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宋人云“易学在蜀”；现当代，则可曰，“黑学赖川”。此处的“黑学”，是指黑格尔哲学。“黑学”能传入并扎根中国，实赖三位川人：张颐（1887—1969，四川叙永人）、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和杨一之（1912—1989，重庆潼南人）。照直说，若无“三先生”早期的研究、译介与推广，中国的“黑学”研究恐怕要另当别论了。关于贺、杨二先生尤其贺先生，学界知之较多：贺先生以翻译《小逻辑》著称，杨先生则以翻译《逻辑学》著称。
张颐先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译著，且因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故当今世人对其所知甚少。然而，殊不知，张先生是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其博士论文《黑氏伦理探究》出版后，旋被国际学界誉为“东方黑格尔”。关于张氏的学术贡献，贺麟先生曾有中肯评价：“张真如先生是中国学界专门研究西洋古典哲学的先驱，是北大哲学系多年来注重客观研究哲学史及哲学名著的朴实学风的范成者，也是中国大学里最早专门地、正规地讲授康德哲学及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人。”（侯成亚、张桂权、张文达编译《张颐论黑格尔》）
兀兀求真
张颐先生，字真如，又名唯识，别号丹涯。1887年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县马岭镇一个农村家庭，兄姊九人；由于家庭人口多，童年时代，生活相当清苦。六岁时，从其父接受传统教育（以《四书》为主），一经诵读，便能记忆；其父讲解，亦能领悟。父亲见他是读书的苗子，临终前特嘱托张颐诸兄长：要尽可能助其学业，切毋误其前程。在诸兄的帮助下，尤其在长兄的教育下，张颐学业有所进步。然由于身处僻壤，学术资源、视野有限，张颐即便聪颖，亦难有大成。16岁参加童试，未果，遂生厌弃科举之意；次年，报考川南师范，又未果。后来，他入学于泸州廖蕴昙孝廉私馆，廖见多识广，弟子众多，张颐常与同学探讨新学。尔时，新学已传入四川，且有蔚然成风之势，张颐斯时渐生“出洋求真”之念。
1906年，张颐考入永宁中学堂，彼时科举已经废除，同盟学会的杨庶堪、朱叔痴等先生讲课之余亦常宣扬革命思想，此外，尚有向楚、胡湘帆等名士相与倡之。后来，经老师杨庶堪介绍，张颐同杨伯廉、陶子琛等七位同学加入同盟会，并结为生死之交，号称“永宁七君子”。
20岁时，张颐在四川同盟会的领导下建立“勉学会”“乙辛社”等进步组织，又在杨庶堪等领导下积极从事“保路运动”及“重庆起义”，联络各地革命组织并传递信函。可以看出，青年张颐逐渐走向求“实”的革命道路。
然而，在此过程中，张颐深感其性情不适于政治，当然，更深层原因在于，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此时社会虽不安定，然张氏出洋寻求真理的念头却愈发强烈：他决心将此生献于学术与教育事业。当机会来临时，他便毅然出国留学，于是才有了“两获博士”的佳话。
1913年，张颐考取公费资助，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该校校长安吉尔，为当时美国四大著名校长之一，学校网罗了诸多名教授，这些教授对张氏的影响颇深。初，张颐学逻辑，导师为塞勒斯教授，后学哲学概论，导师为温莱教授。翌年，学习哲学史及政治哲学，导师为罗维德教授。此间，张颐受温莱影响，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产生兴趣，并随温莱选读康德、黑格尔原著。1917年获学士学位后，张颐转入研究院。是时，适逢一战，很多美国学生被征入伍，温莱教授指导的学生只有张颐一人。他如鱼得水，系统学习了自柏拉图至黑格尔的欧陆大哲学家的著作，并于1919年夏凭借黑格尔哲学研究论文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春获得硕士学位）。
按常理，获此殊荣已足矣。斯时，一纸硕士文凭亦足以“畅游”华夏；更何况，张氏业已收到北大及四川省政府的任职邀请。然而张颐旨在追求学术，彻底吃透黑格尔哲学，于是又以进修生身份进入牛津大学。所幸的是，在牛津又遇史密斯、韦莱等名师及印度友人哈荪，为其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0年夏，张氏以英国亚里士多德社社员的身份参加国际性哲学会议，一睹国际大哲风采，激发其产生“奔原点”“取真经”的想法。不消说，这里的“原点”指的就是德国。张颐认为，研究黑格尔须去德国，于是次年春，便转学德国埃尔朗根（Erlangen）大学研究班，边学德语边读黑氏原著。其间，他与哈荪一道邀请“黑学”教授白龙锡德（F.Brunstät）专讲康德及黑格尔哲学。白氏极推崇黑格尔，视黑氏之语为金科玉律。张颐固钦佩德国学者治学之严谨精神，但对其观点，则并非完全赞同，因张氏对“黑学”已有相当之慧解。1922年，张先生又先后结交了康德专家费欣格（H.Vaihinger，国际著名期刊《康德研究》的创办者）、黑格尔研究专家拉松佐治（Georg Lasson），获益良多。次年春，张氏用英文撰就《黑氏伦理探究》并进行答辩，荣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该校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张氏以十年之力研究黑格尔，两获哲学博士，凸显了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的卓越品质，被传为学术佳话。
