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历史哲学，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关注现实，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当代阐释成为您的研究特色。请您谈谈选择这种学术取向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答：多年来，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社会历史哲学领域。要深化社会历史哲学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解决好一个方法问题，即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研究社会历史哲学，当然离不开马克思文本和马哲史的研究，否则，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也就失去了依据。就此而言，准确地阐释文本和马哲史，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前提，也是进行这一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又不能完全变成文本和马哲史的“诠释学”，因为“文本”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推动“论”的发展，以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因此，这些年我比较喜欢讲“激活”文本与马哲史。何谓“激活”？就是要使当代现实问题与文本思想发生“碰撞”，使其产生思想火花，富于新的思想活力。通过这样的“碰撞”，一方面使文本中许多思想赋有新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及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予以新的重视和开掘，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重视“激活”，实际上拉近了文本、马哲史与我们的距离，使其成为我们今天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既有助于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助于文本与马哲史研究的深化，从而避免停留在重复原著叙述和史的描述的水平上。当然，强调激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文本和史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六经注我”和实用主义的方法。文本研究和马哲史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任意的解读，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们不是要贬低文本和马哲史扎扎实实的研究，而是旨在说明这种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说明现实问题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问：近些年，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讨论较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答：在近些年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取向与方法论的讨论中，学术性问题确实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看法：一种认为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另一种则认为目前的研究缺乏学术性。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究竟怎么看？我们不想作简单的评判，只是想就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谈一点看法。因为只有在弄清这一问题之后，才好进一步明确研究的取向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当然有其明显的学术性。就“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具有革命性变革的系统而深邃的思想体系；就“术”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内在包含着重要而深刻的方法论。其学术价值是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不敢随意否定的，以致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简单地拿一般性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尤其是不能纯粹用西方哲学的学术性标准来衡量，因为二者本来就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哲学：一种是“体系哲学”或经院哲学，一种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追求和满足于概念王国的抽象思辨，而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通过矛盾、问题的深刻揭露与分析，以达到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目的。所以，马克思始终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以往的哲学研究：“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为此，他明确主张哲学研究应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向现实的世界。按照这样的指向，马克思的哲学与以往西方哲学的致思路向和研究方式是大相径庭的，不可能是一样的标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并不是体现在概念的演绎上、思维的辨术上以及体系的追求上，而主要是体现在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说明上，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是其学术性最为突出的表现。能够从前人的理解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通过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能够通过论理性的研究，给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正确的指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所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不能仅仅从纯学术的视界来看待，应当从其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内在关联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时，才能真正体现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不能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
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含量和理论品位。这就是要使其学术性更多富于思想性，通过思想性来提升学术性。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如果把学术性看作是向纯粹的经院化哲学看齐，或者是走向新的思辨哲学，那么这样的“学术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向；如果把学术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那么这样的学术性确实应当提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准和理论含量，使其真正成为当代“文明活的灵魂”，引领社会发展。二是要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理论就是论理。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发挥实际影响。因此，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必须是说理要透彻，分析要精到，确实能够帮助人们解疑、释惑、明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直面现实，善于从历史表象走向历史深处，使人们能够在认识上祛除各种遮蔽与迷雾，明确有关基本道理。三是要有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性总是和学术话语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往往成为评价学术性的一个重要参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学术话语也会形成某种霸权：凡是能够进入这种话语体系的理论才具有学术性，否则便无学术性可言。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就面临这样的窘境：似乎不能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就无什么学术性可言。这样的学术标准应当予以破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的风格、中国的气派、中国的话语体系，不能完全屈从于西方的话语霸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不一定非得通过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加以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要离开一般学术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认识的智慧之果，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不可能离开哲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在吸收、借鉴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强调其学术性的特殊性，决不是要排斥其普遍性，不能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文化交流、对话的渠道。
问：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能完全离开现实性，那么，您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应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答：这是一个大题目，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回答。我认为，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固然可以采用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研究。这也是个老话题，但还是有强调的必要。反观我们的研究，这些年来“问题意识”的口号喊得较响，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贯彻得并不理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性议论的多，具体问题探讨的少；老话题重复的多，新问题研究的少。另一方面，一些看似问题式的研究，实际上也基本重复的是西方学界的问题，较少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总想在西方哲学中来寻求，似乎有西方哲学做注脚才感到踏实。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特别关注；没有新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能是不断重复原有的话题，延续原来的老路，难以产生出多少新意。其实，离开了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所在。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的显著特点。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是问题的存在。正是通过各种理论前提的追问、结论的追问、推论方法的追问，马克思不仅超越了以往的哲学，而且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学；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重大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矛盾的深刻分析和解剖，马克思才最终完成了两大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确实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问：多年来，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理论，重点是探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之间的关系，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研究的？
