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何其芳对红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自1954年至1963年十年间辛勤探索而成的《红楼梦》研究方法论。1954年，何其芳受“批俞评红”大讨论的触动，开始探求《红楼梦》研究方法；1955年至1958年，他剖析批判胡适派“考据法”，辩证对待胡适的考证成果，是其所是，非其所非；1959年以后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他在“文学理论研究班”和文学所讲授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研究方法”的方方面面，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了求实求是的优良学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基本方法和吸纳“新红学”考据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何其芳破中有立，构建了《红楼梦》研究求是法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具有系统性、批判继承性、超越性、变革性、指导性等特点。

关 键 词：考据法  辩证性否定  求是法  超越性发展

一、引言

红学界皆知，何其芳对红学的学术贡献是撰写出经典之作《论红楼梦》。但实际上，自1954年至1963年十年间辛勤探索而得的《红楼梦》研究方法论，也是他对红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何其芳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研究方法(以下简称“求是法”)引入《红楼梦》研究，并结合个人和同仁的研究经验，进行系统性阐述和整体性建构。

“新红学”百年发展史，既一路风风火火，又一路风风雨雨。新红学，既有一举清算“索隐派”，考证出“著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学养品格和创作情形，寻觅出《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以及《石头记》甲戌本、己卯本等脂批抄本等亮点；也有“自传说”“色空说”“高鹗续书说”等不断受到批判、备受责难的不足。仔细思量，造成此种两极状况的原因，皆是胡适提倡的考据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54年秋，“批俞评红”大讨论开启，何其芳由此开始了探索《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之旅。

实际上，何其芳关注古典文学的“科研方法”比这还要早一年。1953年2月，何其芳调任文学所副所长并主持日常所务工作。三个月后，为纪念世界级文化名人屈原，他撰写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屈原和他的作品》。也许是受职责和使命的召唤，也许是受时代变迁文化转型对垒碰撞的影响，也许是在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中，何其芳开始探讨新的研究方法，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

做研究工作，在这点(指“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引者注)上和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做实际工作应该是一样的：必须不凭主观的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只是详细占有材料，只是有事实的基础，也不一定就可以做出正确的评价。还必须提到理论的高度。也有这样的研究者，阅读了丰富的材料，却发现不了重要的问题，只能作一些材料的罗列。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这正是过去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一个致命的弱点。[1]245-246

这时，何其芳还没有把批判胡适派“考据法”提到研究活动中来。在一年后的“批俞评红”大讨论中，他才开始有意识地清理“考据法”，克服古典文学研究中“致命的弱点”，把“求是法”引入《红楼梦》研究。

二、“批俞评红”强化了何其芳的方法论意识

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年9月)及《评〈红楼梦研究〉》(1954年10月)的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的内部传达，揭开了“批俞评红”大讨论的序幕。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根据相关精神，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讨论会。

会上的发言涉及《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只就《红楼梦》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发言及此者有郑振铎、冯至、钟敬文、吴恩裕、黄药眠、范宁、何其芳、周扬等八位专家学者。

主持人郑振铎先生的开场白开宗明义，上来就揭示了会议重点和主题。他说，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于过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方法的研究批判”。他分析了当时的现状：“过去我们讨论古典文学的问题，是相当混乱的，甚至仍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去研究。而现在用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还很少。”他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认为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显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上有彻底改革的必要”。进而他要求与会者“对自己的过去重新估价；用马克思-列宁的立场、观点来批判自己的过去，以及人家的过去工作。凡是不合于这个立场、观点的，也就是说具有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特别是胡适的实验主义‘新红学’派的观点的人，全应该彻底的严肃的批判自己”。[2]

冯至、钟敬文、吴恩裕、黄药眠、范宁几位学者就会议讨论重点内容发表了不少意见，笔者围绕“研究方法”这个核心从中抽取几条思想线索，简述若干观点如下：

其一，考据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只是研究的初步、步骤和手段，不是研究的目的。

其二，资料的考据整理是重要的，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

其三，反对以实验主义为基础的考证。考据不能代替文学批评。

其四，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2]

在座谈会这样的话语背景下，何其芳的发言亦侧重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批评文章“证明了在《红楼梦》的研究中的胡适派的治学方法的完全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方法)的胜利”，指出俞平伯先生与胡适“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一样的”。[2]进而他批评了“新红学”的“考据法”：

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和著作，除了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李、蓝两位同志所批评的那些错误而外，在考据方面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常常流于琐碎和穿凿。胡适派的考据方法，因为是在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反动哲学实验主义的指导之下，其结果必然会走入枝节琐碎和穿凿附会。他曾经研究过屈原，但结果把屈原这个人都给否定了。他提倡“大胆的假设”，这就是提倡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他那种考据引导人脱离政治，忽视当前的重大问题，看不见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害了很多人的，是实际上帮助了反动派的统治的。[2]

这是何其芳原来发言准备中的内容，可以说分析得比较到位(虽然个别用语失之严厉严苛)。发言结尾，他受众人纷纷评说“考据法”和“新方法”的触动和启发，特意围绕研究方法临场组织了一大段话，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意见：

有些先生的发言讨论到了对考据的看法。我想，考据大概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掌握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任何问题，当然也必须占有大量的材料，辨别材料的可靠与否，并且对材料作一些整理。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任何问题，绝不停止在研究材料本身，而必须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用研究文学作品来说，就是必须研究它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给它作出总的科学的评价。这样，研究的材料就不能限于像胡适派那样只是研究作者的家庭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虽说这些也应该研究)，还必须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治情况、文化思想情况、文学的传统，等等，而在研究材料的方法上，也不是像胡适派那样“大胆的假设”，而是严格的实事求是。

吴恩裕先生刚才的说法，好像说胡适做了第一步工作，我们来做第二步工作就行了，把他的考据，把他的在反动的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考据全部肯定了，好像那种考据的方法可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存不悖，或者全部包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一样，我觉得是不对的。