张先生一生，著述不多，唯一的专著即其博士论文，另有5篇论文。张氏并非刻意不为文，乃求真、唯“识”之主张使然。他认为，无新洞见、新思想，则不必书写：“年来余对于黑氏哲学，见解虽不无变更，然大体未改，雅不欲亟亟发表文辞，以博视听。”（《张颐论黑格尔》，第153页）张氏此见，既与其“求真”主张有关，亦与“黑学”专家对他的影响有关。张氏谓英国“黑学”专家墨克泰加（Mc Taggart）研究“黑学”凡24年，然综其所作，不过三册，且其自称三册中，颇有不妥之处；德国“黑学”专家拉松佐治，终生钻研“黑学”，年近古稀，“然其所作除一小册外，不过许多校勘者、发刊者导言及注解耳”（同上，第153页）。
张先生学成回国后，国内学界对黑格尔的研究尚未展开，虽然1926年至1928年，国际知名黑格尔专家对张氏的《黑格尔的伦理学说》给予极高评价，但张先生的著作在国内则是无人回应。张先生认为，自说自话，无交流、无回应、无批判的文章，无益于学术提升与进步，多写无益。这是他著述不多的又一个原因。
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张氏学成回国，偶遇留学于密歇根大学的某女士。该女士曾于她父母家盛情宴请张先生。张先生无以为谢，后想到她曾研习教育，兴许对哲学感兴趣，于是寄大著以表谢意。然而，富有戏剧色彩的是，张先生后来得知：该女士只要展开该书就睡意袭来，端的成为绝妙的安眠药，“天下之制催眠剂、卖催眠剂者多矣，余又何必为文发表，夺人利耶”。（《张颐论黑格尔》，第154页）于是，张氏自归国之后七年之间，未著一字。加之其后国事多劫，先生辗转于国内大学，以授业、治校为主；且对“黑学”的基本主张未改，故终生惜墨如金。
开拓“黑学”
张颐海外十年，苦心孤诣，所追求者无非“真理”；以今观之，似定位于追求学术的“客观性”更为准确。由于张氏旨在追求准确理解西洋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本来面目”，故而无论其学术动机还是功夫、方法及洞见，皆高人一着。
张颐对黑格尔哲学，可谓下足了功夫。他的第二篇博士论文以黑格尔伦理学为研究对象，须知，黑格尔并无伦理学专著，“而是混合着或分散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美学、宗教学和思辨哲学的论述中”（张颐《黑氏伦理探究》），故若研究黑氏伦理思想，须通读黑氏原著，在整体把握、客观理解的基础上，方能寻着关键问题并给予展开；功夫不到，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
他的《黑氏伦理探究》前五章主要勾勒黑格尔伦理思想，本着让“黑格尔自己来说”的客观立场，将分散于诸著作中的伦理思想分门别类勾勒出来。此部分貌似简单，其实相当吃功夫。第六章在对黑格尔伦理思想总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特点与困难；同时，还对黑格尔观点的发生历程、来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精辟分析。最后三章，主要对黑氏伦理思想展开“评判性的评价或估价”。张氏既能准确地指出其局限甚至错误，又能顺黑氏思路进行拓展性发挥，足见其深厚功力与学术素养，难怪牛津大学史密斯教授认为“他（指张颐）以他的批评超越了黑格尔”（《张颐论黑格尔》，第5页）；“张博士则公正地鉴别出这位大师的较多的世俗品质，既指出其力量，又指出其软弱……这种评价是非常公正的，它只能出自不远万里以外的人之手”。在最后一章即第九章中，张颐以中国伦理为例，在以“中庸之道”纠偏黑氏伦理思想的同时，给出中肯结论，此举同样得到史密斯的首肯，“这部著作很可能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
观其整体框架及内容，可知晓其研究思路：通读文献——寻找论题——对论题进行客观分析、评估——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评价、对比与拓展。毋庸置疑，即便在今天，该论著亦具有典范意义。
