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交际的矛盾

交际活动看似平常，其实很复杂，充满了种种矛盾。

交际活动在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进行，说写者的目的是要表达，听读者的任务是要理解。说写者和听读者是相互转化的：说写者可以转化为听读者，听读者可以转化为说写者。表达时要考虑到对方的理解，理解时也要考虑到对方的表达特点。表达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保持自我，而且虽然他努力把握交际对象，然而他所把握的交际对象永远不可能等同于交际对象本身。对象和自我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

交际活动的工具是语言，语言是表达和理解的中介。交际活动的目的是交流思想。交际活动的过程是：一方面用语言描述客观事物来表达说写者的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把握客观事物以理解说写者的思想。任何丰富发达的语言本身都是有限的，但交际双方所要交流的内容却是无限的，用有限的语言材料来交流几乎是无限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是交际活动中一个很难真正完全克服的矛盾。进一步说，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其实，宇宙间本没有绝对的完美无缺的事物。事实上运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语言也不是自足的，它必须同许多非语言因素一同实现交际职能。

在交际活动中，不仅是语言、对象、自我等因素制约着理解和表达，而且语境、前提、视点等因素也制约着理解和表达。

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就必须考虑到交际活动中的这些矛盾，处理好它们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修辞的原则。

二　语言与言语、思维、思想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用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以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语言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平常的，又是神奇的；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一言九鼎”，“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又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废话等就是一文不值的）；语言是积极的美好的，是人的社会化的手段、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又是人际冲突的导火索，甚至是一把杀人的刀子（谣言流言谎言就是杀人的刀子）。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动物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人类拥有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金克木说：“语言世界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却是一个可大可小超过一个人直接感觉所得的世界。我们感觉所得的是一个零碎、平面的、系统不完全的、得不到整体的世界，但我们所创造的语言世界却总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它不如独立于其外的世界那么大，但它总是比任何人所能感觉到的世界大。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世界之中。……对一般人来说，一个人既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又生活在一个大家共同而又各不相同的语言世界中，无论如何出不去，自己困住了自己。不可言说的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是另一回事情。”（《文化卮言》19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学习和研究修辞学，首先必须对语言、言语和思维及思想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从修辞学角度上看，关于语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语言和言语与思维和思想的关系，（二）语言和言语同事物之间的关系。

现代语言学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套音义相结合的复杂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抽象思维的工具。它是社会集体所共同拥有的，相对稳定的。言语是运用语言的成果，是语言的实现形式，它是个人的、临时的、多变的。

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应当明白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活动。思维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抽象思维是以语言为工具的思维。思维活动的成果就是思想。思维与语言不同，它是全人类性的。逻辑学就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规则的学问。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思维必须借助语言，语言一定体现思维；另一种是思维和语言不是一一对应的，存在不借助语言的思维，语言可以不表现思维。

简单地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言语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思维的形成离不开语言，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言语。语言和思想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地说，言语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思想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在话语中，词有词的意义，句子有句子的意义，这都是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同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是一回事。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语音外壳一样，都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例如：“哙，亮起来了。”这句话谁都懂。每个词的意义，整个句子的意义，都懂。但是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在明确何人、何时、何地、何故而说之前，谁也回答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如：

①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鲁迅《阿Q正传》）

原来这是未庄的闲人们对阿Q的嘲弄。因为阿Q头上有个癞疮疤，他们便借此对阿Q进行人身攻击，这话表现了这些人以他人的痛苦来取乐的庸俗、卑劣、低下的思想境界。

语言的意义，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一切人，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的人在内，是共同的；而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曹禺在《日出》中写道：

②达：（望望白露，又周围地望望）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个地方！

露：（挑衅地）怎么，这地方不好么？

达：（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方达生说“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个地方”，表达了他对陈白露这几年的生活方式的不满和指责，这一点陈白露是明白的，方达生连连说“好！好！”，这也绝不意味着他对陈白露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肯定。方达生所说的话，字面上的意思和他心里所想说的是很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时候，应当把语言和思想区别开来，把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语音形式一同当作思想的表达形式。

在交际活动中，同一个语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同样的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生活中，谁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样一句话，出于不同人之口，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达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成语，一个饱经世事的老人来说，和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是大不一样的。俗语说：“好话重（重复）不是。”在生活中，重复别人刚说过的话，有时会招来反感、遭到抗议的。同样的思想，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往往也要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

同样一个语言形式，运用于不同的交际环境，与不同的具体对象发生了关系，便会表达完全不同的思想，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如：“这样的中国人，呸！”出现在陈西滢的《闲话》里，被“呸！”的对象是反帝斗争的人民大众，喊“呸！”的作者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鲁迅的《并非闲话（二）》中的“这样的中国人，呸！呸！！！”被作者“呸！！！”的是说写“这样的中国人，呸！”的人，即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人，这表现了站在进行反帝斗争的人民大众一边的作者的爱国情怀。

南宋诗人辛弃疾有一首词，叫做《采桑子》：“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在辛弃疾少年时代的诗词中，有不少“愁”字，但只是无病呻吟而并非真愁；在他的晚年，一句“天凉好个秋”，却道出了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深沉的愁绪。

交际活动中，交际的双方所关心的都是思想，而不是语言。这本是一个十分平常而又简单的事实，但却常常被人丢在脑后。宋代范正敏在《遯斋闲览》中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叫做李廷彦的人，献了一首诗给他的上级，其中写道：“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级看了大吃一惊，很是同情。但他却说：“实无此事，只图对属亲切耳！”重形式而轻内容，不惜以辞害义，这其实不是真正的修辞，而是反修辞。

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可能出现四种情况：

A．思想内容好＋语言形式好

B．思想内容好＋语言形式不好

C．思想内容不好＋语言形式好

D．思想内容不好＋语言形式不好

修辞学追求的是好语言形式和好的思想内容统一和谐，这才算是真正美的语言。思想内容不好而只是语言形式好，这不是真正的美的语言。思想内容不好而语言形式也不好的，当然更不好了，更丑了，就当然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希腊修辞学家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一文中说：“一个琐屑的问题用富丽堂皇的言语打扮起来，会产生把一个悲剧英雄的巨大面具戴在小孩头上那样的效果。”（《西方文论选》1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

修辞的任务是，为特定的思想寻求最适宜的表达形式。修辞学假设表达者已经有了正确的健康的思想，任务是如何最适当地表达出来，即最有效地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好的正确的健康的思想。至于如何才能获得好的正确的健康的思想，这不是修辞学的任务，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辨别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这也不是修辞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　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

