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的研究，贸易的猜忌是在贸易已经成为国家核心事务的时代，霍布斯主义的国家猜忌在国际竞争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18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诸如马克思等思想家们关于贸易猜忌问题的应对之道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农业国方案、封闭商业国方案、贸易势力均衡方案、富国长优方案、欧盟方案和共产主义方案。它们形成了从政治逻辑主导到经济逻辑主导的连续谱。这六种思想方案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困境及其出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贸易猜忌；贸易战争；国家猜忌；身份政治；伊斯特凡·洪特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一大热词，“贸易战”这个概念可以指两种不同但又相关的状态：其一是以相互经济制裁的方式来争夺贸易竞争优势；其二则是由贸易竞争导致国家间战争。第一种状态往往蕴含了导致第二种状态的危险。贸易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战争总要分出输赢，贸易则一定要双方互惠。贸易战相当于是通过战争的逻辑来追求贸易的目标，看似缘木求鱼，但贸易战争的悖谬恰恰是由贸易的猜忌所导致的。贸易原则上是可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无限扩大，无远弗届的，最终要表现为全球市场竞争；但民族国家则有明确的疆域，国界内外利益迥然有别，国与国之间基于国家理性不可避免地相互怀疑和猜忌。在贸易成为国家核心事务和国际竞争焦点的商业社会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就以贸易猜忌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别国的进步心存疑惧，把所有的贸易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总认为别国的繁荣昌盛必然会使本国蒙受不利。”因此，贸易猜忌体现了国家猜忌的政治逻辑意图支配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逻辑的倾向。
在英国剑桥大学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看来，18世纪在欧洲思想家之间展开的政治经济学论争，最为清晰地展现了贸易猜忌所蕴含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辩论。
不过，洪特的著作《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基本上还是全神贯注于阐释18世纪的政治思想史，而极少直接讨论这种历史研究对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困境的启发，而且他的研究精于细致的思想史文本分析，但相对疏于理论框架的构建，加之该书又是不同时期发表的七篇文章的合集，读者就更不容易把握其理论的宏旨。因此，本文在洪特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理解和解决贸易猜忌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联系18世纪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进一步阐明洪特对贸易猜忌的思想史研究对于观察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启发意义。
概括而言，从洪特对18世纪贸易猜忌思想谱系的勾勒，笔者梳理出如图1所示的一个理论框架。其中，霍布斯和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纯政治逻辑和纯经济逻辑的代表，位于贸易猜忌思想方案连续谱的两个端点，另外还有五种思想方案处于这两个端点之间。按照从政治逻辑主导逐渐向经济逻辑主导过渡的连续谱顺序，这五种方案可以依次排列为：农业国方案、封闭商业国方案、贸易势力均衡方案、富国长优方案和欧盟方案。霍布斯的理论中根本不存在贸易猜忌问题，但马克思的理论却蕴含了彻底终结贸易猜忌的共产主义方案。因此，如果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方案也算进来，加上中间的五种方案，那么解决贸易猜忌问题就一共有六条可能的出路。下文将首先讨论这个理论框架的两个逻辑端点——霍布斯和马克思，然后再按照从政治逻辑主导到经济逻辑主导的顺序，依次讨论其他五种思想方案，最后将对全部六种方案进行比较。
图1 贸易猜忌问题思想解决方案连续谱
一、贸易猜忌问题的产生：在霍布斯与马克思之间
为了说明霍布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与贸易猜忌问题的关系，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贸易与政治之关系的观念史。
可能在人们的印象中，古希腊时期贸易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是根据德国著名古史学家哈斯布鲁克的研究，这样的看法缺乏史实依据。他认为，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决定力量是武力，希腊诸城邦也从未出于产业发展的目的而实施过专门的商业政策。这种观点也可以得到政治思想史材料的印证。
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贸易只是家政学的一部分，也就是家主为家庭获取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一门技艺。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财富对于家庭和城邦来说都是指生活必需品，因而必然是有限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为了满足生活所需而进行的易货贸易才是自然合理的，以逐利为目的的贸易皆不正当。这种对贸易的看法影响深远，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经济贸易之道都还被认为从属于家政学的范畴，对贸易的思考带有很强的伦理学性质。概言之，西方古典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和关键词是政体、德性、法律，等等，并没有经济和贸易。
