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疾病叙事是清末小说家现实关怀的即物表达，他们或专注于疾病的治疗实践，或现身于治愈效果的宣传，或沉思于治愈之后生发的种种问题，呈现出多元的主题形态。这类小说以“疾病的发现”这一现代视野，把疾病与国民改造相关联，进而以“疾病最终必将治愈”的未来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围绕诊断与治疗所展开的叙事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民众被治疗的思考维度，他们更强调医生的价值，相对忽略了病人的体验，形成了“医生-病人”的认知模式。这类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消闲娱乐的写作取向，它们所包蕴的唤醒民众的现代主题，对后世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关 键 词：清末小说 疾病叙事 主题形态 现代特征 认知结构 late Qing novels disease narrative thematic form modern characteristic cognitive structure
疾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比较重要的审美意象之一，其意涵主要有二：一是寄寓诗人的愁苦心情，如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张籍《病中寄白学士拾遗》“秋亭病客眠，庭树满枝蝉”，杜荀鹤《自叙》“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等等。二是暗喻作者的审美理想，典型者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娇弱形象，衬托出的是曹雪芹对女性病态之美的欣赏。文学中的这种疾病隐喻在清末发生了现代转型。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者逐渐在此一文化激荡中生发出现代观念。譬如，先觉者的主体意识与拯救国家危机的历史责任感，对国民精神素养低下的深刻理解与对新民效果无比确信的乐观情绪相互映衬，等等。作为对此一观念的文学表达，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也具有了现代理性思维的内涵，并在艺术层面上开始突破以“说书人”为叙述主体的全知全能叙述模式，显示出与传统疾病叙事不一样的审美形态。
上述特征的出现，表明了疾病叙事是小说现代化进程的实际参与者。这也意味着，对疾病叙事现代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将会有益于对清末小说现代转型的理解。当然，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手法在疾病的现代叙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对疾病隐喻的关注也能触碰到现代性的一些特征。譬如，聚焦于疾病与国民性改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即是此一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但是由于只局限于此一视域的研究，很难触摸到小说内在的现代肌理，所以，它容易将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看成是对传统隐喻的现代继承，进而低估疾病叙事在古代小说向现代转变中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透过疾病叙事的多元形态，直面其现代特征，在理解和把握其丰富主旨的基础上，体会它在历史转型期所做出的文学与文化贡献。而既关注疾病叙事的有效性，也关注其思维局限的做法，不仅可凸显疾病叙事在其现代性追求中的复杂性，也可将研究推进到疾病与国民缘何会如此关联，以及疾病叙事为何会呈现如此叙述模式的思考层面。
一、疾病叙事的主题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千年未有的变局时代。徐继畲《瀛寰志略》说：“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筹国用议》曰：“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②有人甚至将“变局时代”当作天赐祥瑞的契机：“第水陆程途逾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君子观于此，而中国之当变不当变者，从可识矣。”③
求变思想不只表现在政治、思想等领域，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清末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即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类叙事中，小说家们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视野考察中国社会，不约而同地将国民精神和疾病联系起来，并以治疗疾病的隐喻方式，表达出急欲改造国民的良好愿望。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由此兼有了现实关怀与理想诉求的双重维度，其中既有因不满于国民精神的愚弱而强烈要求变革的现实精神，也有因积极憧憬未来而乐观于国民精神被治愈的理想情怀。当然，疾病叙事并不会因此而整齐划一，它们或者强调实践，或者意在宣传，或者提出问题，表现出了丰富的主题形态。
