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重组是近来的热门话题，这个不动声色的词关乎难以计数的人们的悲喜起伏。通过记录中国台湾基隆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兴盛与衰弱，《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以下简称《静寂工人》）一书探讨了全球市场的政治经济力量与地方文化对男性码头工人命运的影响：“像个男人”的性别期待在高歌猛进之后却终于人生悲歌。

《静寂工人》一书的作者魏明毅本是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她对自己工作的希冀是让世界上的苦难减少一点点。然而，在好几年极度辛勤的工作之后，她发现世间的苦难丝毫没有退去，自己的力量渺小到几乎起不了作用。带着这种不安与困惑，年近四十的她进入台湾清华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希望借助这门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日常、以靠近并理解他者的学科来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静寂工人》一书以其硕士论文为蓝本，体现出了魏明毅作为人类学研究者的方法自觉。她不但清晰地陈述了研究选题的个人缘由，还说明了田野和研究对象选择的理由：基隆近年一直高居台湾地区各城镇自杀率的前列，且其中多为三十五至六十四岁的中年男性。《静寂工人》一书的资料便出自魏明毅在二00九年到二0一0年跟随二十多位“工作空间在码头上”的男性工人在他们的工作场所、社交场所和私人生活场所中进行的参与观察和访谈。魏明毅也明确了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包括在正规装卸公司工作的工人，还有将自有车辆挂靠在运输公司的货柜车司机，而不包括其他类别的码头劳工。在叙述了自己从“不得其门而入”到在码头工人的生活现场跑进跑出的田野研究过程之后，魏明毅还反思了自己的田野身份——一个已届中年的女性“老”研究生——对田野工作的助益，当然其中也暗含了对与这种便利同在的限制的警惕。

魏明毅在《静寂工人》一书中展现了码头工人的生活世界：他们的悲喜与基隆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起伏休戚相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基隆港成为全球海运线上的重要一站。当时的码头装卸主要依靠徒手劳动，码头工人工作辛苦，被称为“苦力”。《静寂工人》一书显示：基隆码头工人基本都是通过同乡关系招募来的外地青壮年男性，而码头工作的组织安排也是以这种地缘关系为基础。同时，码头工人需要日夜轮班、不定时地等候货船到港，其工作节奏迥异于码头之外（包括其家人）的生活安排。因此，在“苦力时代”， 基隆码头工人就已经形成了在家庭之外的互动频繁且情谊深厚的关系网络。当时码头工人的收入颇丰，在船只到港间隙的候工期间，他们不能远离码头，便相邀聚集在附近的食肆酒坊。这既是对自己长时间徒手辛劳的犒赏，也是维持工作中的合作及庇护关系的需要。随着码头附近餐饮娱乐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女性也加入了码头男性工人的互动网络；而且，这些女性还充当了排解码头工人生活中种种难堪的角色——为了“像个男人”，码头工人不能与同为男性的同事谈及这些难堪。魏明毅在研究中发现：码头男性工人与餐饮娱乐业女性从业者之间的“相互为伴”的“伴文化”，再加上码头工作的劳动过程所造就的特殊同事情谊，疏离了码头工人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连接。但是，丰厚的收入与绵长紧密的关系网络（包括与家外女性的关系）却符合地方文化对“像个男人”的性别期待；能与多个家外女性保持亲密关系，更是被码头工人们视作“有本事”的“能人”。

《静寂工人》告诉我们：基隆港码头工人的“能人”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期。由于集装箱的使用提高了货运业的效率，带来了全球供应链的兴盛，基隆港在一九八四年位列世界第七大集装箱码头，成了日夜通明的“不夜港”。同时， 港口装卸机械化减轻了码头装卸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了他们的劳动时间。由于码头工会垄断了装卸作业的安排，作为工会成员的正式工人从蜂拥而至的货船中获得的收入，仍然远高于码头外的其他工作，甚至比之前更丰厚。有些码头工人甚至会用自己工资的三成或四成请人代班，也就是说，码头装卸工人凭借其工作资格以及相应的高收入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头家”（即老板）。魏明毅还注意到：在这一阶段，货运车司机增加，而自己购置卡车再挂靠在公司，收入要远高于驾驶公司车辆的司机，于是，货柜车司机也纷纷加入了“头家”的行列。因此，她把这一时期称为“工人头家”时代。此时，码头装卸工作的组织管理仍然是依靠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班队合作，而货柜车司机的入行也是通过人际关系，进而组成相应的车队，彼此关照。这些“赚到翻”的男性“工人头家”在工余时间继续了“苦力时代”的行为模式：与港口外（包括家人）的生活节奏不同步，长时间盘桓于码头附近愈发兴盛的餐饮娱乐场所，维持同事情谊，与家外女性相伴，延续了自己作为“有本事”的“能人”的男性形象。在丰厚收入的加持与社会评价的肯定之中，这种情形盛极一时。

