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知识体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知识脉络、知识生产、概念范畴方面，还是在逻辑生成、体系结构和话语表达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他在”和“他为”遮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点在于体现“自主”。坚持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既看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来路”，又始终明辨“进路”；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既守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与“根脉”，又坚持推陈出新；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我”，又符合体现共性。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的辩证方法。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辩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2022年a）所谓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参见翟锦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但知识体系的建构，既受到物质世界以及由其决定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外在环境下诸多文化和意识观念的影响，其生成逻辑必然具有多维的复杂性。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但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中国知识体系，无论是在知识脉络、知识生产、概念范畴方面，还是在逻辑生成、体系结构和话语表达方面，都仍或多或少存在“他在”和“他为”的遮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字面关键词在于“自主”。因之，坚持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既看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来路”，又始终明辨“进路”；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既守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与“根脉”，又坚持推陈出新；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我”，又符合体现共性。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的辩证方法。

一、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既要看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来路”，又要始终明辨“进路”

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是认识和分析现实世界、人类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以这一辩证方法来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解决“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问题。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气生成的。就知识生产学的角度而言，知识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这是现代的知识生产；而就知识生产的逻辑而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也就意味着这一概念的前端就是中国的。因此，中国知识体系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成为自主的、自在的、在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演进，是一个明辨“来路”与“进路”的问题。把握这一问题，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前提。把握“来路”与“进路”的辩证关系，进而在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寻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发逻辑，才能看清“从何而来”、明确“向何而去”。

（一）在批判中看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来路”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从哲学的逻辑解释而言，批判的意图并不在于“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思”的状态厘清本质，在思维的迷雾中“祛魅”，在“解蔽”的过程中实现“解构”乃至再“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不断生长，又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不断生发，但同时也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知识体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进而带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底色。一方面，“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80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深邃博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气节所在、精神魂魄所系，是中国知识体系的“根”。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经过批判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蕴含着的主体人格意识下的积极入世、价值追求、和谐共存、大同情怀等哲学性格，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诠释和建构。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对中国本土文化而言无疑是“舶来品”，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科学的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就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特定时空产生的伟大思想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恒久的时空穿透力。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形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继承和本土化发展。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并密切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中生成的。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异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过程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范畴范式、理论学说乃至思维方式大量涌入，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知识体系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导致出现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的现象。对于这一中国知识体系中的“异色”，必须坚持批判性的辩证看待。对于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西方文明中有益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观点、学说、理论，中国的知识体系都应合理地借鉴和吸收，“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同上，第479页）。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自主性”，对于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自为”和“自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当前仍存在一些“言必称希腊”现象的中国知识体系面临更为紧迫的对源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异色”的“祛魅”和“解蔽”问题。对西方知识体系隐喻的意识形态侵袭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根源保持批判的清醒和自觉、批判的底气和勇气，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前提。

（二）在建构中明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路”

科学地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从建构的角度而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路”，就是要明确“向何而去”，什么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科学才能彻底，彻底才能管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进路”，是要兼具理论上的内在规定性和现实中的理论观照力，如此方能建成真正的科学的“批判的武器”，真正发挥“武器的批判”功用。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理论上的内在规定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命题的关键点在于“中国自主”，就是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就意味着这一知识体系必须具有三个方面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其一是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和理论本色，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其二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元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地化，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其三是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用而不觉”的“融通”。由此理论规定性所界定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生发和生成中国自主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是基于中国本土思维、本土实践和本土文化而生发的，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说，可以科学总结、阐释、呈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并抽象为足以解释现实问题、引导规范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的自主原创的理论范式和工具，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批判的武器”。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现实中的理论观照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能否建成，建成的效果如何，最终要看理论的现实观照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经建构，就必须以中国自主的理论之力观照现实、前瞻未来。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经世致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当以回答时代命题为目标，形成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中国阐释、发出中国声音、创新中国表达。抽象的理论与理论的抽象，形而上的思考与形而下的实践的结合，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回避的问题。知识生产的逻辑是理论从实践中生发、在实践中抽象、最终在实践中证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逻辑也是如此，遵循这一逻辑，“批判的武器”才能真正发挥“武器的批判”功用。

（三）在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从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建构的辩证关系来看，“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来路”，“建构”是为了更好地明晰“进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认知前提。

