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变革、集中化与“封建复归”
“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要容易”。正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詹明信在本世纪初所作的上述论断已经广为人知。2011年，齐泽克（Slavoj ?i?ek）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再度引用了这一名言。左翼加速主义代表人物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则将这一论述解读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realism）”，即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现实、有效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且我们甚至至今也无法想象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费舍尔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力量主要来自其吸收和消化所有过去历史的方式：“它可以给所有的文化对象赋值，无论它们是宗教图像、色情作品，还是《资本论》，所有的一切都被转化成一种货币价值……资本主义与电影中的怪形非常相似，它是一个巨大的、无限可塑的实体，能够代谢和吸收任何与其相接触的东西”，反乌托邦文学与电影曾经是设想资本主义灭亡的主要练习场地，但如今，包含这些审美活动及其载体的文化领域也被资本主义再领土化了（Reterritorialization）。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资本主义终结的声音便高涨起来，关于后资本主义未来种种制度的设想也变得空前活跃——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纯粹古典自由主义等构想纷纷涌现。而在经历了短暂的百花齐放之后，西方学界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相反，当今社会正在退回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数字封建主义与信息封建主义之类的术语成为当前西方学界的流行词。正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指出，“对封建主义的拥抱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投机行为，而在这一过程中，左派很难将自己与右派区分开来……事实上，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新现实的描述上几乎趋于一致”。关于“封建回归”的讨论甚至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与齐泽克讨论技术封建主义的一段视频在短短几周内就获得了超过数十万的浏览量。
在右翼方面，关于“封建主义复归”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是保守派城市理论家乔尔·柯特金（Joel Kotkin），他在《新封建主义的来临》一书中集中论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衰落以及新等级制的产生。不过，柯特金显然更加重视现实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变化，信息技术仅仅被看作是一项并不重要的诱因，因而他谨慎地使用了“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一词。相比之下，一些更激进的年轻学者则同时委身于技术与封建两方面，如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格伦·韦尔（Glen Weyl）和艾瑞克·波斯纳（Eric Posner）等人。此外，加速主义阵营中的右翼学者与技术封建主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尽管他们很少使用这一术语，但其技术至上、肯定乃至试图强化等级制的主张实际上与技术封建主义如出一辙。尼克·兰德（Nick Land）的《黑暗启蒙》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美国“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可以看作其中的代表。由于西方右翼学者的影响往往天然强于左翼，技术封建主义的右翼鼓吹者往往能够得到一些技术巨头乃至政客的实际支持。例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对新反动主义学者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的赞助。早在2010年，亚文就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更加封建化的搜索引擎，并直接将其命名为“Feudl”。亚文等人实施的Urbit项目也得到了蒂尔的资金支持。
在左翼方面，公开宣扬“封建主义”概念的学者几乎看不到——至少在主观上，左翼更希望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率先到来的是社会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的复辟。但按照莫罗佐夫的看法，左派学者之中与封建主义“调情”的人的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瓦鲁法斯基、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甚至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和约迪·迪安（Jodi Dean）。莫罗佐夫也指出了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当前的西方左翼学者正陷入理论与立场的双重困境，在一些方面不自觉地远离马克思、接受右翼的话语体系乃至滑向与其同流的境地。许多左翼学者都无法抵抗“封建主义”的诱惑，并主观认为“将硅谷或华尔街称为封建领地，正如将特朗普或奥尔班称为纳粹一样……这种更多诉诸道德而非理论分析的宣言中有足够的震撼价值，足以唤醒昏昏欲睡的公众”。
总体来看，技术封建主义不仅是当前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也已成为左右两派主要的理论范式。反观现实，科技公司与右翼政客、学者的勾连也在加深。这些情形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无论这种变化能否被称为封建主义，我们都不得不正视它，并尝试做出解释。
由此，我们需要对“技术封建主义”本身的定义做出界定。根据瓦鲁法斯基的描述，技术封建主义有如下几个核心特征：
其一，经济上的集中化与租佃化。头部科技公司掌控着巨大的资金与技术能力，垄断性的网络平台、数字知识产权等成为其“领土”，与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类似，数字领土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创新与投资的动力急剧下降。如今的资本家已经变成了“封建领主”，他们不再追求生产带来的利润，而是尽可能的扩张和榨取，成为纯粹的收租者、食利者（Rentier）。