中世纪的学者们基于犹太基督教的道德框架，以公平交易为原则来评判经济事务。他们更为关注宗教和道德主题，抨击高利贷、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各种不正当获利，并探讨这些行为与堕落的人性和宗教救赎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金钱被视为必要的恶，商业行为仍然以私人/家庭而非国家为中心。我们今天常说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这位生活在16世纪欧洲贸易重镇佛罗伦萨的思想家，在他的政治学著作中也极少讨论贸易。事实上，贸易进入政治学的核心视野，可以说是在17世纪的霍布斯之后，以及19世纪的马克思之前。
基于他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霍布斯也经常被称作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但是洪特认为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现代性不足：“在他的政治学中，经济并不占据任何重要地位。他的理论实际上是纯政治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国家的经济活动比作“国家的营养”，虽然使用了生命体类比的机械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但他对贸易的分析完全没有超出古典家政学的套路，而且反复强调主权者对于贸易活动单向度的支配性影响，包括主权者建立了一切经济活动之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制度，以及直接掌控和安排对外贸易的地点与商品种类等。经济只是一个被动的管理对象，对于政治毫无反作用力。显然，霍布斯未能具有“政治的核心乃是经济”的洞见。正因如此，霍布斯的政治学是不包含经济主旨的纯政治学，在他的视野中只有国家猜忌，而没有贸易猜忌。所谓国家猜忌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另一种说法，霍布斯说：“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利维坦》恰好可以构成政治思想史上贸易猜忌问题从无到有的背景。在贸易已经成为国家核心事务的时代，贸易的猜忌是霍布斯主义的国家猜忌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特定表现形式。
在连续谱的另一个端点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方案则构成了贸易猜忌问题从有到无的逻辑终点。
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贸易早已成为国家的核心事务，以至于他断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他也深刻地指出，贸易在本质上是不受国家疆界限制的，注定要以世界市场为单位。由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先进工业国染上了“生产过剩的瘟疫”，为了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要通过周期性的商业危机来毁掉很多制成品和生产力，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寻求扩大海外市场。为此，列强开始争霸世界，激烈争夺殖民地和新的市场，而贸易争夺战最终要发展为国家间真刀实枪的战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都是贸易猜忌的表现形式，因为“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的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贸易猜忌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给出了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消灭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资本变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马克思看到贸易的内在驱动力要求彻底打破国家间疆界所造成的人为阻隔，但是这个历史进程受到资产阶级狭隘利己观念的强力阻挠，因此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以推动历史大势的发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将使世界各国的分隔和对立更快地消失——“工人没有祖国”。当生产资料全部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时，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已经不再有阶级身份的差别，阶级对立彻底消除，国家走向消亡，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共产主义方案通过彻底终结国家，消弭了贸易边界与国家边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贸易猜忌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社会最终的发展目标视为“一种真正人类效用的纯交换经济”，他的共产主义方案不仅是经济逻辑主导，更是经济逻辑完全压倒并最终取消了政治逻辑，因而在霍布斯之外构成了贸易猜忌思想解决方案连续谱的又一个逻辑端点。如果说霍布斯的理论是无经济主旨的纯政治学，那么马克思的理论由于如此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以至于在根本的理论目标上，他既承认政治的重要性，又要最终超越政治，指向一种无政治主旨的纯经济学。从逻辑上说——而不是从时间上说，贸易猜忌问题只有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才是有现实意义的真问题。我们对其他五种思想解决方案的理解也必须以这两个端点为参照才能够看清其理论意义。
二、政治逻辑主导：农业国方案和封闭商业国方案
在贸易猜忌问题思想解决方案连续谱上，政治逻辑主导性最强的方案当属农业国方案，其代表性著作是法国康布雷大主教弗朗索瓦·费奈隆出版于1699年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这本书是除《圣经》以外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拥有最多读者的著作。
