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我们为什么应该理解、甚至鼓励学生和教授间的浪漫感情？
一天下午，一教授在校园中散步，碰见迎面走过来一学生，教授说“对不起，年轻人，我是在往北走还是往南走？”学生回答说“您在往北走，教授。”教授说“那样的话，我肯定已经吃过午饭了。”
这是一个现在并不觉得好笑的笑话。从前心不在焉的教授的可爱形象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形象，不仅显示出我们的文化对思想的敌意而且显示出对爱情本质的极端困惑。
看看最近有关大学教授的电影，明显一致性的模式已经出现。在《鱿鱼和鲸》（The Squid and the Whale (2005)）杰夫·丹尼尔（Jeff Daniels）扮演一个英语教授和失意的作家，冷落妻子，虐待孩子，与自己的学生上床。在《亲情无价》（One True Thing (1998)中,威廉·赫特（William Hurt）扮演一个英语教授和失意作家，冷落妻子，虐待孩子。在《奇迹小子》（Wonder Boys (2000)中,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扮演一个和自己的学生上床的英语教授和失意作家，第三任妻子刚刚离他而去，留给他与校长私通后生的孩子。丹尼尔的性格虚荣，自私，易怒，不成熟。赫特的性格虚荣，自私，自命不凡，自怜。道格拉斯的性格虚荣，自私，易怒，自怜。赫特酗酒，道格拉斯酗酒，吸毒，吃药。所有三个人都以成功作家的标准来评价自己，（其中两个，在道格拉斯的情况，他自己的妻子，在丹尼尔的情况），这些成功作家的存在让他们更加失势。在《爱不再回来》（We Don’t Live Here Anymore (2004)中,马克·鲁法罗（Mark Ruffalo）和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e）把中心角色分成两半：两人都是英语教授，两人都冷落和欺骗自己的妻子，但是克劳斯是自负的，阳刚之气的作家，诱骗学生上床；而鲁法罗是消极的，自怜的失败者。在《给鲍比·朗的情歌》（A Love Song For Bobby Long (2004)中这个典型俗套的模式采用了新形式，约翰·塔夫尔塔（John Travolta）作为智穷才尽的酗酒的英语教授，加布里埃尔·马赫特 （Gabriel Macht）是吸毒酗酒的作家。
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都是教英语的教授。凯文·斯帕西（Kevin Spacey）在《大卫·盖尔的一生》（The Life of David Gale (2003)）扮演一个哲学教授，落魄，痛苦，放荡。斯蒂夫·卡瑞尔（Steve Carell）在《阳光小美女》（Little Miss Sunshine (2006)）中扮演自我厌恶的，想自杀的研究普鲁斯特（Proust）的学者。两人都上了研究生的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虽然这个俗套后来非常时髦，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至少几十年前。其中许多因素都可以在《奥里安娜》（Oleanna (1994)中出现,在《生存欲望》（Surviving Desire (1991)以及在《月色撩人》（Moonstruck (1987)中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没有灵感的通讯教授）。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在《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 (1983)中,杰夫·丹尼尔首次扮演玩世不恭的，玩弄女性的英语教授。当然，在此20年前，就有《谁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代表了善良、和蔼、超脱，不谙世故，那么，教授的新形象有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失败的教授也是失败的作家呢？为什么专业上的无意义这么密切地与不正当性行为联系起来？（在《母女情深》和《爱不再回来》中“去图书馆”变成了“和学生睡觉”的委婉语。为什么这些教授都是男性，为什么这些结了婚的男人都是这么糟糕的丈夫呢？
答案可以在这些电影典型的展开方式中发现。比如《亲情无价》中全面和巧妙地展现了这些问题。电影一开始，赫特的乔治·戈尔顿（George Gulden）就是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女儿艾伦（Ellen）眼中，故事就是从她的角度展开的，乔治体现了最高的智慧和道德标准：聪明，热情，要求严格，有才华的批评家和受人欢迎的老师，逸闻趣事和格言警句的传播者，隐含着几乎是和上帝的交流。艾伦作为野心勃勃的年轻记者，自从小姑娘的时候就崇拜他、羡慕他，渴望他难得的称赞，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凯蒂（Kate）,觉得她庸俗，软弱。凯蒂属于当地妻子的群体，一心履行看来完全鸡毛蒜皮的行动，她们似乎要宣传她们的渺小，自称“迷你型”（Minnies）。但是当乔治召唤艾伦回家照顾奄奄一息的妈妈，或者后来变成代替妻子照顾他后，女儿逐渐看到父母的真实情况。乔治是个未能如愿的小说家，重复从前的故事，抄袭妙语俏皮话，悄悄地借酒消愁。（已经不再有勇气追逐研究生了）他的妻子实际上非常厉害。在乔治等人梦想着光荣的梦想时，夫人们把社区团结起来。一天，凯蒂强迫艾伦难以忍受的驾驶，凯蒂和另外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高声唱些无聊的歌曲。后来，凯蒂解释说这个女人在丈夫离开后基本上生活封闭，所以夫人们轮流带她离开家出外转转。艾伦了解到正如夫人们把社区团结起来一样，她的妈妈也把家庭团结起来，直到她去世为止。艾伦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情况”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她一直被灌输的观念---智慧或者野心，而是爱。
