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新的发展格局和文明范式，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启“重撰现代性”的文明进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再创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两个结合”的发展路向来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由此观之，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不仅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和发展逻辑，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创生机理看，“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从“大历史观”视野厘析中西文明的逻辑差异及其精神特质，从文化主体性上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和“命脉”的时代价值，着力在古今之辨的历时性维度上展开“融合性”的时空淬炼，从中揭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坐标和世界意义。
一、文化差异中的“契合”：文明对话的思想前提
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范畴，与历史、传统、文化构成互嵌性的共生系统。文化作为历史的先驱和中枢，表征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物。文化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构成文明叙事的基础和底色，二者统一于“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历史实践中。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差异化的生存境遇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各种文明之间既有“相通相近”的一面，也存在“差异多元”的一面，正如“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正因为文明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才有交流和互鉴的必要；正因为不同文明存在“相通相近”的一面，才有对话和融合的可能。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其本质及其确证逻辑的一致性构成文明互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西文化在差异中的“契合”构成文明对话的思想前提。
（一）以“大历史观”审思当代中国的时代方位
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超越自然的行为及其意识的自我提高的总和。中华文明经历五千多年的时空变迁，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在文化开放和文明互鉴中形成中华文明独有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为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提供了历时性的思想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生成论的视角看，历史不是僵死的过往或文献叙事，传统不是凝结成型的实体和固态遗产。“历史之所以能为现实提供答案，乃因为现实本身是由历史过程构成的。”人类以不断创造历史的方式构筑属于“当代人”的新传统，并从历史之镜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是一项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创造性事业。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实践，需要以文明进阶的战略思维来破解“古今中西”的结构性难题。
历史是由人在场而不断赋予生存意义的创生过程。人之所以能创造历史，是因为其能展开自主性的精神创造活动。由人构成的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结晶体，而是一个矛盾运动的有机体。它如同自然生命一样，有自身的生命节律。任何社会形态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正是在基本矛盾的运行中实现演进和跃升的。“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样是在社会矛盾的运行中葆有其精神命脉的统一性。现代社会更是一个“时空要素”高度叠加的变革性社会，基于历史辩证法的“变革和开放”来塑造新的稳态结构。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对传统加以改造使其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那么，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不断变革和结构调整的历时性过程。作为社会文明进阶的“社会主义”不是独立的存在物，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价值”，即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启的人类解放事业。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在“两制并存”的全球化场域发展社会主义是一项开拓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多元化的、结构性的。如此，基于历史辩证法的动态改革，也就成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
时代方位是国情世情的立体化呈现。研判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坐标，需要从“大历史观”视野审思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和文明样态。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坐标，为认知中西文明及其互鉴进路提供了方法指引。现实地看，学科分化和部门科学的勃兴尽管有助于深度厘析特定领域的现象及规律，但不利于从整体性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形态和变革逻辑，客观上呼吁一种总体性视野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体性的“历史科学”，不再是以往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而是遵循“具体—抽象—具体”之辩证视野的具体化研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没有哪一门具体科学可以单独求解。从这一视野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生，就需要从作为总体性“历史科学”的“大历史观”视野作出周延性的分析。
（二）以文化主体性认知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定位，也是以“中国方案”来重塑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文明进阶。历史不是纯粹的自然历史，而是因人在场而不断创生并赋予特定意义的存在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文明的生死问题”，各民族国家继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是传承历史和创造新文明的历史主动。人类创造历史总是潜藏特定的文化主体及其意义世界。人们走进历史，与其说是在揭示人类社会的演进逻辑，不如说是在追问人类何以“诗意生活”的存在底据。同样，回溯和反思“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种具有反思性的“历史意识对自己活动性质的清晰认识有益于摧毁历史的各种错误形式”，人类走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文明总是基于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诉求来不断生长的，甚至说“在意义链和问题链中展开的是一个文明整体的问题，事关一种文明的生长能力”。在这一意义上的文明和文化，统一于由人创造的“历史”。对人类文明诸形态的反思，也就指向“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意义链和问题链定义的精神世界”，那么，认知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必须回到创造“历史”的意义坐标，从文化主体性审思其“代代更新”的历史构造，并基于“意义链”和“问题链”的历史意识来看待中华文明的生长能力。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质。连续性作为一种外延性的描述，是由其内在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塑造的文明生长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创新性和包容性改变着外来思想文化的色彩和样态，其中的文化主体性内蕴的“意义链”和“问题链”塑造着彰显文明特质的生长逻辑。