答：我在社会历史哲学研究中，除了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重点是发展理论的探讨。因为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当代中国面临的首要课题，面对这样的主题和课题，哲学不能无动于衷。哲学作为“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应该对此有所作为。目前发展理论已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科，而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从不同的视角对它作出独特的理解和回答。哲学也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分支学科或领域哲学，即发展哲学。对于发展的研究，虽然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在整个哲学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无论从研究的问题还是从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来说，都具有新的色彩，需要作出新的探索。正因为发展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因而它展示了一个较大的理论空间，大大拓展了社会历史哲学研究的领域。发展研究因此成为社会历史哲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结合点。
要推进发展理论的研究，除了要充分关注和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研究的动向及其有益成果外，必须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开掘。具有经验科学性的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的发展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某些具体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就其总体而言，它还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有着不同程度的错位，很难用来说清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问题，更难用来谋划和指导发展实践。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建立自己的发展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发展理论，一方面需要面对现实，从具体的发展实践出发，对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同时吸收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以形成符合自己实际的理论；另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以确立我们研究发展的理论基础。突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要代替发展研究，更不是要用这一理论来图解现实的发展，而是要通过这种研究，把握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用以观照今天的社会发展。就此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结合，这是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问：您能否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一点简要介绍？它与我们通常讲的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什么关系？
答：应当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是非常深厚的，它不仅包括唯物史观研究中通常提到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包括这一视域外的有关发展的各种具体理论。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我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分为这样两大层次或两种类型：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对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结构、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划分与演进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些基本理论我们都比较熟悉。二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具体理论，即以特定社会、特定问题为对象的发展理论。这样的发展论又大致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就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而且从中阐发了许多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如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所需前提、条件、环境、机制、途径的分析，关于社会经济实际运行内在联系、内在规律的分析，关于商品、资本、市场等主要问题的分析等，对于研究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就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参照系，对许多非西方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了程度不同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如关于亚洲社会长期发展迟滞原因的分析，关于俄国公社发展状况及其未来命运的考察，关于古代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实证研究等，对于今天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理论，而对于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重视不够。由于对后者缺乏深入研究，未能结合当代实践加以新的探索，因而在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时，往往是空泛议论，不着边际。如在对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分析时，不是重点对发展过程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远离实践进行理论演绎或一般说明，因而提出的不是一些具体、明确的意见，而是一些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和“观点”，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了抽象的“历史哲学”。要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真正富有当代性，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拓宽这一理论研究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马克思有关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尽管这些具体理论、观点也不是对各种发展问题的直接回答，但其毕竟更切近发展的现实，更有助于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由于按此视角研究和审视的问题都是具体、特殊的，因而研究的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淡化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离开了基本的历史观来直接谈论具体发展问题，既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置于历史观的视野之中，从没有轻视其哲学前提。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为了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使其走向当代现实，这些年我主要采取的是带互动性的研究方式。这就是力求从时代发展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问题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经过研究再回到发展的现实。通过这样的互动，一方面开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也力图为发展实践提供某些启迪。按照这样的思路，在近些年的著述中，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理论体系的阐释与建构上，而是放在一些重要发展问题的思考与理解上。如《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一书主要抓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一些“悖论性”矛盾，诸如发展的增长与限制、跳跃与持续、均衡与非均衡、推进与逆转、内生与外源、速度与秩序、效益与代价、遗产与包袱、理性与非理性、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等矛盾进行了分析，以期廓清认识上的迷雾，明确发展的思路与方向；《发展的反思与探索》一书所论及的主要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社会发展与现代性建构、社会发展与理性重建、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社会发展与财富创造、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社会发展与创新等关系问题。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促进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现实的深入思考，有助于确立相关的合理发展理念。愿望是这样的，但因研究水平所限，这一愿望不一定能在著述中得到充分实现。
问：发展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学科，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研究，您对这一学科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前景是如何看待和估价的？
答：我想先谈谈关于发展前景的看法。这还得从发展理论谈起。发展理论是一种泛称，它从兴起之时起，基本上是分学科研究的理论，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具体的经验层次上展开的，如发展经济学对资本积累、二元经济结构、人口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研究；发展社会学对城市化、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口和教育的研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研究等等，主要是实证性、领域性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后，发展研究开始向整体化的方向发展，综合性的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因为当今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是单靠一个学科所能把握和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学科通力合作，联合攻关。因此，从单一、分化走向统一、综合，便成为发展理论发展的趋势。正是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研究逐渐趋于综合性，如经济学正在加强对政治、文化、伦理等非经济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因素的研究，社会学已把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因素纳入视野之中，哲学也把上述各种因素作为研究的对象。随着综合趋势的形成，发展研究的层次自然也在上升，这就突出了发展哲学的地位，因为许多综合性、宏观性的问题以及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从哲学观上予以审视和理解。像近年来国内关注的发展观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公平效率问题等，实质上就是发展哲学问题，哲学应有自己的回答。总的说来，随着发展实践以及发展研究的逐步深入，发展哲学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发展哲学大有可为。