费奈隆曾做过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第公爵的老师，正是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忒勒马科斯是伊萨卡国王尤利西斯（奥德赛）的儿子，特洛伊战争之后由化身为蒙托的智慧女神弥涅尔瓦陪伴寻找他的父亲。在历经艰难险阻的旅程中，蒙托通过道德和政治教育，让忒勒马科斯深刻领悟了古典美德乃是一位称职的国王必须具备的品质。费奈隆此书的核心内容是改造一个虚构的腐败而好战的君主制城邦，意在借此政治寓言故事来教导一位未来的法国统治者应当效仿古人的高贵和简朴，摒弃对腐化奢华生活的追求。费奈隆借古讽今，实际上认为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所推动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政策是贸易猜忌的源头，而这样的政策将会使法国重蹈罗马帝国崩溃的覆辙。在他看来，柯尔贝的政策使人民掉入奢侈生活的陷阱。人民被腐化的表现是：“一些人出于虚荣心而炫耀财富，另一些人则出于不应有的羞耻感而掩饰他们的贫穷。”全民腐化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将由于对外军事冒险失败和国内革命而走向毁灭。有鉴于此，费奈隆要求完全摒弃柯尔贝的政策取向，使法国重回农业国的发展道路。必须遏制法国实施对外扩张和追求国家荣耀的冲动，强制城市人口重返土地，恢复农业的主导地位。只可保留一个港口与外部世界维持经济联系，但该港口与国内经济的其他部分则不相往来。经历了这番激进改革之后的法国将公开宣布放弃对外征服，但它自身在军事上又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外敌可以将其征服，这样的法国将成为欧洲均势格局的坚强支点。
一个地道的农业国不会为国际贸易所累，自然也就免除了贸易猜忌的危险。费奈隆的农业国方案在解决贸易猜忌问题的六种思想方案中位于连续谱的最左边，因为该方案的特点是，政治逻辑（人民的德性、平等与团结、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完全压倒了经济逻辑（贸易对于国家的根本重要性）。
费奈隆对于奢侈的道德和政治批判与当代国家普遍具有的消费型社会文化以及促进经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政府施政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费奈隆的观点代表了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崇尚俭朴的道德观，认为奢侈就是超出个人必需水平之上的过度消费，会让人沉溺于淫逸享乐，丧失节制和勇敢的美德，削弱公民精神和国家力量。由于费奈隆著作的广泛影响，他的农业国方案事实上开启了18世纪欧洲思想界关于商业和奢侈的大争论，正是经由这场思想论争，人们才有可能根本改变传统上对于商业和奢侈的否定性看法，转而接受商业和奢侈（亦即对越来越好的生活的追求）对于富国强民以及科学和技艺进步的重要意义，进而认识到通过寻求一种现代政体形式，可以把共和主义的公共精神与商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加以协调和结合。
显然，费奈隆的农业国方案崇古抑今，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气质，在这个意义上已经不可能成为处理当代贸易猜忌问题的现实政策选项。在政治逻辑主导的方案中，比农业国方案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封闭商业国方案。既然贸易猜忌的矛盾就在于国家有界而贸易无疆，那么如果把贸易从无疆变为有界，回缩贸易的范围，取消国际贸易，只把贸易局限在有限的国界之内，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商业国。每个愿意成为封闭商业国的国家，都可以避免贸易的猜忌带来的种种麻烦和风险。
事实上，在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时代中很难找到封闭商业国的实例，不过封闭商业国的理念对于身处贸易猜忌困境中的人们，却始终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破解之道。
例如，面对法国大革命初期沉重的国防压力和经济上的内外交困，雅各宾派就曾提出过封闭商业国的设想。罗伯斯庇尔对国际金融给共和国带来的恶劣影响极为不满：“有时候，这些外国人显得象是公共安宁的主宰。金钱的流通或消失，决定于他们的意愿。当他们同意时，人民会找到面包；当他们同意时，人民会被夺去面包。面包商门前的人群是凭他们的信号集合或分散的。”因此，罗伯斯庇尔要求使法国与外部经济绝缘，以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巨额债务危机。在他的领导下，雅各宾派实施了严厉管控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国营化等统制经济政策。
或许是受罗伯斯庇尔的启发 ，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1800年献给普鲁士王国财政与贸易大臣施特吕恩赛一部他所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标题赫然是“锁闭的商业国”。费希特指出，欧洲人久已习惯的、以整个欧洲作为商业共同体的自由贸易体制，过去是与欧洲还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一个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现状相适应的，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国际自由贸易的弊端也日益暴露。他看到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利益争夺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在商业界，以买卖双方斗争的形式发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这是他构想封闭商业国方案的现实理由。
而从理想出发，费希特试图提出与一个完全合乎法理的国家相适应的贸易体制。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首先必须完全锁闭国外贸易，并从此形成一个与外国隔离的贸易机体，如它迄今已经形成一个与外国隔离的法律和政治机体一样。”这一观点直击贸易猜忌问题的要害：国家的有界与贸易的无界之间的不一致。费希特论证说，只有在封闭商业国中，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符合财产法原理的国家，使每个公民都能获得与其劳动份额相匹配的财产。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富足，自然也就不想进行任何对外掠夺的战争，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了贸易猜忌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充分意识到，一个封闭商业国要想实现较高水平的可持续的自给自足，必须具有足够大的领土和足够丰富的资源。因此，一个国家在退出国际贸易、把自己封闭起来之前，必须先达到它的天然边界。所谓天然边界并不是一个国家既有的国防边界，而是能够确保其“生产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的边界，这就涉及“补足领土的必要性”，甚至不惜为此开启达到其天然边界的战争，而这种战争的正义性在于它最终是为了使该国摆脱贸易猜忌，实现自立自足的根本目标。