当然，不赞成他那种实验主义的考据的方法，并不等于我们不可以把他的考据的结果拿来做我们的材料。他的考据的结果，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一概抹杀，也不能一概肯定。到底是对的多，还是错的多，这需要有人去专门研究一下。但一定有不少的靠不住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就说明考据也并不是完全可以离开立场、观点和一般的思想方法的。胡适派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不对，所以他们的考据也必然会有不少的问题。[2]

何其芳的这一大段话，《光明日报》刊载时是一个较长的自然段。本文引用时，为便于浏览和理解划为五个小自然段，也就是何其芳批评“考据法”提倡“新方法”的五条意见。下面分别解读。

第一条，何其芳在述说他讨论研究法的诱因和动机之后，提出了所讨论问题的核心论点：“考据大概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掌握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2]这个判断是科学的。它没有全部否定或取代“考据法”，而是隐含着“考据法”有片面真理性的余地，即其中有“近于我们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说的”掌握、辨别、整理材料的研究方法(以下简称“三材法”)的内涵。这里与“考据法”对举的“三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它的最早出处和经典表述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跋语：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93

马克思强调“充分地占有材料”，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最终“在观念(即理性)上反映”出“材料的生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延安整风”时期经过毛泽东的“中国化”解释发挥并大力倡导，迅速普及到全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理论工作者把这种研究方法归纳为“掌握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这是何其芳在讨论“考据法”时引用“三材法”的前提和背景。

第二条，指出在研究对象上“考据法”的视野狭窄、单薄局促与“三材法”的视野开阔、众多丰富。胡适派“考据法”的运用范围仅限于“研究作者的家庭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这虽然有必要，却不能解决文学批评中更多的问题。运用“三材法”研究文学作品，则需要“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治情况、文化思想情况、文学的传统”，需要“研究它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给它作出总的科学的评价”。[2]同时，何其芳还指出了“大胆的假设”与“实事求是”的对立。胡适对“考据法”的具体表述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何其芳在发言中提到胡适的研究方法，两次单挑只批“大胆的假设”，可见他认为“大胆的假说”唯心论的成分更多些。

第三条，何其芳对吴恩裕先生批评意见的辩证讨论。吴先生认为，“考证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调查研究’、一种去伪存真的工作”，何其芳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对的”。[2]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一种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吴先生径直把它与考据等同起来，就是把在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考据“全部肯定”下来，会使人误以为它“全部包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并与之“并存不悖”。[2]

第四条，提出对待考据结果的正确态度：“可以把他的考据的结果拿来做我们的材料。”[2]具体做法是“专门研究一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一概抹杀，也不能一概肯定”。[2]

第五条，指出批评“考据法”不能“离开立场、观点和一般的思想方法”。新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也应该强调“立场、观点和一般的思想方法”。[2]

这五条意见总体上比前六位学者专家的意见略胜一筹。它有破有立，破在弊处，立在高处，构成了《红楼梦》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新方法论的雏形。

座谈会热议“考据问题”，周扬在会议总结讲话中也专门谈及。他有些观点如“需要真正科学的考证工作”，“反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来进行考证”，“用新的观点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2]，是对何其芳等人观点的呼应、归纳和再强调。

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座谈会仅仅过去10天，11月2日，何其芳“批俞评红”的首篇文章《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何其芳的“座谈发言”和报上文章是同一时段思想脉波的同频共振，后面文章是前面发言的“放大版”和细密化。文章第三节，可说是“方法论”的专论。文章对“座谈发言”中所论“研究法五条”有调整、有补充、有修饰，使之更加充实完善。何其芳写道：

如果把考据解释为占有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也是需要进行这一类性质的工作的。然而，第一，研究文学作品不应该停留在只作这一类性质的工作上，还必须根据材料进一步去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一类性质的工作，还仅仅是对于材料本身的研究，只能解决一些材料方面的问题。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单有了材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能力。第二(原文为“其次”)，我们作相当于考据这一类性质的工作时，在目的、范围和方法上，也都是和胡适派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而不是为材料而材料。随着这个目的，范围也就不能限于只是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而还必须研究社会的情况、政治的情况和文化思想的情况。而且我们对于材料的占有、辨别和整理也就不能不有轻重缓急之分，不能轻重倒置。我们的方法也应该是严格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大胆的假设”。前人在这一类性质的工作上所得到的结果，当然我们是应该了解的，应该作为材料来利用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应该加以区别，并不能一概抹杀。然而，批判地接受前人在考据方面的成果，并不等于接受清代的学者或者胡适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

这段话重点讲马克思主义“三材法”与“清代的学者或者胡适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之处。有两个结论特别引人注意：我们的方法是严格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大胆的假设”；批判地接受前人在考据方面的成果，并不等于接受前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批俞评红”大讨论无疑强化了何其芳头脑中已有的“研究方法”意识，他已开始探讨用实事求是方法研究《红楼梦》的种种问题。

三、“把他的考据的结果拿来做我们的材料”

“批俞评红”大讨论的发起和推进，把一项新的历史性学术任务摆在了与此相关的所有人的面前：怎样对待和清理胡适派的红学思想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怎样对待和清理胡适派的考据方法？换句话说，纵横红坛三十余年的胡适派“新红学”遇到了尖锐挑战，红学发展走近了历史变更线，进入了转型期。

被批判的俞平伯是文学研究所的老专家。处于大讨论漩涡之中的何其芳是学术使命自觉、学术抱负远大、学术能力高超之人。在红学大讨论中，他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披荆斩棘，渐次走向这个历史性任务的舞台中心。

继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座谈发言之后，何其芳1954年11月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1955年3月推出了《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1956年11月撰写了学术长文《论红楼梦》，1957年1月作了《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演讲，1958年8月发表了《〈论红楼梦〉序》。这些文章和演讲，无论主题是什么，都无一例外涉及对胡适派“考据法”的评价这个话题，涉及对“新红学”的盘点清理。

