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 Sabbettai Harris）在1952年提出，而话语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系统、有众多学者参与研究的学科则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1981年Text（现名Text & Talk）杂志在荷兰创刊，可视为话语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从此，话语研究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话语研究突破了对孤立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关注语言与语境、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场域和群体中的语言运用，探索语篇的结构、功能和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近年来，在与政治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互动中，话语研究提供了阐释和批判社会生活中言语表达形式、功能和意义的新视角，带动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研究中的主流分析理论——批判话语分析源于西方理论学界，主张通过语篇分析实现对语篇所展现或引发的社会权力不平等及滥用的批判。批判话语分析的基本概念、理论、价值观都来自西方，蕴藏着西方的思维方式，以西方的立场看待和描述研究对象及相关联系，缺乏跨文化意识，不能完全反映人类的话语现实与研究需求。受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批判话语分析将研究对象话语与社会（语境）一分为二，夸大了话语建构社会的性质和作用，研究聚焦话语（言语形式及意义），社会（语境）只作为话语的解释工具，忽视了对话语与社会（语境）内部关系的整体探究。批判话语分析中缺乏人类交际文化多元、竞争的概念，以西方中心视角看待世界，容易忽视非西方话语中蕴含的文化特征和生成背后的历史机理，从而使研究结果和发现中带有文化偏见。西方话语研究领域强调跨文化属性的研究，或强调文化之间的相通性，或强调跨文化交际的差异性（认为文化之间没有互通之处），彼此相悖。但这一思路忽视了各文化实际处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存在文化权力竞争。因此，话语研究领域亟须具有文化批判性、充分考虑并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话语体系之间权力竞争或合作关系的话语分析范式。
文化话语研究在呼吁去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语境下诞生。作为文化话语研究思潮中的重要力量，施旭提出的文化话语研究范式认为，不同族群、地区、国家的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同时存在文化权势关系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同语境下文化权势关系的不平等性会通过言语交际和互动体现出来。文化话语研究范式以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试图探究、揭露跨文化传播中长期、持续存在的文化斗争和文化不平等现象，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文化话语研究范式包括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其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假设。一是不同文化社群有着不同的交际方式。二是当今世界仍非常不平等，西方霸权往往主导着世界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话语研究认为话语最为重要的特质就是“文化性”。
文化话语研究受到当今国际多元文化斗争现实的激励，致力于系统挖掘和评判文化关系的不平等、文化权力/权利的斗争、文化权力的滥用和创新，在研究中采取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如维护民族文化利益、人类和谐共存。文化话语研究鼓励不同文化范式的创新与对话，通过与其他跨文化传播理论、话语理论的对接和对话，力图建立东西方文化话语的对话，发展符合东方文化特性的话语分析理论和范式。文化话语研究坚持整体、辩证的话语观，将话语定义为“一定历史、文化关系下，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特定交际渠道所进行的交际活动”，包括听说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文化关系等多元话语要素与范畴。因此，文化话语研究不仅关注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建构作用，同时强调各话语要素的能动性以及话语要素之间的关联，要求研究者整体看待各个话语要素之间复杂、多元的联系。文化话语研究范式的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中所面临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发展话语、主权话语、危机话语等方面的议题，引导国际学术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中国话语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际。黄国文编写的《语篇分析概要》（1988）可能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话语分析理论的一本书，该书依据篇章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析了英语的篇章结构。1991年6月，第一届“全国性话语分析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该研讨会于20世纪90年代共召开四次。经过40余年的发展，国内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开拓性的话语研究成果，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提出了根植本土、放眼世界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方向与策略，并将话语研究的本土化付诸实践。比如，曹顺庆和支宇主张通过中西文论的对话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探讨文论对话的原则、途径与形态。汪少华立足于中国的话语实践，在Lakoff架构理论基础上增加中国文化维度，构建中国对外和对内话语架构体系。冯德正试图将“多模态中国话语”发展成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探讨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施旭提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致力于挖掘、阐释、评价当代中国话语的变化和蕴含其中的文化特质，用中国话语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增进话语研究的文化对话。中国学者们基于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积极探索能够阐释中国话语变迁、注重观照中国文化特质的本土话语理论，未来可期。
建构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需求。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重要内容，这需要构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自己的核心话语理论，指导融通中外的国家传播能力建设，为掌握与我国国际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学理支撑。二是回应新文科建设的需求。新文科建设提倡把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这就要求中国文科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用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理论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方法和新范式，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新文科的使命担当。三是国际话语研究学术平等对话的需求。当前，西方话语理论范式仍占据全球话语研究领域主导地位，其特定的社会语境、时间和空间经验、交际策略并不能完全指导、充分反映不同地区、国家的社会实践。我们必须突破西方既有的话语框架，揭示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及后果，聚焦非西方社会面临的话语问题，发掘、构建非西方话语的研究体系，推动、参与不同文化范式间的批评与对话，实现人类话语学术的繁荣与创新。中国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这项国际话语研究时代任务的重要先行力量。
建构中国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要秉承“植根民族，放眼世界，国际对话”的原则和本土/全球视角兼顾的方法。要关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话语特点，助力中国文化发展目标实现，运用中国（学术）文化智慧。同时，也要关怀人类面临的话语问题，坚持全球化立场，广纳不同文化学术传统，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要充分利用中国话语研究已有的丰富理论与实践基础和资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和发展状况以及全球话语秩序，为中国话语研究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哲学、修辞学、文学、传播学中的丰富学术资源，如东亚修辞学传统中的“言礼”“言仁”“言忠”“言信”“言德”等思想，为中国话语建构提供言语生成规则和价值观指导。要充分挖掘中国话语特有的文化特征、原则、价值观和言语生成策略。比如，当代中国话语持续发展变化，在历史、文化互动中不断演变，因此必须从历史互动、演变的视角整体看待；当代中国话语以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为指导，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而非二元对立的，因此对当代中国话语的考察需要放置在与其他言语交际事件中整体、辩证地分析；当代中国话语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贵和尚中”的伦理道德影响着话语实践，其中蕴含着观照他人、维护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伦理道德性；当代中国话语秉承中华文化“言不尽意”的言语生成规则和理解规则，话语和意义关系的不对称性要求我们超越言语、文本去挖掘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言行意旨。这些文化命题为全面梳理、分析、解释、评价中国话语实践，为中国更好地认识自身话语、为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提供了分析路径和框架，为推动话语研究文化对话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也正是推进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