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了以美中经济关系为题的讲话。她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及公平的”经济关系，重点是捍卫其安全利益，而非遏制中国的现代化。与此前一部分声音所呼吁和担忧的完全“中美脱钩”所不同，耶伦的讲话几乎明确表明了中美间，不管是贸易还是科技，完全脱钩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随后表达了相似观点，在4月27日的演讲中，沙利文引用了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时的观点，认为美国的重点在于“去风险化和多元化，而不是脱钩”。可以看出，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而这也真实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博弈。从整体来看，中美宏观领域的斗争看似已经从你死我活的“象棋模式”转换为斗智斗勇的“围棋模式”，但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从当前整体中美非冷非热的“温战”中唯一的“热点”——科技领域斗争中看见一些端倪……
一、从象棋到围棋的中美博弈
宏观来看，中美博弈正在从短兵相接的象棋冲突走向体系竞争的围棋博弈。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的战略路线实际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由“对外遏制为主，自身建设为辅”转向“自身建设为主、对外遏制为辅”。中美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注重自身实力的塑造。美国开始重视制造业回归美国、加大创新和芯片研发力度，中国也加大对于科技自立自强的投入。两国更加注重大战略和国际环境的塑造，包括对于国际规则、国际治理的参与与重视。而同时，拜登政府也更加重视盟友体系的建设和对华多边体系的塑造，不管是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贸领域。“脱钩”越来越从一种战术变成一种实现目标的战略。
从目前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可以看出，“脱钩”只是手段，美国的目标更在于塑造中国的行为。可以预测，宏观和整体上，中美在经济贸易上将继续保持斗而不破的联系，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一方面，经济贸易的整体脱钩对于两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过大，也并不起到获得相对权力的关键，追求完全“脱钩”属于手段成为目的的愚蠢行为。另一方面，在部分关键领域，比如数据领域和尖端技术领域，“脱钩”几乎势在必行，美国更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相对于中国更大的优势和权力。
经贸领域，美国希望通过部分“脱钩”来塑造中国的行为，从而达成其理想的“建设性及公平的”经济关系。但与此同时，美国又不希望彻底和中国市场断绝往来，因此拜登政府希望寻求的是一种斗而不破的经贸关系。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他们的经贸政策中都带有浓厚的“西洋拳”色彩，像是“直勾勾”的关税，“明晃晃”的出口管制和清单，都摆明了要压中国一头。对此，中国的应对方式更像是传统的内外兼修“太极拳”，一边扩大改革开放，加快国内产业升级，一边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区域生产链，积极维护与东盟、欧盟的经贸关系。尤其是近期“流浪气球”事件之后，美方频繁抱怨被中国冷落，也很像“太极拳”的以柔克刚，有诚意就谈，没诚意我最近理都不理你。同时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如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几年下来，“西洋拳”并没能击垮“太极拳”，反而是迫使特朗普及之后的政府重新思考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究竟是“破”还是继续“斗”，成为了必须选择的问题。
一方面是美国不敢“破”，也没必要“破”。目前的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已经使得中美经济和社会形成了很强的共生关系。从美国的竞争策略来说，无非是希望获得相对于中国更有利的战略环境和权力。而完全破除经贸合作，只会让美国彻底丧失塑造环境的能力、损害中美经济关系。根据美国商会和荣鼎咨询集团的研究报告显示，进一步切断中国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将使美国损失数千亿美元。单是对于美国航空业而言，中美间的经贸脱钩直接意味着美国飞机厂商的销量下降，从而导致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相关公司收入下降，进而导致美国失业和研发支出减少。而如果美国飞机和商用航空服务彻底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每年将遭受380 亿至51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到2038年，市场份额损失的影响累计将达到8750亿美元。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这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中美两个国家，美国退出的市场最终将会被欧洲与中国的飞机厂商填满。
而对于美国半导体行业来说，放弃中国市场则意味着规模经济和研发支出的减少，甚至于在全球技术供应链整个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降低。与中国市场完全“脱钩”将导致美国工业损失540亿美元至1240亿美元的产出，也可能负面影响美国国内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120亿美元研发支出。
另一方面是美国会加强“斗”的手段和力度。不“破”不代表着美国不会继续加压，反而是美国逐渐对中国的“太极拳”有了越来越多的瞭解，固执地认为想要根本改变中国的行为模式只有通过进一步增强自己、打压对方。按照沙利文所说，美国的重点在于“去风险化和多元化”。沙利文认为，今天的中国继续对传统工业部门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行业提供大规模补贴。而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因此，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虽然不是必然的，但是更加激烈的经贸斗争将是必然的。
