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研究，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新中国史研究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领导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理政史、国家建设和发展史。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新中国史研究既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为主，又要结合党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创建史，同时把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融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中反映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中国史研究从新中国创立以来就已经开始，长期蕴含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新时代加快构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中国史史料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研究
史料研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但没有史料是不可能开展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新中国史史料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来源与依据，生成于新中国的创建、成立和发展中，记载和蕴含着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反映和展现党情、国情及世情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相通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并且新中国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中国史史料不仅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中，而且可追溯到“历史中国”特别是党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之中，并联结到中外关系史以及世界历史之中。新中国史研究虽然立足于文献档案和实物，但又不限于此。新中国史史料浩如烟海，形态、载体和方式丰富多彩，挖掘、整理和运用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新中国史从“历史中国”走来，是正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史。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必须将“历史中国”、新中国史与“当代中国”有机结合起来，以大历史观观照新中国史、观照当代中国，并且随着科技变革、信息化发展、全球化变动，从更广泛意义上真实、立体、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史。由此，新中国史研究已经展现繁荣的学科发展前景与未来。
新中国史史料在形态、分布与形式上的多样性多重性，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奠基、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新中国史研究不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史学的考据学和证据法，注重挖掘整理文献、档案和征集文物、实物，既有史家个体对史料的研究编纂，更有国家机构主持的集中研究编纂，而且丰富和拓展记载形式，吸收和借鉴访谈、回忆、口述、对话，附之于影视纪录片、图片、音响视频、历史场景等资料，观察观摩现场，探讨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变化，分析历史人物关系、性格特质和心理活动等，深化和拓展史料来源与认知领域。新中国史史料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思想与精神上，如思想理论、制度、精神谱系、科学文化艺术等。在史料的编纂体裁体例上，通史、断限史和专门史、专题史并存，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纲目体相得益彰，既有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选集、文集、文稿、日记、年谱、工作笔记，又有历史事件的大事记、编年、日志、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各类方志、史料选编、汇编等；既有综合性、类别性和多层级分布的文献档案史料，又有保存于档案馆、资料馆，布展于历史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的史料陈列，以及遍布于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史料。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史观》中指出：“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新中国史也莫不如此，而且新中国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具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史料可谓无处不在留存、无时不在产生。新中国史研究拥有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史料宝库。
新中国史研究留存、记载、编纂和运用史料，必须构建和发展适合其研究内涵与特点的史料学。从史料学角度来说，新中国史研究虽然如前所述史料浩如烟海并不断产生，而且也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但迄今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学，严重滞后于中国古代、近现代史料学。这是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在新中国史研究、编纂还是教育、传播上，都曾发生过编造、杜撰或伪造所谓“史料”的现象，也有一些回忆、口述史出现“不真实”的情况，更有在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扰和侵蚀下质疑、否定、歪曲历史事实的问题。一方面，新中国史研究广泛而深入发展，需要将新中国史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编纂和运用，一体纳入史料学加以统筹和学理化，对现有史料进行研究分析，对遗存史料进行甄别，对史实进行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实和完备史料，从而对史论结合进行史料学的学理支持。另一方面，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需要对这些错误思潮所依据的“史实”“史料”进行辨析，追根溯源，固根培元，以正视听。
历史本就是复杂的，史料也是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的，即使是围绕同一史实的史料，也有原始、派生、辅助和关联之分，特别是新中国史史料还有中央、地方和基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行各业各领域上的划分。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需要探索和回答如下基本问题。（1）关于什么是新中国史史料。这种史料的性质与特点、意义与价值，以及与“历史中国”的史料的区别与联系。（2）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产生与沿革。从史源意义上讲，这种史料是如何生成的，分布于怎样的史实之中，其沿革的线索与脉络如何。（3）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形态与类型。反映和展现这种史料的整体面貌和分支状况，从内在结构与机理上阐明各类史料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4）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编纂。新中国史研究需要以史实为主题，运用一定的体裁体例，将史料贯通和联系起来，形成研究某一历史问题的系统化、体系化的史料基础。（5）关于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新中国史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既要总结已有史料的研究方式、方法和手段，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史学关于史料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目录学、考据学、文献学、档案学、编纂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还要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丰富和发展具有学理基础和时代意义的史料研究方式、方法和手段，以适应新中国史研究的需要。（6）关于新中国史史料学与新中国史研究，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总之，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就是要从史实与史料的关系上、从研究与编纂的意义上，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之成为新中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发挥史料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源泉和基础性作用。
二、“新中国史理论”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研究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发展开启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处于历史主体地位。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上，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史研究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根据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反映和揭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创新精神，记载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国人民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贡献、地位和作用，探求新中国史发展大势、规律与特点。这些历史命题和时代课题无不需要加强历史理论问题研究，反映和揭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中国史研究旨在观照新中国史，“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在学科意义上就是要把“新中国史理论”和“新中国史研究理论”有机结合，共同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以及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的思想认识。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以及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新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以“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关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伟大转折和深远意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关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以及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些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史的理论，也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理论”的根本指导。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新中国史理论”不同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更多的是在哲学意义上阐述新中国史,是历史理论、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结合。
“新中国史研究理论”是关于怎样研究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理论。它是“新中国史理论”中的学科理论基础和分支领域，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它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导，以新中国史理论为基础和引导，分为新中国史史学史、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编纂体系、教材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评价体系。
