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老而年轻的修辞学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修辞学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古代希腊人很重视修辞的研究。古代希腊的修辞学（或叫修辞术），指的是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词句的修饰。伊梭克拉兹（公元前436—前338）曾著有《修辞术》，但更为著名、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的修辞著作，是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还闪烁着光彩。中世纪的欧洲，修辞学是“七艺”之首，它和语法学、逻辑学合称为“三艺”，是文化人所必修的。

我国先秦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修辞、风格方面的研究。那时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很重视语言和语言表达问题。《周易》中说“修辞立其诚”，“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心”，“言有序”，“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尚书》中说：“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礼记》中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情欲信，辞欲巧。”《春秋左传》中说：“言以知物。”孔子主张“正名”，提倡“辞达”，反对“质胜文”和“文胜质”，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善于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交际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庄周很重视“寓言”、“重言”等修辞方式。所谓“寓言”，就是引证神话式的幻想故事（也包括一些通常说的寓言）来阐明事理。所谓“重言”，就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其中有许多是作者的假托），以增强语言的说服力。惠施曾经研究过比喻，他强调比喻用法的重要性，并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譬”（即比喻），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韩非非常重视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的修辞作用。在《说难》篇中，他还强调看清交际对象的重要性。他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墨子》中说：“通意而后对。”即指先通晓他人的意思，然后答对。这讲的是言语交际中的切题原则。“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讲的是语言运用中的信息原则。

两汉的学者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诗经》最基本的修辞手法比、兴、赋。所谓比，就是比喻和比拟；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有时兼有比喻，有时起象征作用，有时只是为了押韵；所谓赋，则是平实地铺叙事实。魏晋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专论和专著。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任彦升的《文章缘起》；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陈骙的《文则》；元王构的《修辞鉴衡》、陈绎曾的《文说》；明高琦的《文章一贯》、归有光的《文章体则》；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唐彪的《读书作文谱》、魏际瑞的《伯子论文》、魏禧的《日录论文》、梁章钜的《退庵论文》、吕璜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刘熙载的《艺概·文概》、薛福成的《论文集要》等。这些著作虽然并不是专讲修辞的，但是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大量的修辞问题。历代的诗话、词话、文论中，也有不少修辞方面的论述。

说它年轻，是因为现代修辞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同传统修辞学截然不同的新格局新面貌。20世纪初，瑞士人巴意（Ch. Bally 1865—1947）出版了《法语修辞学》（Tralité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开创了现代修辞学，就提出建立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大大开拓了修辞学的疆界。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列日大学列日小组推出了“新修辞学”。现代语言学中新出现的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等新的分支学科，也大大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在我国，修辞学有悠久的传统，传统修辞学论著之丰富是其他国家所少有的。但是科学的修辞著作的诞生，却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五四”以后，出现了一批修辞学专著。如：马叙伦的《修辞九论》、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唐钺的《修辞格》、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宋文翰的《国文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薛祥绥的《修辞学》、董鲁安的《修辞学》、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金兆梓的《实用国文修辞学》、郑业建的《修辞学》、郭步陶的《实用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等。修辞学已从文学批评的范围解脱出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引进国外修辞学，尚未摆脱模仿痕迹的；一种是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的。前者中不少是引进、模仿日本修辞学的。后者以郑奠为代表。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辑录了大量的古代资料。这期间的修辞学专著，有专门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解放后改题为《汉文文言修辞学》）；有专门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汪震的《国语修辞学》（1935年）。但较多的著作是古今融为一体。

20世纪前五十年中，最重要的汉语修辞学著作是：唐钺的《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王易的《修辞学通诠》（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修辞格》是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转向的一个关键性著作。《修辞学通诠》开创了现代修辞学理论思维的新局面。《修辞学发凡》建立起一个比较合理的、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修辞学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50年之后，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著作。如：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连载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张瓌一（张志公）的《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语法修辞讲话》开创了语法修辞融为一体的新风，重视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的目标不是建立修辞学的理论系统，或讲授修辞学知识，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求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解读者感兴趣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是它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修辞概要》，生动活泼，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通俗简明，比较实用。《现代汉语修辞学》自成体系，在理论上作了一些探索，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陆续出版了一些写作于“文革”时期的著作，如：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倪宝元的《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等。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我国台湾省的修辞学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如：傅隶朴的《修辞学》（中正书局1969年）、徐芹廷的《修辞学发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黄永武的《字句锻炼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黄庆萱的《修辞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

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海峡两岸汉语修辞学界的交流逐步增多，两岸共同创造了汉语修辞学的空前繁荣局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李维琦的《修辞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李维琦等《古汉语同义修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倪宝元的《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商务印书馆1992年）、董季棠的《修辞析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沈谦的《修辞学》（台湾空中大学1995年）、黄丽贞的《实用修辞学》（台湾1999年）、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希杰的《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等。

外国学者的汉语修辞学研究也取得很大的成功。例如：前苏联学者戈格洛夫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新加坡学者林万菁的《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新加坡万里书局1986年），等等。

二　“修辞”这个词

汉语文献中，“修”和“辞”两个字的连用，先秦就开始了。《周易》说“修辞立其诚”。这个“修辞”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后来人理解为“修饰文辞”的意思。“修辞立其诚”本是一个政治概念，“辞”的本来意思是“文教”。唐代学者孔颖达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今天讲的“修辞”是一个名词，它与英文中Rhetoric、德语中Das Rhetorik、俄语中的СТИП СТИКа的意义相当。