然而，码头工人“像个男人”的形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全球供应链重组、国际货船远离基隆港后，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魏明毅的笔下，被工人称为“死港”的基隆码头和其中的码头工人都陷入了安静——联结着死寂之感的安静。货船锐减、工会解散、装卸公司民营化，超过三分之二的装卸工人离开了码头；而留下的工人工作时间增加了，收入却降低了。自己做“头家”的货柜车司机，甚至不再能按时提供家庭生活费用。码头附近的餐饮娱乐业也随之萧条，工人们不再能承担呼朋引伴的花销。工作中的同事情谊淡薄了，而他们与餐饮娱乐业女性曾经的“相互为伴”，不但成了过去，还在他们退回家庭之后，给他们与妻子儿女的互动造成了阻碍。魏明毅发现：这些曾经“缺席的父亲”回到家庭晚餐的饭桌上，却不得不面对家人的疏离，成了无权也无声的“失语的父亲”，甚至被视为“失能的父亲”。此时的基隆港码头男性工人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对工作空间、情感空间和家庭生活空间的主导，各种社会关系也一层一层地被剥除，用魏明毅的话来说，他们成了孤身工人。这是码头工人陷落底层的时代，不仅是经济意义的底层，也是社会文化意义的底层。在这个“底层时代”，码头的男性工人被认为“不像个男人”，有些工人甚至认为自己无以为人。

尽管基隆港工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或是无从言说，或是归咎于自己而未能洞悉其中的结构力量，魏明毅在《静寂工人》一书中则直指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对这些男性码头工人命运的影响。从基隆港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逐利的市场逻辑曾经将基隆港及其中的工人纳入全球产业链，为“苦力时代”和“头家时代”的工人提供了丰厚的收入——他们纵情恣意的经济资本——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样的市场逻辑也在更高利润的驱动之下将基隆港及其中的工人抛弃，使他们成了全球产业链重組的代价，在“底层时代”仅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被剥离各种社会关系，进而陷入价值和意义丧失的安静和死寂。

然而，在魏明毅看来，基隆港工人处境的变化并不能简单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全球经济力量要用利益俘获地方政治权力，使之放弃对资本的监管，进而迎合资本，乃至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中退场，但逐利的市场逻辑更需要地方文化价值的配合甚至支撑。基隆港码头工人“像个男人”的追求和悲歌，交汇了市场逻辑对利益的推崇以及地方文化对男性的性别期待。在“苦力时代”和“头家时代”，他们为家人提供生活费用，冲抵地方文化关于男性家庭责任的要求，而以同事情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再加上与家外女性的情感网络，则符合了地方文化对男性“有本事”的期许。于是，当码头工人在“底层时代”被甩出全球供应链，不再有能力响应家人的需求，不再呼朋引伴，只能退回家庭时，他们就不仅成了市场逻辑中的“低收入者”，也成了地方文化意义上的“无能之人”，进而也就被认为“不像个男人”。如魏明毅所言：“全球化的政经逻辑连同地方文化，深深掘出了这群男性劳工的苦境，造就了他们集体退无可退的位置。”（153 页）基隆港的碼头工人从“高高在上”跌落底层，而市场逻辑和地方文化共同铸造的“像个男人”的价值标准却依然行之有效。

从“像个男人”的价值标准来看，地方文化对男性的性别期待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之间表现出了某种“选择性亲和”。而码头工人、他们的家人与家外女性，则成了这种地方文化和市场逻辑共谋的受害者。在《静寂工人》一书中可以看到：在“苦力时代”和“头家时代”，码头工人的家外情感关系给多方带来了伤害，甚至会发展成为男性工人、家人及家外女性之间反复的自伤与自杀。而在“底层时代”，“不像个男人”的重压则啃噬了码头工人作为男人也作为人的尊严，进而推高了基隆港的自杀率。在《静寂工人》的最后，魏明毅提醒我们：地方总会与全球化的力量遭遇，“但地方社会的内部文化就像一道沟渠”，会决定全球化力量的影响方式及影响程度。于是，“不同地方与当中的行动者，既可以是宿命的继受者，亦能成为有思想与作为的行动主体”（155 页）。积极思考并有作为的地方社会及其中的行动主体才有可能挑战全球经济力量的逐利逻辑，突破既有地方文化价值的局限，进而才能避免“他们就是我们”的结局，终结静寂的基隆港码头工人的悲歌。

《静寂工人》记录了基隆港码头工人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其中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两个人物的日常：作为码头工人妻子的清水嫂，艰难地经营小吃摊，维持生计，同时悉心照料中风失智、不再“像个男人”的丈夫；货柜车司机李正德人到中年，体力不支，收入不足，总是神情严肃，曾经满足于“像个男人”的他如今在静寂的家庭生活中竭力调整自己与家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魏明毅的研究可以说承接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的努力：走近寂寂无闻的普通人，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记录他们被遮蔽、被遗忘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背后的问题与机制，并发出对世界的探询甚至质问。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打破静寂和悲歌，重建我们在悠扬歌声中渴望见到的那个“美丽的基隆港”。