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就应当明确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比较正确地把握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语言和事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如鲁迅的保姆长妈妈曾经给鲁迅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种“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中，有一些神仙或妖怪，有一种法宝，呼喊对手的名字，如果对手答应了，就会被吸进法宝。孙悟空就曾经吃过这种法宝的亏。

在旧中国，对开店铺的，不能说“关门”或“舌头”、“耗子”等词；乘坐在船上，不可以说“帆船”、“翻身”等与“翻船”的“翻”同音的字眼。川剧《秋江》中有这样一段：

①艄公：姑姑你贵姓？

陈妙常：我姓陈。

艄公：咳！咳！说不得呀！

陈妙常：当真姓陈哪！

艄公：哎！我们青龙背上就忌讳这个字。

陈妙常：噢！（领会了他的意思）你喊我们这个姓啥子咧？

艄公：我们喊老炎。

陈妙常：哎呀！多不好听嘛！

艄公：管他好听不好听，只要避开这个字眼就对了啥！姑姑你是翘脚吗？是耳东？是禾口？

陈妙常：我是耳东。

在旧时代，如果小孩夜里哭闹，就去贴一张告示在三岔路口，过路人把告示念一遍，小孩就不夜啼了！盖新房子的时候，用石灰水大书“太平”两个字，再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就诸事顺当了。过年时，要给亲戚送“鱼”和“糕”，因为它和“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同音。新加坡的书城叫做“百胜楼”，因为“书”和“输”同音，而“输”的对立面是“赢”，“赢”就是“胜”。这些都是在误解语言和事物之间关系之上产生的社会现象。

其实，语言和事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神秘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假定的。同一个事物，汉语叫做“书”，英语叫做“book”，德语叫做“Buch”，俄语叫做“кн  ка”；再如汉语叫做“牛”，法语叫做“vache”、“boeuf”，英语叫做“cow”、“ox”，俄语叫做“корóва”、“бык”，德语叫做“Kuh”、“Ochs”。就是汉语本身，同一个事物，古人叫做“目”，今人叫做“眼睛”；古人叫做“足”，今人叫做“脚”；同是人体脂肪多，古人叫做“肥”，今人叫做“胖”。由此可见，语言中的词和客观事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它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记号。

语言符号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两种。

第一种，在语言世界中，语言符号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是属于社会集体的，个人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第一，同一个语言符号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这就是多义词，例如“杜鹃”，一指花，二指鸟；“白头翁”，一指白发老人，二指鸟，三指草。第二，同一对象又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指称，这就是同义词，例如：“妈妈、母亲、娘、老妈、妈咪”和“剃头店、理发店、发廊、发屋、美发厅”和“茶馆、茶室、茶座、茶社、茶吧”等。第三，尽管汉语词汇是那样的丰富，但是还有许多的事物没有相应的词语。例如男教师的太太，叫“师母”，女教师的丈夫就没有名字。第四，有些词语，其实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对象，例如：“天堂、仙女、魔鬼、上帝、安琪儿”等。

第二种，在言语表达中，词语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临时性的，更加复杂多变的。一方面，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和交际情景中，可以指称不同的事物。有时甚至同一个词语在同一上下文中，也可以有不同的所指。例如丁一的小说《饲养在城市的我们》（《钟山》1991年3期）的“我们是谁”一章中，作者写道：“我们指我、齐明、刘军、黄力、冯苹、江彤和林雪这些人。我和黄力、刘军、齐明以及林雪是中学同学，冯苹和江彤是中学同学，她们比我们小三届。‘我们’是一个小圈子，我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前一个“我们”指的是：我＋黄力＋刘军＋齐明＋林雪＋冯苹＋江彤。后一个“我们”指的是排除了“她们”（女生）之后的男生。另一方面，不同的词语，借助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可以指称同一个事物。在歌剧《刘三姐》里，竟然出现了：刘三妹＝刘三姐。比她小的喊她“三姐”，比她大的喊她“三妹”。同一个人，看小说时是“读者”，听广播时是“听众”，看电影时是“观众”，在商店里是“顾客”，在列车上是“乘客”，在旅馆中是“旅客”，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子女面前是“父亲”，母亲的兄弟喊他作“外甥”，父亲的兄弟喊他作“侄儿”，姐妹的孩子喊他作“舅舅”……

同一个人，可以运用不同的称呼语来称呼他。例如：

②我的母亲没有名字。∥从小就给人叫“丫头”，∥长大了叫“大姐”，∥年轻时候叫“阿姨”，∥年老了叫“老太婆”……∥每一种叫法都有一段辛酸，∥大半辈子生活在苦难里！∥在以往，祠堂宗庙里要入谱，∥……丈夫死了也要上个名，∥还是——“某门某氏”……∥我在部队十多年，∥每逢填写她的名字都很为难，∥队伍里给她上了个名在花名册，∥上面写了个：∥“某老太”。（芦芒《母亲的名字》）

③村里街坊邻居，老一辈提起她，都管她叫“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她叫“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近几年双双有了孩子，他改叫作“俺小菊她妈”。另外，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那就是“俺做饭的”。（李准《李双双小传》）

一方面，例②中的朱梅喜（“母亲”），例③中的李双双，可以被许多不同的名字称呼着，如：“丫头”、“大姐”、“阿姨”和“老太婆”，“喜旺家”、“喜旺媳妇”、“喜旺嫂子”、“俺小菊她妈”和“俺那屋里人”及“俺做饭的”等；另一方面，这些称呼，又可以用来称呼不同的农村妇女，所以说语言和事物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

话语（文本）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交际的基本要求是言语形式同客观世界之间的一致，也就是话语的真实性。郭沫若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诗话补遗》卷十第三十六则，引朱文虎《闺情》二首，其第二首有句云“好风连夜小桃开，雌蝶雄蜂次第来”，于蜂蝶而擅为分别雌雄，转而弄巧成拙。

蜜蜂习性，雄蜂是不采蜜，不仅不采蜜，竟完全像坐食阶级，一事无为。雌蜂而生殖器官发育者为蜂王，一巢中只能有一只，主生殖。蜂王如产生出第二蜂王，则率领部分蜂群迁移，别营巢窟，以旧巢让之于新生者。雌蜂而生殖器官不发育者为工蜂。工蜂极勤劳，凡采蜜、营巢、抚幼、防敌、清洗内部等皆为之。所谓清洗内部者，如雄蜂过多时，则啮杀之，以节省口食。这是蜜蜂社会的大概，在今日已为常识。