其二，政治上的暴力化与专制化。如果说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至少维持了某种形式上的合法性，那么封建主义的经济运作则依靠简单的暴力征收，即“剥削”与“征收”构成了区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主要标志。关于二者的讨论目前仍在继续，但正如图丽卡·坦登（Tulika Tandon）等人指出的那样，技术巨头寻求特权、逃避赋税与法律、干预国家政治的举动屡见不鲜，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不断遭受侵蚀与破坏，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其三，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与新等级制度的形成。多元化与中产阶级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解决阶级对立的一大成果，但技术封建主义正在带来新的两极化：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关于中产阶级崩溃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在全球范围内，北方对南方的掠夺也有增无减。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与两极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加深，在这一点上，几乎找不到乐观主义者。
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在另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三个等式，更加简明地阐述了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科技公司=封建领主”、“网络平台或数字资产=土地网”、“用户及普通民众=农民”。
弗利认为，“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瀑布及矿产等）的所有者，无需为了分享生产性工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动一根手指……对于拥有垄断性网络平台与数字资产的科技公司，这一情形同样适用”。弗利的这一类比确实反应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显著变化，实际上也代表了多数左翼学者及民众的看法。集中化原本并不足以引起质变，资本主义自身也经历过高度垄断化的时代。但当前的问题在于，信息技术带来的集中化越来越表现为纯粹的资本集中，而非技术集中。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不再是通过技术创新或管理改革来进行，而是依靠合并、抢夺、彼此打压来获得规模上的优势。在国内，腾讯、美团、滴滴等公司都曾通过超额投入、成本消耗战等手段来击垮对手完成垄断；在国外，谷歌、Facebook等国际巨头的策略大致类似。旧时代的封建领主总是寻求扩张、不断兼并土地，而非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特征在现今的科技巨头身上也日益明显。此外，集中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劳动成果相分离，而在实行租佃制的封建主义下，三者则是紧密联系的。网络用户及数据产出对平台的依附关系，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封建时代。
二、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解范式与左右之争
当前的技术封建主义阵营中仍然存在对立的观点与争论。左翼学者与右翼的立场不同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种差异也部分源于“封建主义”的定义在马克思那里同时具有政治与经济两重维度，即封建主义更多是一种经济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关于这一点的辩论由来已久，当前围绕技术封建主义的左右之争甚至可以看作是这一旷日持久的论争的延续。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有着左翼背景的学者来说，“封建”一词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封建领主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激励措施，对生产过程也并不干预，农民生产的剩余物被地主占有，其方式主要是依靠暴力征收。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政治文化层面分析了多层次的等级制度与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主要部分仍集中于破译封建主义的经济逻辑，并把它作为阐释后继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关键。因此，在左翼学者的视野中，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政治上的征用“让位”给经济上的剥削。从这种意义上看，“封建主义”只有在通过资本主义的棱镜来审视时才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更进步、理性和创新的后继者，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完全依赖经济手段进行剩余榨取，它不需要借助非必要的（暴力）脏手，（因为）经济制度的“隐形利维坦”自动完成了其余的工作”。
相反，对于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及右翼学者来说，封建主义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更多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其著作中将封建时代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广泛的暴力行为、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与特权泛滥以及脆弱的宗教和文化”。在西方，持这一立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在少数，他们往往不会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而是习惯将代表专制的封建主义国家与代表民主法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作对比。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来说，农民与工人相对的区别仅在于二者所受的剥削方式与程度；而对右翼学者来说，农民则与公民相对，政治自由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大进步与本质特征。
明确上述理解范式，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右翼学者频繁鼓吹“封建主义的复归”，而左翼学者则尽可能谨慎地避免使用“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右派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变化往往避而不谈，通过宣扬科技巨头在政治上的威胁，其所突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民主法治自身的优越性，进而为该体制做合理化辩护。与此相对，“数字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词是左翼学者仍然坚持使用的术语，尽管这些概念也充斥着对封建特征的描绘。肖莎娜·祖伯夫（Shoshuana Zuboff）强调资本主义的“监控”特征，并指出“数字平台对用户全方位的监视、操控以及尽一切可能收集信息、占有时间与劳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则使用了“价值抽取（extraction）”一词，他认为当前的数字资本已不再局限于通过具体的剥削形式从某一特定领域与群体中获取剩余价值，而是以一切现存人与物为对象，借由无处不在的网络触角从所有实体之中直接“抽取”价值。