何其芳认为，胡适派的考证结果“到底是对的多，还是错的多，这需要有人去专门研究一下”[2]。何其芳从1954年到1958年的上述文章和演讲，就下过一番“专门研究”的功夫。对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对胡适贬损祖国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非爱国主义立场，对胡适派“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以及烦琐考证，对胡适的“自传说”“曹贾互证”观点和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说”“情场忏悔说”“微言大义说”“钗黛合一说”等学术观点，何其芳都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给予学理上的批判。

稍微了解红学史的学人都知道，胡适早年师从美国学者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哲学。杜威的“实证思维术”，是包含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内涵的。胡适晚年口述自传时说：“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5]96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是胡适一生信奉的教条。“批俞评红”及接续进行的批判“胡适思想”，都旨在消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学术研究的危害，提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何其芳也是抓住这个“命门”来批判实验主义的：

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学派之一，它表面上用一些唯物主义的词句来迷惑人，实际上却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它否认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它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所说的“真理”，不是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标准，而是以令人满意和有效用为标准。胡适一直是很积极地宣传这种反动的哲学的。他自己说，他谈政治和谈白话文都是实行他的实验主义(《我的歧路》)。[4]

他在“实用主义”中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古来的哲学家可以随便乱说”，而且“你和我都不能断定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说的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因此，他主张：“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就是说，只要对于说的人有用，“随便乱说”都是真理。胡适的这种“随便乱说”当然是有用的，这可以抹杀历史上的阶级对立，否定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掩盖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反抗的残酷的镇压，并且一笔勾销了文学的生命——现实主义。[4]

学者的思想方法与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紧密相连的，前者是后三者的认识论基础。何其芳批判了胡适贬损祖国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非爱国主义立场：

五四运动时期的胡适，用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旧的索隐派，然而他在《红楼梦考证》中对于这部小说的解释和评价，却表现了他的轻视祖国文学遗产的买办思想，完全贬低了这部中国人民可以引为自豪的巨著的价值。他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了一个“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的家庭的“‘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它不过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胡适认为中国文学的“方法”和“材料”都远不如西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

何其芳也批判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考据方法：

他在考据上提倡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假设，他介绍杜威的思想时曾说明过，不过是从脑子里“涌出来了几个暗示的主意”中选择其一罢了，并不是经过大量地占有材料和认真地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所谓“小心的求证”也就实际上常常是寻找一些片面的有利于这种假设这种主观臆测的所谓“证据”来自圆其说。他常常说他所相信的科学态度是：“拿出证据来！”但他否认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否认《九歌》为屈原所作，断定《水浒》真有七十回古本，断定《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传，又何尝有什么证据？他说得那样肯定，随便讲一点完全说不上是证据的理由，有些人就被他唬住了。这也是害了许多人的。这引导人牵强附会地追求个人的创见，大胆地制造一些根据十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新奇的说法，因而不能给予读者以正确可靠的知识。[4]

何其芳的批判确实抓住了胡适派立场、观点、方法上的“软肋”，刀刀见血，触及痛处。这说明，胡适自诩的“科学方法”，在其片面真理性之外，确实有“不科学”乃至“反科学”的东西，误导或贻害涉世不深、没有鉴别能力、没有学术经验的青年读者。

如果说何其芳在“方法论”探索中对胡适派“新红学”的盘点清理是“学理的批判”的话，那么，他所采用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思想方法更值得重视。何其芳将这种思想方法运用到分析胡适派“考据法”时说：“他的考据的结果，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一概抹杀，也不能一概肯定。”[2]这种思想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经常强调的方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何其芳在“批俞评红”以来，使用辩证法区分事物性质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他对胡适和俞平伯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所作的性质不同的判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我们首先应该批判的。俞平伯先生与胡适在政治上是不同的，但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一样的。”[6]

之后的实践表明，何其芳把胡适、俞平伯在政治上的“不同”与在学术上的“基本一样”严格区别开来，就既可以放手自由讨论，以分清学术是非；也可以大胆保护乃至支持政治上进步的老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何其芳的观点有利于堵死“学术批判”滑向“政治批判”的通道，使学术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1956年夏季，观念上明确区分政治与学术界限的何其芳，就为俞平伯“讨回”一个“公道”。该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首都科学文艺界代表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征求意见时接受了何其芳多次提出的意见，加了这样一段话：“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7]

何其芳这段话非同小可！陆定一的报告稿，经过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批示，顺利通过。其中何其芳所加之语几乎原文保留。陆定一的报告，是面向2 000多位科学家、文艺家讲的，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个“大动作”！

心中有了辩证法，何其芳就能随时指出俞平伯的考证和研究的积极成果。即使俞平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红楼梦》的微小进步，何其芳也郑重指出。试举几例：

(1)由于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高涨，古典文学受到了从来不会有过的广大读者的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二十七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再版机会的《红楼梦辨》才有可能改编为《红楼梦研究》，重与读者见面。

(2)在(《红楼梦研究》)自序里面，俞平伯先生说到了过去把《红楼梦》看作曹雪芹的自传的错误，他说：“《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

(3)把《红楼梦》的内容从感叹个人身世扩大到主要是对封建地主家庭有所否定，虽然这样的理解还是远为不足的，总算是一个变化。

(4)俞平伯先生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说“大约作者对钗黛晴袭之间确乎有些抑扬的，只不如后来评家那样露骨罢了”，对他过去的看法有些修正。

(5)列举更多的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确系续书，说明高鹗的“利禄熏心”的思想和曹雪芹不同，指出在艺术方面续书远不如原著，但仍肯定其保存悲剧的结局，这是《红楼梦辨》的可取的部分。

(6)最近两年来俞平伯先生主要是在作《红楼梦》文本的整理工作。如果能够认真地校勘各种版本的文字的异同，在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比普通的本子文字更完美并更接近原著面目的《红楼梦》来，这对读者是有益的。[4]