一方面，批判是建构的基础与前提。任何知识体系都不是源自凭空的想象。基于唯物史观，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对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彻底的哲学批判，实际上是实践的产物，而非精神逻辑的构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经过这种彻底的批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伪装性和隐喻性进行彻底的“解蔽”，对遮蔽和隐喻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打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建构是批判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真正的科学理论不能满足于宏观地、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在实践中通过批判来建构一个新世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不管是对“来路”的哲学批判，还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批判，都是为了建构“自主”的中国知识体系。在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中，随着理论规定性的呈现和现实观照力的增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科学性也将不断提升，从而为人类文明贡献蕴含更多原创性、科学性的中国智慧，进一步彰显“自主”的要求。

二、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既要守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与“根脉”，又要坚持推陈出新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推动实践发展的科学方法。以这一辩证方法来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解决如知识树谱一般的“生根”和“开叶”的问题。知识生产的逻辑强调固有的基点与发展的方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解决“根在何处”和“叶发何方”的问题。要守住的“根”是什么，要生发的“叶”在哪里，把握这一问题，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把握“根”与“叶”的辩证关系，进而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找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习近平，2022年a）这一重要论述为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魂脉”与“根脉”，坚持守正创新，以系统化、科学化和规律化的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知识范式，为阐释好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持守正，守住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6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守正”，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根本”。就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树谱根系而言，它不是无根之木，建构必须以理论的“根深”为前提，只有根系向下扎得足够深，其理论树谱才能足够结实与繁茂，最根本的“魂脉”和“根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习近平，2016年，第9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融入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各领域和建构全过程。就此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灵魂”，也是中国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的本质区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79页）文化涵养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基因，对人类文明生成和社会价值体系构建十分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资源。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加快构建具有自主性、系统性、原创性、时代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生长的根本文化土壤。

（二）推陈出新，生成原创性、本土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说，“守正”明确了理论的生存，那么“创新”则决定了理论的发展。“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同上，第482页）创新是思维理念、理论范式、诠释模式、叙事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不断生成原创性、系统化、本土性的知识体系，进而科学回答时代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创新，要坚持原创性、本土化和系统化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82页）“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同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种“进行时态”的活动，必然要求从“套用型”的知识搬运走向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从碎片化的知识散片走向系统化的知识集合、从“他在性”的知识嫁接走向本土化的知识再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习近平，2022年b，第19页）以中国场域为基本范围，以中国实践为基本依据，以中国发展为根本目标，才能真正进行原创性的知识生产、形成系统性的知识集合、生成本土性的知识体系。“中国”和“自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词，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生发出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场域的“自主性”创新知识体系，使其能够作为一种“自主”的存在，自觉地创设中国理论，并自为地回应中国问题。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创新，并不仅是某一学科、学术和话语的创新，而是关涉到知识生产各方面全过程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创新。创新的目的在于在知识生产的起点上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确保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结构框架、话语表达以及普及宣传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姓“中”；在知识生产的机理中坚持自主性知识创造，明确知识体系的主题主线、核心要义、重要范畴以及具体对象等，对其中关涉的意义系统、价值系统、符号系统以及知识生产、运用、创新等进行过程再造；在知识生产的目标上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的独特作用，在融合本土视野、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和未来视野中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特色”和“世界共性”的阐释能力。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典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物，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特征，也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既体现现代化实践的一般规律，又彰显中国现代化的生产逻辑和演进机理；既旗帜鲜明地表明是“中国的”并形成“中国式的”标识性概念，又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知识生产创新。

（三）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就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同上，第20页）。从哲学意义上的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来看，“守正”是基点和根本性问题，“创新”是走向和发展性问题。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根本规定。

一方面，守正创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动态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建设，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阐发，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形成和提炼出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相统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守正创新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运用包括哲学、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联合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核心内涵进行挖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多体现民族性，更好展现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理论、学说、主张和方案，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使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都装上“中国芯”，烙上“中国印”。

三、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要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我”，又要符合体现共性