同“语法”、“词汇”等术语一样，“修辞”也有两种用法：一是指客观存在物；一是指人们对它的认识或描述，即关于它的知识、学说，这其实应该叫做“修辞学”。前者是客观存在物；后者总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同“语法”、“词汇”等术语不同的是，汉语中的“修辞”一词还可以作为动词用。如明末清初人顾炎武说：“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日知录》十九）鲁迅也说：“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不能达意。”（《鲁迅书信集》下册746页）“语法”、“词汇”等术语却不能这样用。

三　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

修辞学，前人曾经下过许多定义。如：“修辞：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现代汉语词典》416页，1996年版）∥“修辞学者，乃研究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王易《修辞学通诠》8页）∥“故修辞学者，教人以极有效极经济之言说文辞，求达其所欲之思想感情想像之学科也。”（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3页）∥“所谓修辞学，实即研究如何修饰文辞、使能充分地美妙地发挥作者情意的一种技术。”（徐梗生《修辞学教程》6页）∥“修辞就是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运用语言，使语言有说服力的一种艺术或规范的科学。”（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下册80页）∥“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页）

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时，首先应当分清三个不同的概念：修辞活动、修辞和修辞学。

修辞活动，也就是交际活动，就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活动。在交际活动中，人们运用语言，总不会是消极的，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为了达到预期的最佳表达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就是修辞活动。修辞活动总是具体的，复杂多变的，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千差万别，但又是有规律的。千变万化的修辞活动中包含着种种规律规则，它是共同的、稳定的，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事件都是适用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这些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就是“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相提并论的“修辞”。它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运用它，不能随意废弃或创新，这一点同语法是一样的。所谓修辞活动其实就是运用修辞的活动，或者说是受修辞制约的活动。

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语言科学，是以修辞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它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社会功能，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语言的问题。它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应用学科，比语音学、语义学和语法学更有实用价值。它是内部的微观的结构语言学同社会之间的桥梁，它是语言学面对社会的一个窗口。它同文学、美学、文章学、逻辑学、诗律学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四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存在于交际活动之中。交际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包括社会的和文化的、心理的和审美的、哲学的和逻辑的、历史的和地理的，以及生理的和物理的因素。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便构成不同的科学门类：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逻辑学、心理学、医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修辞学对交际活动的研究，同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修辞学只研究交际活动中的语言问题，非语言的东西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交际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修辞学不研究非语言的交际活动，也不研究运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的非语言手段。口语中，人们可以运用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图画和实物，以及其他非语言的符号等。辅助语言交际的非语言手段，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例如书面语中的行款、版式、字体、开本、装帧等，并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修辞学只研究同提高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问题，而不研究一切语言问题。修辞学同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本身的结构规律，前者研究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的交际功能问题。打个比方说，研究语言本身规律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好比汽车构造学，保证制造出合格的汽车。修辞学是有效运用语言的学问，它好比是汽车驾驶学，目的是提高驾驶水平，研究的是好不好的问题，即评价各种形式的表达效果，研究何种形式在此时此地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交际活动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交际双方关心的是话语的内容。但修辞学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对语言的加工”。假定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内容，要解决的只是如何恰当得体地表达。如何深化对世界的认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这不是修辞学的任务。因为思想的改变而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由于思想认识的变化而对语言的加工，也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毛主席的《念奴娇·昆仑》在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时有一处作“一截贻欧”。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改为“一截遗欧”。这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的加工，是属于修辞范围的。但原作中“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这一改动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的改变而引起的，是思想锤炼方面的事，就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再如东方歌舞团的一位同志写了一首诗：“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习亚非拉。党的话儿记心间，誓把青春献给她。”周恩来总理把“青春”一词改为“一生”。修改后的诗和原诗思想境界大不一样，反映原作者和周恩来总理的思想觉悟的差别。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结尾处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室前开始这一天的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中学语文课本删去了其中的“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课本的编者可能认为这两个状语情调不够健康，小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于是乎删去。这一修改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的产物。这种对语言的加工也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只有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叶圣陶在编选《叶圣陶文集》时对旧作的加工：

①“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坚强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吃官司？”（《多收了三五斗》）

②……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多收了三五斗》）

③我回想着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心理学教育学的书本死读，穷辛都不当一回事，……（《我们的骄傲》）

④仲芳……这才蒲卢卢地吸一袋烟，两个大而斜仰的鼻孔里就喷出淡白的两条烟须来。（《城中》）

例①，修改时把“坚强”换成了“强硬”。“坚强”是褒义词，用于米行账房先生对农民的恐吓，不够妥帖，用中性词“强硬”比较得体。例②，“嘴脸”是贬义词，用于描写被剥削的穷苦农民，不妥当。“神色”是中性词，更好些。例③，用“死啃”替代“死读”，更形象。例④，将“蒲卢卢”重复了一次，这是因为现代汉语中两个三音节词连用比用一个三音节词更流畅一些；在“吸”这个动词后又加上一个“了”字，这样一来，节奏鲜明，和谐悦耳。

只有这一类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加工都是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其核心又是同义语言手段的选择，而同义语言手段的选择又大都是在语言的各种变体之间进行的。所以说，修辞学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也就是语言变体的选择。

