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燕人思汉”是宋人运用族群认同与华夷观念，在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前提下，构建燕云汉人慕化中原、思归宋朝的情感流向与文化认同，借以纾解面对汉唐盛世的朝代自卑、转移朝野对国防弱势的过度关注，在文化观念上寻求建立中原王朝的文化自信与优越感。“燕人思汉”话语初始于太宗北伐失利，发展于澶渊之盟，明朗于庆历增币，沉寂于熙宁变法，复起于海上之盟，落幕于燕京恢复，其形成与发展贯穿于宋辽关系史的始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型国家”在国防战略上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转而在文化观念上强调“谨华夷之辨”的发展特点。
关键词：宋朝 燕云十六州 燕人思汉 华夷之辨 海上之盟
“燕云十六州”是横亘在10—12世纪中国古代南北政权之间无法跨越的历史话题，宋辽围绕燕云之争，从雍熙北伐、澶渊会盟，到庆历增币、熙宁划界，直至宋金“海上之盟”，宋廷以金帛赎回燕京旧地，燕云之争方才落幕。其中，澶渊之盟的签订是中原王朝主动放弃以武力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的重要标志，宋辽之间由政治对立走向平等交往，重新确立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政权鼎峙而立的政治格局。“南北二天子”的天下秩序，极大地冲击了中古以来汉族士人所秉持的“贵华夏、贱夷狄”的夷夏理念和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正闰观念。宋人面对盛唐时代“万方来朝”的实力落差，内心并不甘于“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与“夷夏并立”的政治格局，于是借正闰之分、夷夏之别来强化天水一朝的正统地位与文化自信。宋廷在“谨华夷之辨”“修德以怀远”的主流思想下，“旧疆故民”成为其面对辽朝强势姿态时的话语凭借与情感抒发，无论是意欲北伐之际提出燕云为“汉唐旧疆”话语，还是战略收缩之时主动建构的“燕人思汉”话语，皆是唐宋社会变迁特别是外部空间与民族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之下的历史产物。有鉴于此，本文欲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将“燕人思汉”置于宋辽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深入探究“燕人思汉”话语在宋代的政治文化中的意蕴。
一、燕云易主与“燕人思汉”产生的历史前提
后唐清泰三年(936)五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自立，后唐诸路大军围攻晋阳，生死存亡之际，石敬瑭以割地给币、父事契丹的巨大代价换取契丹兵马援助，一举攻入洛阳，建立后晋政权。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是10—12世纪南北政权鼎峙而立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古时期“华夷之辨”再度兴盛的重要缘由，更是“燕人思汉”话语为宋人想象、建构且愈演愈烈的历史前提。
辽晋一纸盟约而燕云易主，自是引发了燕云汉人群体的强烈抵触与反抗，高喊“岂有礼义之人而臣于异姓”之言，或举兵抗辽、或寻机南逃、或隐居不仕，以不同方式来反抗这场政治阴谋下的权力交易。如云州守将吴峦，不愿“臣于夷狄”，据城抗辽达半年之久；“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南逃中原者更是不计其数。公元938年，辽朝虽然正式接管燕云十六州之地，但政治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燕云汉人“企思中原”的文化认同，但凡中原北边稍有异动，“燕人思汉”之情便会格外凸显：后晋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反辽期间，契丹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即“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以朔州叛，附晋”；周世宗北伐之际，兵马所到之处，燕蓟汉将皆举城归顺，周军“不亡一矢”而收复关南之地。燕云入辽不过二十余年，那些经历家国离乱的燕云汉人，始终积极关注并适时回应着中原王朝的政治异动，渴盼重为汉家子民，如史所论：“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国声教，常若偷息苟生。”