这六条，文字不多，分量很重。第一条，指出《红楼梦辨》改编为《红楼梦研究》得到再版的原因，是俞平伯顺应了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高涨”，适应了广大读者前所未有的重视古典文学的大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正在被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是爱国热情和读者愿望的产物，俞平伯出书的政治动机不成问题。第二条，指出俞平伯修正了“新红学”考证派核心观点“自传说”，承认其错误并开始改正。第三条，肯定了俞平伯把《红楼梦》的内容由“感叹个人身世”提升为否定“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变化”。其实，这不只是“内容”的变化，也是“主旨”的变化。第四条，肯定了俞平伯对宝钗黛玉“两美合一”说的修改是正确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根据脂砚斋批语提倡“两美合一”说，抹杀了这部反封建的杰作的思想倾向性。在《读红楼梦随笔》中则修正了这个观点。第五条，“证明后四十回确系续书”，揭示高鹗(续作者)和曹雪芹思想上的“不同”，区别了续书和原著艺术方面的得失优劣。这不仅有“本子”的考证成果，也有文本的艺术分析成果(在考证派中，俞平伯对《红楼梦》艺术技巧的欣赏品鉴，尤其难能可贵)。第六条，肯定“最近两年”(1953-1954)俞平伯整理《红楼梦》文本的工作，说整理出一部“接近原著面目的《红楼梦》来”，对读者“是有益的”。

通过这六条，何其芳描绘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学术形象的那部分，这与其被批判否定的那部分合到一起，构成俞平伯学术形象的整体。在“批俞评红”大潮的浪峰期，敢于在一篇文章中列出系列的俞平伯的考证和研究的积极成果，倘若不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那就既没有这个学术胆量，也没有这个学术见识。

对俞平伯如此，对胡适也是如此。在措辞严厉的批判中，何其芳也不抹杀胡适的研究业绩乃至贡献。如在批判胡适贬损“四大名著”等中国古典小说价值时，何其芳客观地指出胡适、陈独秀、汪原放等人整理古典小说提倡白话文的积极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物，为了提倡白话文学，把《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一些作品提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加以推荐，这是引起了更多的人对于这些现实主义杰作的注意和重视的。”[4]

再如，在评论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研究方法优劣得失的时候，他肯定胡适抨击指斥“索隐法”的弊端和荒谬是对的：“那些头脑冬烘的‘索隐’派却以为这部小说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企图去把那些真人真事都找出来。……所有这一类荒唐无稽之谈都说明了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学。……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批评了那些‘索隐’派，那是对的。”[8]

还有，何其芳在批判胡适的“曹贾互证”时，也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够多知道一些作者的身世，能够见到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对于了解这部巨著当然是有帮助的。”[4]

在新文化运动中，把《红楼梦》《水浒传》等白话小说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运用“考据法”打垮“索隐派”对《红楼梦》的“猜笨谜”；梳理史料文献，用可靠“证据”证实和确立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搭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史实框架，这确实是胡适对红学发展的三大贡献。我们直到今天还承认胡适派“考据法”有科学因素，具有片面真理性，引导红学走上科学轨道，盖源于此。

“新红学”的考据结果有精华部分。那么，该怎样对待这样的考据结果呢？何其芳的态度是，“把他的考据的结果拿来做我们的材料”，“应该作为材料来利用”。[2]

何其芳利用胡适派“考据的结果”作为研究《红楼梦》的材料，最典型的例子是《论红楼梦》的第二节。在此节中，何其芳论述了曹雪芹的名号、祖籍、族籍、旗籍、生卒年、父祖宦迹、家学渊源、坎坷人生、学养风骨、交游往还、创作经历、《红楼梦》的传播影响等。这里涉及“曹学”的许多基本内容，都可以在考证派学者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的专著中，在时有“考曹”论文发表的李玄伯、吴恩裕的专论中，找到原始出处。为了具体说明问题，我们来解剖一下《论红楼梦》第二节注释中的一段话：

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如此批可信，则曹雪芹死于公历1763年2月12日，周汝昌因《懋斋诗钞》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前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注“癸未”，主张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即公历1764年2月1日。但《懋斋诗钞》原为残本，由收藏者“粘补成卷”(见原书影印本第七页燕野顽民题识)，并非按年编排，而且《古刹小憩》题下“癸未”二字也非敦敏原注，而是后人补题(详见《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所以曹雪芹的卒年仍不妨暂定为一七六三年。又《春柳堂诗稿》中《伤芹溪居士》题下注：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死时当距五十岁不远。如估计他享年约四十七岁，则生年为1716年左右。[9]64

“甲戌本”和“脂批”是胡适考证出来的，《春柳堂诗稿》是吴恩裕较早研究过的，其他学者对此也有研究。这段话“利用”了胡适、周汝昌、王佩璋、吴恩裕四个人的考据结果。

这里要特别指出利用王佩璋考据结果对方法论的意义。学人尽知，王佩璋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助手。她参加“批俞评红”(包括批判“考据法”)之后，为“考曹”而到图书馆查阅了《懋斋诗钞》，发现“《古刹小憩》题下‘癸未’二字也非敦敏原注，而是后人补题”。也就是说“癸未”二字不能证明曹雪芹的卒年。她把这个新的考证认知写入论文《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与王佩璋的考证、撰述同时进行，论文又同时(1957年)刊发在《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把最新的考证结果立即“利用”到自己的论文中，这反映出何其芳对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对“考据法”认识模糊者，心存疑忌者，断难至此。

何其芳辩证视野下的“方法论”探索，否定当中有肯定，“错的”当中有“对的”，批判当中有继承。

从1954年到1958年，说何其芳在清理“新红学”中探索文学研究(包括《红楼梦》研究)方法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1958年8月，他在为新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论红楼梦》作序时，自责没有把“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提到理论的高度”，只是“比较分散地就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这些都是我的理解和水平的限制，都是我的这些论文的缺点”[9]序言4。何其芳的学术性格有个特点：学术责任心极强，一旦发现学术“短板”，就会采取措施迅速弥补，使之趋于完善。果然，正如谚语“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所言，一年后的1959年9月，他迎来契机，开启了系统阐述“科研方法”的路程。