除了对伦理学的论述外，该著尚有诸多洞见。比如，对辩证法的理解，“辩证法的过程是从最抽象、最不发达的事物到最具体、最成熟的事物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第101页）；对个人主义的洞见，“天赋人权论的彻底的个人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的逻辑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第114页）；对意志的诠释，“真正的意志是通过人类文化的训练而形成的能力”（第92页）。此外，还有对形而上学与伦理关系的论述、对伦理与现实的分析、对伦理与国家的处理等，皆为深刻洞见，对于研究黑格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张先生的博士论文材料可靠、逻辑严谨、批评有据、评价客观，对黑格尔的研究富有卓见，故在西方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除了史密斯先生亲自作序外，英国的墨铿惹（J.S.Mckenzie）教授、德国的习尔熙（E.Hirsch）教授相继在《国际伦理杂志》等知名期刊发表书评。拉松在《康德研究》上发表书评，指出“该书对于黑格尔较许多德国作者更为公允”。亦因此书，张颐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东方黑格尔”之赞誉。
张颐先生的贡献并非限于“取经”意义上的“开风气”之先，而且在于他真正开启了国内系统学习、研究黑格尔、康德哲学之先河。诚然，在张颐之前，梁启超、王国维诸先生亦曾研习康德，但他们的理解着实太粗略，且不说因语言障碍不能完全读懂原著，即使“二手”资料亦不全面——自然，后人不可过于苛求前人。直到张颐进入北大，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才算步入正轨。
张颐传播西方哲学的“主战场”在北大，虽然他亦曾在武大、厦大教学，但毕竟为时过短，加之时局动荡，故影响有限。在北大则不同，初入北大时（1924年秋）即有所获。张氏在京两年相继开设了西方哲学史、教育哲学及康、黑哲学等课程，选课学生颇为踊跃，超出预期，这为传播德国哲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二入北大（1929年），张氏担任哲学系主任，更是成绩斐然，不少学子受其激发而选择西方哲学。按其弟子熊伟的说法，“（哲学系一年级）听张师开的《西洋哲学史》，第二年开《德国哲学课》，第三年开《康德哲学》课，第四年开《黑格尔哲学》课”（熊伟《恩师张颐》），四门课既体现了由宏观到微观之思路，亦蕴含了哲学发展内在之逻辑，观此即能窥见其学识之丰厚。张氏的另一开拓性贡献在于，凭其人格魅力网罗了诸如马叙伦、汤用彤、贺麟、金岳霖、邓以蛰、熊十力、郑昕、嵇文甫、李证刚、黄方刚等知名教授，健全了哲学的学科建设。诚如贺麟先生言，自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为激发哲学同人的学术动力，开拓哲学的研究视野，一向惜墨如金的张先生率先垂范，应邀撰写论文，现存的5篇论文有4篇发表于此时，这对国内的哲学普及与研究亦有相当的示范作用。
张先生不仅是一流的学者，同时也是一流的教育家。他善于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中国，以助学生追求真理——姑谓之“显真之术”，此于北大、厦大期间虽有所表现，但毕竟限于职位，故无法全面开展。当被委任四川大学校长时，张先生先进的教育理念得到淋漓尽致之贯彻。
受川大校长任鸿隽邀请，张先生于1936年任教四川，次年代理四川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张先生发表任职演说，认为川大欲取得进展，尚需进行改造。具体内容为：其一，须提高学生层次，使其与国立大学同等；其二，须充实设备，提高研究兴趣，使文化水准同欧美大学同等；其三，更进一步使中国学术能与欧美各国齐头并进。张氏说到做到，在其执校期间，采取三个措施：首先，广纳名师。他深知教师的重要性，由于张氏任人唯贤、大公无私，竟使川大一时名流荟萃，譬如朱光潜、周太玄、蒙文通、徐中舒、向楚、杨伯谦、吴大猷、谢文炳、邓胥功、黄建中、萧公权……可谓群英荟萃，大大提升了川大的实力和声誉。其次，多方争取经费，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及图书，为教师与学生的学习、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复次，扩大院系并推行“自动学习与自由研究相结合”，坚持“学术与应用相结合”，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学校的教学科研皆有明显进步，学生的成绩亦得到提升。
任川大校长期间，张颐倾向进步力量，他曾出任“川大抗敌委员会”主任委员，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中共川大地下党支部，即在此期间成立。
唯真待人
张颐先生毕生研究西洋哲学（黑格尔哲学），即所谓的“新学”，然其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初看颇扞格，细审视，才明白这更体现了张先生的“真”品性。