五代晋、汉、周之际，关于“燕人思汉”的话语表达多出自燕云汉人之口，如掳居幽州的后晋宰相赵莹，“得见华人，悲怅不已”，“南望稽首，涕泗横流”，“愿归骨于南朝，使羁魂幸复乡里”；官至辽朝翰林学士的汉人张砺“常思归”中原，“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面对辽主责问，直言“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这些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汉族士庶，由中原入塞外的现实骤变，使其思归中原以寻求文化认同，实属情理之中。辽朝统治阶层对于“燕人思汉”的现象也同样予以默认，如赵莹“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愿归骨于南朝，使羁魂幸复乡里”，辽世宗“闵而许之”，“及卒，遣其子易从、家人数辈护丧而还，仍遣大将送至京师”。辽廷对“燕人思汉”的宽容态度，一则与辽世宗“孝友宽慈”“乐施予”的个人品性有关，二则与当时“燕人思汉”现象的普遍性有关。赵莹病逝后，辽世宗“辍朝一日，命归葬于汴”的政治做法，一方面是在笼络汉人之心特别是赢取燕云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与归附，另一方面也是对“燕人思汉”这一普遍现象的客观承认，燕云士人内心所秉持的忠孝节义与夷夏之别等儒家传统理念，不会在一时之间发生扭转，既然无力改变又没有流于行动的情况下，辽廷也只能暂时接受燕云汉人在割让之初所流露的“企思中原”的情感流向，以减少冲突和反抗。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是“燕人思汉”话语在宋代产生的历史前提。入辽之初，绝大多数的燕云汉人在血缘牵绊、华夷观念以及现实境遇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对中原王朝仍怀有浓厚的文化归属与政治认同感，以实际行动如南逃、归降或拒不出仕等方式来践行其所秉持的君臣道义、夷夏之防，这也是“燕人思汉”现象在五代燕云入辽之初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边界纷争与“燕人思汉”话语的政治建构
相较于辽属燕人不时流露的“思汉”之情，五代中原王朝更侧重于对燕云“旧疆”的关注讨论，而非“故民”话题的阐发渲染：晋出帝与辽反目后，直言“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周世宗更以“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为己任，“锐意于平燕”，中原政权的关注重点始终在于“旧疆”之复而并非“故民”之思，在五代士人的传统认知下，“燕人”必然“思汉”，是毋庸置疑的客观现实。逮至宋朝，从军事北伐的失利到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之间开启了和平往来的新局面，“旧疆”问题也随之成为宋人心中的隐痛所在，虽念兹在兹却又无计可施。面对周边辽、夏政权的强势崛起与边防应对的力不从心，宋廷一改五代只关注“旧疆”而不论“故民”的历史态度，着意凸显并建构“燕人思汉”的情感流向与文化认同，以此作为宋辽交涉失利、“旧疆”议题碰壁之后对内政治表述的话语转圜。
宋太宗时，“燕人思汉”的相类表述开始出现。初次北伐之时，宋太宗即作《悲陷蕃民诗》，试图以“故民”话语为触发点，为攻克幽州造势；二次北伐之际，颁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强调燕云本为“汉唐旧疆”、燕人本为“中国之民”的历史属性，“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已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阻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打出“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的收复旗号，“故民”已与“旧疆”并重，皆是宋廷北伐复燕的重要话术。“故民”话语在北征行动中的运用，也产生了相应的现实成效：
一是从族群归属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一步激发燕云汉人的“思汉”之心。初次北伐之际，既有“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等汉地将帅的顺势归附，又有“蓟县民百余人以牛酒迎犒王师”的欢悦之举。二次北伐时，寰州刺史赵彦章、朔州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及应州、飞狐、灵丘、蔚州等守将皆以城降宋，被护送至京的朔州、应州老人更是言于太宗：“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睹日月。”虽不乏政治表态之嫌，亦是燕云汉人在现实处境与华夷认知之下，企思中原、重归故里的情感流露，皆属于“故民”话语强化之下对“燕人思汉”现象的直接回应。