四、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根本方法

1959年9月25日，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后改为中文系)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以下简称“文研班”)开班。一个多月后的“11月2日，何其芳向学员作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报告”。[10]292

这个报告显示出何其芳开始系统论述“科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可惜，由于以后的种种变故，这个报告的文本没有公开发表。在何其芳各种文集乃至全集中，不见它的踪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多年的寻觅中，笔者查到了“文研班”第一届学员何西来、杨津华回忆文章中关于这次报告内容的记载，可以恢复这次报告内容的基本面貌。

何西来从“文研班”毕业后，同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等职。1998年他回忆说：

记得做研究生的时候，其芳师专门给我们作过一次关于研究方法的报告，那是应同学们的要求作的。他很忙，利用星期天写了详细的讲授提纲，星期一便来上课，讲了一个上午。

他一走上讲台便提出要大家仔细读读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说是这篇文章同学们肯定都读过，甚至读过不止一遍，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从事学术研究方法的文献来学习。那天，他的整个报告差不多都是沿着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发挥的。在他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他认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提的历史、现状、马列主义，或历史、现状、理论的观点，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不注意，文学研究亦如此。

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其芳师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撮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

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他原先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和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另外，还全面涉猎了包括郭沫若、游国恩在内的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最后写成了他第一篇系统的有分量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论文《屈原和他的作品》。这篇论文能够反映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屈原所达到的水平。[11]8-9

杨津华从“文研班”毕业后回到大连。他的回忆文章写得更早些，1984年即刊发在《何其芳研究资料》第5期。他回忆道：

学习初期，按照“自学为主、讲授为辅”的学习要求，主要精力应该放在阅读材料上。但是怎样阅读材料？怎样分析和掌握材料？怎样运用材料？这些问题还不太明确，因此，我们的学习收效不大。

何老师得知这情况后，结合他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何老师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这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我们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尽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结论。”他说：“这就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科学方法。”他要求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读书、阅读材料、掌握知识，通过阅读材料培养自己的辨别能力。

关于如何从“详尽地占有材料”到“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一科学的方法，何老师做了如下阐述：

“首先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必要的材料占有的越多，对研究的问题的面貌就越清楚。”

“其次，要善于从材料中发现前人没有解决或甚至没有提出过的问题。”

“再次，就是围绕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占有更大数量的材料，然后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最后，把我们研究的结论加以综合，就是引出结论。”

何其芳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地读第一手材料，他强调在解释和运用材料的时候，“不可牵强附会，不可断章取义，不可随意引申，要经得起别人的查对。”

在谈到自己的经验时，他说：阅读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材料时，不能只寻找古代文艺理论中哪些部分符合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还必须找出其中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有独创性的东西，加以继承和发展，丰富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

他谈到自己写评《红楼梦》和写评《琵琶记》的论文前，重读了许多遍作品和大量的评论文章。读作品时，每次都在书上加眉批和总批。论文中的不少意见，就是这些批语的综合和发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最后自然会引出结论。但是结论必须符合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和规律，力求避免主观主义的成分。[12]

何西来、杨津华对何其芳“关于研究方法的报告”的回忆，尽管着眼点和内容取舍不同，前者宏观一些，后者比较微观；前者多转述，后者多引述，但二者又恰恰可以互补。从两人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何其芳此次“研究方法报告”的基本思路、逻辑关系和主要观点：(一)方法论的研究背景。两人的回忆说明何其芳是应培养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实际需要来作研究方法报告的，他的方法论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二)方法论的理论渊源。据何西来的回忆，何其芳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从事学术研究方法的文献”，整个研究方法报告差不多都是沿着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发挥的。(三)方法论的表述形式。何西来把何其芳“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研究方法归纳转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占有和掌握资料(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难点何在(研究的着力点)→获得创造性的实绩。杨津华引述了何其芳对毛泽东“科学方法”的具体阐述，按其顺序，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公式：首先，占有材料；其次，发现问题；再次，找到关键；最后，引出结论。杨津华是根据“实事求是态度”归纳表述研究方法形式的。(四)方法论的实际例证。在报告中何其芳提到的“亲身体会”有哪些？何西来举到《屈原和他的作品》，杨津华举到“写评《红楼梦》和写评《琵琶记》的论文”。这三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都具有“方法论”示范意义。

何其芳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报告不只讲了一次。“文研班”第二届(1960年9月入学)学员易明善回忆说，1960年9月，他考入了文学研究班，并有幸聆听了何其芳老师讲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研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报告。他在回忆文章的第二节“择要记载”了何其芳“谈做研究工作的态度和方法”的观点：

何其芳老师认为，做研究工作要有谨严的学风和科学的方法。

何其芳老师在谈到做研究工作的态度和方法的时候，总是教导我们要认真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学习。他曾经谈到，可以从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具体了解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他还引用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段话来具体阐明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何其芳老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应该采取的根本态度和根本方法。

何其芳老师还进一步告诉我们，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具体体现在每一项研究工作中，要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要掌握三个基本环节。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其次，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要通过深入调查、认真研究，从而引出合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何其芳老师特别强调，在得出结论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切忌轻率，要反复推敲，力求准确。

他多次尖锐地批评某些研究者不注意详细地占有材料、特别是不注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不良学风，他说：他们提出的论点，作出的结论，往往经不住翻检原书，一旦寻根究底，立即漏洞百出，其论点和结论，则不攻自破。[13]，[14]164-165

易明善的记载告诉我们，何其芳给“文研班”第二届学员所作的“研究方法”报告与给第一届学员所作的报告，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据此判断，他很可能用的是同一提纲或讲稿，如对运用科学方法于具体研究工作中“要掌握三个基本环节”的表述，与杨津华记载几无差别。

在“文研班”逐年讲授“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了何其芳独具特色的“方法论”教育。他讲授“科学研究方法”，不只在“文研班”，也在文学所。据在文学所工作18年的王水照回忆，何其芳每年秋季给分配到文学所的大学生“讲一次研究方法”。[14]247

