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和学习贯彻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中迅速兴盛起来，在推进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编纂中一步步走向繁荣发展，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中开拓新局面、再上新台阶。202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中指出：“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值此之际，朱佳木研究员《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一书出版问世，有力推进了新中国史研究编纂“三大体系”建设。

新中国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新中国史，在史学意义上又被称为“中国当代史”。根据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认识论，该书对什么是新中国史作出定义性的判断。作者认为，新中国史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同时从史学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强调应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将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来的1840—1919年改为1840—1949年，并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新中国史、中国当代史合并，统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国史”或“中国当代史”。

判断新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是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一个认识前提。作者主张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观察和划分历史时期，特别强调应将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放在一起，作为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将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1977—1978年的“两年徘徊前进”同1956—1966年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十年”放在一起，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把计划经济、政治和群众运动，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时期。作者的这一分期，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个阶段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与之相联系，明确什么是新中国史研究，需要弄清楚其与中共党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不仅影响人们对新中国史研究内涵的理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新中国史研究必要性的怀疑。由此，作者从研究角度、范围、重点与方法等方面对新中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二者各有其学科属性、研究任务和社会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新中国史发展的主线、主流

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就是要深刻反映和揭示新中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认识党情国情世情，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护国。其中，对于新中国史发展的主线，作者认为至少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作者强调，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最重要，但它代替不了另外两条。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新中国史的发展。

在什么是新中国史发展的主流问题上，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辩证分析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作者强调，改革开放不是在旧中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研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认为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都是错误的。只有这样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才能全面评价新中国的历史，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从而增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落脚点是科学总结新中国史发展的基本经验、规律与特点。对于历史经验，作者认为，既要用人们今天达到的认识高度分析，又要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在新中国史经验研究中，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既要研究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又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经验做综合研究；既要研究新中国历史中的成功经验，又要注意对失误和挫折的教训进行研究；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经验，又要把经验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新中国史研究编纂通史性与专题性相结合

新中国史是一部历史，而且是一部正在发展着的历史。作者既注重从整体上贯通性地研究新中国史，又着力于新中国史中若干专门史、重大专题史研究。

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作者认为党之所以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主观上是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客观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回应苏联对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援助。作者强调，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这个决定是出于抓住当时国内国际有利时机的考虑，力图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作者不仅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史，而且善于用举例的方式把新中国历史经验贯通起来加以总结，认为这种方式可以用“上下” “左右”“长短”“多少”“虚实”“表里”“快慢”“革守”16个字概括。这就是关于如何处理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带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处理人口大多数与少数群体之间相互利益的关系，处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处理党和政府治国的政策、策略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重大战略、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处理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问题时要求过急与要求适度的关系，处理变革、革命、改革与坚守、继承、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学科建设上，作者还强调要加强社会史学科研究、口述史学科建设，高度关注和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开展口述史拓展研究视野。对于编史修志，作者认为，二者有共同的起源和相同的传统。志书述而不论，不等于志书没有立场、观点，只不过是修志人把立场、观点寓于记述之中罢了。国史有论，论要据志。史志携手，服务社会。

（作者宋月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