二是为北伐及其失利提供了可供转圜的政治说辞。出师之际，“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的“故民”话语强化了宋廷出师的正义性，败北之后，宰臣“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吊一方后之民，合势而攻，指期可定”的“缓图”建议，又成为宋太宗不愿与辽朝主力交锋的回师凭借；“念彼燕民陷于边夷，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的话语表述，更是成为太宗君臣缘饰北伐失利、堵塞“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舆论非议的政治借辞。在以武力恢复燕云“旧疆”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燕人思汉”所代表的“故民”话语，在对内政治场合中愈发凸显。
因之，自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宋人对“故民”即“燕人思汉”话语的逐步把控与建构日渐遮蔽了对燕云“旧疆”的客观讨论：北伐之前，宋廷高喊“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强调“旧疆”与“故民”二者并重；失利之后，刻意凸显“幽蓟之民，皆吾赤子。每闻交斗，衋然伤怀”的“故民”身份，渲染“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的“思汉”之情，忽略政治认同而一味沉浸于文化认同的自我认知与建构。在朝堂主张“和戎”的主流论调下，“燕人思汉”所代表的“故民”话语成为宋朝君臣慰藉战争失利、转移朝野关注的话语选择。
至北宋中期，面对与辽交涉受挫、边防应对不力的政治窘迫，宋廷延续“故民”话语的关注方向，继续建构宋人自我认知之下“燕人思汉”的情感流向。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辽间使臣往来不断，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辽朝的路振，则以其出使辽廷、亲历幽燕的政治身份与经历，着意建构并对内传达“燕人思汉”的文化认同：
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太宗皇帝平晋阳，知燕民之徯后也，亲御六军，傅于城下。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坚，易克难守，炎暑方炽，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师焉。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
以燕云汉人承受辽朝赋役盘剥的艰难处境来反衬其“思汉”之心，无疑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这也是和好基调确立后，宋人的燕云情结只能以“燕人思汉”的话语表述来代替往昔“幽蓟之地，中朝土疆”的收复之论，藉此舒缓宋人“至景德约和，而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的愤懑与无力。
天圣七年(1029)，“河北转运使言契丹岁大饥，民流过界河”，宋仁宗直言“虽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赈救之”，诏“转运司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所过州县给食，人二升”，予以安抚。燕云地理已然明晰的前提之下，宋人始终在强调燕云汉人“皆吾赤子”的“故民”身份。庆历四年(1044)，枢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御十二策》，进一步阐明了“燕人思汉”的政治意涵：
燕地割属契丹，虽逾百年，而俗皆华人，不分为戎人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臣前年奉使北廷，边上往复数次，边人多劝臣曰：“万一入寇，我沿边土人，甚有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惟其所向而破贼，愿朝廷复取燕、蓟之地，为华人，死亦幸矣。”臣窃壮之，慰谢而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御，遂虚边豪之请。虽然，臣未尝忘怀，思为异日之用。