这些电影中的教训是典型的，指出了新型教授的俗套模式的意义。酗酒的，痛苦的，想当作家而未能如愿的英语教授，忽略家庭，诱骗学生，是创造性枯竭的人。而创造性枯竭是因为他只爱自己，因此他虚荣、自负、自私、自怜、消极、愤懑。因此他野心勃勃，他沮丧失败。所以他好色、纵欲，因为和学生睡觉不是男子气概、而是无能的表现。因为他只能攻击容易的目标，他利用学生的生命力。他不能成功勃起，其他象征性阉割的表现也很明显。约翰·塔夫尔塔穿着睡衣到处晃悠，道格拉斯穿着粉红色睡衣到处晃悠。卡瑞尔的人物是个同性恋。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和一个强大的女人对比，通常是妻子，其力量恰恰来自爱的能力：牺牲，同感，交往。到了电影结尾，在典型的情况下，教授也学会了爱，就像《简爱》中罗切斯特那么彻底得谦恭，同样乐意女性照料。
对于这些，需要注意一些情况。首先，尽管教授新模式类似于学界作为女人气，自由派，脑袋圆圆的，光秃秃的势利者的堡垒的政治形象，其强调的重点不同。新闻媒体中处于核心的自由主义通常是不存在的（我们几乎从来不能了解电影中的教授的政治立场），而女人气则是核心内容。精英主义和智慧主义被轻描淡写，前者往往表现为个人自负而不是广泛的文化态度，后者没有例外地表现在电影引用著名作家的片段。第二，新模式不仅局限于电影。我在考虑的10多部电影中的大部分是根据小说，故事或者戏剧改编的。其他部分例子包括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赫索格》（Herzog）；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卡佩斯系列（Kepesh books）；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的最后一本小说《跨越安全带》（Crossing to Safety）乍德·斯密斯（Zadie Smith）的《论美》（On Beauty）里面有很多例子，正如其他许多校园小说这个新种类一样。理查德·鲍沃斯（Richard Powers）显示形象已经变得多么反射性的，在他在《金虫》（The Gold Bug）中看一眼女主人公的变化，“衣着整齐和论文指导老师接触，自从担任教授后第一次暂时勃起，当时两人在比较本·琼生的《狐狸》（Volpone）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的相对优点。
实际上，新模式在文学例子的根源可以追溯一个世纪前，最突出的是《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卡索蓬（Casaubon）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拉姆塞先生（Mr. Ramsay），两者都是浮夸的，上年纪的自恋者，前者在创造性和性能力上都枯竭了，但是娶了一个激情四射的年轻美女，而后者虽然写了很多书，而且是8个孩子的父亲，支撑下来只是通过定期的人工受精，通过妻子的母性生殖力。人们也应该提到《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的乔治·特斯曼（George Tesman）和《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的塞瑞布里雅克夫（Serebryakoff）,另外两个被年轻的漂亮女人不匹配的婚姻造成的笨拙的失败者。但是我提到的两本小说的作者的性指出新教授形象的或许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以及典型场景的叙述范式，也就是它们是一种表述女性价值观优越于男性价值观的方式，关于爱情，共同体，自我牺牲，对应野心，成功，名声。
那么，为什么大学教授被认为是接受这个教训的最适合工具呢？当然，有很多电影，里面的权力很大的律师或者执行官，甚至艺术家（男或女）学会家庭和友谊比金钱和成功更重要，但是这些人物被允许先成功或者发财，然后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此后仍然被允许拥有那些财富和名声）只有对于教授，野心是如此受到斥责的。对他们来说，甚至按自己的标准，它才是自我失败的。问题在于教授新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事实。（虽然是古老的一部分）：代表性的学者总是人文科学的教授，不是英语教授就是历史教授，或者哲学教授，或者艺术教授，或者法语教授。这种情况在小说和戏剧中和我提到的电影中的情况一样多。好像在大众的想象力中，“教授”就是“人文科学教授”。当然，电影和书籍中当然也有许多科学教授，但是他们被看作科学家，而不是教授。社会科学家被大量引用在报刊上，但是通常是作为“学者”或者“专家”的标题下。俗套的模式出现在复杂现实的分隔：教授们扮演不同的角色，进入相互孤立的简单化状态。比如教授这个词，在大众心目中，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呈现出引经据典、夸夸其谈的书呆子形象。正是这个形象成为野心的名利场中的实物教学。