五　修辞格和修辞方式

“修辞格”又叫“辞格”、“语格”、“修辞方式”、“修辞方法”、“修辞手段”等。修辞格这个名称是唐钺在《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做修辞格（又叫语格）。”这个定义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表达效果，二是“变格的语法”。前者被后人广泛地接受了，后者却常常被误解了，问题在于这里的“语法”不是现在同“语音、词汇”相提并论的那个“语法”（葛郎玛／grammar），而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还包括语言运用的常规。我们把修辞格定义为：“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之后，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就是说，第一，修辞格具有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第二，修辞格是对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一种偏离；第三，修辞格是一种格式，有它自己的结构模式。

唐钺在《修辞格》中指出，修辞格只是修辞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整个的修辞学，不能把修辞格同修辞学等同起来。当然，修辞格虽然不是整个修辞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的确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可以看出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重要地位了。

修辞学家往往偏爱修辞格，20世纪汉语修辞学中长期存在着辞格中心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修辞学著作的全部内容就是修辞格。不讲修辞格的几乎不能叫做修辞学。与此相对的，是语法学家对修辞格的轻视。一位著名的语法学家谈到修辞格的时候，说：“只好比做领子或袖口上滚一道花边，或者胸前别个纪念章什么的，是锦上添花的性质。”其实修辞格是大有用处的。从表达方面来看，许多修辞格不仅是用词造句的技巧，也是一种表现手法。没有比喻、比拟等手法，也就没有寓言、童话这些文学体裁。没有顶针的手法，《水浒传》等作品就不能将若干个短篇串连起来构成完整的长篇小说。而递进等方法，正是杂文、小品、随笔构思的重要方法之一。

修辞格也是接受、阐释的重要表现工具。例如明末大哲学家方以智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圆。似者何人，无师自然，于此自如，古白相传。岁阳玄墨，执除支连，   子识，五老峰颠。”（《东西均记》）“爰有一人，合观乌兔，在旁之中，不圜何往？无人相似，矢口有自，因树无别，与天无二。章统十千，重光大渊，皇览以降，过不惑年。”（《易余小引》）庞朴说：“读者碰到此多半像是得到某某大仙的神谶一般，看个似懂非懂，若假若真，将信将疑糊里糊涂也就算了；从来很少愿意花上时间去较真的。”（《东西均注释》序言）庞朴阐释说：

1．魂魄相望。魄，月轮无光处；亦指月。月为魄，则日为魂；本书《所以》有“日月，魂魄之率也”。魂魄相望即日月相望也，明 也。

2．夜半瞻天。夜半抬头看天，天的上边看不清楚，只剩下半的人 了。

3．旁死中生。“旁”字的旁边死了，中间部分还活着。这活着的中部，非方 为何？

4．不必其圆。如果上句的意思还不清晰，现在更加一句：不必其圆，方 也。

5．似者何人。“似”字的“人”旁何在？不见了只剩下以 了。

6．无师自然。方以智称宇宙本原曰“所以”，谓“所以然”即无师的自然。再射以 字。

7．于此自如。从于从自从速知，即大篆智 字。

8．古白相传。《说文》：“白，此自字也。”说明现在智字何以不从自从速白。

9．岁阳以下，说的是壬辰（1652）年，方以智（ 子）记于庐山。

庞朴运用析字格揭示出这一文本的真正含义是：“明人方以智1652年记于庐山。”他接着解释说：

1．爰有一人。“一”字加“人”字，大 也。

2．合观乌兔。乌，太阳，日中有赤乌。兔，月亮，月中有蟾与兔。合观日月，明 也。

3．在旁之中。在“旁”字的中间，谁？方 字。

4．不圜何往？不圆的还能是别的么？方 也。

5．无人相似。无“人”去相帮“似”字，便只剩以了。

……章统以下，说的是此人生于辛亥（1611）年，现在已过四十岁了。

庞朴进一步解释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心态：“这两段文字出现的时期，在闽粤桂滇大部分地区，是奉南明正朔的。但方以智当时，已北归至庐山，写于清朝统治地区了。其记年以太岁而不以年号，或属文人雅习，但其不奉大清正朔，倥难逃遁；而此时此地更以逊明自称，虽伪造哑谜，

已属罪不容  矣。”

修辞格其实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发明创造的方式。例如，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已知向未知进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对比，把握两者之间的异同关系，而实现的认识的飞跃。事物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似关系和相关关系。许多修辞格的核心正是相关关系和相似关系。例如，比喻的基础是相似关系，借代的基础是相关关系。“那人像小鸟一样飞了”。这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它建立在人和鸟的异同上。科学家也从小鸟的飞行以及人同小鸟的异同中得到启示，才发明了飞机。修辞格的借代往往用典型特征来代替事物，用“裙钗”代替妇女，用胡须代替男人。抓住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最重要的认识方式。找不到或不能把握住事物的重要特征，就谈不到真正地认识事物。修辞格还是文学、影视、绘画、建筑、雕塑、民俗、释梦等活动中的重要方法。