费希特的封闭商业国方案曾被某些同时代的书评人讥讽为毫无经济常识和纯属异想天开 ，在21世纪持此评价的读者无疑会更多。但这种轻率的看法很容易错失该方案的理论意义。固然，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各国在经贸领域空前地相互依赖，并且依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封闭商业国的思路看起来不但不可行，而且不可取。然而，每当危机来临，封闭商业国的某种意象总是被一再地唤起，特别是在那些受国际贸易失衡和经济危机打击严重的国家，经常能听到民众和政客发出“夺回经济主权”的民粹主义呼声。夺回经济主权的要求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建立封闭商业国，但是这种要求显然表达了政治主权应当有力地控制本国对外贸易的价值取向。由于处于危机之中的民族国家对于强大而又不受控制的国际资本力量有着本能的忧惧，因此夺回经济主权的逻辑如果一直推演下去，不是不可以导出封闭商业国的结论，只是当代国家间经济紧密相互依赖的现实使这种逻辑不能推向极致，而只能停留在某个不确定的中间阶段。
总之，封闭商业国方案的特点是，以政治的有界来限制贸易的无界，在满足政治要求的前提下承认商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该方案仍是以政治逻辑为主导，但对经济逻辑做了适当让步，因此在连续谱上位于农业国方案的右侧。
三、政治、经济逻辑的调和：贸易势力均衡方案和富国长优方案
贸易势力均衡方案的提出者被洪特统称为新柯尔贝主义者，其中代表性思想家及其著作包括：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及其姊妹篇《对欧洲统一君主国的思考》、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合著的《驳马基雅维利》，以及法国政府财政顾问梅隆的《商业政治论》。
新柯尔贝主义者强调国家经济力量对于军事的重要性——要想在军事上不被征服，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促进经济进步。既然叫作新柯尔贝主义者，顾名思义，他们对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的政策既有继承，也有修正：继承的是柯尔贝的国内政策，包括集中力量发展国内市场的自由贸易，以及大力推动国内的工农业发展；修正的则是路易十四那种对外扩张的军事冒险政策，主张以经济领域的势力均衡代替军事领域的势力均衡，避免贸易的猜忌发展成军事冲突和战争。
在新科尔贝主义者看来，欧洲和平绝不可遵循罗马帝国模式。随着文明的发展、国际法的变迁，以及各国常备军的建立，欧洲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战争的胜负和权势的兴衰依赖于国家的财富，财富又依赖于贸易，而贸易的本性则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长盛不衰，也没有哪个国家打得起旷日持久的战争。现今时代，追求罗马那样大规模的征服不仅艰难无比，且无益而危险。欧洲和平最终还是要靠发展贸易，使每个国家都尝到奢侈的味道。
他们强调，与15、16世纪的野蛮和残忍风俗相比，启蒙时代的风俗已经由于贸易的发展而变得温良、淳厚和人道。在这个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实力较量并不看重国土面积的大小，而更看重人口数量和人民财富的多寡。国际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攻城略地，而是繁荣贸易和制造业。欧洲的和平实有赖于一种明智的贸易势力均衡，这种势力均衡将有效遏制有征服野心的国家。
新科尔贝主义者认为，费奈隆德性政治导向的农业国方案会事与愿违地削弱国家实力。即便一个国家的长处只在于农业，它也要在精耕细作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贸易，因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无法养活大量人口，也无法积聚大量财富。而一个主动退出国际体系、指望以中立姿态来摆脱战争冲突困扰的农业国，更是不但无法真正置身事外，反而会由于自身的实力孱弱而遭受更大的战争损害。他们对封闭商业国方案同样嗤之以鼻，正如孟德斯鸠所言：“由断绝对外贸易反而得到好处的，不是那些能够自给自足的民族，而是那些自己一无所有的民族。”
贸易势力均衡方案能否终结——哪怕只是显著降低——由于贸易猜忌所带来的国家间战争的风险，这在逻辑上并不像农业国方案和封闭商业国方案那样清晰，而且在事实上从18世纪到20世纪也总是遭到不时爆发的商业战争的否定，这说明贸易势力均衡至少像军事势力均衡一样不易达成。但是该方案却提供了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国家间实力竞争的关键不在于军事征服，而在于发展经济贸易，增殖人口和富国富民；第二个观念是，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愿景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靠经贸关系把各个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商业有助于敦风化俗，柔化尚武精神，倡导互利共赢，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一起构成了当代和平主义者的两大信念支柱。
就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与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的商业和平论仍然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它主张紧密的商业联系使各国由于考虑到战争可能导致交战国失去有价值的贸易和市场，付出巨大的物质利益代价，因而有很强的动机尽力去避免战争。但是这种学说也时常受到质疑。例如，现实主义观点倾向于强调，各国之间紧密的商业纽带使得国家对于贸易中断的承受力大为降低，这会导致政治领导人有动机通过诉诸战争的方式来争夺关键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保守主义的观点则认为，由于贸易竞争导致国家间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加剧，加之“经济交往……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这些都容易引发猜忌和战争。
新柯尔贝主义并未改变贸易猜忌内部的双重逻辑，但力图降低由此带来的战争危险。贸易势力均衡方案相比于封闭商业国方案来说，进一步承认了国际贸易对于国家政治的根本重要性，但又试图在贸易猜忌所蕴含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相冲突的灰色地带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尽力兼顾两者，让经济逻辑的贯彻不致触碰政治逻辑的红线。
相对于贸易势力均衡方案而言，富国长优方案使天平更多地向经济逻辑的方向倾斜。洪特最为看重的两位18世纪思想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是该方案的倡导者。
