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讲话提出的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工作的重要指示，抓住了考古学的核心工作内容，尤其是强调要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来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对中国考古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古人行为的产物，是真实发生过的自在历史的物质遗存。虽然有学者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自己会说话”，但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些物质形态的古代文化遗存自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而是需要通过研究、阐释，才能确定其时代与性质并推测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研究阐释就是指史学家使用特定方法和理论模式，遵循特定学术范式对古代遗存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在阐释或解读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背景和关联体系中推测其年代、性质和功能，赋予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阐释是史学家面对史料和考古遗存现象的首要任务，只有通过阐释，那些考古发现才具有历史价值，成为我们构建历史叙述的有用材料，否则永远只是一堆材料，构不成历史学的一部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约昂·吕森所说：“仅仅学习历史事实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永远是阐释的结果。”所以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说：“寻找考古材料的意义始终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挑战。”
在缺乏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即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构建古史叙述完全依赖考古学，阐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概念与理论主要借自人类学。古人云“礼失求诸野”，今人讲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意思大致相同，其理论前提是单线进化论。布鲁斯·崔格尔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考古学不是与历史学就是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传统上，如果考古学家们研究自身祖先的物质遗存或者文献资料足够充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或者年代稍晚近，但技术原始的文化时，考古学家们往往不相信这些文化与自己的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此时考古学就接近于人类学。”路易斯·宾福德和伊恩·霍德也都认为人类学提供了关于物质文化与考古学重建之间的详细关系的直接信息来源。在史前历史研究与叙述中，我们常用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氏族”“部落”“酋邦”“图腾”等概念与理论均来自人类学。
进入原史时期，尤其是文献资料丰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正如前引布鲁斯·崔格尔所说。如何理解并处理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理论问题，即中外考古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考古学本质上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问题。对于具有悠久的文献史学传统、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根深蒂固的“证经补史”思维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对此更应该有深入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科学地处理好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否则就难以突破传统史学的既有范式，也难以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发挥考古学的优势，开拓以考古学重构上古史的创新之路，真正实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目标。
一、考古学、历史学与广义历史学
在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首先要明确本文所涉及的三个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广义历史学？
广义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已经成为过去的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重建其发展历程，探讨其演变原因的学科。它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目标：一是通过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过去的人及其文化；二是通过残存下来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研究过去的人及其文化。前者为传统历史学，或曰狭义历史学，后者为近代兴起于西方并引入中国的考古学。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由此形成一套自己的史料发现、甄别、应用等方法和历史叙述体系，如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纪传体、编年体等。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由此，考古学也形成一套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发现、发掘、描述、记录与保护古代遗存，获取其所蕴含的古代人类历史信息、解读其文化性质和意义的方法与理论，如田野发掘方法、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各种科技手段的应用，等等。虽然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在研究资料和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目标都是重建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和传统历史学都属于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各有其优势，相辅相成，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夏鼐说：“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实物，即物质的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门。”苏秉琦说：“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国外许多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如皮柯特指出：“除了研究资料不是有意识地保存或记录的之外，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罗伯特·沙雷尔说：“显而易见，考古学与历史学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两门学科都是要获得对人类过去的认识。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信息来源的不同，而这也导致了研究过去的方法论和技术的差异。历史学主要研究过去的文字资料，而考古学主要研究过去的实物遗存。”“因为有了这些区别，历史学与考古学通常互为补充，两者合起来能展示出更完整的历史记录。”
尽管考古学和传统历史学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学，但两者毕竟在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关注视角、历史阐释与叙述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我们如何客观地看待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如何科学地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科学地认识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对方的不足，实现重构上古信史的目标。关于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首先可以从传统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意义和考古学对传统历史学的价值两个角度来讨论。
二、传统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意义
对于考古学来说，传统历史学至少发挥了以下几方面作用。