首先，文明的创生和延续基于特定的历史意识，表征对人类何以存在的意义建构。顽强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创造力塑造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使之能够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保持数千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华民族素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一是在世界观维度，以“究天人之际”的求是精神来“通古今之变”，寻求人类何以文明化的存在坐标；二是在人生观维度，以“格物以致知”的通达精神来“修身平天下”，寻求个人和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如果说“意义链的功能在于精神基因的自身肯定、复制、强化和深化，使一种文明虽经变易而能够保持其所是”，那么，中华民族基于“意义链”的加持而不断接续传统文化之“根脉”，在时代精神的浇灌下赋予中国人“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其次，文明的更新和延续基于持续的历史创造，表征人类以生存和幸福为指向的生存意向。中华民族对“大同世界”和“至德之世”的不懈追求，使之能在恪守“政道”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治道”变革，以“其命维新”的变革思维实现社会变革与秩序建构的动态平衡。如果说“问题链”的作用“在于一种文明对自身精神基因的自我反思、更新和创造，使一种文明在保持其所是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维新”，那么，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既是对生存困境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对“长治久安”的社会革新意识。最后，中华民族以文化主体性的创造力和包容性，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统一性与和平性。文化主体性的在场，一方面表达了中华民族创造历史之“意义链”的延伸性，在“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中葆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表达了创造历史之“问题链”的反思性，在“以史为鉴”的历史叙事中厚植文明革新的时代精神。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使中华民族具有葆有自身文明特质的创生能力。
（三）以社会存在论分析文明创生的主体差异
世界上的诸多文明有其不同的生成逻辑和精神特质。理解中华文明的生成结构和发展形态，需要回到社会存在的“实体结构”加以阐释。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是洞察社会现象和揭示历史运动规律的方法指南。这一“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能就“精神”谈精神，就“文化”谈文化，而应当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具体条件”来分析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比较中西文明，同样不能陷入“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思维框架，而应当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具体条件”来分析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在本质上看，文明形态的殊异源自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逻辑的差异。中华文明源自“大河流域”但不限于此，如平原、草原、湖泊、丘陵、山地等都留下中华先民活动的足迹。多元化的地形结构及其生活形态造就了多彩多元的包容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与不同环境进行“抗争”和“共生”的性格。
回到社会存在论的文明比较，不等于导向脱离辩证法精神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生产方式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超越时空的思想互通。然而，并不由此否认“以经济必然性为底据的历史规律在现实中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交互作用的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国情中所形成的殊异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决定了它们实现普遍规律的途径必然是殊异的”。常规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进行厘析。这一分析在社会存在论上表达着“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成果之“总和”的质性方面。作为广义的文化范畴，可以涵盖人们所能体认和言说的方方面面。然而，文化的广延性会导致具体认知上的“泛文化主义”，不利于对特定文化形态及其本质的深入剖析。
文明是人类的最高文化归宿，主要意指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成果。相对于文化而言，它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整体概念，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文化的变迁或由内部动因促成，或由客体文化扩散的刺激引起，“这一复杂的全体是在整个的文化动理（cultural dynamics）场合中进行的”。相应地，物质、制度、精神作为文明比较的基本框架，尽管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范型的思维结构，但需要从文化变革的“圈层结构”（外层之“器物”—中层之“制度”—内层之“观念”）加以具体阐释。人类文明的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西文明存在殊异是客观的现实。这既表现在差异化的生存结构之器物和制度层面，也体现在文明创生的主体差异之思维观念层面。观念文化位于整个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表达一个民族的思想结构和精神品格。其中，位于“核心层”的思维结构和观念形态，由于观念文化要素的密度大且在短时期内难以易移和革新。这种具有“高密度”的观念文化层构成一个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轴心，既是革新“旧传统”的观念障碍，也是创造“新历史”的生发底据。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开启中西文明的融合进程，从表层意义（手段性）的“师夷技术”到中层意义（目的性）的“师夷制度”，再到核心层意义（外源与内生）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逐步形成“两个结合”的思想发展格局。具体来看，一是以人类社会进步为思想坐标，将“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和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开启创造实现中国人民有尊严幸福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二是以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为发展动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政党使命，在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历史地看，“百年历程”犹如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但在创造历史的内容结构上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正是中华民族具有创造新文明的历史主动性，赋予近代以来制度变迁和文化革新的思想动力，形成在“古今中西”场域“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主体意识。这一主体意识预示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主动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担当。
二、文化契合中的“结合”：文明互鉴的辩证逻辑
文明的交流互鉴必然关涉对“古今中西”的坐标审思。“古今中西”不是一个平行范畴或平面结构，而是由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和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构成的辩证结构，集中表达人类扎根特定历史场域的差异化的生存世界。文化契合是基于人类文明进步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文明交流是基于各民族平等身份的思想互通，需要规避将地理范畴转换为历史范畴的文化殖民主义；文明互鉴是基于各自文化精华的思想互补，需要避免把历史范畴转换为地理范畴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古今”不是历史叙事的断裂，而是文化延传的生成结构
历史因时间序列而具有延伸性，“古今”表征为“历史范畴”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现代是基于特定时空坐标而作出的相对性判断。过去、现在、未来本身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坐标审思。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将至的现在。现在会转瞬成为过去，未来也将成为现在。把握现在或当下就是贯通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抓手”，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则成为把握“古今”的历史主体。然而，“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由此意味着，理解“古今”这一范畴，我们不能将“人”置于“时间”之外来理解，更不能脱离“人的生存境遇”来理解。“时间”维度是“古今”范畴的基础要义，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界分主要是基于“现代”这一特定坐标点的历史审思。