在公众的想象中，文科教授并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在做什么，而对于那些确实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人家并不觉得值得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当文科教授的研究内容公之于众后，往往遭到嘲弄的原因，人们觉得这些研究内容琐碎，晦涩，没有意义。有些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有那些什么也做不来的人才去教书。”批评家是太监，是寄生虫，无能的知识分子，教授岗位就是把庸才奉为神圣的体制。可能就是仅仅因为教授们不追求财富，权力，或者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而名声是他们容易受到指责的地方。在我们的文化中，愿意满足于低劣于撒旦目标的人本身就被看作缺乏雄伟气势的人。教授们虽然野心勃勃，但采用的方式是软弱的，可怜的。这或许能解释他们常常受到攻击说他们缺乏热情。没有人期待律师对法律充满激情：他去辩护就是为了钱。没有人期待管道工对管子充满激情，他们修水管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教授唯一的借口来做这么琐碎的事情、同时得到这么微薄的待遇就是因为他们对研究内容的热爱。如果没有了这种热爱，他们还剩下什么呢？除了没有根据的虚荣和虚弱的野心外什么也没有。在大众的想象中，教授就是荒唐的小矮人，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难怪应该教训他们一番。
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教授的新形象为什么这时候出现。第一个可能性是当今的教授被描述为趾高气扬的，好色的，酗酒的失败者，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从教授形象的某些长久影响的因素来说，这无疑是真实的。卖弄学问和精英主义是学术界内在的诱惑，几乎100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指出，对于教授来说，虚荣是他们的职业病。正是因为他们并不具有医生律师那样的财富，或者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教授们比其他精英领域更容易展现他们的智慧优越性。但是教授既没有垄断权也没有过高比例的悄悄孤注一掷或者自我毁灭的姿态。男教授从总体上说并不比其他男人更少忠诚，更少关爱的丈夫，实际上如果和更有钱的人相比恐怕还是更好些的丈夫。（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女教授，这个情况还没有被大众广泛认识到）
第二个可能性是现在的电影剧本和小说作家对教授有一种特别的仇视，尤其是英语教授。考虑到剧作家常常是从前的英语专业学生或者英语研究生的谣言，小说家倾向于有创造性写作职位让他们有机会经常接触英语教授。他们有时候是英语教授，考虑到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他们有特别的理由对英语教授感到怀疑，这个假设中肯定有些内容。
但是教授新模式兴起还有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根源于过去60年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在美国社会的地位的某些变化，尤其是过去30年到40年的变化。美国人传统上的对等级区别的厌恶，和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进一步加强。精英的名声和信用败坏扫地，高雅文化的观念被罢免，交流的手段分散化多样化了。公共文本变得更加通俗化：家庭，教堂，以及其他机构也都更加民主化了。取决于智慧等级基础的机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让美国人对于平等观点的坚持感到恼火，他们感觉到智慧构成一个卑劣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变得更加精英管理，唯才是举，经济更加技术专家管理，人们渴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也拥有这些优势。随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和每年大学录取的狂热，大学越来越发挥更加明显的作用，创造没有人愿意承认，但是每个人都想往上爬的更大的社会等级差异。难怪人们对于大学的看门人感到怨恨，看到他们被象征性地羞辱感到开心了。