贸易猜忌的战争风险主要来自于富裕的先进国家对于自身不能长久保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担忧。富国的经济繁荣将推高它的人力成本，使占有低工资优势的穷国或后发国家最终可以后来居上。富国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优势，不仅会对别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既忧且惧，而且会不惜诉诸战争手段来阻止其他国家的追赶脚步。
休谟和斯密痛斥这样一种政策狭隘有害。他们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所主张的贸易顺差论，强调货币量只要与工业生产、劳动力和商品数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保障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只要富国认清了这个经济规律，就不会再因为看到货币流出本国而忧心忡忡，对其他商业国大起贸易猜忌之心。他们强烈反对国与国之间出于积聚货币的谬见而在贸易上设置无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为这会大大降低贸易将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尽可能广大的范围内扩散的可能性。他们阐释贸易平衡的规律最终是为了说明这种扩散机制的工作原理，并在理论上构建一个富国—穷国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
为了消除贸易猜忌带来的战争风险，休谟和斯密不断提醒英国——显然是当时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对他国技艺发明的模仿学习和他国革新的刺激，而且如果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欧洲邻国真的因被英国的敌对政策打压而衰落下去的话，这对英国自己来说也是祸非福，因为其本国的商业“就会因没有竞争、榜样和指导而萎缩衰落，……也同样会落到……邻国的悲惨境地”。因此，英国应该明智地抛开贸易的猜忌，与邻国和睦相处并乐于见到邻国的商业繁荣。一个富裕国家通过不断投资人力资本，不断保持产业体系的灵活转换，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始终不渝地推进对外贸易，就可以长久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斯密看来，贸易猜忌的替代物应该是国家争胜（national emulation）。贸易猜忌是消极意义上的国家间竞争，是险恶的和好战的，它基于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国家理由，是一种无和平竞争的争胜；国家争胜则是积极意义上的国家间竞争，其手段是公平和建设性的，强调通过和平竞争赢得荣誉，国家争胜像市场竞争一样会带来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争胜与商业互惠不仅彼此相容，而且也为克服贸易的猜忌指明了方向。
富国是否能够长期保持贸易竞争优势？中美两国的当代经验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休谟和斯密的理论提供有利的论据。虽然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使其面临着新兴国家制造业的巨大竞争压力，但是它的资本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使其通过牢牢占据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高端制造业，把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或外包给具有低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不仅有效化解了竞争压力，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近年来，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使其原有的低工资优势不复当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后，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选择从中国迁出，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但这种现象却未必意味着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开始逐步丧失。有学者指出，中国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并非某些产业的全部产业链，而只是其中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但又对劳动力价格比较敏感的生产环节。这种转移可以被视为中国制造业产生的一种“溢出”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供应链体系的影响力。
富国长优方案并不是单方面维护富国利益的方案。该方案对于解决贸易猜忌问题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方面，该方案指出，处于领先地位的富裕商业国在面对新兴国家的挑战时，害怕失去竞争优势而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维持其优势的动机是主要的战争风险来源。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过去的500年中，一共有“16起上升国家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其中的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另一方面，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不再是零和博弈，随着世界贸易在数量和多样性上的扩展，无论富国穷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比诉诸战争更加有利可图，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国家之间的猜忌。相比于贸易势力均衡方案来说，富国长优方案更强调经济逻辑的重要性，相信经济逻辑自身之中就蕴含着解决贸易猜忌问题的办法；政治逻辑虽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原则上可以被经济逻辑所调控。
四、经济逻辑主导：欧盟方案