第一，小说家将叙事重心放在对疾病的治疗上，似乎对各种病症都了如指掌，并以乐观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疗救实践中。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有一段为国民“洗脑筋”的叙述。洗脑铺的负责人楚湘云就像是一位脑外科医生，可以对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她认为人的脑筋原本“洁白如玉，嫩腻如浆”，但最终会“受种种内因，感种种外触”等因素的影响患上“软骨证”。楚湘云的诊断理论并不复杂，“大凡人有想象，无不印于脑筋”，通过辨析脑筋印记，即可知道每个人所患的病症。譬如，有的人的脑筋中朦胧似地呈现出他上司的相片，同时还夹杂着金钱的印记，那么这种人就是官场中人；有的人的脑筋中充满了墨汁，这些墨汁填满了脑筋中的所有缝隙，那么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书生；有的人的脑筋中呈现出虚无状，那么这种人就是“虚唱革命，假谈自由”的学生。楚湘云的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对症下药，即根据不同的症状，配以不同的化学药物洗涤。以上所讲都是针对可以治疗的脑筋来说的。还有一些人的脑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治疗，就被直接放弃了，这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类是出身于贫贱家庭的，因为基本上不使用大脑，以至于“机关滞塞，感射不灵，脑袋之中竟成肉质”；一类是居住在山里的，因为吃蔬菜太多而无法给脑子提供充分的营养，以至于“其中原质多补肉体，朝对峙岳，暮对立峰，脑筋感触，浸成定质”；再有一种是天生有缺陷的，“由于天然机关结构过于紧逼，脑光收缩无反射力，既无色欲，又无感情”④。不可否认，这样的叙述虽然貌似有科学依据，却很难见证于现实的手术治疗。从这层意义上说，此类疾病书写是乌托邦式的，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宣传，而是对科学知识的信仰。如此看似科学实则荒谬的治疗方法，只能在小说的虚构中出现，但反过来说，这种离奇的想象不正是小说家改造国民迫切心情的展现吗?这类主题形态不仅见于《女娲石》的疾病叙事中，在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方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中亦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第二，小说家们将叙事重心放在对科学的宣传上，虽涉及治疗过程，但这只是作为辅助功能，为向社会推荐“良医”做准备。换句话说，这是小说家们为唤醒国民所做的一次科普尝试，其目的是希望国民在阅读小说之后能有所觉悟。闿异《介绍良医》就是典型，它的篇幅不长，但情节完整。一位西方医学博士发现“我”患上了重病，主动说明他可以为“我”手术治疗，其关键点就在于他成功地给“我”置换了一套动物脏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因此，在欣喜之余，“我”把感受记录下来，并向读者介绍那位优秀的医生。这篇小说的结尾既是乐观的也是积极的。健康的“我”的思维开始有了理性化的色彩：以“换脏腑”这件事为例，原来的“我”会把术后的“我”看作“人面兽心”；健康之后的“我”，则已经找回了曾经丢失的羞愧之心。基于此，我们把他对医学博士的感激之情，看作是觉醒后的人的正常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对这一治疗事件的颂扬。在“我”的感激之情中，“除了酬过他的医金，另外又送他一方匾”。众所周知，“匾额”的价值不仅仅是对医生工作的肯定，所谓“华佗在世”“妙手回春”，即是对主治医生医疗水平的直接赞誉，“我”所送的匾额上题着“顽固顿瘳”，所谓“瘳”，就是疾病消失了的意思，这四个字的大意就是指患有的顽固不化的疾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治愈了。但是“匾额”还有宣传的意义，包含有让患有同类疾病的人来找这位专家诊治的宣传功能，所以，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像“我”这样并不自知的病人，能主动去向这样的良医问诊。“我”的现身说法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手术过程和术后效果却是有理有据的。显然，从《介绍良医》的上下文看，无论是“顽固顿瘳”的匾额，还是“介绍良医”的题目，都更像是一次有策略的宣传和推广，意在把这一治疗模式当做唤醒国民的主要方法或路径，以吸引更多的人注意。
第三，在上述两种主题形态之外，还有一种疾病叙事几乎不涉及疾病的治疗问题，而是将叙述重心聚焦于病人术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陈景韩《催醒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予”在被“手持一竹梢”的人点醒之后，就好像是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样，能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事物，能听到常人所不能听到的声音。因此，他想像“手持一竹梢”的人一样去主动帮助他人，“急为客取水，取盥洗具取栉取刷，请客梳洗，为客拂拭”，其中的“急”“为客拂拭”等词语，显见了“予”急于改造国民的殷切之心。但是令“予”始料未及的是，“客人”“仆人”均表现出某种抵制的态度：第一位客人对“予”的行为很惊奇，拒绝“予”的主动帮助，只是在最后做出了妥协，“客大奇，客不可，强而后可”；第二位客人的态度同样如此，也是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帮助，“客又大奇，客不可而又强客”。可以看到，两种观念并不相同的视域在这时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在人数占优的前提下，众人获得了对于“予”的压倒性胜利，“群笑予为狂”。