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并囊括过去的全部历史。“传统”作为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浓缩在现实之中，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历史意识从传统中孕育，并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因为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因此，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从这一视野理解“传统”，就不会将此视为某种保守的、过去的“历史”，抑或是僵化的固态遗产。“传统”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恰是人类“在历史的矫枉过正中萃取出来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化力量”。
由此观之，传统与现代不是简单对立关系，而是基于文化创造的历史叙事结构。“所谓传统，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向后相继的、直到现在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等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这一界定不仅有助于理解传统与文化、文明的内在关系，而且有助于把握创造“新传统”的文明革新进路。诚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其思想来源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文艺复兴的思想成果。思想来源的“地域性”并没有遮蔽其“为人类求解放”的世界视野。同样，数千年的文明史积淀并浓缩着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创造，记载着中华民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命运。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中华文明既是历史的、世界的，也是当代的、中国的。在卡尔·雅斯贝斯看来，“当代状况既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又显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成逻辑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历史维度上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思想精华和世界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同时也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新诉求，即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历史叙事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文明进阶。
（二）“中西”不是本位逻辑的对峙，而是文明叙事的地域差异
现代性是对现代化的“质的规定”。人类文明史表明，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欧式一条道路。由于思想认知的因素，曾简单地把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一问题作为“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在认知逻辑上以“西方本位”呈现出“文明优越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原创者，试图利用先行发达的优势推行其民族利益扩张的殖民主义政策。“发达国家（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力图用自己的文化征服和取代落后国家的文化，要求把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以论证其合理性”。如果说“文明优越论”潜在隐性的“思想霸权”或“殖民主义”，那么，看似平等的“文明互鉴论”也会引发基于不同主体立场的“对抗性思维”。“文明冲突论”也就成为“文明互鉴论”的另一种表达。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看来，主要是“从文化自保的立场出发，要求把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以消解其合理性，由此形成一种对抗性逻辑”。不管是文明推广中的“殖民主义”，还是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保”，都是基于本位主义的思想对峙而阻碍“文明互通”的有机性。
现代化统一于“世界历史”进程，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生成的主体，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保障。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之“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同样，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如果民族国家缺乏立国之基而失去作为独立主体的合法性依据，那么，就容易在全球化之“同质化”中沦为依附性存在。依附性发展是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要，但依附难免会导致不发达。质言之，“中西”之争的实质，不再是追寻“文明形态”的高下之别，而之于对未来文明创造的身份之争。
由此观之，“中西”不是特定本位逻辑的对峙，而是文明叙事的地域差异。跳出“中西”之争的思维局囿，一是需要摆脱追究各民族“历史遗产”的优劣高下的惯性思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间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来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根基”和“命脉”。中西文明代表着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的最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具有“时间差序”的文明形态。二是以历史发展视野看待“中西”之争在文明叙事上的地域差异。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标准，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就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规律而言，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依附和照搬别国模式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展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生，本质上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结构性升级，是超越狭隘性“地域范畴”和“历史范畴”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地平。
（三）“时空”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而是创造历史的实践场域
人类共在一个地球，全球化使人类成为“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马克思曾明确肯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对资产阶级以“物的解放”为动力而开启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但没有终结历史。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采取一些不触及根本矛盾的自我修复而得以化解。这就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必然要以走向“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为未来坐标。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在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未来，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前提。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并没有因为“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消解。人类普遍交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深入、更广泛，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全球化具有双刃性，亦如现代性的悖反性。当今世界在时空高度聚合的场域中形成更为紧张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客观上呼吁一种“命运与共”的新文明形态的出场。