富弼对“燕人思汉”话语内容与意涵的政治解说，是相对完整且充分的：“割属契丹，虽逾百年”的燕云百姓因“俗皆华人”的族属身份而“终有向化之心”。其“思汉”之情一是对“自我”行为的回应，即“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的心理悲愤与“万一入寇，我沿边土人，甚有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惟其所向而破贼”的实践行动，二是对“他者”行为的期待，即“愿朝廷复取燕、蓟之地，为华人，死亦幸矣”的政治渴求与文化认同。富弼身为枢密副使，借助“奉使北廷”的身份和“边上往返数次”的经历，向朝廷和天下传达“燕人”依然“思汉”的重要讯息，试图引导舆论走向与关注焦点的政治尝试，与发生于庆历二年(1042)的宋辽关南地之争不无联系。富弼即是此次领土交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庆历二年(1042)三月，契丹借宋夏战争之机“遣使求关南地”。本是周世宗收复的三关之地，如今却成为辽朝欲复其“祖宗旧地”、谋求厚利的政治借口，而曾经祖宗志在收复失地的北伐之举，竟也成为辽朝以“无名之师”为由发起责难的历史凭借，燕云诸州本已不可复得，而今关南之地再生危机，多方交涉的结果无非是宋廷让步、增以岁币，以“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换取南北安好。如此妥协退让，实因实力不济、无势可凭：“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曾经藩屏中夏的燕云要塞复之无望的隐痛再度发作，为缓解内心望“地”兴叹的无奈与愤慨，以富弼、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并不愿在此时去甄别所谓“燕人思汉”想象的构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是延续宋初以来对燕云汉人“故民”身份描述的侧重，继续建构“幽燕数州，人本汉俗，思汉之意，子孙不忘”的文化认同，以为心理慰藉的同时，试图转移朝野内外对以金帛赎买和平的战略退却的过度关注。
较之仁宗朝庆历增币事件后对“燕人思汉”话语的凸显与强化，“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的宋神宗对于“旧疆”与“故民”的认知相对务实，不追寻“燕人思汉”情结的自我慰藉，而是立志于改变“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的政治格局，以恢复“汉唐旧疆”。在统治阶层大刀阔斧的改革背景之下，甚有“趋时者争献北伐之策”，这也引起辽朝不安，“以为中国若已服夏国，当觇幽燕”，于是在熙宁七年(1074)三月遣使借河东侵界事宜，向宋朝发起责难，直至熙宁九年(1076)因用兵南蛮之需，宋神宗果断出让了河东岢岚军北边边地及宁化军天池地界，历时两年之久的划界之争方才落幕。
熙宁划界交涉中，宋廷的委曲求全较之庆历增币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并没有引发宋人如庆历增币后对“燕人思汉”的刻意渲染与建构，也没有改变宋神宗君臣恢复“汉唐旧疆”的既定战略。纵使吕大忠有“山后之民，久苦虐政，皆有思中国之心”之言，也仅是针对“边隙一开，必防内变，此不可动”而论，而非以“燕人思汉”之虚来掩盖边界争端之实。太宗朝北伐失利以来对“燕人思汉”的想象与构建，在宋神宗朝一度归于沉寂，经画边疆、收复燕地之论重新燃起，“苟非无力，便取幽燕”，舆论焦点从“故民”之思汉重新转向了“旧疆”之复取，神宗更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其“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的开拓战略。从“故民”到“旧疆”的认知反转，宋人似乎又回到了建国之初宋太祖朝对燕云旧疆的客观认知体系之中，或以金帛赎买、或以武力攻取，显然，宋神宗君臣倾向于后者。