首先，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线索。比如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考古调查、邹衡对早期晋国都城遗址的调查等，都是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开始的。徐旭生在1933年开启他的陕西周秦文化考古调查时说：“周秦民族迁移之地，由史传所言迁都之地，略可考知。最初后稷居有邰（今栒邑）；后公刘迁邠（今邠县）；至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今岐山）；文王迁丰（今沣水西，长安户县交界地）；武王迁镐（今沣水东，长安县西南境）；懿王时迁犬丘（今兴平）。……秦族先世所居，西垂、西犬丘、秦，均在甘肃境内。后文公居汧渭之会；宁公居平阳（似在今凤翔县界内）；德公居雍（今凤翔）；灵公居泾阳（今泾阳）；献公据栎阳（今高陵）；孝公居咸阳，则均在陕西境。此次原拟先考察丰镐，后顺大道西行，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南转至宝鸡，或自渭水南眉县、周至、户县东返，考察丰镐、咸阳、犬丘、岐下、平阳、雍，及汧渭之会。”1943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也是专门以文献记载的周人政治中心邰、豳、岐、丰、镐为目标开展考古调查。又比如，德国的施利曼以《荷马史诗》所述内容为线索去寻找特洛伊古城和迈锡尼，在土耳其小亚细亚濒临爱琴海的一个小山丘上发现了重要的早期遗址和金器，在迈锡尼狮子门内发现了几座大墓。这些都是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都城，施利曼发掘的遗址是不是特洛伊，哪一时期遗存可能是特洛伊，迈锡尼大墓是不是阿加美农的墓，都不是能简单地被这些发现所证实的。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些遗址的性质有多种多样的看法，根据文献记载将它们解释为夏都、特洛伊和阿加美农墓只是其中的一种阐释而已。正因为如此，施利曼以这些发现来证明《荷马史诗》记载的真实性受到学术界批评。
其次，文献记载为阐释考古发现、建构历史叙述提供了模式。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自身不会说话，文献记载所提供的信息为许多考古遗存的功能、性质和意义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模式，尤其是在保持有大量文献的历史时期，文献记载提供了主要的解读模式。宾福德曾强调从文本证据产生出中程理论的可能性。罗伯特·沙雷尔说：“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常常可以利用文献确定遗存的性质并进行解释。在原史时期，后世的文献有时折射出早期的信息，可以用来支持考古的解释。”殷墟遗址之所以称为“殷墟”，并被认定为商晚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所以被认定为早商都城亳或傲，二里头遗址之所以被认为是夏都，陶寺遗址尧都说，多处考古遗址为黄帝所居说，对商周墓地作“族墓地”的解读，三代青铜容器被认为是“礼器”，功能为祭祀用器，象征等级、地位等，都来自学者以文献记载为模式对考古发现的遗存的性质与意义所做的阐释。同样，对更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定名，以及功能与性质的分析，除个别观点来自人类学知识，大多也是学者利用两周以后的文献记载所做的解读。
对于古代历史叙述的建构来说，考古学的历史叙述有时也需要历史文献记载所提供的时空体系，尤其是进入历史时期。对于史前时期，学术界基本是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或人类学中相关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来建构历史叙述。进入历史时期后，来自文献记载的历史体系成为我们解读考古学文化性质、构建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式，如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等等。
从解读对象与解读模式关系的意义上讲，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不是“二重证据”的关系，所谓“二重证据法”在学理上是不成立的。尽管出土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可能存在自洽现象。对此，我们已有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文献的文本性和模式的多元性，不同学者对文献记载有不同的理解与选择，这必然带来对考古发现的不同阐释与解读，导致阐释与解读的多元化。例如，在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中的夏对应问题上，迄今为止学术界存在十余种不同观点。
最后，文献记载弥补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的具体人物与事件，或者抽象的组织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短板。正如有学者所说，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它本身蕴藏了过去大量的人类活动的信息，但凭本身形式，直接地直观地传达出来的并不多，像它所蕴蓄的关于人物、事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等信息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它不如文字史料（包括语言和图像）。文字史料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实的虚的、具体的抽象的、个别的综合的都有，实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而真实的历史又离不开具体的人物、事件、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文献记载在这方面弥补了考古学的不足，与考古学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互补关系。
三、考古学对传统历史学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传统历史学来说，新兴起的考古学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获得了传统历史学所不能提供的历史信息，补充了传统文献记载的片面与空白，大大扩展了史学的认知面。对于史前史来说，考古学发挥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将历史大大往前延伸，使我们对缺少文献记载的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发展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一点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进入历史时期，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强烈政治性和致用性，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内容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活动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其他社会活动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掌控话语权的皇权和精英成为文献的中心，他们的言行是记载的主要内容，沉默的大多数被忽视、被扭曲。梁启超指出，作为中国皇权专制王朝时代的产物，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四弊，复生二病，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而“单靠帝王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
考古发现提供了突破文献文本的可能性，考古学资料提供了文献中未记载的古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一般物质文化面貌、古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被忽视的地域文化、基层社会面貌等，大大地补充了过去被忽视的历史，展现了历史的另一面，使我们直接感受到古人及其文化，为我们建构古史提供了直观依据，丰富或改变了传统的古史叙述与想象。例如新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其次，考古学有助于我们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种种偏见和错误，为无休止的历史学争论提供了实证性的评判标准。更主要的是考古学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的诸多观点、观念，甚至历史叙述体系。有人说“考古学家一出手，历史学家抖三抖”，考古发现正在不断修正传统历史学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影响巨大的观点也被考古发现所改写。比如，据文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纸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的，但20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陕西发掘出土一批西汉纸，将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300年，蔡伦造纸说也变成了蔡伦改进造纸术。这类例子很多。
