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以后的历史学科，新中国史研究不仅有着强大的学术功能，在发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方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新中国史叙事面临着新的重大使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符合自身发展属性的、与大国身份相适应的叙事体系。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构建，需要着眼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塑造，更需要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讲好新中国故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创新指明了方向。
构建“面向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坚持大历史观”是基本经验
“面向历史”就是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历史进步的立场，锚定新中国历史发展方位，客观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画卷。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穿其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聚焦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艰辛历程，指明再创历史新辉煌的奋斗方向，要更加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锚定历史方位和奋斗目标，发挥党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坚守历史进步的立场，继续推动历史前进。
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或重大或微小的历史事件对其演进方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对其中蕴含的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历史进程出发，抓住其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比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遭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这一全局性失误，但对曲折性的认识应该置于前进性之中，即使在“文革”这样的错误路线占主导的时候，也并不是一团漆黑，社会建设、国防科技、外交工作、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强调：“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历史细节浩如烟海，历史脉络盘根错节，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是首要任务。科学认识新中国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要处理好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主流”事件与“支流”事件、成绩成就与失误曲折的关系，这应该由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总体进程来确定，要将其视为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来看待。毋庸讳言，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成绩成就与失误曲折相交织，但不能抓住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借以淡化甚至全盘否定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在“主流”与“支流”、成功与失误的矛盾关系中，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才能使新中国史叙事构建起有“意义感”的完整的历史图景。因此，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表象，厘清新中国史的发展脉络，探讨新中国史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
构建“面向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坚持大历史观”是基本经验。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世界文明进步的宽视野，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特定历史阶段。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穿其中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集中体现了大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从整体上认识新中国史，从整体上认识主题和主线的历史连贯性，需要把新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这种体系化思维给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大历史观，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从整体来把握新中国史叙事。
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许许多多对历史发展与演化有不同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研究新中国社会保障史，既要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所发挥的托底功能，更要考察诸如废除农业税这样的系统性政策的辅助加持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新中国史的过程中，必须以大历史观为指导，从整体上认识主题和主线的历史连贯性。从历史的本质来讲，一切历史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从整体上认识新中国史主题和主线的连贯性，才能深化对历史规律性、经验性的认识。
坚持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述史论事。这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尊重新中国史学科自身特性的必然要求。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充分表明，坚持大历史观对于深化新时代的新中国史研究始终是第一经验。
构建“面向现实”、具有中国气派、系统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正视并尊重“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是基本要求
所谓“面向现实”，就是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回归国情。新中国史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能考察，现实发展需要是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实践动态，并将其融入学术研究之中，是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性”是新中国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新中国史研究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认识活动。如何努力展现新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与发展的丰富性，如何充分理解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达到对新中国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关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认识，如何从学理上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成果、历史经验，是摆在当前新中国史研究视野中的重要任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坚持问题导向与现实关怀来构建完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首先要着力研究中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着力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只有以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系统化的历史叙事体系，新中国史研究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比如新中国医疗保障史的研究，就要从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具体时段国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系统考察国家财力、物力支持的力度和方法，发现诸如“赤脚医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历史存在的学术表达方式。所以，学术研究特别需要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概念与范畴，以此理解和解释一些现实问题，努力让其在更大的场景下被更多的人所看到，达到真理性认识。如何真正发挥这样一种优势，特别是要真正关注现实，然后把它吸收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要义，具体路径包括：从实证出发，回归现实，回归国情，深入社会，把握社会的变迁、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深入民众，访谈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把握民众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认知程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发挥调查手段多样化的优势，促使获取的史料更为系统、科学和便捷，以便史料的科学性能够得到更为直接和多方面多渠道的检验。
正视并尊重“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已成为社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正当性的主流期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是正确看待中国自身历史和事物、得出科学认识与结论的学术研究规律。
“以中国为中心”，就是要强调历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论述既切中时弊，且启发后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发挥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性，研究并尊重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观”，强调要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历史，反对过度依赖西方叙事模式来解读中国历史。该书在中国学界受到了欢迎，引发了反思，去重新审视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相结合，一方面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相贯通。
“以中国为立场”，标志着新中国史研究的价值取向。立场由思想和理论支撑，决定着方向，也体现着叙事主体的目的性，即为谁叙事和为什么而叙事，是一种价值选择。中国立场是新中国史叙事的出发点，价值选择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活动，新中国史叙事的主体性要自觉地尊重自身的历史发展，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价值选择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尊重新中国历史的客观性基础之上。坚持中国立场就是坚守新中国史叙事的“中国特色”，坚持自身的“本土性”，去寻找中华民族发展的普遍根据和原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史叙事必须通过坚守中国立场，真正做到自身的独立性与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 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不以中国立场开展新中国史叙事，就会出现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可以实现历史认知、现实评价与未来预期的统一，明白“挨打”“挨饿”之根源，探寻不再 “挨骂”之路径。
“以中国为方法”的提法来自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其倡导中国学术研究不仅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还要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其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附庸而存在，而是让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尺度”或“标准”。沟口雄三认为：“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多年来，有些人“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需要特别警惕的现象。“以中国为方法”，就是抵制和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根治学术界大量移植西方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的弊病，“以我为主”，在中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展自主性和原创性，有选择地吸收有利于自身的新质因素，在增强历史自信中不断壮大自身。