二战后几十年大学人数的大幅度扩张也造就了新的教授群体。如果教授们从前倾向于文雅的，超凡脱俗追求灵魂满足（即使他们只是这么看），那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些。在本领域内地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对小的，非正式的，老同学关系网。工资微薄意味着许多教授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能够依赖私人收入。但是随着战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学术界成为原来精英群体外平民百姓的聪明勤奋子弟的许多人切实可行的职业选择领域。后来，随着民权革命后出现的公平劳动实践的关心，招聘和提升的整个机制变得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最近，大学适龄人口的缩减和大学工作的临时工制度，从全职教师岗位转向兼职教师，博士后，和讲师的变化在过去20年造成工作的艰难局面。从前的老同学关系网被不停的争夺位置所取代，原来和善的空想家（luftmensch）被追逐名利的野心家新贵所替代。在当今的研究生项目中，热门词语是专业化，没有人再去谈论思想的生活了。当然，从前的高贵雅致被凉在一边，新的鼠奔（rat race）就是行动的精英主义，但是形象不一定是公平的。教授新模式，重点放在道德失败和个人野心的受挫正好表现了这个年代的变化。
但是教授新俗套形象和当代现实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与性有关的内容。在这么做的时候最充分地反映了近来美国文化发生的变化和最清晰展示美国人心态的现状。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几乎每个教授的共同点就是和学生睡觉。这是真实的，甚至当所说的教授在其他方面并不符合教授心模式的时候。实际上，性欲望几乎是电影中的教授向学生表现出来的唯一的一种情感了。在很少见的情景，这些教师实际授课的场景，问题是展示教室或者办公室答疑时间是作为性紧张关系的地点。大众不能想象教授和学生的关系除了可能的性关系还有其他什么关系，更不要说有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他们当然不能想象一个人能够从大学教书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满足。
为什么有大学作为道德败坏者的老窝的想法？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年男人躺着等待性感的年轻姑娘的到来，在过去几十年就有了？首先是男女同校教育。男女同校的大学在19世纪早期就存在了。尤其是大多数公立大学在那个世纪末期都开始男女同校了。但是在塑造大学的公众形象方面起领导作用的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男女同校潮流是在1960年后期才开始的。与此同时，女生在已经同校的大学中的存在也越来越明显。到了这个时候另外一场革命也在进行了，那就是性革命。突然之间，教授们有机会接触众多的年轻女人，同样突然的是，年轻女人获得了新的自由和大胆在性行为方面。人们获得不可避免的结论。从那以后，美国文化变得越来越性行为化，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年轻人被文化越来越性化了。并不偶然巧合的是，对于孩子的性剥削的关心也达到了到达道德恐慌的程度。在电影中的教授人物形象中，美国人可以恶毒地欣赏亲密关系，同时谴责欣赏它的欲望，---传统的清教徒花招。
这个情形被另外两个其他发展变化进一步增强。婴儿潮年代的著名的过分保护特点的养育方式给予大学压力返回到扮演家长的角色，而婴儿潮出生者自己在上大学时拒绝接受的角色。教授是父母把孩子委托管理的代理家长，对大学教授作为性方面的捕食者的恐惧的提出和丢弃也许是一种驱赶交易引起的焦虑的方法。但是在婴儿潮孩子的孩子进入大学前很久，反对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把大学变成了美国社会中最紧张的自我巡查的工作场所了，尤其是在教授和本科生的关系问题上。这种自我审查在大学里是最有效的，大学对女权主义的关心最热烈响应。这并不是说大学学生和教授的性接触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是否受欢迎，而是说它是模式的想法是幻想的产物，而不是事实。
虽然如此，在性化的教授新俗套形象的背后存在一个现实，不过不是社会大众想象的，或者社会有能力理解的样子。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确实是非常亲密的，正如我们的文化神经紧张的怀疑的，但是这种亲密，如果出现的话，也是思想的亲密。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灵的亲密关系。所以教授学生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提出美国人想象力的两个问题：它开始于思想，怀疑教授。它涉及一种形式的爱，这种爱即不是性的，也不是家庭成员特有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能够理解的两种形式的爱。爱是教学关系核心的真正含义，但是教授不是陷入爱情中的人。
