增强，人民币国际使用取得积极进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货币同中国经济一样，韧性十足、前途光明。

（作者：任双伟，系中国钱币学会会员，著作《货币里的中国史》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