人类现代化以“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为未来坐标。人类不是为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良好的生存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坐标。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以“血和火”的方式开启了“世界市场”。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没有将物质财富的丰裕惠及世界劳动人民。财富增殖与价值分配的鸿沟不仅激化了“东西”（和平问题）“南北”（发展问题）的时空冲突，而且由于新型垄断资本借助科技霸权优势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了直接威胁。人类向何处去，成为新的“世界之问”。“古今中西”在表面上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对峙，本质上是之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时空之争”。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人类解放的未来向度为文明对话和文明进阶提供了彰显人类道义的思想坐标。文明对话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文明创造则必须考量人类赖以生存的时空境遇。当今世界，“两制并存”不等于“两制平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义高地进行“时空对话”。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困境，尤其是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化，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西式现代化及其本质。重塑人类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需要从“时空互通”的人类生存境遇重启人类共有的文明价值。中西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将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命经验、思想境界和价值依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生，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革新，在本质上是基于人类文明进阶的价值重塑。
三、文化结合中的“融合”：文明进阶的时空淬炼
文明对话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文明进阶是文化结合的旨归。“结合”预示一种主体性的目标指向，也表达一种自觉性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两个结合”的结果是“两种文明”的互相成就，造就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融合”是基于价值契合的内生转化，表征“结合”的深层机理和最终样态。不同文明形态存有文化属性上的差异，但在人类生存和幸福这一主题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中的“融合”而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思想契合是有机结合的前提，构成人类文明进阶的根基
哲学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文明是人类的最高文化归宿。精神是哲学和文明共有的主体意志，既表征全部历史的文化结果，也是开创未来历史的思想动力。“若不从精神本身即历史这一原则出发，将根本不能理解历史思维的实际进程。”易言之，思想契合是有机结合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思想契合，是“两个结合”的思想前提。从文明进阶的维度看，文化结合中的“融合”是思想精华的时空互通和价值互补。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文明创生以思想和精神的互通而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蕴含“早熟性”的一面，“格物致知”表达着中国古人对“天人之际”的本质性把握。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主张从“实事”出发来揭示事物的运行规律。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求解时代变局中的“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必然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揭示，要求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来阐明中国之理和世界之道。
思想契合的核心是实现时代精神之精华的时空会通。以“两个结合”的发展逻辑来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本质追求上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遵循，在未来向度昭示发展21世纪哲学的新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来激活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根基”的生命力。“死历史通过生活活动而复苏，过去的通过当代的而成为当代的。”诸如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发挥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立足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厘清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来龙去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中阐释当代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时空会通是基于“抽象继承法”的创造性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顺应科技革命和社会革新的历史大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精髓进行时代化的时空淬炼。在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明进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世界感召力。
（二）价值互构是有机结合的中轴，构成人类文明进阶的主线
价值是文化组成的核心要素，价值互构是文明进阶的中轴。任何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之于其中潜在价值的激活，需要基于新的需求而展开时代意义的赋予。传统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它既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文化延续的中介，又要靠后代人自觉认同和选择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借鉴，重在“批判”中“守承”和“创新”。面对西式现代化的困境，人类必须扬弃并超越启蒙维度，重估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的积极价值。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正是通过新的时代诉求的激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建设性作用。
时空淬炼是有机结合的进路，构成人类文明进阶的动力。文明进阶统一于历史发展逻辑，它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直接割裂“历史”而就地“重建”。思想理论满足人们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思想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取决于特定时空人们的需求程度。新时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坐标，“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世界观层面，如“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之于人类超越生存困境的智慧洞见，“民胞物与”的共生理念之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在价值观层面，如“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对于约束人们的贪婪，使其在利益的博弈中达成有序竞争。在社会观层面，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改革创新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风范，“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包容思想，为建立优良公共秩序提供本土性的制度伦理。在人生观层面，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自律观念，“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态度，“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为新时代立德树人提供了文明进阶的实践理性。