知此，可知所谓“雌蝶雄蜂次第来”是在闹笑话。雌蝶或许会来，而雄蜂则决不会来。这是全凭臆断。

即使诗歌本身是漂亮的，违背事实，也只能是一个笑话。

四　对象

对象，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把握对象”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个基本原则。古人很重视对象问题，《论语》说：“可与言者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者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孟子》说：“孟子曰：夹贵而问，夹贤而问，夹长而问，夹有勋而问，夹故而问，皆所不答也。”（《尽心上》）凡是依仗着自己的权势来发问的，依仗着自己的贤能来发问的，依仗着自己的年龄大来发问的，依仗着自己的功勋来发问的，依仗着自己有老交情来发问的，孟子都不作回答。可见，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重视交际对象问题的。

在口语交际中，如果你不看对象，乱说一通，那么对象要用各种方式来表示他的反抗：不友好的表情；抗议的言论；拔腿溜之大吉……对象迫使你承认他的存在。在书面语中，交际的双方不能同时在场，双方不能直接联系，交际对象的制约作用不能显示出来，于是有些作者就可以无视读者而信口开河，瞎说一顿。

毛泽东把“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作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他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793—794页）

鲁迅很重视对象问题。1923年冬天，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演讲会上演讲说：“……否则，就得问：她（指娜拉）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娜拉走后怎样？》）听众是女大学生，脖子上大都有一条紫红的绒绳的围巾，联系到在场的听众，讲演便更亲切、更有说服力。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诧异。”为什么要用亨利·福特来打比方呢？一看标题你便明白了，原来鲁迅写的是：《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而作》。

交际对象的重要性，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俗话说，“当着矮人不说矮话。”不看对象说话是许多笑话的嘲讽对象。例如：

一秀才买柴。曰：“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曰：“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担而去了。（明赵南星《笑赞》）

交际活动已经中断了，还谈什么提高效果？可笑的不是卖柴者，而是酸秀才。

作为修辞原则的把握对象，包含着三个准则。

第一个准则是“理解对象”。把对象相关知识当作选择语言材料的出发点。要充分理解对象的语言能力，同时要看清楚对象的各方面的特点：年龄、性别、出身、经历、政治态度、文化教养、气质、性格、习惯等。忽视了这些，是不可能有最佳的表达效果的。相声演员侯宝林在相声《普通话和方言》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一周岁多的孩子说话，要多用重叠词：“小三子，我带你上街街，去溜溜，穿上袜袜，戴上帽帽，我给你买糕糕，咱们去坐车车，回家来吃饺饺。如果对成年人这么说——净用重叠词，‘那就不够尊重啦！’”“汪汪”（狗）、“的的”（汽车）、“美美”（美）、“饭饭”（饭）之类都是儿童语言，成人只有在对儿童讲话时才用。再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中菊咬金的老婆说：“她坐在灶脚底下，花言巧语，说一套。左一声‘嫂嫂’，右一声‘嫂嫂’，又说小龙什么的，又怕风吹雨打。小龙不就是蛇吗？蛇怕什么风吹雨打！”菊咬金说：“我说你糊涂，话都听不懂，她说的定是小农经济，怕风吹雨打。”菊咬金的老婆听不懂“小农经济”一词，谐音为她所熟悉的“小龙”——蛇，当然是可笑的。但这并不奇怪，这是由她的文化教养所决定的。遗憾的是，前来做宣传工作的县里来的干部邓秀梅忽视了对象，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文化水平，结果苦口婆心的一番话，全都白说了——对方根本没有听懂，还谈得上什么宣传效果呢？

第二个准则是“掌握关系”。掌握好自己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选择语言材料的依据。早晨在马路上，对关系一般的，说：“您早，上街是吧？”对比较熟悉的，说：“是你呀！吃根油条吧？”对很好的朋友就可以说：“鬼东西，这么早，想干什么坏事吗？”

第三个准则是“尊重对象”。尊重交际对象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个重要关键。毛泽东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西游记》第八十二回中，猪八戒问路，喊对方一声“妖怪”，那两个妖怪说：“这和尚惫懒！我们又不与他相识，平时又没有调得嘴惯，他怎么叫我们做妖怪！”于是劈头就打。在这妖怪看来，如果是“与他相识，平时又调得嘴惯”的，不但可以叫“妖怪”，可能还很亲热呢。从猪八戒这边说，一是没有把握好自己同对象的关系，二是丢掉了尊重对象的准则。所以孙悟空也说：“打得还少！”在接受孙悟空的指教之后，八戒再次问路，说：“奶奶，贫僧稽首了。”那两个妖怪很喜欢，说：“这个和尚却好，会唱个喏儿，又会称道一声儿。”这其实是作者在宣传尊重对象的交际准则。《说岳》中的牛皋向一个老人问路，也因为不懂得尊重对象而导致了交际短路。成语“嗟来之食”出自《礼记·檀公下》，说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发生饥荒，黔敖准备食物救济饥民。黔敖对一个饥民说：“嗟！来食！”那个饥民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嗟来食’的东西，饿成这个样子的。”虽然黔敖道了歉，但那个饥民坚持不吃“嗟来之食”，最后死了。即使是一种施舍行为，语言表达也要遵守尊重对象的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尊重对象不可歪曲为一味迎合、讨好对象。

只有全面理解“把握对象”的原则，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五　自我

自我，即交际者本人，是交际活动中最主要的因素，它是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表达而言，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的是：保持自我之本色。

“文如其人”，“言如其人”，言语表达是说写者的自我表现形式。交际活动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照自己的身份选择语言材料的。例如：

①“一不是看兄弟，二不是看爹娘；

我是去看我爱人，他在咱的部队上。”

“啊，千里路上去找你的男人，

你这个大嫂真是刚强！”

“谢谢你这个好心的老大娘，

我还没有结婚，请你叫我姑娘。”（李季《客店答问》）

“爱人”和“男人”，“大嫂”和“姑娘”，表现出对话人的不同的身份。

所谓保持自我本色，首先是要求使用自己真正懂得的、熟悉的词语，放弃那些似懂非懂的词语、生僻的词语。鲁迅说：“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人生识字胡涂始》）这话是十分中肯的。鲁迅还举例说：“例如我自己，是常常会用些书本子上的词汇的。虽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连读者也并不觉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勾出一点轮廓来给我们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抄来的，向来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鲁迅全集》第六卷234—235页）

爱用似懂非懂的字眼，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毛病。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曾经辛辣地挖苦过这种做法：

②红孩儿对百花仙子说：“……以后倘在下界有难，如须某人即可解脱，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们一时心血来潮，自然即去相救。”