20世纪前七十年，汉语修辞格稳定在三四十格之间。60年代末开始了创建新格的潮流，到80年代创建新格成了一种风气。汉语辞格急剧增加，多到一两百个。格中之小格也越来越多，一个比喻的小类多到五六十个，越来越繁琐。科学的辞格学，要认真研究辞格同非辞格的区别，要建立辞格内部的系统。对学习和运用辞格的人来说，一是把握主要辞格，二是适当区分不同的辞格，但是不可过分，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因为辞格本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标准陆续建立起来的，其来源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各个辞格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交叉的现象。

六　修辞学的任务、范围和功用

修辞学的任务，是从那些为了增加语言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加工的现象中寻求规律性的东西，建立规律规则系统。

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是根据这个任务而确定的。在修辞学的研究范围问题上，存在着过宽和过狭两种倾向。所谓过宽，就是把说和写的整个过程全部纳入修辞学，“以作文的全部过程为修辞的范围”，把修辞学和文章作法等同起来。有的修辞学著作把文章的题目、材料、谋篇、裁章等都算在修辞学范围之内，有的把主题等也列入了修辞学。修辞学是表达的学问，修辞学是站在表达者的立场上研究话语表达效果的学问，近年来有些人主张把接受效果也归入修辞学，叫做“接受修辞学”，这也是对修辞学范围的一种过宽的理解。所谓过狭，就是用修辞格代替整个修辞学，或把修辞学仅仅理解为美化语言。不少修辞学著作，除了修辞格，就没有其他的内容了。过宽和过狭，都是不妥当的。

修辞学的功用，可以从理论和实用两个方面来看。从理论上看，修辞学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谜，阐明人类的认识活动，而且具有美学价值。从实用角度看，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即运用于说和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理解语言的能力，即运用于听和读。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则是这两者的综合。

 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是重要的，但并不那么容易。例如广告语“玩美女人”，被告上了法庭，败讼了。广西黑芝麻糊的使用说明成功了：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12个汉字，可以有多种的读法：（1）倒进，冲水，搅拌，好！香，香，香，真香！（2）香，香，香，真香！倒进，冲水，搅拌，好！（3）倒进，香！冲水，香！搅拌，香！好！真香！（4）香！倒进；香！冲水；香！搅拌；真香！好！

提高话语的理解能力，是人生的艺术。修辞格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理解能力。从理解方面来看，缺乏修辞格的知识也是不行的。例如“寥廓”，语文词典上说是“空阔”或“空阔高远”。“萧曹”、“邓贾”，指西汉初年的萧何和曹参、东汉初年的邓禹和贾复。但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沛邑萧曹皆将相，南阳邓贾尽公侯。”（潘正亨《凤阳》）“寥廓”指的是“宇宙”；“萧曹”、“邓贾”其实是泛指明初开国功臣中的凤阳人，“沛邑”和“南阳”是凤阳的借代语。这就是“借代”修辞格。没有修辞格的知识，就很难说清其中的奥妙。

总之，从理论和实用两个方面来看，轻视修辞学是不妥当的，修辞绝不是单纯的雕虫小技。毛泽东提倡要学习一点修辞。他说：“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些。”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长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周恩来总理曾经教导当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同志说：“不能错用一个字的。应当认清每一个字的分量，它有时甚至与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有关！”可见，忽视修辞和修辞学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妥的，是应当纠正的。

值得注意的是，修辞学也用于贬义，例如《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文汇报》2002年12月19日）一文中的“修辞”就等同于同事实不符。对修辞学的攻击早见于柏拉图的著作，苏格拉底说：“修辞学歪曲真理，障蔽真理。”迪克说：“至少早在十七世纪的初期，修辞学一语的使用，便已具有贬抑的意味了。试看1615年理查鄙视当时的打油诗人，嘲笑他们的作品：‘了无内容，只不过是一篇漂亮而俗气的修辞文字罢了。’1642年富勒也提到某些人‘诅咒修辞学原是谎言之母’。”（《论修辞》72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

七　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修辞学常用的方法有观察、归纳、比较、统计等。

我们生活在语言的海洋中，生活在修辞的大世界中，学习修辞学的第一原则是做一个修辞世界中的有心人，随时随地地观察修辞现象。所以观察法是学习和研究修辞学的重要方法。观察的对象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从那些成功的和失败的修辞事实中学习和研究修辞。例如诗人林亨泰的《风景》：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

再如广告语：“做女人美好”，“做女人挺好”，是很成功的。而方便面的使用说明：“将面放置于碗中”（方便面只能在碗中食用么？），“冲进沸腾的开水200ML”（什么是ML？），就值得商榷了。再如广州一家酒店的厕所，不叫“卫生间、洗手间”，也不是“WC”（M或W），而是“水帘洞”，再按性别分为“观瀑楼”和“听雨轩”，很是荒谬。

修辞学中的观察法要求观察者首先确定一个零度的形式（或叫规范形式、常规形式），随时随地注意多种多样的偏离的形式。例如中央电视台有“新闻30分”的节目，其零度形式应当是“新闻30分钟”。南京商店招牌是：“天津良乡糖炒栗子”、“黄山野生糖炒栗子”，事实上天津良乡出产的、黄山野生的都不是“糖炒栗子”，是南京的这些商店“糖炒”的。其零度形式本来是“糖炒天津良乡栗子”、“糖炒黄山野生栗子”。但这些偏离并不是语病，可以叫做“正偏离”。商店招牌叫做“塔玛地旅店”、“西门庆旅社”、“潘金莲发廊”，菜肴名称叫“二奶”、“二房”、“泡妞”，广告语“玩美女人”、“等着你来包”、“你要二房吗？”等，都是负偏离现象。