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是成为“本我”和成就“大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按照一定秩序且源于中国内部而组合成的知识体系，主体性是蕴含其中、成为“本我”的本质规定，开放性是内蕴其中、成就“大我”的内在要求。把握“本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在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中，寻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逻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是“中国”“中国特色”的本质性存在，没有主体性的开放只会导致迷失“本我”；但没有开放性的“本我”是故步自封，难以成就“大我”，最终也会失去“本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80页）对主体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封闭僵化，将中国和世界割裂开来，排斥作为“他在”的其他文明成果，而是要在开放交流中使体现个性的自主性因符合和兼具世界各国知识体系共同特征而更具普遍性，进而在更高层面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坚守“主体”，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个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新的时空情境中发展创新的表达和阐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强势话语遮蔽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往往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缺失，或者说“个性不足”。解决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所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说什么”，就是要“说自己的话”，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进而指导中国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语言、文化、人民和历史关联紧密，尤为凸显特质性与民族性。因此，尽管不同领域的具体研究对象、任务与重点有所不同，但体现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上，都必须以“中国为观照”，彰显“中国特色”。这里的“观照”与“特色”，指向的是在事实层面上，只有针对中国之问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实立足中国实践、科学分析中国实践进而真正指导中国实践；指向的是在价值层面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非但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之问，反而会引致中国知识体系自身特色、特质的暗淡与消退乃至退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各种学科以套用西方理论为“荣”、以用西方“话术”解释中国实践为“时尚”，中国声音逐渐缺失、中国理论逐渐暗淡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自身知识体系的“肌无力”（习近平，2016年，第20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说什么”，从本质而言，就是不断提炼、证成和呈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厚重历史与生动实践，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实践发展。

所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怎么说”，就是要“用自己的话说”，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窠臼，在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有自己的概念界定、核心议题、范畴范式、内涵外延、生成机理和基本规律，是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结合，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是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综合。“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13页）思想呈现的是逻辑，“道”的表达是规律，体系化存在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方式。体系就是系统化、逻辑化、规律化，而不是碎片化、切割化、口号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我”，一定是学理严谨、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与实践证成，惟其如此，在标识性理论、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话语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主体性呈现中，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中国特色”才能得以有效表达。

（二）坚持“开放”，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共性

一切人类先进文明都具有知识上的共通性和生产上的合规律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遵循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逻辑，在交流与互鉴中强化自身，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遵循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逻辑。知识体系是人类认知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的范畴、概念、方法与表达如何拓展、如何演进，但蕴含其中的知识生产规律和一般性逻辑是稳定的，即知识应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证成、最终指导实践，在实践场域不断演绎出抽象、提炼、反思、证成乃至重构的演进轨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符合这一共性。以现代化理论为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和生动实践中生发而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的一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习近平，2023年，第4页），具有鲜明的中国基因，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图景。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西方特定文化土壤和特定实践中生发而成的，但其理论的生发与实践证成是符合从实践抽象理论、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知识生产一般机理的，并呈现出对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现代化追求的一般规律与共同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要符合是在中国实践中生成，在中国场域中证成，进而指导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知识生产机理，又要充分体现对包括西方现代化在内的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共同特征，进而才能形成鲜明的、中国的、自主的现代化理论，进而“从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视域来检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及其历史意义”（范晓慧，第88页）。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在互鉴与对话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知识生产的增量与提质。文明在互鉴中发展，知识在交流中生长，知识体系具有开放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强调主体性与个性，也要以开放的姿态与不同知识体系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注重开放性与共性，在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的交流、互鉴、融通中，辩证看待知识体系可能出现的差异、竞争、突变乃至张力现象。“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81页），“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同上）。比如，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常用的模型推演以及数量分析等方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既不能不加区别地盲目推崇、“唯模型而模型”，以大量的数据推演“遮蔽”背后的实质逻辑，也不能一概地加以否定，在一些适合的学科与学术体系中也有必要借鉴引入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模型推演方法，但关键要立足中国实际。

（三）在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是在坚持自我中开放，在坚持开放中发展，自信而不自大，既关注自身、又回应世界。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主体”是为了解决本质性存在的问题，是“个性”的呈现；“开放”是为了解决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是“共性”的表达。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充满自信，又不能盲目自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气在于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与历史的自信与自觉。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凝练了彻底的科学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完全可以也完全有理由自信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自信是主体性的呈现，但自信并不是自负和自大。应当承认中国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的逻辑性、体系的完整性和表达的穿透性上，与西方知识体系仍处于不对称与不平衡状态，采取封闭的态度，将中国知识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割裂开来，无益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坚持主体性和表达“个性”的同时，“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80页），坚持开放性和呈现“共性”，兼具人类文明知识体系共同特征，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回答中国之问，又要回应世界之问。“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同上，第483页）生长于中国土壤，回答中国之问，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当今中国正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只有正确应对和自主处理这些“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使之提炼、升华为“问题中的思想”，才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真正理解与追问。这种理解与追问，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张扬主体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已然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知识体系，更需要坚持开放性，具备世界情怀，“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习近平，2022年b，第21页）。用中国智慧、中国知识回答世界之问，从特殊性中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识，使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升华为符合人类文明规律的普遍性，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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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载《求是》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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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翟锦程，2022年：《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曹建文，1975年12月生，哲学博士，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先后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近年来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