小说并没有到此结束。“予”虽然受到了客人们、仆人们的嘲讽，但是他依然坚持己见，并期望从别处获得证明。然而，这一努力收获的却是更糟糕的结果：“予”听到了病妇怀抱孩子的哭声，但是她周边的人却视若无睹，“淡然过之，若勿闻也者”；“予”听到了孩子被长辈鞭打时“惨以酷”的哭声，可邻居们却毫不在意，“若勿闻”；“予”看到了大街上“蝇声哄哄然”的“宿菜”、“弃路侧”的“死鼠”、“斑斓墙上”的“溲渍”，可过往行人“安然若无鼻”；“予”在饭馆看到了隔夜的剩饭菜，可周围吃饭的人“食则食也，饮则饮也，若无耳目口鼻”。可以看到，治疗者不仅没有治愈被治疗者的病，反倒被治疗者的麻木所惊吓，流露出难以排遣的孤独和无助之感。
综上所述，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呈现出了多元的主题形态。它们或者表现出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疗方案，让疾病的治疗成为可能；或者表现出对西方医学的积极宣传，乃至通过叙述者身临其境般的经验讲述，想唤醒国民的自觉意识；或者表现出对治疗这一行为的重新思考，以国民对治疗者的无视或抵触，提出了治疗艰难的问题，使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展现出了它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二、疾病叙事的现代特征
清末是中西文化相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古代白话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现代转型。出于对传统小说“遍卷淫词罗列”⑤的不满，知识者希望“新”小说能对国民改造有所助益，进而在挽救国家危机的实践中有所作为。文学中的疾病叙事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作为刚刚觉醒了的现代主体，清末小说家们并没有从传统文学那里汲取艺术灵感，而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原理移到精神治疗的层面，期望民众能通过治疗快速觉醒起来。意识到“最有势力于今世者谁乎?盎格鲁撒逊人是也”⑥的觉醒者的自觉、洞察到“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⑦的觉醒者的自我诊断，以及“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⑧的觉醒者的自信等历史内涵，不仅让疾病叙事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效于唤醒民众的“社会之药石”⑨，而且也成为那个时期最具现代品格的小说写作。
第一，小说中的疾病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真实存在，而是治疗者在现代视野里发现的结果，是现代理性的体现。疾病本是名词性概念，据《辞海》注释：“疾病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复杂的有一定表现形式的病理过程。此时，在不同程度上，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⑩可是在清末的知识语境中，疾病普遍被看作民众精神的隐喻，具有象征的意义。当梁启超认识到“盎格鲁撒逊人之气焰，谁能御之”(11)时，即以此反观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12)“我国人格所以日趋于卑贱，其病源皆坐于是。”(13)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把民众转换成病人?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对此，柄谷行人曾说：“只要医生如此命名我们便是有病的，即使在本人没有意识到疾病的情况下，这仍然是‘客观的’病，反之，本人感到很痛苦而不被认为是疾病这样的情况亦存在。换句话说，与每个人身体上的反应无关，病以某种分类表、符号论式的体系存在着，这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14)柄谷行人在考察日本文学的现代起源时，认为其间包含有现代性的认识装置，它构成了日本文学起源的关键。清末小说的疾病叙事里也包含有这样的认识装置。如果看不到这一认识装置，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四万万人”缘何会患上“软骨证”，也难以解释中国官员如何会患上“胆战心惊的病”等问题。在《介绍良医》中，这一认识装置显得尤其清楚：
这博士又说，看我神气，像是有病，叫我解开衣服睡着。他从身旁取出一支玻璃管儿，贴在我肚皮上，侧着耳朵听了半晌，便说道：“先生，你果然有了病了。”我道：“老先生说的不错，我生性最好吃酒，那酒病，大约是不能免的。”他连忙摇手道：“不是不是，你的病是脏腑里中了一种毒，弄成一个极顽极硬的东西。这毒气化作微菌，从毛孔钻出，又传染到别人脏腑里去。这种病下等人染了，还不甚要紧，惟有你们上等人染了，是更要利害了不得的。”我一听这话，心里不免有点惊慌，便央恳他诊治。他道：“这病非药石可以奏功，必须将脏腑一件一件取出，换上一具完好的，才能回复天然的精神。我近来发明一种机器，专为做这个用的。去年，贵国上海《时报》上的闲评，不是已经给我介绍过的吗?”我恍惚记得《时报》上有这段故事，并且自己素性崇拜外国人，差不多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何况他如今说得这么有条有理呢，便一心请他找具好脏腑来，调换我的坏脏腑。我又请教他道：“人家有了好脏腑，那里会肯掏出来给你?”他道：“不难，如今世界上的人，无论脏腑怎么好，大约要钱的毛病总是有的。只要你花上若干钱，给那有好脏腑的人，那人既有钱赚，又不丧命，什么不愿意呢?”我想博士的话也不错，便和他讲明了二千块洋钱的医金。买脏腑的钱，且俟言定价值多少，临时再付。自此以后，他便到处访察有好脏腑的人。(15)