归纳法是修辞研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修辞的研究需要从交际活动中的大量的事实出发，收集大量最富有表现力的，或者荒唐可笑的、失败了的实例，把具有某些共同性的事例放在一起考察，找出其中的一般规律。修辞格大都是这样总结出来的。例如谚语说：人情归人情，公道归公道。∥桥归桥，路归路。∥钉是钉，铆是铆。……再如：

①的确的，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

②有人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一作“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从状物与抒情的作用上看，它们都有共同之点。但诗到底是诗，画到底是画，对于形象的把握，各有各的路径。（王朝闻《美术的特殊性》）

这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甲是甲，乙是乙”的格式，句子的主语和宾语（“是”后面的名词）完全相同，表面上是同语反复，甚至是废话，但通过对比，强调了甲和乙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加强了语势，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这种修辞方式可叫做“同语新义”。

比较法是修辞研究和学习中的重要方法。在修辞研究中，可以比较成功的用例和失败的用例，也可以比较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可以比较同一内容在不同的人、时间、地点中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可以比较同一个人关于同一内容由于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表达方式，还可以比较材料相同、但体裁不同的文章的语言，等等。如《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一事，武松本人对张青自述道：

③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扒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环，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而差人检验回来禀复知府时说：

④先从马院里入来，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有脱下旧衣二件。次到厨房里，灶下杀死两个丫环，后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楼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兰并奶娘二口，儿女三口。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

例③、例④，在用词造句方面显示出了语体的差异：前者是一般会话体，后者是公文语体——公文语体的口头形式。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出说话者的身份、角度对选词造句的制约作用。

对优秀的作家的草稿和定稿、初刊稿和修订稿进行比较，这也是修辞研究中常用的方法。鲁迅很重视这种方法。他在《不应该那么写》中写道：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此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这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鲁迅全集》第三卷，246—247页）

这种方法的确是很值得提倡的。鲁迅说中国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那是指的20世纪30年代，今天这样的教材已越来越多了，如《鲁迅手稿选集》、《鲁迅手稿全集》等正是这样的好教材。朱永燚的《语言修改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倪宝元的《名家锻炼词句》《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和《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商务印书馆1992年）是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鲁迅《铸剑》的手稿：

⑤他们泪眼模糊地回顾，武士们还在打捞。

定稿时，在“武士们”前加上“只见”，在“还在打捞”之前加上“满脸油汗”。修改后，具体而形象，使读者如置身于故事之中。

⑥当眉间尺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

定稿时在“头”之前加上了“肿着眼眶”，不仅使读者能想像出眉间尺当时的样子，还可以联想到一夜间眉间尺的精神面貌。再如鲁迅的《采薇》手稿：

⑦叔齐……硬劝伯夷喝了一口半，余下的还很多，便说自己正在胃气痛，统统喝掉了。……恭敬地夸赞了姜汤的力量，谢谢那太太的好意，……

定稿时在“恭敬地夸赞了姜汤的力量”之前加上了“眼圈通红的”，这便和“恭敬地夸赞了姜汤和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如《化名新法》手稿：

⑧（橡皮圈子）能大能小，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定稿时在“能大能小”之后加上了“能方能圆”，这就更加具体形象了。

统计的方法在修辞的研究中也是很重要的。如不同风格色彩的词语和句子、各种修辞手段，在不同的语体中、在不同的个人的言语中所出现的频率，就是很值得统计的。为了修辞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我们不满足于“使用很多很多”、“也经常使用”、“一般不用”之类比较含糊的说法，而应当拿出准确的数据。在汉语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中，统计的方法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研究方法问题是修辞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关键。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方法论原则，更新研究方法，例如调查法和实验法、演绎法和移植法等，都很应当提倡，如何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运用于修辞研究，也值得认真思索。其次，应当强调，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能空谈方法和方法论原则，重要的是熟练地运用方法和方法论原则。

八　汉语修辞学中的古与今

古与今的关系，在修辞学和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中的情况大不一样。在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中，古与今是难以融为一炉的；而在修辞学中，古与今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换句话说，语法学中，古与今是异大于同；而在修辞学中，古与今是同大于异。因此，想编写一本古与今融为一炉的汉语语法学，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分别编写为古代汉语修辞学和现代汉语修辞学，是可以的、有好处的，也很必要的；但并不是非分别编写不可的。古今一体的汉语修辞学不但比较实用，而且有分别编写所没有的某些好处。因此，我们的书名叫《汉语修辞学》，融古与今为一炉。

《汉语修辞学》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依据的原则是：详今略古；区别对待。详今略古，即论述和举例都以现代汉语为主。因为读者接触多的、用得多的毕竟是现代汉语，这是一；再一点是，既然是古今一致的，那么掌握了今之规律，就可以举一反三，以今例古，不必古与今同等，一一举例。区别对待，指的是，对于现代汉语修辞现象，虽然是表达和理解并重，但尤重表达；而对于古代汉语的修辞现象，则重在理解而一般不多谈表达。因为现代汉语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交际工具，而对于古代汉语则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从古与今角度看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时代特色。语言的时代特色，是一个时代的人运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共同性的特点的总和。它的形成，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的语言，都有一些其他时代的语言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语言的时代特色得以形成的客观因素。拿汉语来说，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优势，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现代汉语中的句子比古代汉语要长得多。《诗经》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现代人写作四言诗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是由古今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

