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特质，通过技术创新的突破性进展、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深度优化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推进新兴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构建起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以创新为引领，最后要落实到产业上。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生产力层面的创新问题，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层面的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扫清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各种障碍，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密切又极为特殊的关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财政改革作为先行军的。近十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了“突破口”和“先行军”的作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将以政策作为主要取向的模式转变为以改革作为主要取向的模式。所以，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明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我国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需要，同样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定主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放权让利，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解决当时地方投资过热、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随后的财税体制改革，则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并从政府预算科目、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绩效预算、财税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加以配合。但是，以往的改革主要只解决了收入比例而未同步解决支出责任比例，致使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以及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上留下了尾巴。

正因为如此，就要针对这些遗留问题来统筹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按照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协作。

二是梳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我国中央政府支出占比在国际上属于偏低水平，因此可考虑上移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可以减少转移支付的效率损失。特别是考虑共同富裕的推进和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中央应承担更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三是稳定宏观税负水平。作为一个超大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将难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因此，减税降费要以结构性减降为主，注重精准性和有效性，既支持创新和发展，又维护宏观税负的稳定。还可以考虑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高端服务业纳入其中，以及提高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

四是进一步改革完善税制和财政支出制度。通过税收优惠和支出优化，鼓励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鼓励支持产业基础再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合理布局，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

五是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除了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等政策措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创造条件。

六是以数字化推动财税管理的转型升级。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推动财税管理向数字管理升级，这同样也是财税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开发基础、改革相应的体制机制、破除数字化可能遇到的障碍，从根本上促进财税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杨灿明

原载《中国财政》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