这是一段“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在对“我”是否有病的诊断上，作为博士的医生与“我”的意见起初并不相同，但“我”最终还是认同了那位医生的判断，也接受了他所提出来的“换脏腑”的建议。这里表明，把民众当作病人不是他们自己认知的结果，而是知识者的理性认识使然，所以，“疾病的产生”和清末知识者的觉醒与否紧密相关。也可以说，只有既心系国家又觉醒了的人，才会有意识地寻找救国策略，而疾病恰恰是在这一寻找过程中被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医生对疾病的发现，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带上了清晰的理性色彩，这使它们与传统小说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小说家们不再把理想看作居于彼岸的存在，而是居于未来的在世目标，并确信只要运筹得当，“国之安富尊荣”(16)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月球殖民地小说》中龙孟华术后醒来，听到玉太郎的追叙之后，便“一跃下床，向哈老施礼”(17)。《介绍良医》中的“我”在麻醉后刚刚醒来时就已经不觉疼痛：“我低头一看，果然是些冰凉挺硬的东西，用手摸摸肚皮，却已裂了一道，缝是用针线扎好的。外面束着一条皮带，倒也毫无痛楚。”(18)从医学常识上讲，手术之后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各种辅助性治疗并不比手术本身来得轻松，小说家们缘何会如此忽略病人术后的痛苦感受?对此，曼海姆曾这样说：“在乌托邦思想中，各种事件的排序形式，以及个人在无意识地观察各种事件时强加给时间流的无意识的明显节奏，似乎是一幅可以直接看见的图画，或者至少是一套可以直接理解的意义。……在这些目的和期望的基础上，一个给定的思想不仅在对未来的事件，而且也在对过去的事件进行排序。……在对事件的排列中，整体可以‘优先’于部分，而且通过这个整体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19)曼海姆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乌托邦目标可以决定事件的排序，另一层是在事件的排序中突出整体性原则，即“整体可以‘优先’于部分”。由此反观清末小说，疾病叙事中对国家的未来建构的设想构成了它的乌托邦目标，病人被治愈则是其象征意义的策略表达，它构成了曼海姆所说的“整体”。依据整体优先原则，小说家完全有权利围绕病人被治愈这一“整体”来安排其他各种环节。《女娲石》中楚湘云说：“我党领袖，姓汤名翠仙，因见我国人民年灾月难，得下软骨证来，所以许下齐天大愿。若得我国病愈，愿洗四万万脑筋奉答上帝。”(20)《新法螺先生谭》中“余”想在上海开办一所“改良脑汁之公司”，以根治“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的毛病。在这里，不管是“洗四万万脑筋”，还是开办“改良脑汁之公司”，都被当作了乌托邦目标，这不仅是小说家们基于现实状况所达成的思想共识，也是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某种承诺。而为了达致这一目标，疾病叙事表达了对治愈结果的大胆预测和书写，却省略了对治疗过程的详细描述，呈现出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
第三，如果说上面两种现代特征来自于小说的内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现代特征则反映在小说的外表。小说的功能在于“易入人”“易感人”(21)，即是让读者从小说的阅读当中受到领悟，并进而觉醒，所以，如何让小说叙事赢得读者的信任，应是小说家构思的关键所在。吉登斯认为：“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22)传统小说依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虚构小说的“真实”，曾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到了清末，随着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觉醒，读者可能更相信个体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新变化。清末小说尝试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应是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新法螺先生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余”看到了水星上“灌脑浆术”的全部过程，手术完毕，“余”不禁为医生的精湛技术叫好，并发出由衷赞叹：“今得取其故者，代入新者，则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23)考虑到小说中“余”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的双重角色，读者对于这样的感慨，已不再会把它们与传统小说里那些置身事外的干预评论联想在一起，而是既可从前文“余”的所见中找到“以证其所言不虚”的根源，也能从自身的经验里连带出“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介绍良医》是由叙述者“我”以病人的身份讲述的一段治疗故事，叙事基本都限制在“我”的视野之内，几个细节处理得尤其好：一是“我”对手术过程的猜测，“人事不省”“约莫”“才恢复”等语词，间接说明了“我”的不知；二是“我”对医生的话语只作记录，不作转述，更体现了叙述主体在视角上的自觉。《催醒术》也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作为觉醒了的主体，“予”既看到了未觉醒的人身上的层层“污垢”，也受到了他们善意的嘲讽；既看到了未觉醒的人种种的不文明行为，也受到了他们集体的无视。在这里，“予”的叙事态度是鲜明的，他把接下来所积累出的“无奈”与“迷惘”情绪，归结为自己的觉醒，揭示了清末启蒙思潮中的某种简单之处。