作为出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乌特勒支和平会议的三位法国代表之一，圣皮埃尔神父从1712年开始撰写三卷本的《给欧洲以永久和平的回忆录》，其中第三卷为《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案》，提出要调整政治边界，使之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
卢梭在对圣皮埃尔方案的概述中指出，在罗马征服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由欧洲各民族组成的社会。当罗马把公民权普遍授予被征服的各民族人民后，欧洲才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法制、宗教和社会纽带的共同体。即便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诸基督教君主国仍然共享了同样的宗教、国际法、道德准则、文化和商业。然而不幸的是，欧洲列强现在相互敌视，所谓的和平条约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停战协定，无望带来真正的和平。
圣皮埃尔认为，要实现欧洲永久和平，路易十四的普世君主国模式和罗马帝国的单一中心模式都不可行。这是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疆界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边界如山脉、大海、河流来划定的，列国之中最强大者也不过是整体的一小部分，其力量远不足以实现欧洲统一的霸业，即使两三个强大的君主携起手来也仍然只是少数派，其野心会激起更多国家的联合反制。欧洲各王国的特殊利益彼此交错，相互制约，形成了欧洲内部的某种均衡状态，使得各种躁动不安的力量互相抵消。但是这种欧洲内部的势力均衡——如法国王室与奥地利王室之间的势力均衡——却不是和平的保障，因为商业的力量在强力地干扰着既有的均衡，使国家经历着快速的盛衰沉浮。
作为欧洲永久和平的解决方案，圣皮埃尔青睐一种把现代国家主权与联邦体系混合在一起的模式。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各民族可以基于共同利益、相似的准则和习俗而构建起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必须足够广泛，不把任何大国排除在外；要有一个司法机构来确立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的法律；还要有一个强制力来迫使每个国家都服从共同的决议。该联盟将是坚固而持久的，没有哪个成员可以随意退出。联盟设有常设议会，由各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组成，主席轮流当，共同开支由各国按比例负担。哪个国家违反联盟条约，就将被视为欧洲公敌，天下共诛之。构建联盟的基础条款除非全体一致，否则不得更改。
在圣皮埃尔看来，通过订立这样一个永久联盟，欧洲各基督教君主国之间将会增进彼此的保存和福祉。各个成员国都可以坚定地相信：“欧洲联盟将足以维持欧洲的长久和平，它将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持自身的边界和商业……它寻求的只是各国商业的安全，贸易对各国都将是有利的，因而它们再也不会想要实施任何形式的征服，而只会把和平的敌人看作自己的敌人。”
圣皮埃尔方案的本质就是要搞出一个类似于欧盟那样的政治体，在其范围内，政治边界与市场边界合二为一，对外贸易降格为地区贸易或国内贸易，贸易猜忌的战争危险于是就釜底抽薪般地化解掉了。圣皮埃尔方案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在他著作动笔之前就已出现，那就是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为了解决彼此的贸易猜忌而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与工商业发达、殖民地众多、海外贸易兴盛的富国英格兰相比，苏格兰是一个典型的穷国，自然条件比较贫瘠，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工商业孱弱，没有海外殖民地，无力独立发展海外贸易。但是苏格兰的民族意识强烈，非常珍视自己的政治独立，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多次与英格兰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启后，苏格兰还在与法国保持着正常的贸易，英格兰十分担心苏格兰会与法国联手对它形成包围之势，因此决心推动两个国家合并，以便统一其商业和殖民政策。英国女王安妮在1706年致苏格兰议会的信中，明确指出两国合并的重要意义在于消除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贸易猜忌：“全面而完善的合并，将是持久和平的牢固基础。它将保护你们的宗教、自由和财产；消除你们之间的仇恨，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嫉妒和分歧。它必然会增进你们的力量、财富和贸易；通过合并，整个岛屿友好地联合在一起，免于利益不同的一切忧虑，能够抵抗一切敌人。”1707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正式签署《联合条约》，成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政治合并有效祛除了原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猜忌，大不列颠成为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可以说是圣皮埃尔所设想的欧盟方案的微缩版实例。圣皮埃尔方案的另一个生动实践是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联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1781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确立了一个由各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由于贸易的猜忌，各邦为了自身的利益，竟然彼此打起贸易战。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的直接起因是，根据《邦联条例》，邦联议会没有权利管理邦际贸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邦拟派出代表讨论如何修改《邦联条例》。但是各邦代表最终发现，要彻底解决彼此之间的贸易猜忌，只对《邦联条例》修修补补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另起炉灶，制定一部全新的联邦宪法，把13个邦的松散联盟改造成为一个行动有力的政治统一体。美国建国之父们在为1787年联邦宪法辩护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视为北美13邦从邦联到联邦的制度飞跃所效仿的先例之一。