一是美国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打压和制裁手段。包括特定领域增加关税、部分货品出口管制、实行产业链回迁或友岸外包策略。一直以来，美国坚持认为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问题，而这种不平衡实际的原因是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所形成的，也是全球化几十年的进程及全球化时代产业链分工所决定的，如果美国想解决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必将一定程度上开始逆全球化的进程，而最终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是一场持久战。目前美国主要有三种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对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进行塑形。首先是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抑制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这些关税征收范围涉及多个领域，包括钢铁、铝、电子产品等。其次是实行产业链回迁政策。为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国政府也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和供应链从中国迁回美国，以保护美国就业和产业。与此对应的还有友岸外包策略。在一些情况下，美国政府也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到盟友或合作伙伴国家，以避免对中国的依赖。
二是在美国和国际范围内打压中国企业。面对一些在国际市场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美国也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手段分别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像是前几年的华为和现在的TikTok及Teum。对于部分对华鹰派来说，中国的经济威胁已经从传统硬实力和价值观威胁的层面演变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商业竞争威胁，因此，他们不只关注经贸领域的得失，也关注市场商业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和一些欧洲市场逐渐对中国企业筑起高墙，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一种新的政治风险。这种新的融合型政治风险，融合了传统的数据治理争议、国家安全风险、国家竞争考虑、价值观分歧等多种新型政治风险，对在美的中国企业产生一种不可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这种风险，却又不是企业和纯商业层面可以化解的，而是和一个总体的中美竞争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企业家更需要具备长期在这种不好的、倒退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二、“小院高墙”的关键竞争：尖端技术的冲突
过去五年里，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共识持续强化，不管是美国战略界还是白宫或国会人士，在战略、科技、军事等方面逐渐形成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宗旨的政策框架。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强调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相应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酷和系统化，对中国的遏制策略逐渐由“限制主义”转向“渐进主义”，采取高科技产业“小院高墙”、低附加值产业重新挂钩的策略。
犹如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所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采取的“小院高墙”措施，是针对少数打算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国家。而背后的隐藏含义是，高科技产业是中美博弈天平上的关键砝码。总体的经贸关系可以斗而不破，因为不管是维持还是破除，都不会给任何一方增加瞬时显现的巨大增益，而高科技产业则不同，过去一个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和军事强国就是依赖着对其他国家的科技领先。因此，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守卫住任何可能使天平向中国倾斜的砝码。
在关键技术领域，中美之间表现为更加纯粹的竞争关系。不同于经贸关系，尖端技术的“脱钩”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更小，但保持技术优势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安全感。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行政和立法手段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阻止关键技术扩散到中国。也包括美国对技术及其相关的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自由合作进行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即所谓的“小院高墙”：“小院”即将美国与国外（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范围限制在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小院”内，而将关键领域限制为不可进入的“自家院子”；“高墙”则是指通过提高技术合作壁垒、严格筛查合作企业背景等手段筑起“高墙”。
科技战，成为拜登政府的核心。从拜登的行政部门设置上看，将对华科技事项优先于其他经贸事项。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拜登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网络和新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点与特朗普政府显着不同。特朗普时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长时间空缺，两年后才确定人选。而美国国防部则加强在美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政策参与。2021年2月10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建立涉华战略评估专门工作组，主要内容包括对关键军事技术的评估。美国国务院也在2022年启动专门的中国工作组，对跨部门工作进行协调。
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大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的力度，禁止向其出售关键的芯片和软件等。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BIS）不断将中国企业和机构添加至其实体清单中，禁止任何美国企业与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同时，美国也在加强对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为了防止中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了审查。2018年，美国政府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审查。
