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个自觉的现代化主体。现代民族认同，既是文化认同，也是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在奋发图强的复兴之路中，转变了思想观念，建立了新式学堂，开启了现代文明之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与中华民族复兴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同一条道路。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现代化主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是根，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马克思主义是魂，它给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认识到，两个“结合”,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之路、崛起之路。
一、甲午战争与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是我国近代遭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也不是最后一次；由此败绩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既不是割地最多的，也不是赔款最多的；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最让中国人警醒，让中华民族觉醒，最让我们感到耻辱的一次战争。甲午战争，是警醒中国人的国耻纪念碑。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1日本 长期以来时断时续地对于中华帝国处于类似藩属的地位，接受保护，同时提供贡赋。无论藩属与否，都被我们大中华看作“蕞尔岛国”。因此，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中，日本是无法与中华匹敌的番邦小国。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岛国，在甲午海战中打败大中国，洋务派倾尽全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对于我们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来讲，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得小国日益强盛，泱泱大国一败涂地。
陈独秀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国土的割让，使举国上下如大梦初醒，稍有知识者大多承认了富强之策”2。张之洞说，“举国上下皆以图强为急务，西学乃由大兴。”3“睁眼看世界”成为中国人走向现代的契机，中华民族觉醒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主体。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的最终结果“不仅宣告了清王朝中兴时代的结束，还标志着改变中国历史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4民族国家主体的确立，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创建的必要前提。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主体，是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觉醒而走向自觉的。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5这里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中华民族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个近代政治共同体，却是近百来年的事；正是在与西方列强的百年对抗中，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政治组织实体，具有了民族认同感，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如何理解这个论断呢?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民族与国家的内涵与外延并不重合，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而民族也唯有借助国家的形式才成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构建的一个概念实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印刷科技、语言这三种要素一起，构建了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政治的、文化的集体，为它的发展提供支持，这种需要就借助印刷科技、语言的传播和普及，造就了个体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民族国家。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7正是甲午战争这一灾难带来的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民族认同，使得我们走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直言：“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8。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还是百姓苦，官家的战争与我何干呢?甲午战争中，当地百姓对于交战双方几乎没有差别的对待，使得国民意识薄弱的问题一览无余。李鸿章也曾因此感慨万端，说自己“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9。中华民族将如何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面对日本塑造大和民族国家的成功经验?以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族群为基础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刻不容缓。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0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11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阐发，有一显著共同特点，即把文化认同视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文化上的认同，对于时代的要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之一的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反满革命”问题引起世人的关注。对此，孙中山曾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道，“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因此，“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12这里要表明的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否则，只要像明太祖那样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就完成任务了。
总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认同，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同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我们的民族复兴，并非古代文明基础上的复兴，而必然是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复兴。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兴起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兴起，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改变。
甲午战争的后果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应试的上千举人群情激愤，台湾籍贯的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在康有为的号召和组织下，上千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革。要生存，就要变革，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康有为在第三次上清帝书中写到：“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13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知识分子的这种聚群而动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聚，他们的这种举动更多的是来自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但“就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来说是前代人们所不可比拟的”14。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时局，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求的变局。这一要求是在中华民族的危机关头提出的，救亡图存，必须要振兴中华。
甲午战争之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复兴思想。孙中山于1894年夏上书李鸿章，提出求“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改革主张。李鸿章没有任何回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孙中山的民族危机意识日益深重，他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5。之后，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并且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要“振兴中华”,就要改弦更张，进行社会革命，走现代化之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振兴中华的唯一道路。
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不同，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制度，领导、亲历了戊戌变法运动。变法运动失败后，他1900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主张建立一个“称霸宇内，主盟地球”的“少年中国”。那么，“少年中国”需要怎样不同于“老年中国”?少年是什么样的少年?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民说》予以回答。一个具备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等品质的人，才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一个崭新的国民，即新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任。“新民”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新民”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民。要更加深刻理解“少年中国”的含义，必须对“国”这个概念加以明确：“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领土、人民、自治、独立、法律、主权，这些要素正是构成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基本要素。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谓“少年中国”,就是近代民族国家。然而梁启超清醒地指出了“完全成立之国”与“少年中国”的区别，他认为欧洲各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完全成立之国”,是“壮年之事”,而中国尚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之国，是“少年之事”,“在今日为少年国”。尽管如此，“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这就是说，过去的中国是王朝而不是国家。“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16土地与人民，都是一家的私产，又有什么国家呢?不过朝代而已。国家，必须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在梁启超看来，传统的“王朝国家”作为“老年中国”即将被超越，“少年中国”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才有广阔的前途。