北美13邦经由 1787 年联邦宪法而实现的合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各邦之间的贸易猜忌，使美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由一个孱弱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圣皮埃尔方案的实践还要等到欧洲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痛定思痛才终于推动了欧洲统一思潮的高涨。由于认定欧洲的煤炭和钢铁工业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冲突的根源，法国、联邦德国等六国于1952年率先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65年，欧洲共同体成立，旨在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对外则采取统一的贸易政策，组建关税同盟。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从经济联盟向着一个更加紧密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欧洲通过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推进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接下来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却始终步履蹒跚，踟蹰不前。欧洲合众国的愿景虽然一度令欧洲一体化论者欢欣鼓舞，但现实中的欧盟始终停留在政府间协议的层次上而无法成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各国政府地位至高无上的原则被不断重申，政治一体化甚至不进反退。2010年爆发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其一是强调欧洲联邦主义，危机“要求人们认识到，欧元区面临的困难（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财政和战略挑战）与那些导致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707年和1787－1788年实现统一的困难和挑战极为相似”，因而要求欧洲必须朝更大程度的政治统一迈出决定性步伐；其二则是“民族主义复兴，捍卫主权不受危机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欧盟发起攻击。右翼民粹主义批判欧盟一体化政策导致严重的移民问题；左翼民粹主义则反对欧盟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
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的前景进一步蒙上了阴影。有学者指出：“脱欧后的英国……重新捡起自由贸易的旗帜，重塑与欧盟的贸易协定，这都对在关税同盟下的欧盟成员国形成压力，且暗中助长民粹主义兴起的欧盟成员国去追随英国模式。”事实表明，仅有经济一体化、没有政治一体化的欧盟方案无法在联盟成员内部消除贸易的猜忌。英国脱欧不仅会加剧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猜忌，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催化现有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猜忌。
圣皮埃尔的欧盟方案与费希特的封闭商业国方案都是使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相互重合的努力，但前者是以市场边界为基准来调整国家边界，后者则是以国家边界为基准来调整市场边界。与富国长优方案相比，欧盟方案更加强调经济逻辑压倒政治逻辑，必须在政治上做出调整和让步以适应经济逻辑的内在要求。然而，30年的欧盟实践却表明，作为一种思想方案的欧盟方案，其经济逻辑在试图压倒政治逻辑的过程中会遇到极为强大的阻力。
五、六种思想方案的比较
洪特说，好的历史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化辩论在概念上并不新颖”，也可以让我们避免毫无成效地重复提出某些问题。在贸易首次作为国家大事进入政治学核心视野的18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们已经为我们呈现出他们对于自身时代困境的深刻理解。他们提出的思想方案形成了从政治逻辑主导到经济逻辑主导的一条连续谱。
在我们梳理的六种方案中，越是政治逻辑主导的方案，其思想气质越接近前现代。农业国方案拒绝工业化、商业化和城镇化的现代潮流，推崇古典意义上的德性政治，已经无法构成我们今天的政策选项。与之相比，封闭商业国方案虽然会让我们想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然而在大国贸易关系紧张时期，该方案的某些思路在极端条件下也并非只是一种历史的感时伤怀。
越是经济逻辑主导的方案，其思想气质就越显得激进和超前。马克思共产主义方案的超越和激进自不必多说。圣皮埃尔神父的欧盟方案就18世纪而言也是极为大胆和前卫的想法，代表了一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超越。虽然两三百年后他大胆描绘的蓝图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但是今天欧盟面临的一体化困境——欧洲能否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联邦架构的欧洲合众国—— 以及英国的脱欧都在提示我们，贸易的猜忌从未走远，它以18世纪的同样方式困扰着21世纪的世界。
主张政治、经济逻辑调和的两个方案最具有现代思想气质。这两种方案都清楚地看到，争夺贸易优势已成为政治关切的核心，贸易已成为国家间生死荣辱之战的主战场，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逻辑不能完全消除和克服国家猜忌的政治逻辑。因此，这两种方案对于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严重困境，有着比另外四种方案更加深切的体认。在洪特看来，现代政治学不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也不是17世纪兴起的自然法理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正是新柯尔贝主义者及休谟、斯密等人在理解现代政治方面具有更加整全的政治经济学视野。
综上所述，在六种思想方案中，农业国方案太过前现代，共产主义方案太过超现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还无法成为解决贸易猜忌问题的现实方案。但是它们处于六种思想方案连续谱的两端，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两种方案都是通过取消问题本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它们的理论意义在于富于启发地标示出了贸易猜忌问题发生的边界条件。