另一方面，拜登也加强对于盟友的工作，加强对华进行多边出口管制，塑造对华的技术包围圈。过去几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更多是单边性的，从实际执行成效看，显得不那么“奏效”，尤其是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已经显示了单边行动的弊端。因此美国正在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力度，势必要杜绝中国一切可以能获得尖端技术的可能。2023年1月，美国和荷兰与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拜登政府希望在技术领域加强多边合作，塑造一个成体系的全方面包围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曾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科技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三、发烧的将不止技术层面
事实证明，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冲突不会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以价值观名义为其遏制战略正名、拉拢更多盟友。“民主科技联盟”的建立和完善就是拜登政府为此的一项重要工作。2021年6月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将美欧关系定义为致力于推动数字转型和新技术合作的伙伴，认为双方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其目的是要加强美欧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正是美国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的一项内容。美国希望也借助“民主科技联盟”，以科技竞争为抓手，实现其构筑制华遏华国际阵营的目标。
在数据领域，技术冲突逐渐演变为价值观冲突。除了尖端技术外，数据是另一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目前，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的重要生产要素，在提高生产力、催动产业升级和变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还是新的互联网内容产品，数据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中美两国都将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技术层面来看，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健全美国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体系作为重大议题不断推进，并且针对中国设立了许多行政机构和命令进行分别审查。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都对数据事项有专门的项目和办公室。以TikTok为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TikTok进行了长期的审查，在没有发现具体威胁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与美国业务剥离。
从中国出海企业遭受的审查来看，中美关于数据的冲突已经不仅限于技术封锁，更是上升到了价值观冲突的地步。在针对2023年TikTok的听证会中，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强调TikTok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在具体的问题上，美国议员认为中国涉及数据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威胁到了美国的数据安全，涉及对于美国用户个人隐私的侵犯。美国将中国出海互联网企业粗暴地等同于中国政府，又将中国政府与数据威权画上等号，这样几个粗暴的不等式一下就将数据冲突上升到价值观冲突的程度。2022年4月28日，美国与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国联合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宣称要积极应对“数字威权主义”对全球互联网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共同承诺推动建设全球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积极愿景。在美国政府眼中，对中国出海企业的数据审查已经上升到维护民主价值观的高度，不惜为此在特定领域制造“分裂网”，彻底和中国断联。
2023年4月14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Shein和Temu（拼多多海外版）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两大中国电商平台对美国构成了安全风险。关于Shein的部分中，美方指出其经营存在的四大问题：涉嫌强迫劳动、加剧气候变化、侵犯版权以及避免关税和海关检查。我们可以从他们列举的问题中明显地看出，其核心观点并不在于数据或者APP本身，反而是只要能对中国有关方面有负面效果，能带多少帽子就带多少。
四、非冷非热的“温战”
整体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发动者是美国，首先从产业到产业、政府到政府开展全面对抗，其次通过友岸外包、盟友包围等方式企图在全球孤立中国，最终从长期角度，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数字和科技的突破口重新组建一个非冷非热的“温战”的状态。
中美经贸联系“斗而不破”的大趋向已定，但在特定领域，美国正抱着“小院高墙”的心态不断丰富竞争手段。尖端科技领域和数据领域，这样的“脱钩”态势正在加强和加速，并且还带着一些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必须警惕在这种背景下的“泛安全化”危险，加之美国国内两党竞争和政治因素，更应该小心这种“脱钩”蔓延到非安全领域，甚至是合作更为符合两国利益的领域。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在尖端科技和数据领域频繁释放脱钩信号的同时，经贸等其它领域因其自身经济原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缓和。未来美国对华态度这种“拧巴”的状态可能会继续保持甚至加深，如果美国不采取其它缓和措施，那么这种所谓非冷非热的“温战”状态，最终极有可能变成类似在尖端技术和数字领域的“新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