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着力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更加精细，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思考更加主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迅速在理论学术界引发了学习研究热潮。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理论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阐释主要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学理化阐释和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展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里程碑意义。高翔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金龙提出，将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建设的前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文化自信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形成传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从中发掘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资源、精神养分；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生成文化主体性，从而自主确立文化发展目标、选择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形成推动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精神动力。曲青山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篇章，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王博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映照下，立足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形成的。以“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标志，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等原创性观点和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观点的集中表达。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阐释。郭建宁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也是“两个结合”的典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标识性概念和引导性范畴，而且是“概念群”。从“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看，关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阐释，令人耳目一新，构成了概念群。从“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看，是规律性的认识，是原创性的，是根本途径，是必由之路，是最大法宝。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全方位关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要性的定位，从而形成了“两个结合”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日益明晰地展现出来。赵剑英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性地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各领域各部分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环环相扣，构成了其文化思想的整体。张志强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教化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政治与教化、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文化之间在共同目标之下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认识。政治与教化、伦理、文化之间互为手段与目的，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伟大格局。中华文明的这一特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激活和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郑敬斌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的。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关切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等方面，科学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聚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最强音。学术界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主要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进行研究阐释。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高翔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发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活力，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把民族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滋养自己，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甄占民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孙正聿提出，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就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维护中华文化基本元素，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着力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使之成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活的灵魂”。邹广文提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使两种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样态相互成就、融通创新。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态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而熔铸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并获得新的生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张亮提出，“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双方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最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让马克思主义充盈浓郁的中国味、在中国牢牢扎根，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鲜活的时代气韵，成为现代的，最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基础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关系。吴晓明提出，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应当成为研究中华文化传统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这样的研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需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绝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子义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把我国由文化大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从“大”到“强”，关键是要使文化资源变为强国实力。要做好文化资源的转化，要使文化资源转化为国民素质、文化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杨耕提出，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具有特殊内涵的新的实践活动。“三重变革”“三位一体”使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关系，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因而必将实现文明转型，必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内涵，必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辛向阳提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更加充分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文明创造力；要秉持开放包容，在吸收借鉴中培育现代文明。吴根友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立自主性。这一生命体在不断生长发展过程中吐故纳新，不断实现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对于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加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过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成长成熟、发展壮大。

在文明互鉴中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韩庆祥提出，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对比世界诸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同时，这种统一不是小国寡民式的统一，而是以广袤地域、超大规模人口、多元民族和多样性文化为基础的“大一统”。同世界诸多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因而体现出不偏激、不极端的平和性，体现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和平性。袁祖社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创造实践，是一种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具的伟大事业，其核心与实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一特质的坚定坚持。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让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根与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性活力，形成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启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汇聚起磅礴力量。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何虎生提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涵养了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又聚合形成了统一的理念体系。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有机统一，厘清中华文明的历史纵向、内涵发展以及贯穿特质，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推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理论影响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年度热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韩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在于，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要求。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价值取向还是从实践要求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都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吴忠民提出，从现代化道路的维度看，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两者的契合。现代化有自身的一般规律，现代化一般规律同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两者必须实现契合，方能形成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若不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就会由于缺少现代化的时代内容靶向成为自说自话者，而不可能得以推进。同样，如果失去了对于具体国情的适应，现代化便会由于失去生长根基而难以推进。项久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高度耦合、系统集成的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整个国家的维度谋篇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统筹兼顾中实现协调发展，在取长补短中提升整体效能，促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都能均衡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唐正东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体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创新性贡献。高国希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点，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和极强的针对性。杨洪源提出，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余维海提出，当前国外共产党之所以广泛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国外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社会各界都无法忽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解读和研究，也是为了从中探寻中国成功的奥秘，为解决现代化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寻找良方。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自身出于开展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把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作为意识形态和舆论斗争武器，以应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扭曲与污蔑，增强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斗争信心。陶文昭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从低潮走向复兴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新特征、新态势，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继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一国到多国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示范效应显著增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于更深历史中累积，于更广范围内拓展，于更高层次上递进，积极涌潮纳流，经各大洲支流融汇交聚，成为激荡全球的浩瀚洪波。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本年度基础理论研究推进的热点和亮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来展开。

推进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刘曙光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专业化、学科化，还应是专题化、以问题为导向，即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以崭新的研究方法、范式取代旧的研究方法、范式，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孙正聿提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中国特色哲学的“特色”，就在于我们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从而形成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臧峰宇提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基于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社会发展、实践探索、历史前进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要求，建构面向世界的体现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呈现以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为支撑的有思辨力的哲学理论，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程和实践经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彰显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使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使引领时代的中国哲学更好走向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资源。

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理解数字社会。蓝江提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下重新思考主体解放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拉康的剩余快感学说，提出一种新的辩证逻辑，即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剩余数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了万物皆可数据化和被平台算法过程过滤和筛选数据的过程，后一个过程让前一个过程的大量数据沦为剩余数据。剩余数据是不符合数字资本牟利和控制逻辑的数据，而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正需要通过创造共享算法，让这些剩余数据重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奴役。谢亚洲提出，数字货币将货币的抽象统治权力延伸至数字空间，推动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统摄。传统货币体系的升级与数字货币形态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限扩大其统治权力的手段。未来的数字货币从发行到应用必将形成一个丰富的产业生态，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奴役。正如当今互联网金融所体现的那样，资本借助于数字支付平台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们的投资偏好和消费水平。数字时代看似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它的统治秩序中。张斌提出，数字资本成为新的规制者和权力拥有者，它在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动能的同时，也在促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暴露。数字资本主义将积累效率和发展速度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同时也不断威胁着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继而成为搅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演绎的动力源之一。聂阳提出，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外在控制方式相比，数字资本对时间的控制和重构更具隐蔽性，人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时间结构的催逼和强制，却无法确切指认出究竟谁才是支配时间的真正主体。

反思与展望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理论品质。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202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存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碎片化、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不够等问题，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际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认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首先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其次理论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将重大现实问题提炼转化为理论研究的课题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最后要有理论自主意识和理论创新勇气，从中国立场出发，运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在理论创新中不断破解时代新问题。

（执笔：骁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