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先师佟柔请谢老来人民大学法律系客串，为研究生讲授“外国民商法”，此后，我等一直以谢老为师。

80年代中期，中国法学还是一种法律的意识形态解释，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述空洞的法律故事。无论从教科书里，还是从课堂上，学生都很难获得可以被称为“专业”的知识。然而，谢老在人民大学的演讲是一股冲击波，局面由此发生缓慢的改变。

谢老从“意思自治”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谈到“统一思想”的荒谬;从“自己责任”的侵权法规则，谈到株连九族的暴政;从“意思”如何表示于外部，而生法律上之“效力”，转而抨击暴君加罪于人，受害人纵无“意思”表示，亦以“腹诽”治罪;从“权利能力平等”的含义，谈到首倡男女平等的民国民法……。谢老引导学生超越意识形态和形式逻辑，去思考法律、政治民主、人权和社会公正的互动关系。谢老的演讲犹如一位大智大勇的高士在深山重槌击鼓，动则发聋振聩，撼人心魄，静则空谷迴声，荡气回肠，令闻者肃然起敬。十七年春秋，弹指一挥间，谢老当年的演讲言犹在耳，我至今还能大致不差地背诵谢老演讲的某些精彩段落、还能模仿谢老那抑扬顿挫的湖北国语。自谢老来人民大学之后，学生大开眼界，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转而寻求民法的大视野。

谢老在六十岁重操旧业，却创造了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少见的辉煌。一个老人在大西北孤独地度过了二十余年流放生活。遥望神州故土，凝视大漠落日，心怀家国之忧，“一叹山河一仰头”——这是比当年苏武牧羊更为悲苦的生活。有人说，长期的沉默会让人失语，长期的孤独会让人思维退化，长期的饥饿、接近生理极限的劳动和精神压迫会让人崩溃。可是，谢老的知识生命却是不败真身。重返京城之后，在谢老酣畅淋漓的言谈之间，处处都是大学问、真本事、真性情和独具一格的幽默。究其原因，一是谢老青年时代的基本功超群绝伦，二是谢老在苦难中思考，在一无书本，二无交流的情形下，谢老凭借思考而厚积深蓄，练就了弹指破壁的盖世神功。

此后十七年，本人在学问生涯中，无处不是谢老提携关照。写硕士论文，佟老命我求教谢老，谢老耳提面命地批评、教训，数落谬误，每忆此事，仍然是既感激，又赧然。博士论文答辩，谢老慷慨陈词，发表了当天全北京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说，将我底气不足的陈述提升了一层，令我感愧交集。写作、备课中遇有疑难，谢老总是我唯一的突然袭击目标，谢老总是有问必答，有答必释疑解惑。虚领教授头衔之后，常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每有谢老在场，答辩就变得趣味横生，谢老妙语连珠的即兴发挥，使我一再品味“老姜老辣”哲理。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顾准、李慎之去世，都有人感叹“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消失了，感叹背后的内心独白是：“存亡继绝的道统系于斯人，斯人已去，道统安在?”在这伤感情怀背后，燃烧着精神不灭之火，这就是对道统的追寻、认同和担心道统的失传。谢老一生历尽坎坷，然而，任凭风雨苍黄，物是人非，他总是立定根本，一如中流砥柱。在一个难以容纳传统的时代，谢老承继和光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如今，在公立文教单位供职的人常常被讥称为“体制内学者”，言外之意是：这些人仅仅在“体制内”才算得上 “学者”。“体制内学者”成为一个贬义词，实在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体制本身越来越远离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体制内”的某些人却与“体制”鱼水相依。然而，全然以“体制内外”论英雄，则又滑稽可笑。在“体制内”的森林中，谢老就是高出万千树冠的一株巨木，他的学问道德早就超越了画地为牢的“体制”。谢老没有“博导”头衔，然而，从退休之后，到生命最后一年，谢老为数不清的博士论文撰写了学术评语，不知出席了多少次论文答辩，对此类劳苦，他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谢老正是凭借自己人格力量，而在“体制内”大有作为，使天下后世知今世中国法学教育界亦有楷模。可见，重要的是立定根本，而不是身在“体制”内外。

2002年10月初，前往谢老府上道别。还是那别着钢笔的整洁的中山装，还是那长辈叮嘱顽童的口气，还是那淡泊名利的微笑，还是那智者的目光，还是那男子汉的刚毅沉勇，可是，在我们对视的瞬间，我发现先生正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全身疼痛，可能是劳改留下的老伤复发了。”他嚅嚅地说。可是，他比谁都清楚，那是晚期癌症。在我起身告别的那一瞬间，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谢老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旋即坐下，抬手送行。

1986年，先师佟柔让我等尊称“谢老”，此后，声声谢老，声声求教，一叫十七年，不知受恩惠几多。如今谢老远去，弟子熏沐焚香，遥望叩首，愿谢老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