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
制礼作乐
周人翦商之后，统治者通过平定叛乱与分封天下的方式，终使整个王朝稳定下来。在此背景下，周公开始制礼作乐。《尚书大传》载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礼记·明堂位》也说，周公于“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看来，周人试图将礼乐的审美价值渗透到国家政治建构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彰显政治理念、政治意识或伦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它让人首先从内心和情感上认同，进而达到对统治观念认同的目的。政治因其诗意更易于被人们接受，与此同时，美和艺术因和政治的关联也会获得一种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政治因美和艺术的介入，不再成为赤裸裸的教化或规范手段。从这一点来说，西周所形成的以礼乐为中心的审美体系，达到了审美与政治的完美融合，并成为后世历代帝王将相治国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然，西周礼乐兼具政治、伦理与审美之意涵。这意味着，礼乐既是政治的、伦理的，同时也是审美的。礼乐审美既暗含着政治的理性追求，又内蕴着德的人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西周礼乐美学可表述为以德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及其形态为感性显现的审美化的政治形式。《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见，周人宣扬其先王先祖之德，并使之成为当时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统治找到合法性依据。德一方面与天命形成呼应合一，另一方面也与礼乐形成内在关联。它因拥有天命的光韵而拥有了美的意义，又因礼乐的外化而显现出美的意蕴。实质上，德美既是一种内在的美好德性，也是一种外在的美好德行。有德之人往往既有“恭明德”的理性之美，也有“秉威仪”的感性之美。德与美的合一，正是周人审美思想的重要特点，同时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美善合一”的审美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西周礼乐美学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化的理性秩序。它一方面指向外在形式的规范化，另一方面指向内在人性的道德化。如此一来，有周一代逐渐构建出了审美化的文化特质与思想体系，对于个体命运、社会运作与王朝治理都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如此，一个风雅的、郁郁乎文的王朝和时代已经形成。
礼乐之美
美学是一门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我们把西周礼乐及其形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基于它的感性因素。礼乐本身就是一种感性的审美活动，它是围绕人的行为活动形成的一种动态的审美过程。
在周人看来，所谓雅化的生活即是礼乐生活。这种礼乐生活渗透着一种理性秩序的诉求。周之贵族在礼乐活动的往来中，区分出了身份的贵贱、地位的高低、官职的大小、财富的多寡等。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礼乐的各种感性形式彰显一个区分于日常行为的雅化活动，以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与政治权力。正因如此，他们极力追求礼乐审美活动的规范性，以强化其内在的理性秩序。这是美对王朝政治渗透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不断摆脱野蛮而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
所谓礼乐，不单单指礼仪和乐舞，还包括由之所关联的人体、言辞、舆服、车饰、铜器、纹饰、建筑、天地等。《左传·桓公二年》的相关记载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个问题。“君人者”不仅要以德“临照百官”“以示子孙”，而且要在行为、穿着、色彩、车饰等感性形式方面彰显威仪。其载曰：“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这样，由礼乐形式所显现的俭、度、数、文、物、声、明，充分显示出一种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之美。《礼记·少仪》云：“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从这个意义上看，礼乐之美既是礼乐自身的显现之美，也是围绕着礼乐展开的各种感性形态之美。
进一步言之，所谓礼乐之美是所有这些感性形态有机地、连续性地营造出来的审美之域。在此审美之域中，天地神人共同映现出来，使礼乐之美蕴藉着一种神圣性。这个审美之域越为人们所接受，就越加强其背后蕴含的等级秩序与统治诉求。这是美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周人开创新统治范式的一种表征。这种以诗性礼乐影响王朝统治的方式，启发了先秦儒家思想，并成为其政治美学主要的思想来源。孔子就非常推崇西周王朝，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然，这个时代对后世的政治、文化、美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盛而衰
西周礼乐美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进过程。西周早期和中期，礼乐美学经过不断的构建和实施，对王朝的政治与人格的完善形成了有效的助力。但是，这种情况在西周晚期悄然发生了变化。首先，王室贵族的统治力有所减弱，诸侯权臣的势力不断扩张，致使诗性化的礼乐在功能上处于减损状态。其次，周王朝与外族之间发生多次战争，使得王朝的实力不断遭到重创，甚至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礼乐美学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晚期的墓葬规模、列鼎制度与乐器组合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僭越。
也要看到，礼乐美学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其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首先，礼乐在西周之前与宗教性的活动相结合，往往内在地渗透着一种神性，因而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恪守。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乐渐被荡涤掉神性的因子，形成一种政治、伦理、审美的规范。正是因为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才成为世人“突破”的对象。其次，虽然礼乐对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有所渗透，但是诸种烦琐的规定必然会因日常生活的失序而遭到解构。西周晚期，“厉始革典”、厉王止谤、宣王料民等，即是最好的确证。《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于是就亲自“料民”，即查点百姓之数，以便“赋令”。这种事情本应有司行之，宣王这么做显然违背了当时礼制。再次，随着时代的变迁，由周人苦心孤诣制作出来的礼乐的完整性也遭到破坏，甚至会被渐渐遗忘。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番言语指出了礼乐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可谓一语中的。在历史进程中，礼乐在因循与减损之间，也会失去自身的典范性。总之，礼乐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用美去介入政治，形成一个“美治主义”的王朝。但在长期实施过程中，它们的权威性会受到挑战，也会受到僭越，从而致使社会秩序逐渐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来的转衰现象或是一种必然趋势。
综言之，礼乐在西周王朝的顶层设计、社会运行与个体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于它在本质上具有美和艺术的因子，所以西周政治也会彰显出一种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精神风貌。礼制、礼仪、礼器与诗乐舞等在审美与政治两种价值系统上的内在融合上，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由此，西周在前代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相对优越的礼乐体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周一代真正开启了古代中国礼乐政治、礼乐审美、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的传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王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时期的天下观及审美地理学研究”负责人、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