张先生在22岁时遵母命与同乡李氏成婚，后因加入革命团体、留学而离家，直至1924年（37岁）回国，去家凡15年。自成婚起，张颐与妻子李氏几无聚日，然秉持传统伦理观的张先生并未抛弃妻子。张氏归国不久，即在上海给李氏写信，邀其出川共同生活。然李氏认为自己乃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且畏惧大城市的交际应酬，不愿外出，她情愿让张先生另娶。后经杨庶堪、谢慧生等出面协商，征得各方同意，张先生方于1927年与原配办了离婚手续。又两年后，经人介绍，张先生与知名人士李幼椿先生之胞姊李琦（碧芸）成婚。张先生对李氏未必有所谓的“爱情”，但对待李氏的做法足以让后人慨服。须知，彼时正值新文化兴起，张先生却坚守传统伦理，坦诚对待原配，实属难能可贵。他与李琦未生育，过继二胞兄幼子张文达为嗣。夫妻二人始终恩爱有加，牵手共度余生，堪称楷模。
张颐先生能远赴西洋求学，得益于“四川省公费留学计划”，故其心中常怀感念。诚如张文达所言，“先父认为自己原是一名农家子弟，能远赴欧美留学，完全是四川省公费派遣所致，归国后久未回川服务，心颇歉然”。（张文达《张颐传略》）1936年，张颐从国外考察返国，适逢旧友任鸿隽（时任川大校长）邀其回川襄助。为报恩故，张先生欣然入川。半年后，即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任职期间，为报乡恩，张先生竭尽全力以治校。但终因时局动乱，官场腐败，他又刚正不阿，不曾讨好蒋氏政府，任职两年后即被迫离任。虽然张先生在任不足两年，却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务实的作风极大地提升了川大的综合水平。
张颐先生待友真诚，颇具古风。据友人彭用仪记述：在德国留学时，张颐先生闻彭氏初到柏林，便急电彭，协助其进修事宜；既到之日，百事关切，无微不至。后，张颐因故离开，又嘱其好友哈荪善为照顾。彭回国任职于成都大学，张先生亦常慰问。
张先生在北大时与鲁迅为同事，后南下厦门大学（1926年），又与鲁迅先生比邻而居，因而交往甚好。据张文达记载，“在学问上互相研讨，朝夕谈心，颇为欢畅，并曾于是年11月17日合影留念”（张文达《张颐年谱》）。鲁迅先生在1926年10月23日与许广平的信中提及，“我所住的这么一坐大洋楼上，到夜，就只住着三个人，一张颐教授（上半年在北大，似亦民党，人很好），一伏园，一即我。”迅翁对交友一向挑剔乃至“刻薄”，然其评价张颐“人很好”三字，足见张先生之人品。
在武大期间，张先生多次受马一浮邀请，赴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演讲。因张先生严谨讲学，真诚待人，故赢得马先生敬重。马氏多次以诗文相赠。张颐先生七十寿辰时，时年已74岁的马一浮先生专门寄来《寿张丹崖七十》之诗作：“墨辩驺谈世并传，同时显学数君贤。朱颜常驻青春好，且喜耄年似少年。”马一浮先生为老派的“名士”，能让马先生服膺的学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点：人品佳、学问好。同辈朋友中，大抵只有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及张颐先生等少数人选。此亦从一侧面反映了张先生真诚品质及卓越学识。
对于可造之才，张先生极力相助，弟子熊伟（1911—1994）即其中一例。受张氏影响，熊伟立志学习德国哲学，熊母虽典卖家产，仍凑不足留学德国的学费。张先生闻知便主动为其筹措学费，熊伟入德后若能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即可获取中华教育基金的资助。临行，张氏不仅设宴与熊伟送行，且赠熊伟宋瓷钧窑笔洗一件，并嘱困难时以济急，至少可售一千块大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熊先生的翻译未能“达标”，最终未能获助。张氏享受出国休假待遇时专门到弗莱堡看望熊伟，熊先生深感惭愧：“我无何令人振奋的成绩回报老师，张师亦未以严厉姿态加以苛责。”（熊伟《恩师张颐》）张先生对待弟子，可谓宽厚有加。熊伟最终没有辜负恩师，归国后回到北大哲学系任教，把海德格尔哲学带到国内。
因张先生有真学问、真道德，故能先后讲学于北大、厦大、武大等名校。他一生四入“北大”，前两次入北大，前已谈及，第三次在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复员，张先生应邀返回北大执教，第四次受邀入北大（1957年）已年届古稀，身体状况不佳，然念及北大感情，仍然成行。他还曾受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之盛邀，皆因故而辞却。终其一生，张先生实现了青年时代献身教育与学术的理想。
先生离世已半个世纪之久，然其献身教育与学术的虔诚之志、其开拓的黑学研究之志业、其求真唯“识”（洞识）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及坦诚待人之“真人”品格，依然值得后学学习。
（作者：郭继民，系广州南方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