金童儿道：“何谓‘心血来潮’？小仙自来从未潮过，也不知‘心血’是什么味。毕竟怎么潮法？求大仙把这情节说明，日后好等他来潮。”

红孩儿道：“我见下界说部书上往往有此一说，其实也不知怎么潮法。大仙要问来历，你只问那作书的就明白了。”

玉女儿道：“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来历，连他也是套来的，何能知道怎样潮法。……”

我们是不能效法这个红孩儿和当时那些套话满篇的说部的作者们的。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也曾经善意地嘲讽了这种做法。中学生盛文学奉父亲之命，写了一份入社申请书：

③邓同志，李主席：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全家五口，都愿入社，做到口愿，心愿，人人愿，全家愿，兹特郑重申请，恳予登记为盼，清溪乡上村农户盛佑亭签署。

尾巴上的“签署”两个字，是他从报上公布的许多外交协定书上学来的。用在这里，实在可笑，但他却觉得冠冕堂皇，恰当极了。

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只说自己的确能懂的话”，坚决放弃“似识非识的字”，不管它似乎有多么好，也应勇于割爱，坚决舍弃。

所谓保持自我本色，还有一层意思，即用词造句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例如一个老年人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这样的新鲜事！”这是可以的，是符合他的身份的。假如一个五六岁的或者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么说，那只会使听的人哈哈大笑。在我们笑话说大人话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当想想自己。说着大人话的孩子是天真的，固然可笑，却又是可爱的。而爱说不符自己身份话的大人，说轻一点是不自然，太做作；说重一点就是装腔作势。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把“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作“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讲话作文时能否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由思想作风决定的。老实人说老实话，当然就符合自己的身份；骗子装好人，不管他怎么下苦功，可总是不自然的。

保持自我的本色，需要注意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一般说来，口语中，大都能够保持自我本色。而在书面语中，问题较为严重。有些人讲起话来生动活泼，写起文章来却有些面目可憎，这是因为他自以为在“做文章”，他太看重这个“做”字了，他把这个“做”发展为“做作”了。于是，放弃了生活中活泼的富于表现力的词语和表达手法，避开了自己熟悉的一切，而去寻求似识非识的字眼，套用自己不熟悉的表现手法，模仿在本本上见过一面的东西，忘记了书面语应当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它不能脱离这个基础；不懂得好的书面语应当吸取、保存口语中的精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书面语和口语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

六　语境

语境，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适应环境，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个基本原则。《论语》中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孔子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采取了不同的言谈方式。语境的重要性是先秦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战国策》中记载：

①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如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宋卫策》）

新妇的三句话，没有词汇、语法和逻辑错误，其内容也是积极的——“至善之言也”。但效果却很不好，成了笑柄。失误就在于同语言环境相冲突。

语境是话语含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感兴趣的不是语言形式本身，也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语言所表达的说写者的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个特定的思想感情，是语言形式和特定的语境相结合的产物。例如说，“今天星期六”。人们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表达了什么样的特定的思想感情呢？这就得看这句话所出现的环境。如果上文是，某甲说：“今天星期日。”那么“今天星期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不对，你错了。”如果星期六有你所害怕的考试，那么这句话就反映了你无可奈何的恐惧心情。如果是一个小学生说的，而他父亲答应星期六送他一件礼物，或带他去看杂技，那么这句话就是，要求他父亲兑现自己的承诺，也反映了他的喜悦心情。而如果出于星期六晚上有约会的青年男女之口，则更是意味深长的。再如“你放着吧！我来摆。”“你放着吧！我来拿。”这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话，它常常表现出了说话人对对方的关心。但是，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听到之后却是：“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这些话出现在祥林嫂捐了土地庙门槛后的第一次祖祭时，这话把祥林嫂最后的希望打得粉碎。

相同的话语，语境不同，其含义和效果也不同，例如：

②“密谋什么呢？”铁饼冠军问。

“我们打算去偷个钱包。”画眉比着说，因此变得更好看了。

“我坐地分赃。”小脑袋的铁饼冠军说。（李功达《蓝围巾》）

作者写道：“跨栏冠军‘格格格’地笑了起来。这种融洽的气氛，谁见了都会嫉妒。”换一个语境，其含义和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语言世界中的多义形式，之所以不妨碍正常交际，其原因就是语境具有消除多义的功能。动词“扶”是多义的，一个意思是靠着，另一意思是搀扶。“医生扶着病人”中的“扶”是搀扶，“病人扶着医生”中的“扶”是靠着，是上下文分化了“扶”的多义。“老夫人扶着小丫环走上舞台”中的“扶”是靠着，“小丫环扶着老夫人走上舞台”中的“扶”是搀扶，这是文化背景区别了“扶”的多义。“我为你而骄傲和自豪”和“他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上下文分化了“骄傲”的两个义项。在养鸡场说“鸡不吃了”，是鸡不吃饲料了，在餐厅里说，则是人们不吃鸡了，这是交际情景区别了多义的句式。

即使是没有语法逻辑错误的话语，如果同语言环境相矛盾，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交际行为。例如，对九十九岁的老者说：“祝您长命百岁！”医生对病人、劳教人员对劳教释放者、殡仪馆工作人员对来访者说：“欢迎常来常往！请多多关照。”对一个面部有些麻子或斑点的男女青年说：“您的点子真多，真好，全是金点子！”其交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了。相反，一个孤立地看可能有这样那样语言错误或逻辑错误的话语，如果有适当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不但不一定是言语错误，甚至可能取得极好的交际效果，或者是一个艺术化的言语。例如《红楼梦》第七回中，那焦大说：“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事实上只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绝不可能是“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但是焦大的这个言语失误，有其合理性——这是发酒疯，如果不是喝醉了，他也还是不敢如此大骂主人的，这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的范例，是作者曹雪芹语言艺术的杰作。

语境，可以分为：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言内语境指的是上下文。一个词、一个句子，是否合适，能否取得最佳效果，取决于它在上下文中的地位。例如：

③早啊！

你活泼的女孩子们，

你毛驴、牛犊和羊群，

你充满生命力的青年，

你牧人和村童，

你朴实而英勇的将军……

你们都好呀！

你们这样辛苦和忙碌，

你们的精神就像早晨一样蓬勃！（严辰《早晨》）

这里一再反复运用“你”、“你们”，为的是增加语言的节奏，使语言气势磅礴，更好地表现作者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赞美。再如：

④集体的联合的心理活动就是那种把成员联合成组，把个体联合成多元的心理活动。（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集体的联合的心理活动”这个短语是多义的：（a）集体的＋（联合的心理活动）；（b）（集体的＋联合的）＋心理活动。但是，上一句是：“胡塞尔认为它通过‘集体的联合’（Kollektive Verbindung）的心理活动形成。”因此是不会产生歧义的，是上下文帮助消除了这个短语自身的多义性。