各个时代的人，也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另一个时代的人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制约着对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这是语言的时代特色得以形成的主观因素。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过：“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这讲的就是一个时代的人的特点对这个时代语言特色的影响问题。举个例子说吧，在“文革”十年中，书面语中盛行着一种引证风，大量地成段成段地引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同当时的社会风气显然是大有关系的。

孤立地看一个词、一句话，时代特色是很难觉察的。就一篇文章的整体来看，语言的时代特色就比较突出了。如：

①且说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阳。这西京有一县，唤做寿安县，在西京罗城外。县内有一座山，唤做寿安山，其中有万种名花异草。今日临安府官巷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明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洛阳三怪记》）

②闲话少说。我现在要说的故事，又是这太行山里的故事。这事出在太行山南端。这地方有一条山沟叫灵泉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沟的最后边有核桃粗细一段泉水从一堆乱石下面钻出来，往前流了十几步远，又从丈把高的岩石节上落下去，落到一个岩石窝窝里，聚成了二亩来大的一池清水，从前讲迷信的时候，每逢天旱，附近几十里的人们常到这里求雨，所以把这泉叫灵泉。灵泉沟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赵树理《灵泉沟》）

两者都是小说体，内容也比较接近，都是用口语写成的，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有显著的不同，比如说，例②的句子比例①长，运用关联词语也比例①要多，各种附加成分比例①也要多……这些不同的特点便构成了各自的时代特色。

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的交际对象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所以应当发扬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我们应当学习古人语言中还有生命的东西，但是这个学习也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一味模仿古人，用模仿代替创新，或者半文言半白话，或者尽量简古，都是不好的。

九　怎样学习汉语修辞学

首先，应当对修辞学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修辞学的误解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

对修辞学的误解之一是，修辞和修辞学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是文学家、耍笔杆子的人的事，同一般人无关。其实，修辞一点也不神秘。它从来就不单纯是文学家、耍笔杆子的人的事，而同每一个会说话的人都有关系。每一个人平常讲话，就是一种修辞活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例如说，早上出霞，要下雨；晚上出霞，就是晴天。苏北的农民说：“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干死虾蟆。”这里的夸张和对比的修辞手法运用得是这样的巧妙。“烧霞”的“烧”字比“出”字好得多。您看那火红的早霞、晚霞，岂不正像一堆火一样吗？不识字的农民，并不会一听到“早上烧霞，等水烧茶”，就真的去烧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夸张，说的是将要下雨。各种修辞手法本来是人民大众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当然文人也有很大的功劳。研究修辞的人，不过是做了一些分析归纳综合的工作罢了。

修辞学并不是同我们平常人无关的。修辞学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修辞学是有效交际的学问，是表达得体的学问，得体表达是社会化的人的生活和事业的保证。不懂修辞，将产生交际短路现象。不重视修辞，表达失误，是日常生活中的误会和人际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例如一张单据上写着：“还欠款六千元。”借款者说他已经还清了六千元（欠款），债权人说对方尚“欠”他六千元（现款）。于是上了法庭。修辞学是重要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修辞学的普及是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修辞和修辞学看似平常而简单，因此就出现了另一种认识倾向：时时在修辞，人人会修辞，修辞学不需要专门学习。修辞和修辞学简单又复杂，一方面不需要学，不学就会；另一方面，又需要花大力气去学，学一辈子也还不能说是真正地学会了。鲁迅在《不通两种》中说：“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鲁迅全集》第五卷19页）一位著名的美学家写道：“看来，作家无论是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国语言还是西方语言说话，只要他是用了汉语，就无法割断与中国古典传统的联系。”（王一川《汉语形象美学引论》28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无论”是一个很平常的连词，表示条件不同但结果不变。例如：“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要发生利益冲突，都可能出现集团和派别。”“无论”和“只要”之后关联的事物是不同类别的。“无论是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国语言还是西方语言说话”，同“只要他是用了汉语”，是不能搭配的。因为“用了汉语”就是“用古代汉语”、“用现代汉语”、“用中国话”说话。而且“用西方语言说话”同“用了汉语”是相互矛盾的，不能相容的。

正确运用修辞学来阐释文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大学者有时候也会出差错。例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人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沈括《梦溪笔谈》二十三《讥谑门》）有人引古制说四十围是直径一丈三尺三寸，不是七尺，所以并不太细长。（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缃素杂记》）他们都把夸张当作写实了。再如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选寄严郑公（武）五首》（之四）中的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郭沫若说，“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李白与杜甫》169页）把这两句诗当作写实，这不符合诗人的原意和诗歌艺术的规律。这里的“千尺”“万竿”显然都是夸张的说法。