至于“燕人思汉”话语在神宗朝的悄然沉寂，究其原因，一是与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相对务实、积极开拓的政治风气有关，统治阶层专注于富国强兵、恢复旧疆的实务运作之中，而非国防无力之下以意识建构来寻求政治慰藉；二是燕云十六州属于“汉唐旧疆”话语之下北边开拓计划的最后一步，“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在宋廷已然付诸行动的前提之下，“燕人思汉”自是囊括在“汉唐旧疆”话语之内，无需再论；三是宋朝经略西夏的拓边行动已引发辽朝猜忌与不安，为避免过度刺激辽朝、影响开边计划推进，宋廷只能在燕云问题上保持隐忍态度，而不能如庆历增币后那般渲染“燕人思汉”之情；四是宋使眼中燕人处境的改观，燕云汉人在辽朝历经百余年且日渐娴熟的治理之下，已不复入辽之初“虏政苛刻、幽蓟苦之”的艰难处境，早在庆历年间余靖已指出“燕蓟之地入于敌中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以外域之法，大率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从大中祥符年间路振所见幽州城内“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到如今沈括熙宁使辽时所观“燕蓟八州，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燕云汉人早已是适应胡俗、安于现状，这样的变化在使辽宋臣眼中是最为突兀的，加之对内政治改革、对外积极开拓的发展态势，也无需再去刻意构建这样的解说与认同。
三、谋复燕云与“燕人思汉”话语的过度解读
宋徽宗即位以来，欲继承神宗遗志，恢复燕云旧疆、一雪祖宗前耻，在蔡京、童贯等人力主之下，北伐之议不绝于耳。神宗朝一度归于沉寂的“燕人思汉”论调再度复苏，利用辽属燕人的族群身份刻意夸大其“思汉”之情，为北伐宣传造势的同时，找寻出师之名，以掩盖宋方主动破坏辽宋百年和好的“不义”行径，如宣和四年(1122)北伐之际种师道所言：“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师出无名。”“燕人思汉”在当政者谋复燕云的行动之下被无限想象、过度解读，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政和年间，赵良嗣请求宋徽宗伐辽复燕，力言燕民希冀“复中国往昔之疆”的思汉情结：“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赵良嗣本名马植，“世为辽国大族，仕至光禄卿”，“得罪于燕，无所容，遂见贯侍者，陈有灭燕之策”，被童贯推荐于宋徽宗，后成为徽宗君臣实现收复幽蓟之志的重要策划者。当赵良嗣以辽属燕人身份，高喊“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对宋徽宗而言，更添一份政治可信度，毕竟辽属燕云汉人自身的政治认同与文化倾向，较之宋人主动构建的“燕人思汉”话语，既是在现实领域的一种验证，也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符合宋廷为“伐辽复燕”之举冠以正义之名的舆论需求，即北伐复燕是燕云百姓的迫切请求，“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逆”，而非宋廷主动挑起战事、破坏盟约。
宣和四年(1122)三月，天祚帝西逃夹山，“辽秦晋国王耶律淳篡立于燕山”，史称北辽天锡皇帝，四月，宋徽宗决意北伐，以“太师领枢密院事童贯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勒兵十万巡边”，出兵诏文即以“燕人思汉”话语为主导，突出“拯尔群黎，取诸涂炭”的战争使命：“乃眷幽燕，实惟故壤，五季不造，陷于北戎。惟尔邦君，暨厥臣庶，怀风慕义，思欲来归，忠愤之诚，久而弥著。……哀此下民，恫怨无告，朕诞膺骏命，俯顺人心，选将出师，复兹境土”。随着复燕行动的逐步展开，“燕人思汉”话语在宋廷内部不断发酵：童贯有“臣近闻易州军民万人，延颈引兵，以献城垒”之报，和诜有“燕蓟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苏，倘金鼓一鸣，必便比肩系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论，赵良嗣奉命写给耶律淳的招降书同样以“燕人何辜，坐待残灭！皇帝恻然念之，乃命贯领重兵百万，救燕人于水火，灵旗北指，渐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悦喜，于于而来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为言；交割燕京之际，制文“王师顺天地之动，无战而有争，幽都望云霓之苏，克奔而弗迓”；收复燕京之后，徽宗赦诏有“其众自归，箪食壶浆迎王师而来，保旱霓时雨慰，民望以咸苏”，缘饰燕京赎买之实，蔡京贺表更是渲染燕人欢悦之情，如“举全燕之故地，吊介狄之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而解衽，壶浆箪食，充塞而载涂。”“燕人思汉”话语贯穿于宋廷收复燕云“旧疆”行动的始终，成为北宋末年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流行话语。