（三）主体意识是有机结合的根本，构成人类文明进阶的动力
中西文明存在差异是客观的现实，平等对话是交流互鉴的最佳选择。从思想资源的“契合”到文明要素的“淬炼”，集中表达续写人类文明的历史意识。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国。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跃升，需要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意识。尤其在“两制并存”的全球化场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保持自主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平等对话和互利交往中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既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主体性历史内涵，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要素是中华民族，意味着必须走具有中国主体意识的文化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和开放发展并不矛盾。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开放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发展理念。
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自发”与“自觉”的统一过程。明确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文明要素之有机结合的根本。这就意味着“现代化主体对现代化目标、过程与结果的建构和实践，对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政治意志。就主体意识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导逻辑，核心特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中国场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了从国情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的自觉意识。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人民意志，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意识。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体现了把握人类现代化规律的本质意识。四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包容意识。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意识。以上五种主体意识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并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意识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局提供多元问诊方案。
四、文化融合中的“创生”：现代文明的中国表达
现代工业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现代化作为“未完成”的事业需要进行历史性重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文明化生存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既是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困境的历史性超越，也是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既是中华民族在“古今”文明对话中的文明创造，也是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文明进阶。人类文明在“古今”与“中西”的时空融合，在创生视界上预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构境和世界意义。
（一）以“世界历史”为创生场域：“两个大局”的中国坐标
全球化以“世界历史”的生成为场域，现代化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世界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实现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人类的普遍交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开辟出“世界历史”，并架构起一种新的支配—从属关系，使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都被卷入到普遍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说现代化是“未完成”的事业，那么，“东方从属于西方”只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导逻辑，即将地理范畴上升为历史范畴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经环节，但从来不是单线性的“同质化”或“西方化”，后发现代性国家只有根据特定社会条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结构性革命。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战略调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结构性升级。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历史和逻辑上是统一的。这一逻辑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和走向现代化的全过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并惠及人类福祉的价值所向。“两个大局”作为当代中国时代方位的战略审视，是进行人类文明再创造的时代境遇。这一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和文明创生，不再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之“文化殖民主义”的单向度抵制，也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之“文明冲突论”的依附性调和，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视野展开更具总体性的文明创造。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两个大局”的发展坐标，以“世界历史”为创生场域，为求解“世界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以“人的发展”为价值遵循：“中西合璧”的文明进阶
文化和文明是以人的意义建构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和机遇恰恰来自人类自身。在西方现代性的困局面前，“单一方向的无止境的进步已经成为一种现代‘迷思’，不断地推动着高新技术和高调道德逾越人类可以控制与承担的范围”。西方现代文明尽管以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超越“物的依赖性”的发展困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一个演进与异化并存的过程，因此它决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目的，人类的前途要由多元文化通过共同探索来决定”。如果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那么，“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作为总体性的现代文明不等于资本主义文明，西方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事业的探路者，而不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问题的症结在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物役逻辑”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生存困境，“物的发展”消解了“人”作为文明主体的价值定位。