当然，清末小说在限制视角的使用上往往会贯彻得不彻底。譬如，在《介绍良医》里，主人公在解释换脏腑的缘由时，表达了对医生治疗思路的一种臆测，“原来狼是最孝顺不过的，记得《聊斋》上载着一个狼，请了一位外科医生给他妈治疮毒，所以博士用了狼心”。医生是一名外国人，他看没看过《聊斋》，“我”未必知道得清楚，而更关键的是，“我”怎么会知道医生置换狼心的想法来自《聊斋》的启发呢?但是，不管限制视角使用得成功与否，这都表明了小说家期望突破全知视角的努力。正如陈平原所说：“我们从作家的具体创作及其只言片语的评述中，不难味出‘新小说’家的良苦用心及艺术追求：他们正通过不同途径一步步跨越全知叙事的局限。”(24)可以说，限制视角的使用显示了人们对于真实的重新理解，不从材料的真实性中寻找“真实”，而从叙述者的经验中寻找“真实”，这无疑是现代性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清廷面对西方侵入的屡屡受挫，激起了清末知识者主动了解西方的热情，他们在洞见西方文明精髓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症结，与此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不同，更强调自身的不足，把对国民性的批判作为救国实践的起点。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民众想象为需要医治的病人，但批判不是目的，发现疾病是为了最后的治愈，这些都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当然，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使用。它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说书人叙述格局的冲击，而且也重新阐释了小说中的真实观，其价值不在于小说家对此运用得成熟与否，而在于通过这一尝试，中国小说取得了由此走向现代的可能。
三、疾病叙事的认知结构
清末小说家们在建构其现代主体的同时，确立了新的认知结构。把自我从民众中区别出来的自我认识与改造民众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让自我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再统一，另一方面则让自我与民众之间有了主客之分。这一认知在疾病的叙事中演化成了“医生—病人”的二分模式：医生在对病人的诊治中分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们在确认出自我的同时，把病人当成了认识中的客观对象。其中的道理正如福柯所说：“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尔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25)
与“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中的“中间物”意识相比，清末小说家虽然也处于传统的文化结构当中，但是因为没有生发出对自我的反省意识，所以，他们的认知中没有出现主体内部分裂的可能。于是，在具体的文本构思中，这些认知被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出来：无论是发现疾病，还是治愈病人，医生都居于主动的位置；无论是被诊断出疾病，还是被最终治愈，病人都处于被动的位置。或许是刚刚从传统社会中觉醒，或许是对自我认识的过于执着，这一认知结构充满了单纯和真诚的色调。
首先，医生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小说家们把他们看作诊治民众的神医圣手。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医生并不是传统中医的江湖郎中，而是掌握了西医外科手术的现代医生，所以，清末小说中各种离奇古怪的治疗之术，均有西医外科手术的参与。《女娲石》中各种“洗脑筋”之法、《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洗心肝”、《新法螺先生谭》中的“灌脑浆”、《介绍良医》中的“换脏腑”，都是地地道道的西医外科手术。如此多治疗术的频繁出现，足以证明现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的重要位置。第二，医生无论是在疾病的诊断上还是手术上均有话语权。以《介绍良医》为例，小说中的医学博士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病症，“看我神气，像是有病”，为了进一步确诊，他拿出听诊器在“我”的肚皮上认真听了起来，最终得出“我”已经患上了重病的结论。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他走遍中国，做出了所有中国人都患上了这种疾病的诊断，“竟都和先生是同病相怜的”。可以说，在把“我”从一名“正常人”确诊为一名病人，把中国人都诊断为病人的过程中，这位医学博士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我”最终接受治疗则更加表明，在对疾病的诊断中，医生是那个掌握最终确诊话语的人。