在宋徽宗君臣的主观想象与过度解读之下，“燕人思汉”甚至被运用到收复燕云的指导方略中：宣和四年(1122)出师北伐之际，宋徽宗以“御笔三策付童贯，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宋廷的收复策略，上策是希冀“燕人悦而从之”，不费吹灰之力实现祖宗遗志，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策是与北辽建立藩属关系，纵然燕云仍未收复，却能改变辽宋二百年来的华夷对等格局，使辽称藩于宋，也是一种军事胜利；下策是“燕人未即悦服”则“全师而返”。大军攻伐之际，宋徽宗却底气不足地给出如此不实三策，盲目期盼于“燕人思汉”话语在现实领域的如约执行，“王师一出”，燕人便“悦而从之”“壶浆来迎”。当军队于雄州集合完毕，议论进兵事之时，种师道仍有迟疑，童贯即以徽宗御笔示之：“今日之军事，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镇服耳！第行勉旃，谋之不臧，不以罪也。”御笔下策“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已成为前线将帅畏弱怯战、各为己私的政治借口，毕竟即使“谋之不臧”，朝廷也“不以罪”。
宋徽宗君臣兀自沉浸于“燕云思汉”的想象与构建之中而无法自拔，这种痴迷也间接影响到部分燕云汉人，但不是宋人所想象的燕人“箪食壶浆迎王师”的倾心归附，而是凭借这一话语或在契丹政局动荡之际寻求政治苟安，或官场不得志之时南下找寻人生转机，但凡在燕云汉地上生活的士民阶层，皆在“辽民”身份之外普遍多了一项政治选择，即可为“宋民”，这份选择产生的前提便是宋人对“燕人思汉”话语的建构与渲染，并汲汲渴求于实践验证。燕人赵良嗣便是高喊“欲褫左衽”“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之论而南投北宋、仕途得意的典型代表人物，如赵良嗣者颇多，有北辽宰相李处温南结北宋、北联女真之摇摆者，有李奭、刘范、马柔吉等燕云汉人欲为内应者；有耶律淳病故后“燕人越境而来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有辽人“知易州高凤遣僧明赞诣宣抚司约来降”，“具说汉人朝暮延颈望日，俟天兵，欲归王化，积有岁时”之情；更有渤海人郭药师以“伏闻番汉之人，实为异类，羊狼之伴，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乡，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为言，迎合“燕人思汉”话语而投宋者。“燕人思汉”虽是宋人的主观想象与建构，客观上却成为辽属燕云汉人审时度势、南归中原的话语凭藉，所谓“恢复旧疆”“汉人思归”“燕人思汉”诸语，是宋廷接纳燕云汉人投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政治口号，凡持此声调者，必欣然纳之。
“燕人思汉”不过是一个文化表象，或者说没有实际战斗力的政治话语，更何况只是宋人一厢情愿地附加到燕云汉人身上的主观文化认同，但执意北伐者却日渐沉浸于此，盲目高估“燕人思汉”的实际效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人对“燕人思汉”话语的清醒思辨，仕辽者直接披露所谓“燕人思汉”话语不过是宋人乘机夺回幽燕的借口，“今乃乘衅，攘夺民土”，“两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今一旦见此凶危之事，宁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辽朝都员外郎王仲孙更是愤慨道：“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两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燕云思汉”这一政治口号，宋人倚之、信之，辽人辨之、用之，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恰是构成宋廷伐辽不利、金帛赎买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廷既没有雄厚的国防实力为保障，对辽宋时局与燕云现状也没有客观认知，又盲目期待“燕人思汉”“悦而从之”，加之指挥不当、内部腐败，最终不得不以重金赎买燕蓟之地。宣和五年(1123)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整军容入燕山府，抚定燕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的正式归宋，标志着“燕人思汉”话语的历史落幕。
四、“燕人思汉”话语的质疑与批驳
