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古史观念，可以用“三皇五帝”一词概括。从先秦诸子开始，此观念逐渐酝酿形成，司马迁的《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端，此后又有人补作《三皇本纪》。
“三皇”指燧人、伏羲、神农，也有说是伏羲、女娲、神农，“三皇”之说近于神话，此处不予讨论。“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将其作为历史人物对待，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一些真实情况，故有必要认真对待。
一、“族团”与“帝系”——“黄帝王朝”存在吗？
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五帝本纪》）
司马迁此说源出自《大戴礼记》的《帝系篇》，为儒家的古史传说，太史公原样照抄下来。按照司马迁所记，黄帝二子玄嚣、昌意，帝喾和尧出自玄嚣一系，颛顼、舜、禹出自昌意一系，五帝皆为黄帝后裔，则“五帝”时期实为世袭一统的“黄帝王朝”。
我们推想华夏文明的初期，必无如后世秦汉一样的统一王朝。所谓“黄帝王朝”，是战国以后至秦汉的人，熟悉于中央王朝大一统的趋势，以此构想古史而得出的结果。
民国史学家，如“古史辨”派的顾颉刚等人，对此完全否认，认为这类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古史”，经过了后人（主要是先秦诸子）的添油加醋，所以完全不可信。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诗经》时代”开始，傅斯年等人称为“截断源流”，北大的青年学子皆为之群情振奋，有耳目一新之感，对新文化运动有很大影响。顾颉刚、胡适等人对传统古史观念的怀疑，并非没有理由，其实清代学者崔述的《考信录》，已经提出对古史的怀疑。因为从客观的学术立场来看，认定五帝一系的“黄帝王朝”，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由此而夏商周，秦汉隋唐，“五德终始”，王朝循环，这种宏大叙事，看起来终究不像真实的古史，而更接近于秦汉以后的历史想象。
古史传说虽然不可信，但仔细辨析，结合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其中也有现实的一丝影子，并非完全向壁虚构。
“古史辨”派是一种破坏力量，破坏了传统古史观念中不可信的部分，但目的并非摧毁古史，而在于重建真实的古史。重建古史，除了文献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最重要的应用，是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证明《史记》中《殷本纪》王系的正确性。王国维用甲骨文材料与《殷本纪》互证，写出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将中国历史的可靠源头推展至殷商，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
殷商之前的夏呢？乃至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如要得到确证，还是需要有明确过硬的考古学发现。目前的二里头、陶寺遗址考古，就是企图找到“夏”和“唐尧”。
在质疑“三皇五帝”的过程中，也有学者提出，所谓“五帝”，其实是早期各个“族团”的代表人物。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蒙文通提出早期有“河洛民族、海岱民族、江汉民族”，徐旭生则说“古代中国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各个“族团”的斗争和融合，最终凝结为上古的华夏族。而各个“族团”中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演化为“三皇五帝”的各种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人们对于“族团”的记忆已经模糊，遂按照当时人们的历史观，将这些人物认为是一个世代相承的王朝体系，这就是司马迁《五帝本纪》中“黄帝王朝”的来历。
李零还推测，“族团”是从“帝系”推演。古代帝系，因地区不同，帝系也不同，所以《世本》、《大戴礼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与《封禅书》的“五帝”不同。前者代表中原和中原偏北地区的“族团”，以姬姓为主，是周人的帝系，表示周人融合了这些“族团”。后者代表西北地区的“族团”，以嬴姓为主，风姓次之，包括姬、姜二姓，这是秦人的帝系，表示秦人在西北融合了以上“族团”。
在李零所说的“帝系”中，炎帝为姜姓。炎黄之争后，炎帝集团融入黄帝集团，为华夏族的前身。黄帝为姬姓，周人也是姬姓。姬姜集团始终合作，西周的王后大多出于姜姓。春秋时的姜姓国，有申、吕、许、齐。这些诸侯国，都是炎帝集团的后裔。
二、炎帝神农氏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所见，从公元前59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开始，已经有农业出现。这也符合中国古史中关于“神农氏”的记载。此后的中原仰韶文化（公元前5150—2960年）、河南龙山文化（公元前2590—2150年），农业一直在持续发展。龙山文化时期，粮食供应充足稳定，导致人口溢出扩散，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等各个支系。河南龙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直系后裔，农产品以粟、稷为主，收获量增多，有木工制作的农具，村落有围墙自卫，村落与村落之间有战争，坑穴中有埋藏的伤残骸骨。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出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直接接上了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据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二里头文化基本可以认定为夏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也出现了大量农业文明。考古发现的最早稻作栽培，在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4万年。此外还有长江下游的梁柱文化。但在距今4000年前，中国南方的文化出现了衰败迹象，村落缩小，人口减少，文化水平降低。良渚文化一度向北推移，但似乎不太成功。而北方、东方的文化，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则试图南下。南北文化有交流融合的趋势。