就考古发现改变传统史学观念来说，中国的考古成果已迫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万民一祖，千古一系”的炎黄传说历史体系，中原文化中心论受到质疑。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既是多源的，也是多元的，每个时代每个区域的人民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多元一体”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多元一体”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地多元文化不断接受文化大传统，融入“一体”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同时各区域文化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文化小传统，大小文化传统互动共存使中华民族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需要，在传承中发展并保持活力。融合与创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历史叙述体系，将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转变为考古学文化史体系，将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物质文化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所有人为对象的历史叙述，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进入历史学的视野。
再次，考古学为研究与阐释历史提供了诸多新视角、新理论。比如，关于文明起源与国家出现的动力与原因，有生态环境论、人口增加论、技术进步论、战争论、文化传播论等各种观点。对于文化的兴衰和朝代的更替，也有不同角度的新解释，拓展了视野，深化了研究，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和儒家道德史观的简单化解释。
最后，考古学成果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古代文献记载不是客观、准确的历史实录，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文本，具有明显的文本性。文献记载的形成与流传背后隐藏着撰述者、注释者的主观性和话语霸权，即谁在说？谁在写？为何说？为何写？说什么？写什么？作为文本的文献记载，一方面保存了很多有历史学价值的，值得我们参考、利用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其本身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也充斥着各种偏见、选择性记录、想象推测、以讹传讹、编造杜撰、权力操控、自以为是和过度的诠释与演绎等。
虽然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了某某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梳理早期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就会发现，中国考古发现虽然证明了一些古代文献记载是有所依据的，但更多的是证明了古代真实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补充甚至颠覆了相关文献记载和传统认知。比如，韩城芮国墓地的发现与文献所记载的芮国地望不同，文献记载的晋国早期封地与考古发现不同，文献中失载的南方曾国，等等。又比如，关于先秦丧葬制度，文献记载见于《左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对照考古发现的两周墓葬遗存资料，我们知道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出于理想的建构，并未实际存在或实施过，墓地内墓葬的分布、随葬品的多少和组合、墓道的多少等都不似文献记载得那么严格有序，所以有学者指出：“《周礼》所说周人族坟墓的两种类型（‘公墓’和‘邦墓’），具有某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文献记载具有明显的文本性。
对中原以外周边族群文化的文献记载同样如此。由于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献基本都是中原人以汉字撰写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原文化中心观及由此带来的中原文化优越论和对周边异域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异域与他者的想象”带来文献中的“想象的异域与他者”，犹如赛义德所讲的近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描述中，天下由诸夏与四夷组成，诸夏居中，文化发达，四夷僻处四周蛮荒之地，文化落后。《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史记·赵世家》载战国赵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关于周边族群文化，则如《国语·周语中》所载：“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又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类记载也见于《淮南子·坠形训》和《汉书》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对周边族群、文化的偏见与歧视。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显示，各地区的古人都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辉煌文化，古代的周边地区文化与中原一样发达，如商周时期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等。在更早时期，如北方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陕北以石峁、新华等大型遗址为代表的陕北龙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东南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等，其社会组织、技术发展水平和文化成就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文化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高。
四、文献的文本性与传统上古史叙述的建构性
在利用文献记载阐释考古发现、弥补考古学的欠缺时，我们要特别强调上古文献记载的文本性与相对性，尤其是有关原史时代的文献，遑论有关史前时期的传说时代文献了。
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形成原因复杂。首先，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说：“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比如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显示，六经是经历很长时间的书写、记载、汇集、编纂和传承而逐渐定型的，经典的传统，恰恰又是漫长传统之下的产物。
其次，古书创作者的目的、动机影响古书的内容与价值偏向，甚至导致伪造古书之风的盛行。古人著书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留下全面、客观的史料，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实现自己的目的。《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诸子之书常借古喻今，以古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甚至编造历史故事来宣扬自己的哲学思想。墨家的“禅让”故事如此，儒家的伯夷、叔齐故事也大抵如此。故梁启超说：“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一语道破有关古代文献记载的真相。由此可以推知，古代文献中的三皇五帝谱系、黄帝体系、禅让说等，都不过是为宣扬某种政治理念，证明权力合法性和行为正当性而建构出的上古历史叙述。
即使如孔子秉持“述而不作”原则所编纂的《春秋》，其目的也是宣扬儒家思想理念，通过“笔则笔，削则削”，使用隐含褒贬的文字等手段将自己的理念贯彻于历史叙述之中，最终实现使“乱臣贼子惧”的政治目的。至于是否会损害到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则是排在第二位的。刘知幾指出《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即五种不实事求是的过度赞美和十二类矛盾、问题，这些都是违背历史实录原则的。同样，《史记》也充满着太史公的选择、想象与虚构，表达了他的价值观和立场。
清代崔述提出中国古代文献有“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现象。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进一步指出上古历史叙述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存在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史实的现象。表现之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了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了秦代有三皇，到了汉以后有盘古等。表现之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任务愈放愈大。因此，顾颉刚提出对中国上古史叙述体系要“四个打破”，即（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史为黄金时代的观念。
如前所述，不仅考古学的诸多成果证明了传统文献记载的文本性和相对性，而且通过出土古代简册内容与流传文献内容的对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伪造、篡改古书的现象。从这一点看，“疑古”在当代并没有过时，中国古史研究远没有到走出疑古的时代。
文献的文本性、建构性决定了利用文献信息对考古发现所作阐释与解读的相对性和多元性。除此之外，还存在相关文献记载是否适用于解读某种考古发现以及两者之间在内涵上是否能对应，即是否具有同质性的问题，比如，利用两周时期甚至更晚的文献记载去命名、阐释更早的文化现象，以东周和汉代文献记载命名新石器时代玉器，如良渚文化的琮、璧并解读它们的功能、性质等是否科学？文献中的朝代、国家或族群与以物质文化，尤其是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否对应？