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含一种总体性的视域，然而左右两派的争论却表现出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倾向，立场差异固然是主导因素，但左翼学者自身的理论路径也存在极大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是双重的，对经济层面的过分强调，确实有右翼的原因（左翼在论争中经常被后者牵着鼻子走）。但更重要的是，左翼学者无法提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理论。祖伯夫借用了列宁“帝国主义寄生”的论述，提出了“寄生经济逻辑”（Parasitic economic logic），但其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莫罗佐夫认为，祖伯夫的阐述表现的是一种“用户主义”（User-ism），这与意大利学者所提出的“工人主义”（Workerism）类似。后者无法理解劳动占比极低的“租佃型公司”实际上是通过吸收其它领域产生的剩余价值来赚取资本主义利润，故而终引入了“免费数字劳动力”等充满张力的概念。同样，祖伯夫也没有看到，平台所收集的用户信息及其活动，并不是谷歌等公司产生暴利的主要方面。
在左翼学者之中，仅有的例外是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他在2020年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批判》一书是目前为止深入分析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变化与经济逻辑的最成功的尝试。此外，多数左翼学者与祖伯夫类似，包括布伦纳、奈格里、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等均未能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经济理论，另一些学者（如迪安）的话语甚至完全转向了政治。实际上，许多左翼学者自己都在怀疑当前的生产方式究竟还是不是资本主义，但他们仍固执地将理论分析放在经济层面，并坚持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左翼藉此至少在形式上延续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延续了某种革命的意味，尽管这种批判因缺乏政治经济学维度而日益远离了马克思。
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与“封建”：本质或边界
杜兰德在其著作中指出，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利润虽有起伏但总体保持增长，而投资却停滞不前或开始下降。杜兰德通过强调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包括数据持有）的作用，尤其是其在全球供应链的实际运作及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来解释利润与投资的难题。他认为，数字化的兴起“助长了巨大的租金经济……对信息和知识的控制（即知识垄断），已成为获取价值的最有力手段”。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其新书《资本已死》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大型企业能够专注于利润率最高的方面，依靠信息垄断从其供应链中榨取巨大利润。因此，投资的下降不是人为的，而是经济系统自发的改变。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数字资产、用户与平台三者之间的联系日益牢固，乃至变得不可分割。杜兰德将三者关系的固化解读为“生产要素的再次合并”，这与封建时代劳动者、土地、产品的集中化关系极为类似。在政治方面，集中化也导致了私人权利的扩张。彼得·德拉霍斯（PeterDrahos）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信息封建主义”可能导致的权利失衡提出了警告。之后，他与约翰·布雷思韦特（John Braithwaite）进一步论证了知识产权的增长与垄断及其所建立的特殊权力之间关系，以及其对民主法治的侵蚀。
然而，上述种种现象是否意味着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了向封建主义复归的内驱力？从现实来看，结论远非如此。
第一，关于租金、利润与投资。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世袭资本主义”到哈贝马斯的“再封建化”概念，再到内克尔（Sighard Neckel）关于“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结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以及杜兰德“提高掠夺能力（Forces of predation）为导向的投资”，尽管许多学者一再指出，信息网络正将当前经济推向封建的租金和掠夺逻辑，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剥削逻辑。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对于全球多数科技公司来说，生产性投资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某些收费型平台（如YouTube、Spotify、中国知网、Bilibili等）会向创作者支付费用，但谷歌等巨头的盈利方式则完全不同，它是通过免费的搜索服务来销售另一种高利润的商品（即广告），尽管这一过程也伴随有个人数据的提取。研究监视资本主义、用户主义（User-ism）的理论家们坚信，谷歌与Facebook等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他们对用户数据的征用，而事实上这些公司的财报数据显然不支持这一结论。
第二，关于生产要素的集中化。右翼学者往往热衷于强调用户、网络平台与信息三者之间的粘性，并将大公司重组、并购与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相类比。实际上，个体对网络的依赖以及科技巨头垄断化的加深，只是信息时代全球社会整合度提高的外在表现，这种技术带来的一体化进程远未导致经济体制的本质变革。技术封建主义的鼓吹者只能诉诸于“总体监控”、“邪恶领主”等现象学术语，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理论分析。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我们相对于网络平台的经济学角色，到底是租户、工人、消费者还是一定意义上的所有者，在这类最基本问题上的争论都未有定论。
第三，关于暴力征收与经济剥削。西方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中，征收（Expropriation）与剥削（Exploitation）往往被看成是区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标志，即封建生产依靠单纯的政治、暴力的手段实行直接掠夺，而资本主义生产则依靠纯经济的方式取得剩余价值。然而，围绕此标准的争议却从未停止，其中就包括20世纪两次著名的学术论争：多布-斯威齐之争（Dobb-SweezyDebate）与布伦纳辩论（The Brenner Debate）。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投资创新等经济因素驱动的，这种强大的经济逻辑根本无需求助于政治或暴力等“肮脏手段”。一些较温和的学者则承认，暴力、剥夺、种族主义等因素确实存在，但应当将其视为资本主义“边界之外的额外因素”。布伦纳、埃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及所谓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相比而言，另一种观点在直觉上更加令人信服，即承认资本主义与非经济的（暴力）过程是相伴而生的。在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原始积累”本身所代表的就是非经济的、国家的、政治的手段，它以强迫和不平等交换为特征，将盈余从较贫穷的土地转移到较富裕的土地，从边缘转移到核心。资本主义最早出现与繁荣的地方，正是有能力挪用全球经济盈余能力的核心国家。沃勒斯坦还指出，不平等交换与“外围—核心”的经济转移模式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经济上的平等交换与剥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交换与挪用，是始终相伴相随的。
