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产业梯度转移以及生产力布局和优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要求我们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超大纵深空间优势，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后，为优化生产力布局，普遍将产业链低附加值环节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表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现象。全球产业布局出现了由欧洲向美国、由美国向日本、由欧美和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由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为代表的几次产业梯度大转移。长期来看，美国、日本等国家大量将实体经济产业向境外转移，不仅带来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空心化”，也由此衍生出贫富差距扩大、逆城市化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产业“空心化”的前车之鉴值得警惕。因此，产业梯度转移要立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个实际，这是我国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和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上的传统产业体系，正面临着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转换带来的产业梯度转移。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实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要在吸取先行工业化国家教训的基础上，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下，有序实现产业转移。这里强调的“有序”，是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促进形成区域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发展格局。

从我国主要产业承接地的政策实践看，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靠的主要是提供通关和经营便利化条件、维护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建立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等机制，是在更开放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更加市场化的办法，以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实现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

我国产业转移有良好的承接条件和充足的容纳空间。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的根本基础。而产业向国内转移是否有充足的容纳空间，前提是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是否存在梯度结构。我国的要素成本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支持产业“腾挪转移”的空间仍然宽广。以劳动力为例，我国劳动力成本在省际之间和省域之内都存在明显的梯度结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省份差距高达56337元，差距约为3.4倍，而同省域内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也达到了3.3倍。除此之外，我国东中西部工业用地价格水平及价格增速，也存在系统性梯度差异。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来看，全国城市工业用地价差达到20倍左右。也就是说，省域内和省际间都存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差异化要素支撑条件，这是构筑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的前提条件。

在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和承接的双向奔赴过程中，要用好市场手段，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优势互补，提高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进行战略转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非常需要政策扶持，以便轻装上阵。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提供技术改造资金支持，帮助转移企业提升竞争力，既为企业迁出地腾出新的发展空间，也为产业承接地真正带来源头活水，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