爱是火焰，好老师点燃学生心中燃烧的渴望，要博得他的赞同注意，他的声音和存在，在紧迫性和强烈程度上和性爱一样。教授点燃这样的感情通过站在讲台前谈论莎士比亚或者人类学或者物理学，但是思想的成果是那么甘甜，思想智慧有能力激发心灵中的新力量。学生有时候错误地把这种震撼当作性吸引，愚蠢的或者缺乏经验的或者玩世不恭的老师利用学生这样的混乱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教授中的大多数明白教学的艺术不仅在于激发学生的渴望，还要指引这种愿望到正确的物体上，从老师本人转向讲授的课程。叶芝（Yeats）说教学是点火，而不是往桶里灌水，这就是如何点燃的。教授成为学生的灵感女神，是一个学期的辛劳的对象，学习，课堂发言，写作所奉献的人。警惕的学生明白这些。在和其中一个教学助手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问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否曾经非常喜欢某个老师。她说是的，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我问“你是否想和他性交？”她说“没有。我想和他进行头脑上的性交。”
这里我不想说得太多了。所有这些苏格拉底都知道。这个最伟大的老师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提出其老师柏拉图的爱欲教学法（erotic pedagogy）我们都是“在心灵上怀孕了”，苏格拉底告诉同伴，我们被美丽的心灵所吸引，因为他们让我们充满需要带入世界的思想。形象上好像是矛盾的：我们已经怀孕了，还是与漂亮灵魂的亲密接触让我们怀孕了？都对：真正好的老师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我们不过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知道的东西。该形象也是故意与性有关。在《会饮篇》中，雅典最聪明的人在晚上喝酒，谈论爱情，两个、两个躺在床上，被指责在进行性活动。但是苏格拉底想告诉伙伴们漂亮的灵魂比漂亮的身体更伟大。
就在他讲完演绎出这个观点时，全称最漂亮的年轻人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走进来了。阿尔西比亚德斯是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政治中聪明的坏孩子，是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和吉米·迪安（Jimmy Dean）的孩子，苏格拉底肯定知道他是他所能遇到的最有趣的学生，因为苏格拉底爱这个学生是传奇性的。但是它不是他爱的人想象的那种爱，阿尔西比亚德斯抱怨说这个老人诱惑他进行神圣的交谈后，拒绝碰他。这个性感的年轻人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丑陋的老教师。最后，阿尔西比亚德斯告诉我们他设想出让苏格拉底单独的方法。我们称为答疑时间，结果发现他的所有老师都想进行更多的交流。用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的柏拉图术语“头脑的性”（brain sex）“心灵之爱”更明白的语言，是比身体之爱更高级的形式，更让人心满意足。
有没有一个文化比我们的文化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性是我们最激烈崇拜的神，否认它是最大的快乐等于是犯下了文化上的亵渎神灵的罪。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能有心灵之爱如果没有灵魂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明白非性也非亲情的爱与我们精神词汇的贫乏有关。宗教仍然是诉说心灵的，但是对于大众来说，至少它意味着与我们尘世的自我相距遥远。它应该表达的意思是自我，心灵，思想，或者心灵思想，正如它通过经验来形成。那就是济兹（Keats）的意思，当他把世界称为“建灵谷”（vale of soul-making）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明白这个意义上的心灵，我们也就无法了解苏格拉底的信念灵魂的孩子比身体的孩子更大，观点比孩子更重要的。
另外一个亵渎。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有像崇拜性一样强烈崇拜的神，那就是孩子。但是孩子和性，性亲密和孩子亲密有些共同点：除了一个事实导致另外一个事实外，两者都是属于自然造化的产物，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在经过卢梭，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之后，在进化论心理学宣传新的道德福音，我们相信我们的自然自我是最真实的自己。我们相信顺其自然和天性就是健康的，自由的。文化是限制和扭曲人性，但是希腊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对他们来说，我们最高程度的善不是我们与动物共同的特征，而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东西而是从中创造的文化，实际上是反对天性的文化。