此外，把修辞等同于说谎，这也是从古到今都存在的一种误解。有人在题为《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中说：“在当今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那就是自我包装、自我夸耀和自我炒作的倾向。借用‘修辞学转向’来指称这种倾向，其含义是：‘从对自我的实际情况的重视转向对单纯语言修辞手法的重视。’要言之，没有事实，只要修辞。”“当一个人、一个单位或团体在大众传媒上或其他场合下陈述自己的情况时，人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的是这样的语词，如‘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等。听起来华丽动人，读起来朗朗上口，然而它不过是一场‘修辞上的“革命”而已’。”“‘修辞学转向’的要害是用大话、空话和套话来取代实际行动，用修辞学上的手法来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但降低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使虚假、浮夸的风气到处蔓延，从而加剧文化的泡沫化。”（《文汇报》2002年12月19日）把修辞学同说假话等同起来，这当然是对修辞学的严重误解。

第二，为了学好修辞学，应当摆正修辞学同逻辑学和语法学的关系。

逻辑学，研究人们思维的规律，解决说话对不对的问题。语法学，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解决通不通的问题。修辞学，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它管的是好不好的问题。不对、不通的东西，一般说谈不到好。因此，逻辑学和语法学是修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表达效果就无从谈起。

但是，修辞学又不能完全等同于逻辑学，不能简单地用逻辑学来代替修辞学。同样，修辞学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语法学，语法学是不能代替修辞学的。事实上，合乎逻辑和语法的东西，并一定表达效果就好，相反不合乎逻辑和语法的东西，也不一定表达效果就不好。在某种特殊场合下，不合乎逻辑和语法的东西，也可以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如表现人物的个性、身份、教养时可以收到诙谐幽默的效果。例如曹禺《日出》中的顾八奶奶说：“所以我顶悲剧，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有法子办。”这个不合语法的“顶悲剧”是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很好地表现了顾八奶奶的身份和教养。

王力说：“若拿医学来做譬喻，语法好比解剖学，逻辑好比卫生学，修辞好比美容学。咱们虽不能说解剖学和卫生美容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咱们究竟不该把解剖和卫生或美容混为一谈。”（《中国语法纲要》）吕叔湘说：“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前者研究的是有没有这种说法，后者研究的是哪一种说法比较好。从修辞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好，倒可能有绝对的坏，例如使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词语。哪种说法最合适，要看你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典雅点好儿，有时候大白话最为相宜。好有一比：我们的衣服，上衣得像个上衣，裤子得像个裤子，帽子得像个帽子。上衣有两个袖子，背心没有袖子，如果只有一个袖子，那就既不是上衣，又不是背心，是个‘四不象’。这可以比喻语法。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漫谈语法研究》）这是非常精辟的而又发人深省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语法和修辞的关系特别密切，修辞的作用尤其重要。启功说：“在古代汉语中尤其是诗歌、骈文中，修辞与语法往往是不可分的。修辞的作用有时比语法大，甚至在某些句、段、篇中的语法只是修辞。”（《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汉语现象论丛》2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三，为了学好修辞，就得有一个整体的观念。这是因为语法学通常以句子为最大的单位，而修辞学总是以一段完整的言语表达来作研究对象的。

所谓整体观念，首先指的是全面地辩证地把握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如交际对象的特点，交际环境的特点，交际者本人的条件，所陈述的对象的特点，语言特点，等等，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是很难收到好的表达效果的。

整体观念，要求交际者从全局出发，要考虑到语言表达的具体的局部的问题。对具体词和句的选择，应当服从交际的战略原则。例如：

①近十年来，声学，特别是语言声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一台较大设备（如声码器、语言识别器等），周期是很长的，用大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可以大大节约验证方案所需的时间。语音的分析、合成和信号处理都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根据方框图编辑计算程序的方法大大推动了这些方面的工作。语音识别系统不但在研制中使用电子计算机，其构造也逐渐采用专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形式，充分利用计算技术的新成就。语言声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可能使电子计算机接受语言号令识别讲话人并用语音回答问题，使电子计算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然科学简介·物理学》）

②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又是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在酿造着生活的蜜。（杨朔《荔枝蜜》）

以上两例在选择词语、句式、修辞手法方面，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语体和风格所决定的。

整体观念要求照顾上下文的协调。例如说同一词语在上下文中多次重复，就显得单调、呆板，就必须加以变化。如：

③读书人家的子弟 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 会玩斧凿，兵家儿 识刀枪……（鲁迅《不应该那么写》）

④含鄱口左望 扬子江，右瞰 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 。（丰子恺《庐山极目》）

⑤上古竞 于道德，中世逐 于智谋，当今争 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⑥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 。就郡言，灵隐寺为尤 。由寺观，冷泉亭为甲。（白居易《冷泉亭记》）

例③中的“子弟”、“孩子”和“儿”；例④中的“望”、“看”和“瞰”；例⑤中的“竞”、“逐”和“争”；例⑥中的“最”、“尤”和“甲”等，都是为了避免单调重复而有意安排的。再如谚语：乘东风争上游，一年 胜过十八秋 。∥骑毛驴看 唱本——走着瞧 。∥依 葫芦画瓢——照样学。∥人众 热气大，柴多 火焰高。∥单 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句式的选择也必须考虑到上下文的协调。单个的句子虽好，如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不协调，效果就不好。“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本是一个不坏的句子，但因为薛蟠的上文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于是“众人听了，都诧异”。（《曹雪芹《红楼梦》二十八回》）再如：

