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闭门不出，颇觉心绪不宁，不知其故。偶然上网，看到朱伯崑先生去逝的消息，才知是朱先生骤归道山了，冥冥之中似有那魂牵梦绕，原来这般。
朱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回想起北大研究生就学阶段的课程，受教最多、聆听最切、感受最深的课堂记忆，当属于朱先生。本科时，虽没有上过先生的课，好像他只教了77级，78以后就不上本科的课了，但毕业论文却有幸得到了他的指导，在先生所居斗室中，手把手指点的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于心存焉。在北大哲学系中哲80年代早期的研究生教学中，朱先生是绝对的主力，可能担当了当时最多的课程。像“易学概要”每周是4节课，整整上了两学期，这在眼下的高校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先生开得课程，不但门数多、课时量大，而且从来不缺课，我的感觉是他上课比本科的课还要“饱满”，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有时课间也不休息，一带而过。当时先生很少出去走动，好像会也不去参加。记得1983年夏武大的《周易》会，那是全国规模，又是首次，机会很是难得，先生正好在讲《易》学史，研究也正在势头上，按理说应当是第一个要去的，但他并没有去。不少与会者打听：朱伯崑怎么没有来？后来主办方还是留下一包材料，由我和守常兄帮着带了回去。先生上课，也极有特点，整整一个上午，端坐如磐石，课间很少休息，一根香烟，缭绕一番，便似有了无穷的精力。他的课，内容充实，思辨精严，一如汪洋，浩瀚无际，又像碧潭，渊深莫侧，常让人有难以见底的感觉，陡生出许多敬畏来。这敬畏是对先生，更是因那博大精深的学问油然而起。
当时，朱先生上的3门“大”课，“先秦伦理学概论”后来出了书，“易学概要”成为招牌课程，《易学哲学史》也成先生的典范之作，而唯有“中国哲学史学史”一课，却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上得人少，也几乎不为人所道及。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先生即瘁力于中国古典哲学之史料的整理与爬梳工作，于此用力最勤，费时最多，功力也最深厚，奠定了其日后精湛与博大的为学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做冯友兰先生助手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和他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有极密切的关系，哲学创造那时是不可想象的事，只能埋头于原始材料的研究。所以朱先生积累了数十年的工夫，结合教学之需要，编选出大量的哲学史资料。他先后主编或者统稿的文选有：《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长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这成为那个时期学习中哲的人们使用最多的案头工具，也为当时的中哲史教学奠定了资料方面的厚实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后，形势稍有了好转，朱先生最想做的，就是把这几十年的积累用哲学史学的新方式来加以整理，并且表达出来。他首创了“哲学史学史”这一概念，辨析哲学、哲学史、哲学史学和哲学史学史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史学史”是哲学问题、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再加上历史批评的意识，将它们有机地统合起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底下，评判得失、叙述贡献、厘定价值的一门学问。这个宏大的间架，既是哲学的、也是史学的，既是哲学史、也是思想史和学术史。
从当时的授课情况来看，朱先生最重视学术史的理念，试图把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即“史通”、“文史通义”、“学案”之精华和西方的哲学、哲学史系统嫁接在一起。这个工作明显有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的影子，即所谓现代学术史的方式，但在哲学理论的厚度上又想要超越他们，这就有点接近于现代的哲学史了。我们从朱先生当时给这门课划定的史料范围可见一斑：（1）历代史书中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著录、源流等资料，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和《儒林传》、《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宋史?道学传》等。（2）原典中具有总结意味的篇章，像《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原人论》、《原道》，以及《论衡》、《文心雕龙》、《习学记言》、《文史通义》等书中的有关篇目。（3）专门的学术史、思想史及资料汇编，如《弘明集》、《广弘明集》、禅宗“灯录”、儒家“学案”、学者年谱、《汉学师承记》等。（4）现代的各种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流派史、人物评传等，从章太炎、梁启超开始，到胡适、冯友兰，再到侯外庐等人，背景众多，所述不一。（5）外国学者有关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著作，包括日本人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这个书单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十分丰富的矿藏图，按图索骥，何愁不能觅得宝贝？
可惜朱先生的这门课程只开了一半，讲到隋唐为止。这部分一共分成六章，现将章节列下：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先秦子学时期，包括哲学史学的开端、儒墨两家的哲学史观、《庄子?天下》、荀子韩非评诸子、《吕氏春秋》述百家等五节。第三章两汉经学时期，分为经学与子学、董仲舒和《淮南子》、谈迁父子论六家要旨、向歆父子论百家之学、王充批评学等五节。第四章魏晋玄学时期，计有玄学的兴起、玄学家对诸子的评论、葛洪评魏晋思潮、孙盛等人评老庄玄学等四节。第五章南北朝佛学时期，共含佛教兴起、早期佛家的“格义”说、谢灵运的《辩宗论》、儒释道辩神学、僧佑对三教论战的总结、刘勰论三家学说、史书评佛道等七节。第六章隋唐三教融合时期，讲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史家对三教的评论、佛学家的哲学史观、韩柳的哲学史观等四节。这些内容，既有点像哲学史，又有点像思想史，也像学术史，甚至像是史学史，但又都不太一样，和我们所熟悉的每一种形式好像都在“似与不似”之间。朱先生正是在这广阔无垠的学术疆场内，纵横驰骋、无拘无束、任意挥洒，该简则简、该繁则繁、从容调度、信手拈来。不到对资料纯熟无比，不能如此；不到问题域了然于胸，难以如此；不到相当的学问境界，也无法想象如此。
“中国哲学史学史”大概只开了一两轮就停掉了，朱先生尽全力投入《易》学史的研究、教学和著述之后，再也无暇顾及，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以他丰厚的资料储备、哲学辨析的超强能力，以及对哲学史、学术史和中国史学传统的独特体悟，完成此作，必有可观，也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只可惜天不假年，他晚年的身体也不算太好，而最终未能完成这个事业。朱先生的易学研究在20世纪的后半叶几达于峰颠，名满天下，受到众人的一致礼赞；可别忘了，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国哲学典籍最为熟悉、了解得最为深透的学者之一，这门“中国哲学史学史”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北大的中国哲学诸老，大多与清华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冯友兰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建者，与金岳霖先生堪称双璧。张岱年先生亦是清华“老人”，在80年代清华哲学事业的复兴过程中多所擘画、居功甚伟。而朱伯崑先生是学于斯、成长于斯，留校任教后，因了冯友兰先生的缘故才移师北大的。52年院系调整，这几位先生都从清华园来到了燕园，成为北大中国哲学的顶梁柱。整整半个世纪，北大中国哲学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和这几位先生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大师，也是中国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见证者和伟大传人。十多年间，冯先生走了，张先生也走了，老儒凋零，繁花不再，朱先生的离世，莫非将这最后的一抹清华余脉也轻轻地掩去了？这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最后，献上祭辞，鞠躬灵前：
师生一堂，面授最长；不疾不徐，语调铿锵。
烟雾绕梁，庄敬如飨；纹丝不动，日斜櫺窗。
“先秦伦理”，功超孑民；“史学史论”，潜德幽光。
《易》史四卷，造极玄乡；典范儒林，谁出其上？
（景海峰，2007年5月6日凌晨2时于深圳湾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