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0日，深圳大学“东亚汉籍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以下为致辞全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主持人左江教授要我在这个开幕式上致辞，大概因为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另一个是深圳大学东亚汉籍研究所名誉所长。这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前面一个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后面一个是去年成立的，两者相距23年。无论中外的文化传统中，数字都是能体现神秘文化的一个方面，由此而扩展到每一个人，在他或她的生命中，有些数字会昭示幸运或厄运，或者成为一个富有深邃意味的象征。我想说的是，23这个数字，对我就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如果试举二三例的话，比如1975年8月23号，是我高中毕业后下乡当农民的日子；1978年2月23号，是我在农场得到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消息的日子；1984年12月23号，是我硕士毕业后第一次出境拿到签证的日子。这些日子似乎都意味着我人生道路的转折。今天在这里致辞，因为上述的特殊身份，又使我联想起23这个数字，那么，对于我们的东亚汉籍整理与研究的事业来说，它又可能昭示着什么意味呢？如果神秘的意旨不容凡人测度，那就换一个表述，我们对学术的未来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将近十年前，在座的孙卫国教授拟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组织一次以东亚研究为主题的笔谈，向我约稿。在我当时的观察和评估中，东亚汉籍的研究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作为“新材料”的阶段，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是作为“新问题”的阶段，主要是从文献中提炼其蕴含的特殊问题作分析、阐释；第三是作为“新方法”的阶段，针对文献特征探索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且认为到那个时候为止，学术界的整体状况大概在一二之间，少数论著在二三之间。所谓“三阶段”，只是就其总体趋向而言，其中必有交叉，并非泾渭分明；其中也有重叠，并非此起彼伏的取代关系。事实上，如果不论材料的质量、等级，“新材料”总是会不断涌现；如果问题的提出并不只是在材料本身，而更多取决于当下的种种困境，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同克罗齐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而面对新材料和新问题，势必也会不断呼唤处理这些材料和问题的“新方法”。时间又过去了将近十年，面对今天的学术现状，我们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晚清的陈衍在回顾中国诗歌史的时候，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元”说，也就是三个关键性的节点，它们是“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沈曾植又将“三元”改换成“三关”，只是用“元嘉”替换了“开元”。他对友人说，如果能“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三关”是一个佛教，尤其是禅宗非常著名的话头，有所谓“云门三关”“黄龙三关”等公案，代表了学人修炼的三个不同阶段。但禅宗最终希望能做到的是“一镞破三关”，也就是一箭射透三关。说这个典故是想要表明，我期待今后的东亚研究，也能够“一镞破三关”，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融为一体，用思想之箭射透材料、问题、方法。我就用这个意思和大家共勉吧。
今天的学术现状并不令人乐观，这可能导致大家在听到上述“共勉”时有飘忽在云端里的感觉。中国现代学术从上世纪初发轫，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学者间学术趣味的最大公约数还是“材料”。所以，对东亚汉籍的认识，多数人也还是停留在“新材料”的层面，并且每每引用或片面理解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诸语以自饰，但却只注重了“新材料”，忽略或遗忘了“新问题”。我在十多年前曾针对该现象说过：“如果没有新问题，那么即便有无穷的新材料也形成不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并且不无沉痛地感叹：“假如我们有幸遭遇新材料，却不幸建构成旧房子，其令人悲哀的程度甚至远过于无缘新材料。”所以在今天，我很想引用一句安娜·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的话：“伟大者探讨思想，平庸者探讨事件。”安娜不止是做了12年的美国第一夫人，成为美国历史之最，她还担任过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主导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她本人就是一个伟大者，不只是伟大的女性。思想和事件并非对立，用中国传统的表述就是“理从事出”，也就是章学诚说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是要在“事件”中探讨“思想”，而不是将“思想”沦落为“事件”。如果说，今天因为23的数字引发了我的联想，使我对未来有所期待的话，那么，最大的期待就是学术界能够从对“材料”的迷恋中摆脱出来，上升到对“事理”的探讨。刘知幾当年强调史学“三才”，以“识”为要。先师程千帆先生也曾再三教导我们：“不要把材料当学问。”“材料的搜集是‘学’，从材料中提出问题是‘识’，解决问题要靠提高理论水平。”“从作品中找材料是浅层次的研究”。这些原先对自家入门弟子讲的“私房话”，现在都已经公之于众了，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善加体悟。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在深圳期间身心愉快，在离开鹏城之后更能鹏程万里。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讲于深圳
转自“深大东亚汉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