何其芳“方法论”教育的又一个典型事例是1961年10月26日他对年轻业务人员所作的《关于科研干部培养问题》报告。在报告第三部分，何其芳讲到“研究方法”时说：

研究方法：我们当然是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研究总是从占有材料开始。当然，首先是确定研究题目、研究任务，或研究某个作家、作品，或研究某个问题，或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确定题目、任务后就是占有材料了。

材料很多，包括作品本身，以及评论作家作品有关的材料、社会背景材料。要详细占有材料，尽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在占有材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和过去的学者们似乎区别不大，但也有区别。占有什么材料是受观点支配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决定要大量占有社会背景的材料，有关上层建筑的材料，不研究无意义的琐细问题(如杨贵妃如何洗澡)，就不在那些材料上花工夫。

研究文章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否则写出的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作家作品论也以问题为核心，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前人已提出的问题，有争论的问题，自己从材料中发现的问题，从众多的问题找到中心问题、关键问题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当然有时不只是一个或两个问题，而是一系列更多的问题。

围绕问题再进行研究，再看更多的材料，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加以分析。有时候对某个问题的实质看不清楚，往往仔细加以分析就比较清楚了。

对各个问题得出看法，并从而得出对于问题、作家、作品的总的看法。正确的结论是客观事务[物]的本来面貌，本来的规律，而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

以我研究《红楼梦》为例。我的任务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必须细读作品和批注(前八十回都是用抄本系统的本子，以庚辰本为根据)，逐章逐页地核定前人的批注，也同时看我们的批注。我还看了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全部有关曹雪芹的材料。我把《红楼梦》的讨论集所有文章读一遍后，提出几个问题：宝玉、黛玉的典型性问题，薛宝钗性格问题，消极思想因素问题，思想的阶级性质问题，后四十回的艺术评价问题，等等，按人物、按问题做了各种材料的笔记或索引、卡片。因涉及《红楼梦》同清初社会思想、同前代文艺传统的关系，我还读了清初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几部《红楼梦》以前的小说(《金瓶梅》是这次看的，在这方面读材料不够多，因当时另有同志分工研究)，然后进入写作。我写关于《琵琶记》的争论问题的文章时，作品看了五遍，看了所能找到的有关的材料，还有讨论的全部材料，也看了不同的版本，看了一些封建说教的戏。读《琵琶记》五遍，不是集中在一个阶段，先是一般地读，看了评论文章后，再去读，思考问题过程中，又再读，如此反复地读，问题容易理解，再动手写文章。[15]

这是笔者在修改本文时，久觅而得的何其芳探讨红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报告手稿为何其芳亲笔写定。它的再现，不仅验证了何西来、杨津华、易明善回忆的可靠性，而且丰富了何其芳“方法论”体系的内容。

王水照回忆何其芳每年秋季都要“讲一次研究方法”。至少我们已知1959年、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的秋季，在“文研班”或在文学所，就有这样的讲授。习惯成自然。何其芳经年累月连续不断的“方法论教育”，使文学所形成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和传统。何西来评论到：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一再申说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表现在其芳师的研究实践中，就是他的求实的学风。这种学风，首先通过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即他的涉及面很广的学术论著体现出来；同时，因为他是文学所的领导人，这种学风也通过他的组织与带动，而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共同认可、一致遵循的学风，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由他手订的学风条例这样写着：“文学研究所坚持和发扬谦虚的、刻苦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段关于学风的表述中，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反复强调的要害。[11]10

五、何其芳探讨方法论表现出的思辨特点

何其芳探讨红学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具有系统性、批判性、超越性、变革性、指导性等思辨特点。

(一)何其芳“方法论”的系统性

何其芳并不孤立地探讨方法，而是把立场、观点、方法统一起来，在三者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中构建“方法论”的思想价值体系。“文研班”学员易明善对这个“方法论”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整体印象是：“何其芳老师谆谆告诫我们，学习做研究工作，一定要努力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知识，熟悉中外古今重要作品和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及具有论文写作的基本技能，这一切都是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13]

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人们常提到的一句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何其芳如何理解它们的内涵呢？

为解开这个学术之结，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定义解释可谓纷繁复杂，难以定于一尊，但是大体思路尚可遵循。这里的“立场”大体上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所站立的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大体上指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社会、战争、经济、伦理、文学等具体领域问题时产生的思想观点；“方法”大体上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研究中所采取的理念、途径和办法。一般情况下，立场和方法较为稳定，观点则随着具体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必须是真正的充满生机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假冒的、僵死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在研究《红楼梦》、研究古典文学的具体语境中，何其芳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有自己的见解。

关于“立场”，他一般理解为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胡适不顾历史和人民对于我国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的肯定，贬损祖国文化遗产，认为许多文学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据此何其芳批判胡适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4]他肯定俞平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把红学旧作修订出版，是适应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爱国热情的高涨的作为。在这里，他秉持的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表现为浓烈的爱国情怀，与人民大众呼吸相通。

关于“观点”，何其芳所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何其芳毕业于北(燕)京大学哲学系，延安时期多年讲授文艺理论，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党内外文艺评论家有过学术辩难争鸣，1948年至1952年又在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党校)任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有深入的了解和应用的经验。这从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关于现实主义》(1950)、《〈实践论〉与文艺创作》(1951)、《毛泽东的文艺方向》(1951)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来。有时，何其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兼收并蓄，合用在《红楼梦》研究中：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正是这样考察文学现象的。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的评价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列宁对于托尔斯泰，同样卓越地断定他的作品反映了“他所显然没有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说明了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阶级性质，并且精确到指出了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的年代。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都是完全能够放在科学的考察和分析之下的，都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的。这样，文艺批评就建立在巩固的科学的基础上，而不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批评那样没有客观标准，没有最后定论。[4]

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常识的读者，很容易从中看出何其芳运用了三种学说的哪些具体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运用，使何其芳对唯心主义文艺观点“没有客观标准，没有最后定论”的批判，提升了理论高度，强化了认知层次，增强了说服力。