根据以上的考古学发现，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北方，在距今8000年到5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期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农业族群已经出现，这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而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并且出现了战争与宗教，这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则进入了“三代”（夏商周）的夏文化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神农氏”农业族群的后裔，领袖称为炎帝，大约在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早期，与黄帝集团发生战争。黄帝族群，据《史记》记载，以师兵为营卫，往来迁徙不定，可能是北方的游牧集团。炎黄之间的战争，是早期牧人和农夫的战争。古史传说中，黄帝在涿鹿、阪泉有过两次重要战役，这两处都在今天的河北北部，是历史上农耕区和牧区的交叠、冲突前哨地区，直到魏晋隋唐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进退依旧在这一线推移。炎黄之争后，炎帝集团和黄帝集团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的前身。
炎帝集团的后裔，一直在华夏族中发挥巨大作用。尧舜禹时期的“四岳”，是共工氏的从孙，姜姓，是炎帝的后裔。西周时期，姬姓和姜姓有密切的关系，西周的王后，大多数是姜姓。西周的诸侯国中，著名的异姓国，如申、吕、齐、许四国，都是姜姓诸侯国。《国语》说：“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申、吕、齐、许即“四岳”的后代，特别是齐国，在春秋时发展成为“五霸”之一，声势浩大。申、吕、许在今河南地区，齐国在今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炎帝后裔的势力在当时已经进入东方。
此外，《左传》中还有纪、向、州等国，也是炎帝后裔。当时还有一种“姜姓之戎”，《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晋国的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子驹支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晋）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姜姓之戎虽然是“戎”而不是华夏族，但他们是“四岳”的后裔，也是炎帝的后裔，这为当时的中原诸侯所公认。
三、炎帝神农氏与南方文化
炎帝集团除了在北方留存有众多的诸侯国，甚至包括华夏族之外的戎人族群，也有部分族群向南发展。
《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后有祝融氏。而战国时的楚人以祝融为祖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夔国与楚国是同姓国，夔国的君主不祭祀祝融，遭到楚国的谴责，可见楚人以祝融为自己的祖先。祝融氏有所谓“祝融八姓”，楚国王室的芈姓是“祝融八姓”之一。在夏商时期，祝融氏原居于河南，后来南下到洞庭湖一带，将当地的三苗部落排挤出去。祝融氏的后裔，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并成为当地的统治族群，此后形成了楚国、夔国等江汉地区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奉祝融为祖先，而实际上就是炎帝集团的后裔。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就有培植水稻的农业文明，炎帝族群中的祝融氏南下后，可能就与这些南方的古文明结合为一体，衍生出南方的“炎帝神农氏”传说，比如湖北随州的“烈山氏”，原本是南方农业文明的一个象征人物，后来也被称为“神农氏”。
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盛行，逐渐出现了“五方帝”的概念。“五方帝”是一个宗教神学概念，以五帝分配五行、五方，其中炎帝被分配为南方之帝。在南方各地的民间传说中，炎帝神农氏成了南方文明的灵魂人物。
甚至在越南的古史传说中，也相传炎帝为越南人的始祖。越南古史传说中有鸿庞氏开国称王的故事，《鸿庞氏传》中说“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岭，得骛仙之女，纳而归，生禄续，容貌端正，聪明夙成。……封禄续为泾阳王，以治南方，号为赤鬼国。”越南古代教授儿童的蒙书《天南四字经》，略相当于我国的《三字经》，其中讲述本国的历史说：“自鸿庞氏，曰泾阳王，系出神农，首肇封疆。”越南人对神农炎帝的记忆非常深刻，自认为炎帝神农之后，并以此为自己区别于“夷”的根据。清代时的越南文人潘叔直在其《国史遗编》中记载：道光年间，越南使者李文馥奉使北京，清人处以“越夷会馆”，李文馥乃作《辨夷论》云：“越南原圣帝神农氏之后，华也，非夷也。”可见在当时越南人的认识中，他们是炎帝神农氏后裔，属于广义的“华夏族”而非“夷”。由此也可见，炎帝神农氏对于南方文化的重要影响。
周建刚：江苏苏州人，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著有《周敦颐与宋明理学》《中国佛教史考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