言外语境，指的是交际活动的时间、空间等物理因素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自然环境及心理因素。又可分为物理语境、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等。

物理语境指交际活动中的时间、空间等因素。例如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在加德满都市民欢迎会上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站在这个广场上，同千千万万的尼泊尔人民在一起的时候，过去时代的珍贵的回忆就又涌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在我们两国之间横隔着世界上最险阻的喜马拉雅山，然而我们的人民却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的来往，他们交换了彼此在文化上的创造和在农业和工艺上的成就。”用喜马拉雅山的险阻来反衬中尼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保持着的友好来往。在这一讲话的结尾，周恩来总理说：“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祝中国和尼泊尔的友谊像联结着我们两国的喜马拉雅山那样巍然永存。”这里又用喜马拉雅山的巍然永存来比喻中国和尼泊尔的友谊的永远牢固。同一喜马拉雅山在讲话的开头和结束处，被赋予了不同的主观感情色彩。由于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是听众所熟知的，所以显得亲切、活泼。文艺作品重视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这就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如：“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人听到朋友被降职以后的感情，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抒发出来的。

文化语境指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例如：“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浣溪沙》）一个不了解中国地理特征的法国读者，对这两句词是很难理解的，作者词前有小序：“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溪水西流”，这有什么呢？塞纳河、卢瓦尔河、多尔多涅河、加龙河、莱茵河……哪一条不向西流？不知道中国山河特色的法国读者是会这样想的。事实上，我国的主要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的，作者在这里是把江河从西向东流同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过程联系起来，见到溪水西流，便产生了乐观思想，用流水尚能向西流，来比喻人生也能由老年转入少年，而主张摆脱、抛弃消极思想，不要再为白居易诗中“黄鸡催晓”、“白发催年”的话而心意沮丧。

社会环境又有两层含义：一是交际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是所陈述的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两者都是不可忽视的。例如：

⑤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鲁迅《习惯与改革》）

⑥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两例中对同一个人，用了两个不同的称呼，例⑤称“乌略诺夫先生”，例⑥称“列宁”；前者复述“乌略诺夫先生”的话，后者原文照引列宁的话，这是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因为前例写于1930年，那时社会已经不允许提列宁的名字了，后例写于1927年“四·一二”之前，那是革命高潮时期，是国民党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时期，公开谈论列宁是社会风气。

文化语境，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说话人和写作者的语境，二是话语（文本）中的事件发生时的语境。例如：

⑦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鲁迅《采薇》）

这里，表示时间用“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一说法，这是作者所想像的作品中故事发生时的社会环境，为的是给读者以历史的真实感。

心理语境指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例如鲁迅的《父亲的病》：

⑧“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鲁迅全集》第二卷288—289页）

当面称呼，应当用“爸爸”，不应当说“父亲”。而且作者十年前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就是用的“爸爸”一词。“爸爸”和“父亲”是非常平常的称呼语，作者的这一选择是慎重的。懂得现代心理学的鲁迅，选择“父亲”的意图是：要表示那时他在突然袭击面前，已经失去了正常意识，他呼喊“父亲”，这是衍太太导演、策划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强调自己的无意识，为的是减轻心理负担、减少负罪感。再如：

⑨“学程！”四铭记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长了声音叫，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程！”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糊纸锭，侧耳一听，什么也没有反应，又见他仰着头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尽力提高了喉咙，尖利的叫：

“  儿呀！”

这一叫确乎有效，就听到皮鞋声橐橐的近来，不一会， 儿已站在她面前了……。（《肥皂》，《鲁迅全集》第二卷45页）

⑩“……你可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后院子里，——就是老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孤独者》，《鲁迅全集》第二卷105页）

例⑨，学程对自己的学名“什么反应也没有”，对小名却反应如此之快，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家里。学名是上学用的，是对社会的。家里人，特别是他的母亲，平常都是叫他小名的。母亲叫他学名，是偏离常规的现象，是顺着丈夫的口气在说话。例⑩，“老太太”和“老家伙”是同义的，但有感情色彩的区别，“老太太”是尊称，“老家伙”是贬称，是骂人话。魏连殳对大良的祖母先是称为“老太太”，后来叫她“老家伙”，这一称呼语的改变，是他的社会地位和人生态度改变的产物和标志。大良的祖母对一个中学教师的“老太太”的称呼有点反感，说是“迂”，对“老家伙”的称呼反而得意洋洋，很是赞美。这反映了她的庸俗无聊的心态。

适应语境准则，并不是要消极地迎合语境。适应语境准则也包含选择语境和创造语境。修辞艺术首先是选择语境的艺术。选择大城市中心最大的商场购物大厅来研讨学术问题，或交流个人感情问题，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两个人之间的纯属个人的小矛盾，在没有第三者参与的时候，容易沟通。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矛盾不但不易消除，反而很容易扩大和激化。这类小矛盾，在办公室里谈，同在草地上、茶馆里、饭桌旁谈，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个人感情的交流，在办公大楼里，同在小河流水的郊外、鲜花盛开的季节、花前月下，效果更是全然两样的。

适应语境准则还要求表达者积极地改变语境，更进一步说，还要主动地创造语境。《三国演义》中的刘琦，创造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只有他和诸葛亮的“二人世界”，诸葛亮才给他出了好主意。创造语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保证。

七　前提

前提是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用录音机录下一组普通的句子，在喧闹的环境中播放。喧闹声很强，使被试者只能勉强听到句子，因而很难理解它。主试者先告诉听者，这些句子是关于某个话题的，如关于运动方面的。听完后要求听者复述句子。听者便把理解为关于运动的话复述一遍。接着，主试者告诉听者他们将听到关于另一个主题的句子，如关于天气。听完后也要求听者复述一遍，听者便把理解为关于天气的问题复述一遍。如此做了几次，每次听者都能复述出一些符合话题的句子。实验结束时，主试者宣布：他们各次所听到的其实正是同一录音带上相同的话语。这时大部分被试者表示难以置信。这表明，人们总是依据前提对话语进行理解的。

前提可以分为：语言中的前提和语用中的前提。语言中的前提是属于整个社会集体的，是在运用语言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语言材料的必要条件。例如，“心急、心酸、心肠、断肠人、满腹经纶、一肚子坏水”，其前提是心、肠、腹、肚子等是思维的器官。语用中的前提指的是交际活动中双方已知的信息，是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例如，“你又笑了”。其前提是你先前笑过一次。