蔡元培早年科举入仕途，中进士，任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他深刻认识到“遵守祖宗成法，循着封建主义的老旧道路，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因而对时人之言变法者，表示了很大的兴趣”17。此后，他不再谋求功名，而是建学堂，授新学，走上了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教育之路。蔡元培后来成为北大校长，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方针，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严复与蔡元培可谓“殊途同归”,他虽然屡试不中，但仍然热衷于科举。但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而是热衷翻译西学、宣传变法以求进步。当时授受新学的新式学堂林立，旧式学堂中也出现了新学的倾向，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也开始译自西方或者借鉴日本。严复在这种情况下，转向翻译事业，正当其时。严复与蔡元培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兴起还表现在新式学堂的建立、现代报刊的创办与兴盛等现代文明传播媒介及其形式上。甲午战争让中华民族各路英才痛感现代文明各类知识、技能的欠缺，纷纷筹资募款，招贤纳能，开办各式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在甲午战争后，爆发式增长，成为各个地方办教育的一个潮流、一种趋势，培养了大批新学人才。例如，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现代军事人才。中国现代报刊的兴办肇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某些外国商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真正具有影响力、具有现代新闻特征的报纸，是甲午战后由康有为等仁人志士主办的《中外纪闻》。《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为《万国公报》(与李提摩太在上海所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同名，而正是在这个上海的《万国公报》上，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对于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于1895年8月17日首次发行。报纸发行后，康有为等人1895年11月正式成立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会刊于1895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中外纪闻》除了推广西学、编译外国报刊之外，还刊登皇帝的上谕和大臣的奏折，每次出一册，随同邸报附送在京官员，发行量多达两三千份。之后上海强学会成立的时候，康有为为之拟定章程，提出了“最要者四事”:一是译印图书，以讲求西学之法；二是刊布报纸，传播新知；三是开图书馆，搜集中国古籍中“经世致用”之书和关于西方政治教育及各种学术的图书；四是开博物馆，置办机器，讲求制造。刊布报纸，作为四要事之一，在现代文明中所占重要地位，康有为等人是认识到了的。但在当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激烈斗争形势下，《中外纪闻》经历了封禁与解禁的一个曲折过程。方汉奇先生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写道：“为了安抚帝党官僚和平抑‘士民’们对甲午战败乞和的公愤，慈禧太后在强学会被封半个月以后，接受了御史胡孚宸的建议，同意解禁。下令改强学会为官书局，隶属于总理衙门，由孙家鼐管理。改组为官书局以后的强学会成为官办的出版机关，团结官绅结合士群的‘学会’性质改变了，‘刊布报纸’宣传‘新政’的章程被取消了。”18尽管如此，此后报纸的兴办蔚然成风，再也不可阻挡。《中外纪闻》的创办，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端。可以说，甲午战败的结局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初兴提供了契机。以上种种，在危难之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开辟了道路。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与中华民族复兴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同一条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溃败，中华民族危机四伏。穷则变，变则通。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表明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说的失败，社会全面改制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孙中山追求政治认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民主革命的火种保存下来，才有了五四运动。它喊出了响亮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启蒙之路。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它的现代性质，它本来就是一种现代新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面前崩塌了，前现代国家被裹挟着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所遭遇的危机，无不与此相关。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困扰着身处历史转折关头的每个中国人。洋务运动失败了，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了，这就为现代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现代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哪种主义能够为中华民族所接受?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实践做出了选择。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了不公平对待。中国作为战胜国，非但没有恢复被日本侵害的主权，反而被要求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移给日本。如果接受了，这就不仅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失败，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五四运动是政治性的学生运动，但我们更是把它看作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因为它在思想启蒙、现代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五四运动之前，鼓吹新文化的杂志主要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五四运动之后，自1919年6月起，新出的周刊、旬刊、半月刊、季刊等多达400余种。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的传播。这种新文化是如何之新呢?它直指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要求根除为封建皇权奠基的儒家旧伦理，破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压迫秩序，“打到孔家店”;要求废除八股文，提倡普通民众能够掌握的喜闻乐见的白话文。五四运动，是为现代国家奠基的新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要求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与中国历史进程最具本质关联的思想理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整体上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得到奠基，而中国革命又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中才能够彻底，也就是说，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乎本质地进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中，进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以某些个人的意志或愿望为转移的，而是由世界历史的整体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所规定的。换言之，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事件，或如人们通常所说，这是历史的选择。”20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的领导者，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民族复兴。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文明大道总是由不同的各有特点的民族国家进行开拓，现代化道路从来就没有同一的模式。近代英国通过农业革命、海外贸易、殖民掠夺、国债制度、税收政策，经过技术革命完成了工业革命，在扩大市场的基础上造就了经济的现代化；又在“光荣革命”的基础上，把“王权”与“自由”相结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而走上政治现代化道路。但之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行没有一个与它的道路完全相合。经常与英国联系在一起被提及的西方国家，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都异端纷呈。法国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博爱”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这里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也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诉求，财产的平等和自由难道不是一种平等和自由吗?法国与英国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迥然不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惟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21德国的国家制度是一个时代错误，“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最无耻的实践。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消灭已经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22正因为如此，德国革命无法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每一个阶段由其中一个阶级作为革命人们的代表领导并掀起革命的高潮，德国革命必须是彻底的人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意大利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更为显著，霍布斯鲍姆曾经就葛兰西时代意大利的历史特殊性做出如下总结：(1)意大利在一国之内既有大都市，又有殖民地，既有发达地区，又有落后地区。(2)意大利的历史特殊性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即使在1914年之前，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既是工业性的，也是农业性的，既是无产阶级的，又是以农民为基础的。(3)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未能——或者部分地未能——完成它建立意大利国家的历史使命。它的革命是不完全的。(4)教会是意大利所特有的一种机构，一种在国家机器之外并独立于国家机器的维持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一个民族精英文化先于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国家。(5)意大利早就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思想传统，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特别意识到政治理论是一个问题。(6)1917年后，意大利已经出现了比英国、法国、德国更多的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但革命没有发生，法西斯主义夺取了政权。23意大利既有经济、历史的特殊性，也有政治上的特殊性，它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一样，是独特的。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早发的内生性的现代化尚且各有不同，遑论被世界现代化浪潮卷入的后发的外部促发的现代化国家，各个民族国家具体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又如何相同?
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世界历史格局所规定的，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所规定的。从五四运动的成因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能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中华民族就会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局限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篡夺，国民党的落败，都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这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民族复兴之路，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建的累累硕果，展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卓卓风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与现代文明之旅指明了方向。
【注释】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33页。
2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米庆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03页。
3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09页。
4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57页。
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第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页。
8《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413页。
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第78页。
10《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573页。
11《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73—374页。
12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13康有为:《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上海时务报馆,1895,第15页。
1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9页。
16参见《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410页。
1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7页。
18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第76—7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20吴晓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0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57页。
23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325—327页。
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