说到“观点”，何其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和辩证法哲学的运用更为圆熟。虽然作为思想体系的胡适派实验主义哲学及其具体红学观点充满主观主义的唯心内容，但何其芳却给予其唯物论的理性阐释，给予其辩证法的科学分析，这与当年胡适派批评“索隐派”的否定一切的“一锅端”“一风吹”，大相径庭。何其芳绝不取胡适派机械的、僵化的思维模式。胡适派“新红学”被批判了，但考据方法中的正确部分从初始时期就被认可、继承下来。1954年下半年何其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其主旨大都如此。多年以来，海内外学界有一种议论：大力批判胡适派“新红学”，又悄悄运用“考据法”。意思是批判“新红学”批错了，“考据法”还在大行其道。这实在有点似是而非。因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何其芳等红学家，在批判之始，就没有放弃、打倒、扔掉“考据法”。“考据法”与“索隐法”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

关于“方法”，何其芳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三材法”到“求是法”，从基本方法到具体方法，谈了许多。何其芳认为，基本方法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通用于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各门学科的研究；所谓具体方法，则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何其芳的“方法论”研究是以《红楼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为切入点和“实验室”的，这就产生了红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是让“方法”孤身一人“跑单帮”，还是把立场、观点、方法统一起来“抱团取暖”，这是“方法论”探求中的两个价值层次。后者显然更具完备性，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学术问题和学术难题。

(二)何其芳“方法论”的批判继承性

何其芳的“方法论”探索具有明显的批判继承性。他曾经对文学所新进研究人员邓绍基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学说主要是从西方的文学历史和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学不仅历史长，而且有许多特点，如果研究得好，是可以丰富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他的这个观点，在以后的论文中多次谈到)。”[14]265

何其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继承性。这种继承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批判有继承，在批判中继承。就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也是如此。任何新的文学研究方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旧方法的土壤中孕育着新方法的幼芽。何其芳在文学研究中有个贯彻始终的思想，即“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认为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中主观主义有三种表现：封建社会学者的牵强附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庸俗社会学倾向和教条主义。[9]序言4他在构建新方法论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与这三种主观主义方法对垒。

关于“封建社会的学者的牵强附会”。这里的“封建社会的学者”，在此具体语境下，指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些人。何其芳说过这样一句话：“批判地接受前人在考据方面的成果，并不等于接受清代的学者或者胡适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封建社会的学者”与“清代的学者”，语义相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作法，其实是将考据与索隐混用，使二者处于混沌状态。只要看一看乾嘉时代考据家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大体就可以明了此点。民国初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批“索隐派”的“猜笨谜”，使考据与索隐两法划清界限，泾渭分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倾向更浓些，“考据派”也时有这种毛病。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再次批判“索隐派”“喜欢穿凿附会”。

关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何其芳对胡适派实验主义哲学观、《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前文已有较多叙述，此处不赘。

关于“庸俗社会学倾向和教条主义”。与“牵强附会”和“唯心主义”这些老问题不同，“庸俗社会学倾向”是何其芳在探索文学研究方法论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那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已是大势所趋，一些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或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文学现象没有经验的人，经常机械地、生硬地、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条文，在评论具体作品时得出一些生搬硬套、奇奇怪怪的结论。何其芳敏锐发现这些现象并将之归纳为“庸俗社会学倾向”。他指出，这种倾向的基本标识是三个“忽视”：“忽视文学这一社会现象的特点和复杂性，忽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或者忽视文学自己的传统和其他上层建筑对于文学的影响，以为经济是唯一的决定的因素。”[4]在分析“庸俗社会学倾向”的表现时，他批评道：“(庸俗社会学)不是从对于具体的作品的研究出发，而是只从一般的社会情况出发就去随便判断作品的思想内容。”[4]“只要当时有市民经济和市民阶级的存在，不管作品的内容到底怎样，只要它对封建社会有所批判，就断言它一定是代表市民阶级的，好像封建社会里只有市民阶级才可能对封建主义心怀不满一样。这样，中国古代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就成了市民文学了。”[4]在何其芳看来，庸俗社会学倾向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当时的《红楼梦》研究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这种倾向不但阻碍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文学遗产，而且还会直接阻碍我们的创作的发展。”[4]“求是法”的根本内容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研究《红楼梦》。何其芳批评“庸俗社会学倾向”，解决的不是要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何其芳“方法论”探讨中的批判继承性，足可以扫除各种阻碍新方法产生的障碍。

(三)何其芳“方法论”的超越性

十年探索，使何其芳的文学(红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不断完善，使他在各个方面超越了“考据法”：在思想方法上，用唯物主义超越了实验主义；在研究准备上，用“大量占有材料”超越了“拿证据来”；在考证方法上，用调查研究超越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作品批评上，用现实主义超越了自然主义；在研究范围上，用研究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背景”超越了只研究“著者”和“本子”(“脂批”和“探佚”是“著者”和“本子”的延伸)。

这里的每一项超越都是有意义的。如“用现实主义超越了自然主义”这种在文学作品批评理念方面的超越，使人们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评价，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和质的飞跃。早在1951年，何其芳就对“自然主义的作品”与“旧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一些学者把《红楼梦》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称之为“旧现实主义作品”)做了比较。他在《〈实践论〉与文艺创作》一文中写道：

自然主义的作品，它虽然常常准确地描写了事物的细节，但却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旧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和自然主义的作品的区别就在于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然而，由于那些作家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限制，旧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思想性又总是有缺点，而且常常是带着严重的矛盾和分裂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就是这样。那些小说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旧俄罗斯的法庭、政府、教堂、贵族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它们又宣传错误的“勿抗恶”的思想和托尔斯泰式的宗教。比托尔斯泰的那些巨著早产生一百多年，然而其规模和成就却可以相比并的《红楼梦》，它也是一方面十分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和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来了它的作者曹雪芹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某些生活的诚恳的留恋。[16]300-301