“燕人思汉”是具有相对弹性的政治话语，当宋廷有收复计划之时，恢复“汉唐旧疆”即是战略目标所在，当国防战略收缩、转向内部治理之际，“燕人思汉”则是可供转圜的观念表述。“燕人思汉”话语的构建初衷，是以宋人对“故民”话题的讨论与关注，转移朝野内外对宋朝军备不济的过度关注，试图在唐宋时代变迁特别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前提之下，建立属于宋人的政治自信与文化优越。然而，在徽宗朝君臣好大喜功、立志恢复燕云汉地的政治狂热之下，作为意识文化形态的“燕人思汉”话语，一度成为宋军北伐复燕的战略指导，随着伐辽行动的失利和赎买燕京的客观事实，这一想象与建构彻底幻灭。难道北宋士大夫全然致力于“故民”之思，而不顾“旧疆”入辽之实？实则不然，早在“燕人思汉”话语构建之初，宋人内部已有质疑、批驳之论。
庆历增币事件后，宋人强化了对“燕人思汉”的想象与建构，但燕云汉人是否可为宋廷所用，其思汉之意究竟可否信任，宋人心中实际上存有疑问，毕竟燕云割属契丹已逾百年，其“为华人，死亦幸”的表态究竟是政治投机还是肺腑之言，实难给予评判，更何况“燕人思汉”是宋人力主建构而成的。早在雍熙北伐失利之后，燕云汉人对中原王朝的政治态度已发生改变，不再轻言“思汉”，更不敢“轻举妄动”，其重为“汉民”的政治期待大大降低。这样的变化，一是基于宋廷对燕云十六州的态度转向，雍熙北伐的失利表明现阶段宋朝不具备克复幽燕的军事实力，宋太宗已然认识到宋辽之间的均衡态势，军事信心大受打击之下，愿与辽朝“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放弃武力恢复燕云旧疆的军事战略。
二是燕人自身的环境融入，燕云入辽已五十年，“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服习不怪，甚至右虏而下汉”，新生代的燕云汉人没有经历家国离乱之痛，生来即为“辽民”，华夷观念相对淡漠，在既无主观动机，又无客观条件的前提之下，燕云汉人自是不会再无端生事。更为重要的是，燕云地区的汉人世家大族，在辽朝“藩汉分治”的政策之下，已与辽朝政权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军政事务，家族势力得以维持和发展，如关南地交涉中两次使宋的刘六符，作为燕云四大世家韩、刘、马、赵中河间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虽密言于宋使“六符燕人，与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但仍强调“今所事者乃是非类，则于公敢不尽情”，主动将燕云汉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进行分离，竭力为辽廷谋取更多权益。
北宋中期对“燕人思汉”话语的建构，并未走向如徽宗朝盲目不切实际的地步，富弼提出“其始去则质其家，其成功则厚其赏，臣亦不患其谲而反为吾害也”的牵制之策，范仲淹主张“训兵养马，密为方略”为可靠举措，余靖更是直言“臣常痛燕蓟之地入于敌中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以外域之法，大率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将燕人渐忘南顾之心归结于辽朝赋役之宽。换言之，在徽宗朝之前，宋人对于“燕人思汉”的主观想象与构建，尚保持一定的辨析意识，既努力去构建燕云汉人的思宋情结，又不会过高估计这一情结在收复幽蓟中的实际作用，仍有客观分析、落脚现实的内容所在。
时至徽宗谋复燕云，“燕人思汉”话语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全然背离构建初衷。邓洵武批驳朝廷“南北通好久矣，今信叛虏言而败百年之盟”；洪中孚更是极力反对出兵，“诸路帅臣皆不知兵情，而执燕云不根之语云：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吊民偏师，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臣久历边鄙，粗知虏情，此乃游手之人不能自存者，凯觎南归，以窃爵禄，实非大姓之言”，以“士人无归意”“大姓无归意”质疑“其香花楼子之语果可凭乎”，揭露“燕人思汉”的虚构与假象；宋昭批驳朝野中甚嚣尘上的“燕人思汉”论调只不过是边臣缘饰欺人的贪功手段，不足凭恃，“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皆由边臣用人无术，致探报者利于所得，恣为诞谩，帅臣庸暗，更加缘饰，妄议边事，侥觊功赏。”