上述争论持续未决的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在此问题上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既有经济的维度，也强调了政治、暴力的因素。此外，不平等交换、暴力征用仅仅存在于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向后延续到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之中，马克思也没有相关表述。在马克思之后，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也论述了剥削和征用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联系，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提出“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概念，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在试图证明：为了维持积累，资本主义必然需要某种“自身之外”的东西。因而，经济逻辑之外的暴力征用同样贯穿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始终。
四、回归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左翼理论的出路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变化都不能成为界定社会形态的标准。就此而言，右翼学者“资本已死、封建复归”的论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成立：一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主要经济实体所获得的租金收入超过并取代了利润收入，掠夺、榨取等暴力手段在社会范围内取代了纯经济的剥削机制；二是垄断与集中化导致新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普遍形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政治结构开始发生蜕变。那么，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果真如此吗？
《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之间发生了彻底的断裂，还是保留着后者的某些因素？马克思本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其后继者纷争不断的主要原因。在关于原始积累的相关论断中，马克思以另一种方式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但马克思紧接着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充满了征服、奴役与杀戮，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后世的部分学者看来，这一论述足以表明马克思支持下述结论：暴力因素从原始积累阶段一直向后延伸到了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史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总是包含在某些非经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因素。
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不难看出，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尽管引起了一些新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远未达到发生质变的程度，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则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以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为例，其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均在200亿美元之上；同样，亚马逊2020年的研发支持也达到了427亿美元，并在全球雇佣了100多万人。有数据显示，亚马逊在美国雇佣的员工甚至超过了整个住宅建筑行业的员工规模。即使引入数字经济的分析视角，“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的无形资产也比其他大公司要少。事实上，如今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10至15年前要更少”。另一方面，科技巨头的高度垄断及其对民主政治及国家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右翼学者的主观夸大与想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仇恨精英的民粹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都很容易在批判大型企业上达成共识。大卫·埃尔金斯（David J.Elkin）曾在其著作《超越主权：21世纪的领土与政治经济学》中引入了“去媒化”（Disintermediated）概念，用以描述信息时代可能导致的政治主权与领土相分离的现象，并构想了一种不同与国家的新型主权。与此类似，反乌托邦的影视作品中关于邪恶公司取代国家，成为压迫个体人的新型独裁者的描绘也层出不穷。然而，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既未引起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更不可能对政治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大型技术公司都与传统产业保持着有机联系，并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数字经济本身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母体中的一部分。此外，多数右翼学者热衷于鼓吹技术与经济变革对国家政治的威胁，而刻意回避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洞见仍有其现实效力，“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随着机器体系自动化（包括信息技术）的日益提高与工人劳动的减少，劳动时间最终将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但只要建立在交往、交换基础上的经济活动继续存在，加密技术与数字货币就无法消除暴力、剥削以及对他人劳动（与劳动成果）的占有。只要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无论是大数据网络还是人工智能，都可能被其“拧入”自身，成为价值榨取的技术工具。