处于它们之间的四种方案或其变体，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或者为现实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的思考模式。
当外部环境条件极端不利时，某种程度的封闭商业国方案——至少对于大国而言——并非完全不可考虑。当前逆全球化浪潮迭起、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世界经济衰退阴霾难去相互叠加的国际环境表明，该方案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离题万里。
英国脱欧对欧盟方案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但要因此就说欧盟方案已告失败，这个断言又似乎下得太早了。无论今天的疑欧情绪如何浓重，欧盟的建立都代表了使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尽可能协同一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贸易猜忌问题的伟大的政治努力。与此同时，反对欧盟侵蚀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质疑欧盟决策不透明不民主的民粹主义，由移民难民问题激发，导致欧盟认同日趋下降的身份政治，又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既然欧盟未能实现有意义的政治统一，各成员国之间自然仍旧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扰。
不管欧盟方案现在成败如何，它的可拓展性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东盟或南美共同市场）的可复制性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贸易势力均衡方案与富国长优方案似乎才是更加现实的选择。大国尤其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案：一方面可通过高劳动生产率、高素质人力资本、高创新能力、高质量产业体系来寻求长期维持自身的贸易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可通过积极签订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来维持动态的贸易势力均衡。
贸易势力均衡方案和富国长优方案都力图从经济逻辑中找到压制政治逻辑的动力机制。然而，经济逻辑真的能够胜过或压倒政治逻辑吗？事实上，这两种方案的18世纪倡导者们，对于它们在克服贸易的猜忌、避免贸易竞争滑向战争冲突方面的功效，都缺乏十足的信心。例如，梅隆就敏锐地意识到对贸易的追求既能够富国强民，同时又有导致战争的巨大危险，当贸易势力均衡无法维持时，新型商业君主国很可能变成战争发动机。斯密也看到由于争胜和猜忌的边界相当模糊，商人和制造业者会利用民族仇恨——国家猜忌的一种表现形式——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商业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长了商业上的嫉妒，两者相互助长”，所以商业上的国家间争胜仍有很大可能酿成战争。既然贸易猜忌导致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猜忌，那么要理解贸易猜忌为何难以根除，最终仍须回到霍布斯。
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是否可以减少乃至最终消弭世界上的战争冲突？对这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大都出于利益政治的理由，它相信就那些被贸易和金融关系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国家而言，切身利益的考量将对它们的战争冲动产生有效的约束 ；而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则大都出于认同政治的理由，它相信国家间在身份认同（民族、种族、宗教、文明认同）上的冲突可以突破经济相互依赖的束缚，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捍卫、对于承认的需要、对于尊严的追求，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在霍布斯看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体，就像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彼此充满了猜忌和疑惧，而它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之心，又会使冲突一旦爆发，就变得十分惨烈。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结束，国家猜忌就将永无休止。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存在，即便是农业国方案和封闭商业国方案看起来也无法一劳永逸地终结战争风险，永久和平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一个强大的利维坦—— 欧洲永久和平最终要依赖一个真正实现了政治一体化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世界永久和平则要依赖一个世界国家的诞生。虽然霍布斯从未考虑过世界国家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国家理论是一种联合体理论，对于参与政治联合体的成员不需要预先有任何同质性要求，只要他们愿意在服从和维护国家（主权者）方面接受同样的政治义务即可。因此，霍布斯式的国家实际上没有固定的边界，其边界“由主权者履行其主要职责——保护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居民——的能力所限定。换句话说，国家的大小是由其权势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只是为世界国家的出现留出了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如果没有世界国家，或马克思设想的无国家的世界社会，那么这个民族国家林立、民族主义高涨的世界，是否会在贸易猜忌的魔咒下陷入“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之中，确实是一个亟须回答却又极难回答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