前提，是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讲的就是前提在交际活动中的重要性。前提的重要性还表现为：相同的话语，前提不同，其含义也不同。例如，“为了您的健康，以后要少喝点酒。”如果这人本来是个喝酒很多的人，意思是要他减少喝酒，最好是不喝酒。如果他本来不喝酒，则是要他去喝点酒。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读本专业的书速度快，理解深，而读其他专业的书，不仅速度慢，而且理解极差。这说明，理解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有一个知识前提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人们是运用自己的全部的知识、经验去理解话语的。苏轼在《日喻》中写道：有一个天生的瞎子不认得太阳，便问别人，人家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他敲响铜盘听了听铜盘的声音，后来他听到洪钟的声音便当作是太阳。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光芒像蜡烛。”他摸了摸蜡烛，后来便又把短笛当作太阳。“太阳的形状像铜盘”，“太阳的光芒像蜡烛”，这些话都不错，但天生的盲人却闹了笑话，因为他缺乏理解的前提。

交际活动中的前提，包括了说写者和听读者的思想、经历、知识等。双方前提多而且明确，则很少的话语就能传递很丰富很准确的内容；反之，前提少而含糊，则虽然说写了许多，传递的信息还是有限而不一定准确的。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甲请乙传一句话给丙，如：“103。2个。字典。”乙不知何意，问甲：“什么意思？”甲说：“他会明白的。”可能是：甲请丙在103教室先占两个座位，并将《英汉词典》带去。丙会明白，因为丙和甲之间有一个前提在；乙不明白，是因为缺乏这一前提。有一篇叫做《相亲》的小说中，主人公收到一份电报，只有九个字：“28岁　4分　高中　中教”。这是现代汉语，但对发报人、收报人之外的第三者，岂不是一份天书？但收电人是明白的，你看他的解释：“你莫小看这九个字，翻译出来可就惊人啦：二十八岁的姑娘，相貌可以评四分（按当时流行的‘五分制相貌评定法’），高中毕业，中学教师。”如果发电人和收电人之间没有这个前提，这九个字就要用三四十个字来表达，甚至还要多一些。

《红楼梦》三十三回写道，贾宝玉听见贾政大喝道：“不许动。”便知道一定要挨打了，连忙对一个老妈妈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这个有些耳聋的老妈妈却将“要紧”理解为“跳井”。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她和贾宝玉之间缺少共同的前提，而在贾府中，丫环跳井的事又是常有的，而且是她所熟知而又关心的。黄宗英在特写《小丫扛大旗》中写道：

①她一见秀敏就说：“秀敏同志，你那发言稿哪？”

“啥？啥镐？”

“讲话的稿。”

“讲话还带镐？”

“不用稿也得有个提纲吧？”

“啥缸？”

“拿张纸把你要说的内容大概写下来，提防忘了，说溜了。”

秀敏一听说“写”，愣了。她抗着脖子：“我不会写。”

这是失败的交际活动，或叫“言语短路现象”，原因是交际双方缺少了必要的前提。秀敏把发言稿理解为劳动工具的镐，把发言提纲理解为生活用具的缸，这是因为她的词库中没有“发言稿”和“发言提纲”。

周立波在《湘江一夜》中写道：

②有一回，部队打了个胜仗，司令员高兴，存心要跟这憨厚的棒小伙子开点小玩笑，就说：“门虎，将来，你，”讲到这里，司令员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外表严肃地问道：“讨堂客有困难没有？”生长在北方的门虎不懂湖南话，把“讨堂客”听成“打坦克”，照例显出军人的雄赳赳的气概，豪情满怀地回答：“没啥困难，到时候，保证完成任务，管保叫敌人的破坦克有来无回。”几个南方人和懂湖南话的人都哈哈大笑。

这个玩笑的前提是，第一，方言差异的存在；第二，司令员熟悉门虎，“他的责任心很强。司令员交下的任务，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完成，从不打回扣。‘有困难吗？’每次交给了任务，董千照例这样问。‘没有，没啥困难。’门虎总是满怀信心地回答。”

前提在交际活动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考虑到前提这个因素，才有可能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繁复和简洁，通俗和艰深，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的选择，都应当考虑到前提这一因素。

八　视点

视点，就是人们在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运用语言表达时所处的位置，立足点，出发点。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一对象，横着看和侧着看，形象大不一样；从远处看和近处看，形象大不一样；从高处看和低处看，形象也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视点变换了。“远看像碧玉，近看像海洋。”（安徽民歌《小水库》）同一个水库，远远地看去，很小，所以像一块碧玉；走近一看，却很大，所以又像海洋。

视点可以分为：语言的视点和言语的视点。语言的视点是全社会所共同的，个人不能改变的。例如“河北、湖南、江南”以黄河、洞庭湖、长江为视点，“远东、中东”以欧洲为视点。言语的视点是交际活动中的事情，是临时的，可以改变的。

摄影的时候，镜头摇晃不定，会使图像模糊不清。在语言表达中，视点的暗中移动，会造成歧义和误解。例如：

①在今天人们的眼睛里，这个箭囊的颜色只能引起一种的想象，不知道它包含着坚决反叛朝廷的政治意义。原来在明朝，只准皇家所用的器物上可以用朱漆和描金装饰，别的人一概禁用。……然而我们如今看见的这位战士，从他开始起义的那年就背着这个箭囊。（姚雪垠《李自成》）

②14年前，他差点成为阿富汗的首位宇航员；14年后，他被任命为阿富汗目前的空军司令，尽管这支“空军”实际上连一架战斗机都没有。（《北京晚报》2002年2月24日）

③34年前寄求职信　34年后通知面谈（《北京晚报》2002年3月14日）

例①中，“今天”和“如今”本是同义词，但在这同一个上下文中，分别指两个相差三百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妥当的，是会造成歧义和误解的，这是作者暗中移动视点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至今”，指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班固写作《汉书》时，常常抄录《史记》原文，但《汉书》中的“至今”应得指东汉时期。例②和例③中，说过去14年或34年前，是以现在的时刻为视点的，但说到14年后或34年后时，显然是以过去为视点的。由于同时运用了两个不同的视点便造成了表达的混乱。

表达时暗中移动视点，会造成歧义。理解时，搞错了说写者的视点，也会造成误解。例如：“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唐人绝句。明人杨慎指责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升庵诗话》卷八）后来，何文焕反驳杨慎说：“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谓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下册823页，中华书局1981年）杨慎误会了杜牧的视点，作出了错误的理解，提出了不恰当的指责；何文焕正确地把握了杜牧的视点，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表达时，词语和句式的选择，时间和地点的交代，人物的称谓，景物的描写，语言变体的选择，这一切都和说写者的视点大有关系。例如：