诚如莫罗佐夫所言，“技术封建主义这一用语的流行是对左派智力弱点的证明……左翼的理论框架已经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力，以至于如果不诉诸夸张、骇人的道德语言，他们就无法实施批判”。总体监控、信息垄断、私权泛滥、租金取代利润、寄生的收租者……这类描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部分特征，也能够帮助唤醒麻木无知的大众。但问题在于，左翼学者不仅无法深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一套能够解释当前社会结构、生产模式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其中，杜兰德的著作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尝试，而包括奈格里在内的意大利工人主义尽管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但其与现实总是保持着距离与张力。“认知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或智识劳动）等论调已经饱受诟病，意大利学派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新论断同样存在极大问题。工人主义认为，技术革新带来的某些自动化公司由于没有雇佣劳动者，因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否雇佣工人、企业所有者是否参与生产过程，本身并不能证明该企业的收入是以租金还是利润的形式存在。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正是不断推动自动化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盈利能力，才使得资本不断流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不雇佣任何人或使用死劳动的企业只是吸收了其他经济领域产生的剩余价值，因而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而非封建食利者。奈格里等人还指出，科技巨头建立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同时试图限制大众新获得的交流自由，这些懒惰的收租者完全依赖于大众的创造力。因此，大众的“出离”与拒绝劳动将导致这一体系的崩溃。然而，封建时代的农民（仅仅是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离开他们的领主到其他地方耕种；相比之下，用户脱离信息网络的成本与其所能达成的目标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左翼学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这不仅意味着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继承与发展出能够解释当前现实的经济学框架，也要求前者像马克思一样对资本主义做出整体性、本质性的分析批判。对于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多数左翼来说，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是，放弃其二元性的资本主义概念，即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经济和政治功能分离为特征的系统。正如伍德等人所指出的，“正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将‘经济’从其社会和政治内容中抽象出来……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将某些原本属于政治的问题转移到经济领域”。换言之，经济中的自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而在政治舞台上授予的权利也并不一定能消除经济领域的剥削与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解放需要充分认识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狡计。
对于右翼学者来说，问题同样在于上述二分对立。技术封建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将国家排除在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外，并宣扬科技巨头的崛起会造成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侵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支持了科技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琳达·薇丝（Linda Weiss）的《美国公司？国家安全中的创新与企业》一书提供了许多洞见。薇丝指出，美国政府在硅谷崛起中所起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五角大楼领导的一个咨询机构确保了硅谷和华盛顿之间的长期联系；由蒂尔创立的Palantir公司则为美国的国家监控提供技术支持，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无论是担心技术巨头的崛起会威胁国家权力，还是要求大公司现在就肩负起国家的责任，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些学者可能会提到经济落后的拉美国家，这些地区近年来几乎都被美国公司殖民，但除去这些个例外，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企业与新兴数字产业都处在国家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仍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框架之内，这一现状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改变。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站在历史性、总体性高度来看，“技术封建主义”的本质就变得格外清晰。一旦跳出前述二元对立与左右之争，就能够将剥削和征用纳入到一种单一模式和一种更为完整的资本主义概念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征用都同时是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与其“封建前任”划清界限，政治的、暴力的征用与掠夺也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资本逻辑之中。多数时候，资本主义能够以看似公平的经济手段进行积累，只是由于在看不见的地方（或某些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外部），非经济的暴力手段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为其创造条件罢了。考虑到过去几十年的所有历史证据，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资本主义现实，即使是布伦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是不断加剧的政治掠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因此，无论左派或右派使用何种术语，诸如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或其它更为新奇的词语，他们都未能触及以下本质与事实：资本主义仍朝着它一贯的方向发展，它利用一切资源、一切手段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无论这一手段是投资、创新与经济剥削，还是带有封建因素的租金、征用与掠夺。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