何其芳不但指出旧现实主义作品“思想性又总是有缺点”，而且明确指出《红楼梦》超越自然主义作品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这就使胡适论定《红楼梦》是“自然主义杰作”的观点相形见绌。

当然，这里说的是“超越”，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消灭”。“超越”是指在前者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上”，在批判继承中有所创新。按照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事物的矛盾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

(四)何其芳“方法论”的变革性

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质的飞跃和研究成果上的巨大创获，使何其芳准确地判断出从“批俞评红”大讨论开启的红学建设是一场学术“革命”！他在1963年12月发表的论文《曹雪芹的贡献》中写道：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的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对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影响作了广泛的批判，反对了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阶级来研究文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了贬低《红楼梦》的巨大价值的“自传”说和“色空”说，同时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烦琐考证的倾向和“不可知论”。经过这次批判，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初步建立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遗产的必要性的认识，对《红楼梦》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批判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革命。它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以后，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文学遗产虽然还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而且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的看法，我们的方向却是正确的。[17]98-128

请读者记住，在《红楼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何其芳肯定这次学术“革命”关于“方法论”的三个观点：第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阶级”；第二，初步建立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遗产必要性的认识；第三，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文学遗产的方向是正确的。

判断学术“革命”的尺度是什么？是覆盖研究对象的整体和全部的“研究方法”的变革，也就是学术研究“基本方法”“根本方法”的变革。只解决研究对象局部问题或个别具体问题的域外方法的引入，如“心理分析法”等，是不能称之为学术“革命”的。旧“方法”的变种，如“索隐法”变成“考隐法”，变成“新索隐法”，往往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并未改变旧方法的本质属性。这些方法变革也是不能称之为学术“革命”的。

在20世纪红学领域发生的学术“革命”有两次：第一次是“考据法”取代“索隐法”(1921)。在考证派“否定一切”的打击下，“索隐派”偃旗息鼓，“索隐法”濒临“死亡”；第二次是“求是法”超越“考据法”(1954)。何其芳、李希凡、蓝翎等新一代红学家对胡适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使其在超越中获得“永生”，在红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继续发挥作用，“求是法”亦因此而成为红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主宰”。像撰写出经典红学论文《论红楼梦》一样，何其芳殚精竭虑构建出的《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是他对红学学科建设的又一贡献。

(五)何其芳“方法论”的指导性

现在，“新红学”年届百龄，中国红学会年届“不惑”。此时，来反思考证派的历史命运，来回顾何其芳探讨“求是法”的复杂过程，其现实意义何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引述一段《何其芳全集》的编选者、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文学院)教授蓝棣之先生在序言中的一段话：

胡适在考据上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今天似乎已经被默认了，据介绍胡适在这方法被中国大陆广泛批判之后的后来还说这方法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有一次偶然翻阅百科全书时看到的。可是，对于这个“实证主义”的方法，何其芳在当年曾经作过批评，这个批评也许过于严格了，但却并非全无道理，因此，我想在这里引证一下。何其芳说，胡适的这种假设，据他自己介绍说，是从脑子里“涌出来的几个暗示的主意”中选择其一。何其芳认为这并不是通过大量地占有材料和认真地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所谓“小心的求证”也就常常是寻找一些片面的有利于这种假设的“证据”来自圆其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是引导人牵强附会地追求个人的创见，大胆地制造一些根据十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新奇的说法，因而不能给予读者以正确可靠的知识。凡是对我们今天的学风稍有了解的人，凡是对今天的泡沫学术和学术垃圾充斥的局面稍有了解的人，或许都会觉得何其芳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批评，多少有一些像是预言！[18]序言24-25

蓝棣之先生的序言作于距今二十余年前的“1998年10月15日”。在当时的语境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已经被默认了”。面对“泡沫学术和学术垃圾充斥的局面”，蓝先生益发觉得“近半个世纪以前”何其芳对“胡适的这种假设”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蓝先生引述的何其芳当年的话出自《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

红学界不能称之为“学”的种种弊端，不幸被何其芳言中了。“大胆地制造一些根据十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新奇的说法”的现象，在昔如此，于今更烈。何其芳的“预言”，变成了令人担忧的现实。以研究方法论，有些“研究”者远离了“求是法”，甚至远离了“考据法”，把“大胆的假设”变成了“大胆的设假”。百年前胡适视为《红楼梦》研究两个“着手”的“著者”和“本子”，成为“设假”的重灾区。仅以对“著者”的“大胆的设假”为例，就可略知“泡沫学术”的一般：据有心人梳理统计，现在被“考证”出来的《红楼梦》著者已经达到七十余人。出版的“考证”《红楼梦》著者专著，动辄几十万字，百万字的也可见到。其中更有甚者，一个字的文献根据也没有，就敢轰轰烈烈成立“研究”机构，开会议，办刊物，编文集，像童话中那伙编织“皇帝新衣”的人一样，风风火火忙个不停。考证出的七十余位“著者”，就算有一位是“真的”，那么，剩余的“考证”《红楼梦》著者的著作，是不是“泡沫学术”？这其间不知耽误了多少学术人才，不知浪费了多少学术资源，不知塞给了读者多少错误的知识！

“四处点火，到处冒烟”式“著者”考证，“泡沫学术”的连续出现，原因之一就是疏远了、淡化了乃至放弃了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这从反面证明了何其芳“预言”的正确，证明了何其芳多年探索《红楼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可贵，证明了“求是法”的现实指导作用，证明了今天重新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是完全必要的。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现实对理论的需要程度。红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求是法”的指导引路。

六、结语

新中国红学的建立和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世界级显学。与之相匹配的，需要产生新的红学研究方法。何其芳恰逢其时，克成斯任，奋力承担并圆满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论红楼梦》的写作，“求是法”的探索，是他贡献给新中国红学的“和氏双璧”！在纪念“新红学”诞辰百年、中国红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的庄重时刻，我们以十分的文化自信，关注着这个左右红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初稿于2021年6月，改稿于2022年3月，定稿于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