关于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应当说是比较可喜的。研究的方向稳固确立，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研究的水平稳步提高，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随着发展问题的不断出现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讨论，发展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虽然不少著述不一定明确称其为发展哲学，但实际研究的内容就属于发展哲学。总体来说，发展哲学正在伴随改革发展步伐获得旺盛的活力。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发展哲学在我国起步的时间并不长，研究的问题比较特殊、复杂，因而研究还较为薄弱。主要的问题是：学科的边界较为模糊，与相关学科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学科的规范性较弱，还未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较为杂乱，缺乏必要的筛选和提炼；研究的深度较为欠缺，平面化的现象较为明显。如何进一步推进发展哲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只想针对上述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发展哲学应有恰当的理论定位。发展哲学无疑是哲学，但它又与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有别，它不是专门研究历史观上最一般的基本问题，而是就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哲学探讨，因而谈论的问题较为具体，抽象的程度也相对低一个层次。然而，发展哲学又不同于发展的实证研究，它既要依据经验材料又不能限于经验研究，应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哲学上的提炼、概括，进而能够提出一些有益的哲学理念和观点。就此而言，发展哲学介于上述两种研究之间，类似于“中层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定位，客观上要求发展哲学研究既不能过于空泛，又不能停留于经验研究，而是应当寻求二者之间合理的结合。
其次，研究应力求抓准问题。发展哲学当然是研究发展的，问题是，发展哲学究竟研究发展的“什么”？进而言之，究竟要进行何种方式的研究？发展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哲学要研究的问题，而且哲学也无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反思的学问，应该有其特殊的视域。也就是说，发展哲学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问题。找到了问题，发展哲学才有真正用武之地，才能真正发挥其自己的优势。要不然，只能是拾其别的学科的牙慧，很难有自己的见树。
再次，研究应加强深度“开发”。不能满足于西方各种发展理论的介绍、评论，满足于发展的政策解释、原则制定，应当对发展问题有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发展哲学的价值不在于为发展开具“方案”，也不在于对各种发展理论的是非得失充当“裁判”，而在于通过发展的反思与审查，能够为发展提供某种实践智慧，其思考能够给人以启迪，从而在发展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合理的指引。
问：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除了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外，对全球化问题也比较关注，请问这两种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全球化研究有何理解？
答：近年来，我对全球化问题确实比较关注，围绕全球化问题写过一些东西。但是，关注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另辟研究方向，它实质上还是属于发展研究范畴。换句话说，这是发展研究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出现，实际上划了一个时代，它对人类生活和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全球化既是各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背景，又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内在要素，因而今天讨论社会发展，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这一新现象和新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来说，加强全球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增强发展的理论自觉。这就是要用“宽广眼界”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树立鲜明的时代意识。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因而其发展必然程度不同地受到世界之网的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在于要不要摆脱这种制约，而在于从全球化的复杂联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因此，强化全球意识和时代意识，对于增强发展的理论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其二，有助于明确发展的思路与方向。只有对全球化状况有一个总体把握，才能明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才能更为准确地了解本国的实际，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只有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才能有目的地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总之，只有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思考、研究问题，才能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自身的认识，明确其发展方向和道路。
其三，有助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进程。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同样是机遇和挑战，带给不同国家的结局是大不一样的。最后的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如何将挑战变为机遇，将“后发优势”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谋划的问题。因此，不能一味停留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利弊之争上，应该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兴利除弊，化弊为利，转向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问：全球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论意义您又是如何看待和估量的？
答：对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很难给予一般性的评价和概括。在这里，我仅就全球化研究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研究的意义谈一些看法。
全球化的出现，不仅对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也是一个重大冲击。全球化所产生的各种新情况、新现象，使我们多少年来唯物史观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所关注的重点、所运用的评价标准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给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其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产生的：一是使经典文本中的某些思想得到了激活。有些思想本来就是文本中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日益凸显出来，需要加以新的开掘和阐发。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交往的理论、国际分工的理论、世界市场的理论、资本运行的理论等与全球化问题直接相关，并成为其全球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因而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这些思想资源的深入开发，唯物史观必然会得到丰富和发展。二是促进了对某些概念、原理的重新反思。在原有的历史背景和解释框架下，一些概念、原理的阐释是非常清楚明了的；而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和新的研究图景中，一些常识性的观点变得不“常识”了，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重新审视和理解。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这些基本概念，过去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即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界定和划分的，现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均不是以纯而又纯的民族性出现的，而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内容日益复杂。这就需要对这些概念作出新的诠释。与此相应，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也要加以新的说明。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与之作用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生产关系，而且有国际上的某些生产关系；同样，特定的生产关系与之作用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生产力，同时有国际上的某些生产力。又比如，我们常常将本国实际与国际环境作为一般的内外因关系来看待，这样讲原则上没有错，但要深究起来，大有重新审视、阐释之必要。在一个国家尚未进入世界体系之前，它与周围的国际环境确实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而在加入世界体系之后，这种游离关系变成了整体与部分或“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国际环境简单看作是发展的外因，一个国家的“国情”明显带有“世情”的规定性。而且，国际环境并不始终是起“条件”的作用，有时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是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是以往发展过程中很少见到的，也是以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现在这些问题的出现，自然给发展研究以至唯物史观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机遇问题、跨越问题、创新问题、现代性问题、代价问题等，都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应结合实际情况予以新的探索。通过这样的探索，有助于推动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发展。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我的研究基本上是穿梭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实践之间，力求通过“对话”与“互动”，开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同时对全球化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2010年第9期“人物专访”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