新中国史史学史是对新中国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上的概括、总结与展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是把新中国史研究的已有学术成果，特别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体系化整理，起到推动和发展新中国史研究的作用。当下不少学术综述、述评和年鉴的发表和出版，以及对学人、学术机构、学术成果、学术活动等内容的整理，为研究新中国史史学史提供了必要素材，更为探索新中国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深入下去发现其学术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是纵横交错、贯通融合的，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分类分工的依据，可以自成一系或一支，但学科体系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一）从纵向出发
学科体系根据新中国史的分期分段，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新征程等五个时段的历史研究。（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研究。这一研究有利于把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联系起来，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创建新中国浴血奋斗的历史。缺乏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就搞不清楚“新中国是从哪里来”这一基础性问题，也搞不清楚“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追溯到了建党以来28年，从而贯通性地概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6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条历史发展主线就是党领导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在该领域所遗留的历史问题源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追根溯源，就难以搞清楚其历史问题的起因、根源之所在，也难以以此为据增强关于认识和把握这一历史问题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力量。（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这一时段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研究。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4）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5）关于新时代新征程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时代新征程是新中国史正在向前发展的现实与未来。党领导人民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从横向出发
在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与内涵上，涵盖党的领导和建设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国防史、外交史、生态文明史，以及行政史、法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区域史等，以及新中国史中的思想史、制度史、国际关系史、社会生活史、人权史等；在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在机理和方法上，应有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地理学、历史哲学，以及口述史和各种研究方式、方法与手段；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史，以及行业史、区划史，在比较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史，等等。当然，以上学科分类和构建中，有的是研究方向、有的是研究领域、有的则是研究角度，而且构成学科属性的学科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比如在新中国史的研究与编纂上，既有通史类又有时段史，还有专题史、专门史，彼此互为支撑。不仅如此，学科划分也是不断丰富的，或越分越细，或从单一走向综合。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编纂体系、教材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评价体系，都以学科体系为基础与支撑，是学科体系的应用与发展。其中，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关于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如何表达和怎样传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认识。
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是关于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理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包括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主体与客体、主题与问题、基础与条件、方式与方法、目标与进程、意义与价值，如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等。新中国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是关于什么是新中国史、如何表达和传播新中国史的概念、范畴与命题，旨在发展“中国学”研究，聚焦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史和当代中国的关注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新中国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加强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并把史实的研究与基于历史问题的应用研究即智库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多学科的融合和创新发展，推进新中国史以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与世界的交流互鉴。
当前，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尚没有把“新中国史理论”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加以清晰地区别开来，或者说“新中国史理论”的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不利于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理论”，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影响和制约着新中国史研究。新时代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要加强新中国史基础性和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研究，从中提炼“新中国史理论”和“新中国史研究理论”，进一步增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性和理论研究的体系化建设，传播其学术成果和理论力量。
三、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研究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泱泱中华文明灿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丰富而独特的卓越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守正创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开辟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一）关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发展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以勤劳、勇敢、善良和智慧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培育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中华文明为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标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高度，全面认识和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机理和重要元素中，从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前途命运的决定意义上，科学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与意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重要论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立足我国国情，赓续文化传统，传承精神血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传承发展体系加快构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了中华文化发展新成就新辉煌。新时代新征程，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深刻感悟这些伟大变革对党、对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二）关于在“两个结合”中铸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根基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又不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其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进行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以丰厚滋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党和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和道路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立足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深刻揭示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中，特别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他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中国特色”之问，就是要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深刻回答了“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必须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长期坚持、深入推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
（三）关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中国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内涵和实践要求，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精神力量的研究；树立大历史观，既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基于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立体、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丰富的中国价值，凝聚更加磅礴的中国力量，开辟更加广阔的中国道路。坚定历史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观照历史、观照时代，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无比坚定的前进定力，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鉴往知来、使命担当，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努力创造出中华文明新的时代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