⑦卓别林头戴礼帽手持拐杖的形象，或者希特勒在纽伦堡大发雷霆的形象，布痕瓦德集中营尸体堆积成山的形象，以及丘吉尔做一个V字表示胜利的手势，罗斯福披着黑斗篷，玛莉莲·梦露随风飘曳的裙子，对于成百万人民来说，已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熟悉。（托夫乐《第三次浪潮》231页，朱志炎译）

孤立地看，“丘吉尔做一个V字表示胜利的手势”和“罗斯福披着黑斗篷”都是语法上完全合格的句子，但是，上文中“卓别林头戴礼帽手持拐杖的形象，或者希特勒在纽伦堡大发雷霆的形象，布痕瓦德集中营尸体堆积成山的形象”，下文中“玛莉莲·梦露随风飘曳的裙子”，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放在一起就显得很别扭。孤立地看，“玛莉莲·梦露随风飘曳的裙子”也没有错，但同上文“（卓别林头戴礼帽手持拐杖的）形象，或者（希特勒在纽伦堡大发雷霆的）形象，（布痕瓦德集中营尸体堆积成山的）形象”并列，也给人以不和谐感。

贾凫西在《历代史略鼓词》中写道：“纵使尽了千变万化斤力气，倒不及这懦夫庸才。见多少覆云翻雨的能人，如仪、秦之舌，孙、庞之智，到头来百无一成；可见成败有一定之数。”孤立地看，“如仪、秦之舌，孙、庞之智”，都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联系上下文，“舌”和“智”并非“能人”，能人是张仪和苏秦、孙膑和庞涓。

单个的句子同上下文中的其他句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才能有比较好的表达效果。所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学习和研究修辞，都必须有一个整体观念，时时处处从全局把握问题。

学习修辞，当然需要阅读一些修辞学论著。但是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中所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仅仅从修辞学著作中学习修辞学，是很不够的，还应当从各种言语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去学习修辞学，还应当从各种各样的口语交际活动中学习修辞学。例如随时注意一下报刊杂志上的标题：

⑧《中国的土豆为什么不敌美国的马铃薯》（《文汇报》2002年3月15日）

⑨《我国花卉业何时进入“花季”》（《光明日报》2002年3月15日）

⑩《中国队能否打进世界杯16强　贝利说“yes”　米卢说“no”》（《文汇报》2002年3月17日）

⑪《〈托儿〉南京不要“托儿”》（《扬子晚报》2002年4月2日）

⑫《良辰“美”景一“布”登天》（《参考消息》2001年1月18日）（按：“布”指美国总统布什。“登天”指总统就职典礼。）

⑬《上海“方便”究竟方便不方便》（《文汇报》2002年3月20日）

⑭《关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思索》（《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7日）

⑮《“黑匣子”仍然黑着　遗孀想听亲人遗言未如愿》（《参考消息》2001年12月1日）

⑯《商家齐心发“羊财”　羊礼物“咬”你口袋》（《扬子晚报》2003年1月13日）

把修辞学论著上的东西同自己阅读和使用语言的实践结合起来，随时随地地留心各种各样的修辞现象，多思索，常分析，归纳总结自己的体会，这样才能真正地学好修辞学。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修辞学的教学中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辞格的界线问题上。这在海峡两岸的修辞学教学中都是存在的。辞格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的内容。明确辞格的界线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不要过了头。因为辞格是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时间里依据不同的标准建立的，所以辞格本身有交叉现象。例如对偶主要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而对照主要是从内容方面考虑的，形式上符合对偶要求的对照其实就是对偶，内容上有对比性的对偶也是对照。大陆修辞学界为鲁迅《故乡》中的“圆规”争论了几十年，两个世纪，是比喻，还是借代？修辞学家长期争论而没有一致的意见，一般学习者是不必在这类问题上多花力气的。

思考与练习

（1）“修辞”和“修辞学”的区别何在？举例说明汉语中“修辞”一语的多义性。

（2）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果修辞学只限于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只限于研究名家名作名篇名句，这样的修辞学您满意吗？有一种主张是：“一切人”的“一切话语”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您认为合理吗？你赞同吗？这种主张有些什么好处？也可能会带来哪些麻烦？如果是一切人的一切话语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说谎者的谎言、造谣惑众者的谣言也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了，你赞同修辞学也研究谎言和谣言吗？

（3）从你所熟悉的成语、谚语、歇后语中考察中国人的修辞观念。例如：一言九鼎、一言兴邦、言为心声、心口如一、由衷之言、肺腑之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言多必失等成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着矮人不说矮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有理走遍天下／打开天窗说亮话等谚语；胸口放磨盘——推心置腹／对着烟囱喊叫——说直话／嘴巴上戴竹筒——说直话／石头开口——说实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肚脐眼打电话——心腹之言／怀里揣琵琶——往心里弹（谈）等歇后语。

（4）从口、舌、言、耳部汉字看中国人的语言运用观念。例如：知、和、启、告、哲、辞、乱、诚、信、讼、让、谅、谗、诉、聖、聪……

（5）从民间故事、笑话中体会修辞学的社会功用。

（6）从晚报上的社会新闻中选择一些典型事例，来讨论语言运用同社会生活的关系。

（7）分析您自己的生活中的事例，来体会修辞和修辞学的重要性。

（8）修辞格有哪些功用？

（9）说说“修辞学无用论”和“修辞学万能论”的不妥之处何在。

（10）分析网络语言中新的修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