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述论新中国的历史时，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些论断都是从新中国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属性阐发而来的。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随着现实实践的发展，有关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论断得以形成，并被写进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被社会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其本身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体现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新概念与新议题便迅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断拓展着新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宽度，不断推进完善新中国史的叙事体系。从学术研究规律来看，认同一个概念要有现实实践的支撑，在理论逻辑上要自洽。因此，新中国史研究要把目光投向现实实践，把研究重心后移，关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关注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中国气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应当成为新中国史叙事关注的重点。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十三个方面分领域进行了总结，为理解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三个历史决议还总结了十个方面的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叙事方式对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作为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的新中国史研究，应将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表述转化为新的学术命题，通过设置新议题，实现新中国史叙事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改变套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现象，套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实践，套用西方方法解读中国历史的弊病。新中国的历史叙事要切合中国的现实实践，才能使人信服。要克服多年的研究积弊，新中国史叙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加强对一些重大核心议题的研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构建“面向未来”、具有中国风格、规范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坚持“学科融合”和“国际视野”是基本原则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百年叙事，贯穿其中的又一鲜明特点，就是着眼于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本来就是治史的基本目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所体现的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思想，以及全会公报的结构和贯通历史与未来的深刻表述，为进一步推动完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提供了标本和示范。构建“面向未来”、具有中国风格、规范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需要坚持“学科融合”和“国际视野”的基本原则。
“面向未来”，就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使新中国史研究做到“预流”。坚持“学科融合”和“国际视野”，就是要在明确了解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国际背景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国内背景的基础上，坚持学科自身的开放性，准确预见国际与国内学术界的学术发展潮流，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深入地认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拥有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未来的掌握就越主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新中国的历史叙事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对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阐释。一些重大现实和实践问题本身就包含多个面向，需要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问题属于社会，学术研究属于学者，社会本体和学者认知之间关系复杂，有时单一学科的观察视角往往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后果。目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国际与国内学术界所展现的巨大生命力对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构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传统学科的新中国史应该如何应对跨学科研究这一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趋势，是其在新时代所面临的重要命题。我们要正视新中国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营造健康的新中国史研究共同体；既要打破森严、精细、固化的现代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对话和协同创新研究，又要避免效颦域外理论模式和盲目地闭门造车、自我炮制理论公式的倾向，真正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展示出特有的中国风格。在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有多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新中国史学科所用以及如何为其所用，国际背景下跨学科研究方法给新中国史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国内背景下人文学科内部整合对新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影响，新史学思潮对新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问题。
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主题，无论是跨越学科边界还是来自一个独立学科，都必定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宗旨在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之所以要跨学科，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某个单一学科或行业所能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需要借鉴综合多学科的视角，构筑一个更加多元的视角来形成更加综合的理解，从而拓展与深化学术认知。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为舶来品，用好有益，用错有害，如果简单套用，用“西式思维”来看中国，中国很多的事情都将被否定，这是违背学术伦理的。比如，有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评价，往往将“西式”价值观与中国事件简单地结合，一旦有悖于自己的认知，就会出现不同程度地歪曲。实际上，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缺乏历史性角度的分析，不了解一些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武断地得出否定的结论，而中国学者恰恰对中国自身历史和问题具有天然的资源获取优势，也理应生发更深厚的感知。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开展新中国史研究时，既需要做好横向、纵向比较，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相关研究，还需要从中国在世界所处位置的角度出发，然后再来评析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前，我们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中国风格”更为学界期待。凸显“中国风格”需要世界视野，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史，能科学地揭示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把握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书写新中国史更要认识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在自身历史发展中演进出来的，注重从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中发掘中国思想，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写出自己的风格与风采。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基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而做出的正确判断。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的现代化理论便引起国内学界注意，学者们纷纷以其概念、框架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现代化实践，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一度消解了学界对中国现实社会实践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出现了误读。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懈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主题，也是新中国史叙事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新中国的历史进程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转变为“四个现代化”，而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不懈探索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道路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程表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绝不是只有西方国家的某一模式或某种道路。“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
新中国史叙事体系要体现出“中国风格”，就要在梳理分析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在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引下，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深入研究中国经验，打造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社会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实现与国际社会的理论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对西方学界有关新中国史叙事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有选择地吸收与借鉴，以丰富我们的理论储备，完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走向世界，世界也逐步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磅礴的世界大势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研究新中国史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更加全面生动展现新中国历史图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升观察世界的能力；在深入研究历史进程中，明晰新情况；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判明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研究者所占有的实证材料，而且要看在分析、方法、理论上有没有给其他跨语言、跨社会、跨文化的同行提供新的视野、示范、议题和研究动力。中国学者学术话语权的获得，就在于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影响力的彰显，就要在话语体系建设中说出优美的汉语，展现独特的“中国风格”，这都是当代中国学界应该深思的问题。
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要做到“三个面向”，才能真正做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发挥新中国史叙事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积极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