④可是开课的第二天包国维到底买来了那瓶什么“康”。留级不用买书，老包留着的十多块钱就办了这些东西。老头一直不知道那“康”花了几个钱，只知道那新买来的一双硬底皮鞋是八块半。……包国维眼珠子生了根似地钉在墙上，耳朵边一块青的。可是头发还很亮：他搽过那什么“康”，只是没那么整齐。（张天翼《包氏父子》）

这是作者叙述的语言，但一再说“什么‘康’”，“那‘康’”，“那什么‘康’”，而不说“司丹康”。作者是明明知道叫司丹康的。这是在模拟包国维父亲老包的视点，他始终搞不清楚儿子所要的搽头发油司丹康是什么。

再如元睢景臣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⑤［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百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的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这里通过一个农民的眼睛在描写皇帝的仪仗队，所以不用“日旗”、“月旗”等术语，反而把凤凰说成鸡，把龙说成蛇。

时间和地点是相对的，例如：从前、现在、将来、早先、当初、后来、如今、最后、东、南、西、北、中、左、右、上、下、前、后、远、近……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说写者首先得明确自己的视点，才能把时间和地点表达得准确明白。

对人的称谓，通常都是以说写者自己的视点为基点的。但有了孩子的人，常借用自己孩子的视点来称呼亲人，“孩子他爷爷”，“孩子他姑姑”，或者说成“他爷爷”、“他姑姑”，甚至干脆称“爷爷”、“姑姑”。夫妻之间有时借用对方的视点来称呼对方的亲属：男子称岳父为“爸爸”，这是借用妻子的视点；女子称婆婆为“妈妈”，这是在借用丈夫的视点。由于视点不同，对同一个人便可以用不同的称呼。例如：

⑥我们县里凡有药场的社队，谁不知道秦师傅、老秦同志、秦老师呢？（黄宗英《大雁情》）

⑦可是闯王，我的李哥，如今嫂子同明远尚未回来，咱们的将士本来不多，又有许多染病不起，马上竖起大旗，能够不吃官军的亏么？（姚雪垠《李自成》）

例⑥有人称秦官属为“秦师傅”，有人称“老秦同志”，有人称“秦老师”，这是因为他们的视点不同，他们和秦官属的关系不一样。例⑦，袁宗第对李自成，先称“闯王”，后称“李哥”，是先从上下级关系，后从私人情谊两个不同的视点出发的。

语言表达时，视点要明确。同时出现两个视点，会造成歧义和误解。但是一个长篇言辞中，从头到尾把视点固定在一个地方，则显得单调、呆板。这正如始终从一个视点来拍摄一部电影，这样的电影会叫人厌倦。在电影中，视点是不断变换的：全景、中景、近景、特写镜头等。多种视点有规则地交替，统一而不矛盾。在语言表达中，也应当灵活地使用多种视点，而且视点的变换应当有规则，统一而不矛盾。

在叙事时，交替使用说写者的视点和描述对象的视点，这可以增加语言的变化美。如：

⑧“这毛虫！”

“瘌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鲁迅《阿Q正传》）

⑨任老四可是大变了呀！一早剃了头发和胡子，亮光脑袋上包着新头巾。嘿！腰带早不是一年前的稻草绳了。梁三老汉奇怪：他啥时新扯的蓝布腰带呢？新的装束，新的心情，要办新的事情。哟哟！任老四简直变成一个新人了嘛！社里照顾到他的小孩多，劳力少，把饲养员的职务分配给他，好把他那群娃子喂大。（柳青《创业史》）

⑩他看着、看着，忽然有个什么东西爬在他的腿上，吓得他打了个颤颤，忽地站起身来，嗬，原来是个大螃蟹，好极啦！他连忙把它逮住，再一转身，啊！四周那么多的螃蟹都在爬动着，嘿，这比大沽河的螃蟹又多又大，捉家去放在水缸里养着，该多好，多棒！他一时什么都不顾了，便东一头、西一头地开始捉螃蟹。（姜树茂《渔岛怒潮》）

例⑧，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又插入阿Q的内心独白。例⑨中对任老四的介绍，作者借用了作品中另一个人物梁三老汉的视点，通过梁三老汉的眼睛来描写任老四，通过梁三老汉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任老四的变化。例⑩中，作者叙述的语言和人物的内心独白——一个叫做春栓的孩子的内心独白，交错在一起，融为一个整体。

我国传统的小说是常常把作者的视点引入人物语言之中的。如：“吴学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请这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施耐庵《水浒传》五十二回）吴用当时是不会说“如此如此”的。这个“如此如此”，是作者为了行文的简洁、情节的起伏而虚拟的，也就是说它用的是作者的视点。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有一句：“活像个剥了皮的牛不老。”诗人后来改为：“皮开肉烂不忍瞧。”这句诗描写的是王贵被恶霸地主崔二爷吊打的情形。“牛不老”就是小牛。原句很形象。诗人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原句诗人采取的是冷眼旁观的第三者的视点，而改句诗人采取的是革命群众的视点，是站在王贵的亲人和朋友的立场上叙述事件的。诗人的视点的变换增加了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视点的重要，就在于它是解决语言表达的基本矛盾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语言表达的基本矛盾：客观事物是无限多的，人的主观思想是无限复杂的，但是语言符号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语言符号来表现无限多的客观事物，无限复杂的主观世界，当然是困难重重的。视点可以使语言符号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有限的符号便可以获得无限多的用法，满足了交际活动中多种多样的需求。

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视点问题。例如：“秋风明月下，斋日影堂前。”（齐己《题东林白莲》）“茶影中残月，松声里落泉。”（齐己《赠曹松前辈》）“床前倒秋壑，枕上过春雷。”（齐己《过西山施肩吾旧居》）

九　得体性

把握对象、保持自我、适应语境、明确前提、选择视点，可以认为是修辞的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吕叔湘在给本书初版写的序言中说：

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说明有一个原则贯穿于一切风格之中，也可以说是凌驾于一切风格之上。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只有适度才能不让藻丽变成花哨，平实变成呆板，明快变成草率，含蓄变成晦涩，繁丰变成冗杂，简洁变成干枯。这个原则又可以叫做“恰当”，那就是该藻丽的地方藻丽，该平实的地方平实，……不让一篇文章执著于一种风格。综合这两个方面用一个字眼来概括，就是“自然”，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借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也许有人要说，你提倡自然，岂不是要取消修辞？不，文章要自然不等于写文章可以随便。苏东坡在“文理自然”之后接着说“姿态横生”，这岂是信笔所至所能做到？文理自然而又姿态横生，这个境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的，是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接近的。所以不是取消修辞，而是要用加倍的力气去修辞。因为希杰同志没有在他的书里发挥这个意思，我就借写序的机会做点补充。