“燕人思汉”想象在北宋末年愈演愈烈，与边臣贪功谋爵、迎合上意密不可分：“时薛嗣昌、和诜、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蓟，并迎合附会，倡为北事。和诜知雄州，以厚赂结纳朔方豪隽，士多归之，以收燕山图来上。又中山张杲、高阳关安抚吴亦献议燕云可取，河东经略薛嗣昌得河朔谍人之辞，往往润色以希密旨，每陛对论及北事，辄请兴师。嗣昌又委代州安抚王机探伺辽人之隙，陈攻取之策。时武、应等州屡来投附，机悉接纳。”可叹的是，“燕人本无思汉心”的反对声音并未引起朝野重视，如洪中孚、宋昭等清醒者却因之遭贬。大军北伐的失利，再度印证了“燕人思汉”构建的虚妄，宋徽宗也不得不开始正视燕云汉人的政治认同，赎回燕京之地后，“深虑天祚尚在，系燕人心”，向郭药师提出“天祚未了，卿为朕经营取之，以绝燕人之望”，只能承认燕云入辽百余年间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错位分离。
燕京入宋后，北宋实行“换官”之法，将燕蓟汉地官吏迁往内地，混居之下的燕人与宋人之间冲突不断：“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之，两相忿恨，数至喧争”。宋金反目后，燕云汉人更是受到多方猜疑甚而是兵刃相向，如由燕人组成的义胜军，受到宋军猜忌而倒戈金人后，引发宋廷对燕云汉人的大肆杀戮：“平阳府义胜军乱之次日，报到绛州，绛州有义胜军四千人，将官牛清统治。清，山后人，粗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谓不先图之，必有平阳府之变，……于是尽杀投附义胜军”，“诸州闻绛州之事，乃皆杀投附人”。似乎此时宋人才幡然醒悟，这些燕云汉人入辽二百余年，早已是番、汉交融之下的特殊群体，而非如“燕人思汉”构想那般“俗皆华人，不分为戎人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实则宋人内心根本不曾真正接纳过燕云汉人，“燕人思汉”不过是统治阶层力主构建的为现实服务的解说话语而已，并非宋人的普遍共识，清醒者虽早有质疑与批驳，却始终不曾改变宋廷决意构建“燕人思汉”话语的政治走向。随着燕京归宋后燕人与宋人矛盾的不断加剧，“燕人狡狯”的形象开始被构建，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内部统治之需。
五、结语
“燕人思汉”是宋人运用族群认同与华夷观念，在国防战略趋于收缩、统治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的历史前提下，想象并构建燕云汉人慕化中原、思归宋朝的情感流向与文化认同，借以纾解面对汉唐以中原为天下贡主的朝代自卑、转移朝野内外对边防弱势的过度关注，并试图在观念意识层面建立中原王朝的文化自信与优越。入辽之初，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燕云汉人，在血缘羁绊、家国观念、夷夏之别和现实处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对中原汉地政权怀有浓烈的政治、文化认同感：“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国声教，常若偷息苟生”，“企思中国声教”、渴复汉家天下是这一阶段燕云汉人的心之所向，有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然而，“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便习不怪”，新生代的燕云汉人成长于辽朝统治之下，出生即为“辽民”，没有经历家国沦丧之痛，少了份与生俱来的“思汉”之情，“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是燕人适应北族生活、侵染胡风的真实写照。当燕云汉人已然放弃重为汉家子民的政治期盼后，宋人却重拾这一话语，不断加以想象、构建，使之成为“汉唐旧疆”话语之外的另一辅助性话语，贯穿于宋辽关系的始终。
在燕云未复之前，宋人主观想象和构建着“燕人思汉”的情感归属，将燕人作为沦陷异域的“皆吾赤子”，是具有同一族群身份的华夏汉民，文化认同超越了政治认同；当燕京入宋后，“燕人思汉”话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为当权者抛却的同时，“狡狯”“诡随”的蕃人形象开始被构建，承认燕云入辽二百余年、已然胡化的客观事实，凸显曾为“辽民”的政治身份，而将文化认同抛之脑后。实则自始至终，“燕人思汉”不过是统治阶层在无力收复燕云的朝代自卑以及与北族政权鼎峙而立的政治失意之下，寻求心理慰藉、转移朝野视线、建立文化自信而构建的内部解说话语，既是唐宋时代变迁特别是外部空间与民族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之下的历史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型国家”在国防战略上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转而在文化观念上强调“谨华夷之辨”的发展特点。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