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培育中产的现实可能性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在恶化的中产政策

但是，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近年来，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频频出台。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阶级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阶级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产阶层能够更易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其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近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其次，生活负担的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中产阶层是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元，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在草根阶层看来，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以上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