五、走出“证经补史”史学思维，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一）考古写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近代兴起的科学史学质疑了传统的史观与古史叙述体系，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黄金时代的幻想，而近代的中国社会又迫切需要重建自己的上古史。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提出要通过重建新的民族国家史来培育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培养新国民。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写道：“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说他的志向是：把中国人的脑袋界定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出来。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出人家不要的古迹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夏曾佑、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都有重建民族国家通史的志向与实践。
文献自身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和以传统上古史体系统领考古发现来重构上古史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与问题，使大家认识到，传统历史学已经难以承担建构科学可信的中国上古史的重任。中国学术界急切希望有新的史料、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来重构上古信史。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恰逢其时，中国考古学被学术界寄予厚望。李玄伯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胡适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历史。”顾颉刚也认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古器物学的常识是前几年早应备的，到这时，书籍文献既经整理好，实物方面就更当着手研究。”苏秉琦说“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要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最重大问题。
（二）考古写史展现广阔前景：对中国上古史的新认识与新叙述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多学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种专题研究广泛开展。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性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这些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丰富了历史内涵，改变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当代科学思想观念的传播。
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提供了传统历史学不可想象的新发现、新史料，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化进程等，如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宫殿、仪式性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设施、手工业作坊、显示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聚落群变化，以及象征王权、神权、军权和复杂礼制出现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从重构上古史体系角度看，20世纪70—80年代，夏鼐、苏秉琦和邹衡等系统地构建了新石器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体系。苏秉琦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和“古国—方国—帝国”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叙述体系，认为中国古代从氏族公社向国家的转变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道路，国家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国家的形成有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三种，进而否定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观和上古黄金时代论。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多区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强调中原文化区“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进一步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认为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即“多元一体”。
同样，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考古学文化、周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不仅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礼制、政治体制等众多方面从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诸多传统历史学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两周时期的曾国与中山国历史，等等。
这些成果证明了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争议巨大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尽管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存在着试图以“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左右考古学，将考古学文化体系纳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体系之中，似乎中国考古学如果没有发现并证明三皇五帝与夏商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就没有实现学术目标的学术倾向，但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传统治史思路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奠定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标志意义，尽管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在学术界仍存在巨大争议。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应该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并展开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
总而言之，基于史前文献的缺乏、古代文献的文本性和以文献记载阐释考古发现的相对性，我们认为，“证经补史”（或曰“历史学倾向”）的研究思路和治史方法不是重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中国上古史的出路，重建上古史需要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实践证明，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的“考古写史”才是重构中国上古信史和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虽然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但中国考古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也不是人类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仅仅提供了某些阐释模式和历史信息的补充，正如伊恩·霍德所说：“考古学既不是历史学也不是人类学，它就是考古学。”尽管在具有悠久考据学与传统史学传统以及丰富文献记载的中国史学界，“证经补史”史学思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证经补史”和验证文献记载不是考古学的核心目标，超越传统的古史叙述体系、重构中国上古史才是中国考古学的根本目标。过度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和历史学倾向只会限制中国考古学阐释和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导致学术研究陷于毫无结果的无穷争论之中，进而抑制创新思维，阻碍对中国上古史的重构和多元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厘清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跳出“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范式，摆脱固有的定势思维禁锢，“考古写史”一定大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将有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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