吕先生说的“适当”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性原则是修辞活动中的最高最重要的原则。例如：

①达：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露：（口快地）这样什么？

达：（叫她吓回去）呃，这样地好客，……这样地爽快。

露：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

达：（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得……

露：（来得快）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你不要拿这样好听的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曹禺《日出》）

方达生所说的话，字面上的意思和他心里所想说的是很不一致的。事实上他心中想的正是陈白露指出的那个词——“放荡”，但是，一来这对对方有刺激性，不得体，二来他的内心世界也不愿意说出这个字眼来。他一心想找到一个既不刺激对方，又能让对方明白自己心意的字眼。他的苦难就在于，决不能说出那个字眼，但又要表达出那层意思。换句话说，他是在追求得体的表达。但他没有成功，然而戏剧家成功了，深刻地揭示了两个人的心态，成功地表现了两个人的不同的性格。这里重要的不在于方达生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不敢说、不忍心说的那个字眼，当然他并不是不知道那个字眼。正是陈白露说出了方达生不敢说、不忍心说的那个字眼。方达生不说那个字眼，是得体的，陈白露说出那个字眼，是不得体的，但这个不得体是她的性格的表现，是她和他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产物。

朱光潜也很重视得体性原则。他在《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说：“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话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信心。”（《朱光潜全集》卷四22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得体性原则的本质是妥善处理好交际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不要走极端，保持适当的平衡。得体性原则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的得体指的是话语（文本）本身的得体，动态的得体指的是话语（文本）在社会文化心理的大语境中的得体。例如，为了提醒后面汽车的驾驶员，在自己汽车尾部写着：

②不要撞车！／不得撞车！／不可撞车！／请勿撞车！／切莫撞车！请保持车距！／严禁撞车！

新时期里出现了：

③请勿吻我！

这是比喻和拟人的结合：把撞车说成是接吻，这是比喻。代汽车立言，这是拟人化手法。再后来又有了：

④我怕羞！

这是双关：表面上是害羞，不好意思接吻。骨子里是害怕修理。据说美国的汽车尾部的提示语更是五花八门，例如：

⑤撞上来吧，我正需要一笔钱。（小汽车）

鸡蛋撞石头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型运输车）

老虎的屁股——碰不得！（油罐车）

饶了我吧，你赔不起！（小型豪华轿车）

请和TNT炸药车保持一定距离！（炸药车）

不能仅仅从修辞技巧方面来进行评论，必须联系民族、时代和文化及社会心理，作综合的考察，例如，“请勿吻我”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怕羞”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里，则是荒唐的莫名其妙的。“饶了我吧，你赔不起！”如果出现在中国，那一定会激起一般民众的强烈的愤怒，甚至会引发出过火行为，因为中国传统上就反对为富不仁，公开炫耀财富、以财富压人是违背中国文化的行为。“撞上来吧，我正需要一笔钱”。只有保险事业非常普及的国家才可能出现，在没有保险意识的国家里，这甚至是不能理解的话语。

得体性原则是全人类所共同的，但又存在着民族的差异。中国人见面的客套话是：“吃了么？”“到哪儿去呀？”这得体，是关心你。但在西方人眼中，不得体，你又不请我吃饭，问这干什么？我到哪儿去关你什么事？再如，人家夸奖你很聪明，中国人说：“哪里哪里，我一点也不聪明。”这得体，但在西方人看来，不得体，因为你否认了他的鉴赏能力，应当说“谢谢”。中国人请客吃饭主人说：“没有菜，没有准备，请马马虎虎地胡乱吃吧。”这得体，而在西方人看来，不得体，不真诚，不友好，没菜、没准备就请我，不是瞧不起人么？中国中老年遇到年轻人，喜欢说：“多大啦？有朋友了吗？叔叔（阿姨）给你介绍个朋友好吗？”这得体，但在西方人看来，这不得体，侵犯了他人的隐私。

得体性是一个社会文化心理问题，是一个价值概念。例如有一首题为《马桶》的诗：

⑥双眼摆动

思维由下腹努力提升

至社会般的高度

渣渣渣渣渣渣……滓（转引自骆寒超《20世纪新诗综论》606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

趣味低下，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很不得体的。

当然得体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地域而变化着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口就来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才得体，如果见面问道：“你在哪儿发财？”不仅不得体，简直是反动。甚至同一民族、时代、地区，不同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的人群，得体的标准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得体性原则的本质是在交际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例如创新和规范，创新就要打破和超越规范，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的创新就适得其反。例如：

⑦晚一个风向

过雨

回你时的

下阵里有的是

雨声

 

发把到头了的

就你松时

细的子

细长着（吴非《窗口》，《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中说：“这是什么诗？至少不是汉语——虽然‘字’和个别‘词汇’是汉语语言文字。既然不懂这种语言，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接受到他所传导的信息。”所使用的语言是说汉语的人不能接受和无法解读的，那么其表达效果就等于零了。（顺便说一下，“词汇”是集体名词，说“个别词汇”，不很妥当。）

思考与练习

（1）鲁迅在《推背图》中写道：“但我们按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明明这样，竟那样的。难就难在这地方。”（《鲁迅全集》第五卷90页）以这段话为例，谈谈话语同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

（2）“形容不出”或“不知如何说是好”的现象是些什么原因造成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为什么不受欢迎？

（3）为什么要提倡“实话实说”？“实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实说”？“实话”可以“虚说”吗？“实话”都必须“实说”吗？

（4）如何在适应对象和保持自我本色之间的矛盾中保持平衡？从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等中选择适当的例子来分析三类现象：（A）一味适应、迎合交际对象，失去了自我身份；（B）过分强调自我身份，全然不顾交际对象；（C）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了某种动态的平衡。

“察言观色”、看着交际对象的面色说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行为？

从修辞学观点上，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作一番分析。

（5）语境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

（6）语言内的语境（上下文）和语言外的语境（交际情景）是如何改变和创造话语含义的？选择合适的例子阐释语境同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

（7）用事实来说明选择语境和创造语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

（8）用事实来说明话语前提和话语含义之间的关系。

（9）举例说明视点的选择是如何提高表达效果的。举例说明视点选择在语言艺术化中的作用。

（10）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谈谈得体性原则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