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觉悟”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导者陈独秀1916年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所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提出的。回望百余年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文明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伦理觉悟”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具有独特的启蒙价值，它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发展具有某种内在的历史契合性。
“伦理觉悟”概念的提出及其启蒙价值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撰文《吾人最后之觉悟》发出强烈呼吁，将“伦理的觉悟”视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的觉悟”。关于“伦理觉悟”之要旨，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陈独秀所指的“伦理觉悟”不是关涉个体人生的伦理关系，而是着重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觉悟”。在文中，陈独秀开篇即言：“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在其看来，个人之生死问题是个体人生的一个终极伦理问题，可将其视为“吾之最后的觉悟”。其所言之“伦”并非个体生命的生死，而是我们个体生命所寄寓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其二，陈独秀在反思、揭示致使东方文明古国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根本原因时，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乃“最后的觉悟”。他深刻指出，封建专制下的闭关锁国和文化封闭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他批评道：“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陈独秀认为，欧洲文化与中华文化在根本性质上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十有八九都是因中西文化的冲突所致。尽管每经历一次冲突，国民都有所“觉悟”，但“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他列举了自明朝中叶以来的六次欧洲文化输入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带给国民的“觉悟”，并指出以往的觉悟都未给中华民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他认为必须通过新旧思潮的激战，才能从政治上根本解决问题。
其三，陈独秀所指的“伦理觉悟”即“文化觉悟”，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文化基因和底色的。“伦理的觉悟”乃“最后的觉悟”的另一层意思，即相对于政治的觉悟与学术（科学、教育）的觉悟，伦理（文化）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在其看来，伦理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为显著。儒家的“三纲”是伦理政治之根基，其根本之义是阶级制度，这与以自由、平等、独立为根基的西方道德政治存在本原性的差别。因此，如果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而伦理上仍是保守纲常阶级制，两者必定发生冲突。“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国人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差距化逐渐清醒，但古往今来国人尚未完全觉悟的是伦理问题，因此他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当然，“伦理的觉悟”谓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也体现了“伦理觉悟”蕴含的普遍性的认识。伦理关乎文明最早的基因及传统，而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既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特殊性，也表明了它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异质性、互动性与发展性。如何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仅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加速，这个主题更为凸显。陈独秀百余年前发出的“伦理觉悟”之先声，无疑是一个世纪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蒙。
第二次“伦理觉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型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伦理觉悟”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让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最终建立了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深重危机，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
中华民族20世纪的第二次“伦理觉悟”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构成了“伦理觉悟”的深刻内涵。
其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11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准》通过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们是如何“坚持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根本立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本来面目。《标准》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强调要发展地看待实践的标准，进而深刻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观点。《标准》指出社会主义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就是要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标准》是对封建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束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强有力的批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是标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再次“伦理觉悟”的里程碑。第一，面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路线观念的严重束缚，全会坚定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定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方向、道路及策略提供了根本遵循，使人民的首创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面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严重危机与困难，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总任务。基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情，提出现代文明发展需分三步走的战略。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决策，指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期发展的方向，给中国人民以最大的勇气、信心和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觉悟”和共识下，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以加速度的方式展开，实现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第三，面对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历史局面，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作为时代最强烈的意识形态标识，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伦理觉悟”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析，我们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伦理觉悟”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启蒙意义。那么，其启蒙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 要正确理解文化与文明的有机辩证关系。文明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载体，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这个实体是在人类历史实践的漫长演变中形成、发展的。因此，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形态”从根本上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类实践的现实样态。它既有静态的形态表征，又有动态的形态变革。文化则是人类思想观念的形态表达，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的意识、心理、价值与行为等达至的文明水平，是特定族群“精神面貌”及思维方式的体现。梁漱溟曾将文化形象地描述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它既是文明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明观念形态的凝结和表达。陈独秀所指的“伦理觉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是对封建社会文明形态所形成的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原则的批判和觉醒。因为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基本纲常原则，严重束缚了新文明的发展，换言之，封建文化已成为新文明生长的桎梏。唤起人们的伦理觉悟，就是要冲破这种桎梏。在此，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是一个互为前提、互为制约、紧密联系的有机的生命体，离开文明的发展谈文化是抽象的，是缺乏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的，是没有内在生命力的。
其二，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包含三种基本的文明要素，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明”代表着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是硬实力的体现，“文化”代表着文明的软实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物质文明对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陈独秀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和观点。其认为，丁文江等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表面上好像是对张君劢等玄学派的唯心见解进行了攻击，并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揭示最本质的问题，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派不相信“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独秀强调：“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他进一步指出，诸如唐钺和梁启超辩论“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之类问题，根本不是应不应该植入新的价值观来讨论的问题，而是这种人生观根本就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
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的需求，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善和提高，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
其三，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对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质量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制约力。文化的本质虽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被经济、政治“决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及人的社会生活，并成为人类社会的基因，深刻地影响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性质和进程。诚然，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即独特的文化解释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奠定了文明本源的雏形，还“预制”了文明发展的实践路径。20世纪初，德国鲁道夫·奥伊肯在与张君劢合著的《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中，对欧洲和中国的人生观进行了“形构”。奥伊肯认为：“在古代欧洲，主要的文化民族是希腊人……希腊的特性是紧密地联结着科学思想与艺术形貌；真理与美是这种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量”，希腊人的生活即他们的人生观是艺术和科学精神的结合，这种融合亦成为欧洲文化最重要的传统。而张君劢这样“形构”中国的人生观：自黄帝时代至周朝的建立，“在这期间已创造了中华帝国的基础，并因此确立了中国的国家制度与精神文化的基石”。《易经》《书经》《诗经》及《礼记》等代表了中国精神潮流，从春秋开始到秦帝国的建立，虽出现了代表北方、南方和中部的孔子、老子和墨子等不同的道德学说，但直到秦朝首次统一中国时，中国的精神世界才逐渐呈现统一的特性，自此中华文化日益稳固。在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中，无论是科学派批判玄学派的“理由”，还是玄学派的自我“辩护”，都共同前置了一个判断，即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精神性价值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有别，西洋文化重物质及制度，中国文化重精神与道德。
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强调现代文明的发展必须保持文化的自觉，保持文化的反省力、批判力，特别是当文明发展处在重大转型时期，这种“觉悟”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历史实践证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文化启蒙和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极大地凝聚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显然，文化必然依附一定的文明实体，二者的互动应当是开放的、双向的、持续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可视的实践；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和中国智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判断和政治判断，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价值基础。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充满挑战的过程，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有极强的惯性。这种惯性可能使人热衷于依恋过去，从而发挥出某种预制力功能，同时，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对异己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产生一定的排他性。如果说“生物基因”是使人成为人的自然力量，那么，“文化基因”则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使人成为此人、此族群的文化力量。正是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类既保有类的共性，又秉持个体、族群等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发展主要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经由历史沉淀而“培育”出来的特征。因而，保持对不同文化传统的自觉理性，保持与多元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是现代文明应有的精神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