如果考察西医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在现实中对西医的接受并非如此。中国民众习惯了中医的望、闻、问、切，也习惯了带有浓浓苦味的汤药，尤其是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更是将中国的医药带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西医却恰恰与此相反，它们依靠各种医学器械辅助治疗，开的药方多是片剂，尤其是医院的建立，更是将治疗疾病与人们的生活空间隔离开来，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医院，就将其当作恐怖的地方。杨念群先生曾以协和医院为例指出：“协和医院刚成立的初期，它所培育出的‘协和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和中国民众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协和标准的封闭性管理和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它和北京民众的生活完全打成了两撅，互不相干，真正的‘空间’控制由于和老百姓的生活无关，实际上无法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26)对比西医在现实中的窘境，我们不难看出，拥有西医背景的现代医生并不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但是这并不妨碍小说家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也可以说，现代医生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小说家们认知结构在文本中的体现。
其次，民众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小说家们虽然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却没有给予病人足够的重视。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现代医生对病人身份的蔑视。《女娲石》中楚湘云向金瑶瑟讲述“洗脑术”的过程，在不足千言的叙述中，已不乏“贫贱之家”“山国之民”“官场”“士子”“学生”等称谓，而与这些称谓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其色灰黑”“其腐如泥”“其虚如烟”等多带贬义的词汇，及至谈到清代考据学家王真儒时，与之匹配的“尽是绿菌”等语词，更显鄙夷之情。再如《月球殖民地小说》，哈克参儿医师在以龙孟华的病为例，提到了八股文的危害，其间也不乏“酸料”“涩料”等词汇。尤其是当他以“糊涂病”“胆战心惊的病”为中国官员确诊时，更流露出十足的优越感；而作为病人的龙孟华，则在“少动笔墨”的嘱咐声中，也受到了难以觉察的嘲讽。二是病人在被治疗的过程中失去了发声的权利。《女娲石》叙述楚湘云已经治愈“四五百万”病人，却没有为哪怕是一个病人留出叙述的空间，即使如金瑶瑟看到了部分手术过程，“果见麻翻了许多人，倒一个，顺一个，睡在案上。许多女医穿着白衣白裙，漂的、洗的、动刀的、配药的”(27)，也没有听到一个病人的呻吟声。《新法螺先生谭》的手术过程详细，然而与“造人术”的手术过程相比，那位“背屈齿秃之老人”只能算得上是配角，即使在手术中间，“老人已目张口开，手动足摇”，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月球殖民地小说》的叙述重心也在医生，龙孟华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当他醒来之后，才会现出“惊讶”的神色：“看见众人围着他的床，卧榻上排着许多药瓶，旁边又放着一盆的血水，十分惊讶。”(28)或许小说家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了治疗的本身上，或许是他们对中国民众的病情都已了如指掌，但不管怎样，疾病叙事中的病人都是缺失了主体的客体存在，这与现代医生备受尊重的情形有着鲜明的对比。
其实，梁启超把中国民众的精神诊断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29)时，又何曾与民众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中，病人是否有病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中国的民众是否有病也无法由他们自己来证明。然而在现实的治疗中，病人却被赋予了极大的尊重：他们一般都先被要求检查，医生会根据各种CT、X光片、核磁片等进行诊断，以确诊病人身份的真实性，即使需要手术治疗，也需要在征得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同意之后，才能安排手术时间，而在此之前，医生是无权替病人选择的。对比病人在现实治疗中的位置，我们很容易明白，病人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很强的，这就意味着忽视病人主体的是小说家。作为先觉者，他们更关心由谁医治的问题，而作为被治疗者的病人反倒成了不重要的角色，这同样是他们认知结构在文本上的反映。
今天来看，清末小说家们这一重一轻的认知结构有其简单之处。在那个时代氛围里，既然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中展现出了它优秀的一面，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将它放在重要位置的做法并不为错。但问题是，知识者在确立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忽略了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是西方侵入的结果，知识者要想建构起真正的现代主体，不能仅仅遵循西方传统，必须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才行。或许是他们缺乏建构主体的经验，或许是迫于国家危机的压力，总之，清末知识者没有把传统的文化结构考虑进去，这让他们的思考失去了某种历史契机。所以，当他们把并不复杂的认知结构运用到各类文本的叙事时，就可能会带来一种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正如杨念群先生所讲：“单个病体的治愈被放大为一种群体乃至国家的行动，就直接地从接受西医治疗扩及所有与西方文明相接触的事物，而且是否接受这些事物几乎变成了评价此一行为优劣的唯一尺度。”(30)这当然不是小说家们率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如福柯所说，是先觉者认识结构在具体文本中的“复制”(31)结果，只是在这一结构当中，有他们未曾意识到的认知盲点。
