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一书中就提出了设想一条“中国道路”的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参照世界发展历史；一方面要回顾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的增长方式。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去设想一条中国道路。

我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世界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以及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三次产业阶段鲜明、依次推进的老路，而应当“三业并举”；或者说“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前进”，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尽可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这种构想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即使考虑统计低估，迄今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明显超过工业，也达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对此，基本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教育普及远低于潜在可能的速度。更深刻的教训在于，我们过分看重了特殊性，忽视了普遍性。其实，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着许多共同规律。

中国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50多年里工业化道路非常独特。在其他国家，工业一般首先在城市和矿山兴起，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区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镇转移。而中国的工业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广大乡村分散。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发展更如决堤之水。但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寻求出路。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对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导致工业组织在空间上过度分散。

这种过度分散对整个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及内部结构平衡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原来认为，农村工业是中国的特点，没有想到在100多年前，这也是德国的实践，而且德国也同样压低工人工资，同样广泛地兴起过家庭工业、农民兼做工、廉价小商品、靠低成本挤入国际市场，甚至还有生产伪劣商品等等。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用先进的、科学的生产方式来改造农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多年来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质无非是工业化国家早已遇到过的城市化问题。离开城市化（特别是人口的非农化），长久地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都是无法想象的。

最近一些年来，城市化在政策上的认可程度日渐提高，但战略尚有待清晰，法律和规划尤其需要加强。改变城镇化的自发盲目状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紧迫课题。

劳动力市场长期分割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然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甚至相当数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停滞和就业保障缺乏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道理，但那些言之凿凿的论据其实大都似是而非。

一是所谓“原始积累论”。强调资本的极端稀缺性，这显然与中国连续多年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有天壤之别。

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这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资源都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更是有限的。在“民工荒”的情势下，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

三是所谓“劳动力市场弹性说”。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但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风险，这种“弹性”决不是经济生机和活力所需要的。

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这种说法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现代经济竞争靠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如果把市场优势长期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这种经济注定走向衰败。

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认为进城务工者的待遇好过在家务农者，会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基础。岂不知农业产业化之所以步履蹒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上滞留的人口太多。

类似的高论还有许多。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1995年以后的十年里，国民经济增长1.38倍，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那么多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呢？所幸，这种状况自2005年以来终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