中西文明合璧以“人的发展”为价值遵循，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进阶。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从文化共生的视野看，每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地域性的贡献。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前所述，现代化本身不是目的，其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及其全面发展。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构性升级，是“人本”代替“物本”的总体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旨在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文化是文明的重要基础和底色，文明则具有规范文化行为、引领文化发展之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文化基因，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观念、精神力量、舆论环境等内源性动力和现实发展动力。通过创造性转化生成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智慧，一是在物质文明的向度上，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经济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生产力水平；二是在精神文明的向度上，内化为人们的文化素质，外化为人们的文明行为，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在制度文明的向度上，将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规则意识、治理要素等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智慧要素。
（三）以“续写传统”为发展进路：“古往今来”的文明创生
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是对“古往今来”的文明创生。以文化共生论展望“文明对话”的互通进路。全球化是“普遍主义特殊化”和“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进程。前者是指西方首先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及其基本价值引入其他地方，即西方价值的普世化和全球化；后者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对本土价值的认同越来越具有全球的影响，即地方性知识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事实上，通向“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本身并不否认“民族性”，“中华民族只有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参与全球性过程，才能有效地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自身民族利益”。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必然。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赢得发展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以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走向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从文化主体性上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和“命脉”的时代价值，致力于在历时性维度上展开“融合性”的时空淬炼，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创新性发展，转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要素。
世界文明发展史昭示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对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与赓续，人类文明要实现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时代之生面。作为现代民主和科学观念的起源，古希腊文化对逻辑思维的强调、对个体身心畅意的追求、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励，在渴求创新思维的当代中国依然值得借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类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内在规定。然而，在规避西方现代化的困境方面，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从“重撰现代性”的未来学视野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为重构现代社会秩序提供“群己权界”的实践智慧。无论是宇宙观和天下观，还是社会观和道德观，都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性，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的融通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生和出场，以“续写传统”为发展进路，为“古往今来”的人类发展事业贡献新的文明力量。
（四）以“人类福祉”为共同关切：“和谐共生”的文明秩序
“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成的“世界历史”。不可否认，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在思维认知上把地理范畴转换为历史范畴，企图用西方的文化来征服和取代落后国家的文化。西方国家凭借全球化原创者的身份居于世界文化的中心，后发现代化国家只有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才能赢得走向“现代化”的合法性。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和价值感召力成为赢得世界人民尊重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不仅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贡献，而且意味着对建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中国担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秩序、发展是直接困扰“人类福祉”的生存要素。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秩序旨在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和谐和稳定，现代化之合法性建构客观上需要“多元互补”的价值要素。面对“古今中西”的结构性难题，只有以“人类福祉”为核心关切，才能实现“和谐共生”。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和谐、关注福祉，追求“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作为最高境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独有的文化标识和民族性格。“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秩序是表达遵循历史规律、恪守人民意愿、维护公平正义的总体性范畴。在天道层面，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和合”理念。在政道层面，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在治道层面，如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理性。在人道层面，如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这些彰显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要素，体现了基于生存秩序和人类福祉的总体建构。以中华古典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经由时代精神的灌注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中国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用文明对话来取代文明冲突，表达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意愿，致力于建构“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秩序。
综上，现代化事业需要世界各国展开“重撰现代性”的思想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是一项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创造性事业，也是从自发走向自为的历史性创造。这一过程与以人类道义要求求解时代变局中的“中国之问”相伴随。从基础理论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逻辑，旨在以“大历史观”视野从古今之辨的历时性维度揭示“两个结合”的机理，重在以文明进阶的未来学视界展开时代精神的时空淬炼，经由文化差异中的“契合”、契合中的“结合”、结合中的“融合”、融合中的“创生”，进而阐明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坐标。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理探寻，既是对“两个结合”之必由之路的学理阐释，也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出场”的未来展望。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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