四、结语
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以大胆的想象著称，那些令读者看起来有些瞠目的西医手术，实是此类小说最大的亮点，但小说家的终极思考并不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会用疾病命名民众，并赋予疾病的治愈以乐观叙述，就是因为在这些小说的内里，包蕴着一个唤醒民众的现代主题，这显然是那些“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32)的传统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此后，唤醒民众的主题延续到了“五四”作家的小说实践中，被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所继承。今天来看，现代文学中关于唤醒民众主题的讨论已表现出更为深层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民众愚昧性的强调，还是对治疗者的反省，均没有脱离“疾病的发现”这一现代性的认识结构。如果再考虑到清末小说家们大多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却要完成对传统的叛逆，大多不了解西方语言，却要实现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无论是在人类情感的选择上，还是在理性知识的运用上，都已经触及无法用词语表达的艰难，在这层意义上，这些小说的出现已经超越了文学的维度，是小说家们爱国之心炽热程度的真实展现。
注释：
①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22页。
③陈炽：《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④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
⑤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⑥⑦⑧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1、617、549页。
⑨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43页。
⑩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148页。
(11)(12)(13)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52、566、592页。
(1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3页。
(15)闿异：《介绍良医》，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集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16)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47页。
(17)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18)闿异：《介绍良医》，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集七》，第634页。
(19)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2～253页。
(20)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96页。
(2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759页。
(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23)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于润琦主编：《清末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2页。
(2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25)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9页。
(26)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4页。
(27)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98页。
(28)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第284～285页。
(29)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47页。
(30)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4页。
(3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170页。
(3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