难怪对于希腊人来说，老师与孩子的关系被看作比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密。你的父母把你带入自然世界，但是你的老师把你带入所在的文化。天性传播是容易的，任何动物都可以做到，文化传播是艰难的，它需要老师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苏格拉底也提出了什么是教学的新观点。他的学生在来到他面前之前已经接受了文化的教育，他是想教育他们摆脱这个文化，教育他们怀疑所在文化的价值。他的教学不是塑造文化，而是反文化的。雅典人非常了解苏格拉底当他们相信他是在毒害他们的年轻人。如果当今的家长担心把孩子交给教授，这种反文化的可能性确实是他们应该感到担心的地方。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教学就是颠覆活动，今天尤其如此，当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文化信息的浸泡。根本不再需要任何训练就能学会崇拜所在城市的神。（性或者孩子，金钱或者国家）但是常常需要老师来帮助你质疑这些神。用济慈的话说，教师的工作就是指导你度过建灵谷。我们曾经出生进入世界，进入很快成为我们第二世界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得到这个机会，我们将再次重生。因为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但是丢掉了他的凡人的灵魂，它能给这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在门关上后进行的性活动，头脑的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微薄的工资和文化上的蔑视，更不要说研究生院和教授评审过程的众多伤害尊严的事情。我非常清楚不是每个教授或者每个学生都这么感觉或者这么做的。也不是每个大学都能让他们做到这点。在许多教室的讲台上有太多乏味的混饭吃的人和妄自尊大的喜怒无常者，在教室座位上也有太多的偷懒者和木讷呆板的人。谁在哪个位置不重要，如果老师在三个不同的校园给四个班上课。或者课堂上是否坐着500个人。但是在任何层次的大学中都有太多真正的老师和真正的学生，远比最高级别人的愿意相信的人数多。实际上，那些在上大学前没有多少教育优势的孩子学习愿望更迫切，比幸运的同学更愿意把最深刻的信仰给颠覆了。真正的教育最旺盛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名牌大学以外。因为在名牌大学里，思想单纯的研究加上为管理运作的人才是成功必要的门票。
那么，吸引教授与学生交往的不是他们的身体而是他们的心灵。年轻人仍然对观点感到好奇，仍然相信观点，相信观点的重要性，相信观点的救赎的力量。苏格拉底在《会饮篇》说关于无知最困难的事情是你对自我非常满意，但是对于许多考上大学的孩子来说，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不完整的，他们认识到或许只是出于本能，自我的完整来自于爱欲。所以她们试图寻找教授建立关系，我们也反过来寻找他们。说到底，教学就是关系。它是一种指导关系而不是教导。苏格拉底总是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往往持续终身，即使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如此。学生一茬又一茬，我知道即使我现在最亲密的学生很快将成为我通讯录上的名字或者遥远的回忆而已。但是我们对于老师的感情和或者对我们意味着最大内容的学生，就像我们对久已失散的朋友的感情，从来都不会走开。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最简短的想法就能回忆起他们，我们知道在某些天堂时刻我们都会再见面。
真实的情况是这些可能性对美国文化来说不像我辨认出来的那么陌生。伴随着最近一些年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大学教授的俗套形象，出现次数少得多的是大学老师能够和应该表现出来的完全符合我在追踪的不同形象。它出现在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在《蒙娜丽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中的人物，在《偷穿高跟鞋》（In Her Shoes）中的给卡梅隆·迪亚兹（Cameron Diaz）的人物讲授爱情诗歌的盲人教授。以及最明显的，在《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中巨大文化现象。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提供了《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学术性的版本。但是我们好像需要与这个观点，或者至少体现这个观点的人物保持安全的距离。《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死亡诗社》都发生在1950年代的男子或者女子学院。卡梅隆·迪亚兹的导师和莫利·希瓦茨（Morrie Schwartz）都是退休的人，快要死的人。苏格拉底关系这么深刻地让我们的文化感到担忧，以至于它接近出现以前就必须被拆除爆炸的引信。但是每年成千上万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希望，至少比较模糊地渴望经历这样的关系。它已经成为被压抑的文化记忆，一种萦绕在心头的想象中的可能性。在我们被性所麻醉的、反智的文化中，心灵之爱已经成为不敢说出名字来的爱情。
译自：“Love on Campus”By William Deresiewicz
http://www.theamericanscholar.org/su07/love-deresiewic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